關於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著許多說法。
最常見的是兩種。一種稱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種稱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某些“稍微嚴謹一點”的文章和著作，則將二者結合起來，說占到了世界的60%-80%。
這兩個數據都不可信。
“占世界的80%”之說，源頭已不可考，也沒有任何學術和史料依據。它的廣泛傳播，與央視《百家講壇》一檔談宋史的節目有關。節目中，講述人介紹了這個數據，且對其持肯定態度。
“占世界的60%以上”之說，則出自誤讀。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有一項利用購買力換算得出的統計，認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國的北宋時期），亞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規模是789億國際元，整個世界的GDP規模是1168億國際元，前者相當於後者的67%左右。
有些人想當然地認為不包括日本的亞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說法”。①
殊不知，在該書的“附錄B”中，麥迪森有詳細的表述——他將“亞洲（不包括日本）”這一區域，劃分成了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地區）三個部分。中國在公元1000年前後的GDP規模，是265.5億國際元，隻占到世界GDP總量的22.7%；印度占到了 28.9%。②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麥迪森統計的是“中國”，而非“北宋”。他在書中將公元1000年前後的中國人口，確定為5900萬。一般認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約是3250萬；這5900萬人當中，顯然還包括了遼、西夏、大理等處的人口。
也就是說，若以麥迪森的計算為依據，那麽，在公元1000年前後，北宋的GDP總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於22.7%的。
此外，麥迪森還有一個關於“人均GDP”的數據對比。他通過購買力換算，得出結論：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國之時，中國的人均GDP相當於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歐洲僅僅略高而已③。
遺憾的是，因為無法帶來血脈賁張的快感，麥迪森的這個數據，很少被中文知識界引用。傳播最廣泛的說法，是毫無依據的“北宋人均GDP達到了2280美元”。
當然了，中國開始統計GDP，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麥迪森的上述統計，是在數據非常不充分的條件下，作出的一種學術估計，而非精確計算。也有很多學者不認同麥迪森的數據，但這些不認同，並不會從22.7%偏差至60%乃至80%，後者不可能是史實，隻能是神話。④
其實，判斷一個朝代的生存環境對民眾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後世發明的GDP之類的概念，由傳統的財稅製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窺豹。
北宋開國，民眾承受的稅賦，其實是很高的。朱熹就說過，“祖宗創業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錢，老百姓承受的負擔，“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與前代相比，重出了許多。
兩宋三百年，這種狀況始終沒有得到改變。宋仁宗時代，包拯在奏折裏說：天下的納稅戶口沒怎麽變，朝廷的財政收入卻增加了一倍有餘，這是為什麽？是因為這些年朝廷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就開始玩“折變”，玩“重率暴斂”，也就是變相增稅。他問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窮之有？”這樣一天天地增稅增下去，何時是個盡頭呢？⑤
包拯說的，主要是農業稅。增稅的核心動力，是養活龐大的禁軍與官吏集團。北宋禁軍的數量，在宋太祖時代已有37.8萬餘人，到宋仁宗時代，則高達125萬餘人（包括部分地方廂軍），同時代的歐陽修發出過“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的感慨。至於官吏數量，僅1001年就裁減了19.5萬冗吏；而未被裁減者的數量，又遠遠多於裁減者。為了養活這近兩百萬人，北宋的財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間的收支核算是：天下總支出15085.01萬，總收入是12675.52萬，虧空了2400餘萬。
