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迄今仍爭論未休的問題。這裏主要梳理一下史學界的意見。
質疑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的主要學術依據，綜合起來有兩點：
（1）中文文獻中找不到任何關於馬可·波羅的直接記載。
（2）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漏寫了許多被視為中國重要特征的事物，比如長城、纏足、漢字、印刷術與茶葉。
這種質疑，自遊記出版之日即已存在。因遊記中提到中國某些城市的人口達到了百萬規模，馬可·波羅生前