宋仁宗時代，大臣賈昌朝對皇帝說過這樣一番觸目驚心的話：“臣我治理過京畿附近的一個縣邑。邑中駐紮了三千名禁軍，留出一萬戶百姓的稅賦，僅夠勉強供應他們，郊祀慶賞之錢還得從內庫中開支。江淮每年向京師輸送600餘萬石糧食，但江淮一年的輸入，僅勉強夠國家一個月的開支，其中軍隊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國庫裏已沒有什麽儲蓄。天下無事已久，財富既不藏於國庫，也不藏於民間，一旦有天災有戰事，可怎麽辦呢？” ⑥
三千名禁軍，要一萬戶納稅者才能勉強養活。按125萬禁軍計算，光養活他們就需要420萬納稅戶——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統計，天下隻有納稅戶1246萬餘戶。再考慮到禁軍頻繁調動的費用、地方廂軍的存在、京畿地區百姓比較富裕等因素，推測認為僅軍隊一項，大約就要耗掉天下半數納稅戶的稅賦，也不算太離譜。
在這種狀況下，宋朝之所以還能立國三百年，是因為它在商業采取了與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還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數時候，來自工商業的財政收入，超過了來自田畝的農業稅賦。
但這並不意味著宋朝有很好的商業環境。
“禁榷收入”是北宋政府最大的一筆商業收入。所謂“禁榷”，就是國家壟斷。壟斷的具體方式很多，或是官產官運官賣，或是由官府掌控貨源賣銷售許可證給私商，或是允許民間生產，但必須集中賣給官府，再由官府賣給民間。壟斷的商品種類也很多，至少包括了食鹽、酒、茶、礬和香。
宋代官府非常嚴苛地執行上述壟斷政策。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說，在酒類壟斷這件事情上，“未有如宋之甚者”，曆朝曆代都比不過宋朝。食鹽壟斷的典型惡政，發生在燕雲十六州。聯金滅遼後，北宋收回了燕雲十六州的一部分，然後在該地實行新的鹽法。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在遼人統治的時代，當地“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6文錢可以買到1斤鹽；北宋官員接收該地後，立即啟動食鹽專賣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將鹽價提升到250-280文錢一斤，足足是之前的20餘倍。⑦
對私營工商業征收商稅，與“禁榷收入”的體量不相上下。除時而在災荒年份對農器、糧食之類免稅外，宋人生產、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幾乎都在征稅之列。蓋個房子要征稅，娶妻子嫁女兒也要收稅，甚至出遠門讀書，在路過稅卡時，隨身攜帶的銅錢、鐵錢也要納稅，隻有紙幣一般不征稅，因為宋朝政府很喜歡隨意發行紙幣，來解決自己的財政困難。
到了南宋，情況變得更糟。朝廷開始預征、預借農業稅——預征就是秧苗剛插下去，官府就來收今年的稅糧；預借是今年先把明年、後年、再後年的稅糧給征了，時人形容這種預借的本質是有借無還，這任官員借了，下任官員絕不承認，絕不會說明年、後年就不征糧了。商稅的種類也是多如牛毛，什麽經總製錢、丁絹、丁鹽錢、折布錢、僧道免丁錢、市例錢、秤提錢、罰酒錢、科醋錢、賣紙錢、稅醬錢、下拳錢……宋元時代寫《文獻通考》的馬端臨說，自己雖是時代的親曆者，但“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收稅的名目太多，實在是列舉不過來；還有很多稅種，自己也沒聽過。
宋孝宗時代，被壓榨得奄奄一息的南宋商人，已習慣性地將各處的征稅港口與關卡稱之為殺人的“法場”。池州的燕汊港是“大法場”，湖北的黃州是“小法場”，湖北的鄂州是“新法場”。這些法場，會替商人編造不存在的貨物，勒令他們納稅，如若不從，以後就很難再在這裏做生意，這種手段在當時有個名稱，叫作“虛喝”；法場還會擅自更改商人貨物的價格和數量，勒令他們多納稅，這種手段叫作“花數”；朝廷在政策上推廣紙幣，法場則強迫商人用銅錢納稅，銅錢不足就以低價扣留商品做抵，這個手段叫作“折納”……⑧
以上種種，才是宋朝民眾的真實生存狀況。
參考資料
①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6.
②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9.
③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 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
④張邦煒.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峰論獻疑[J].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1,（6）.
⑤汪聖鐸.兩宋財政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5:32-33.
⑥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
⑦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⑧陳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8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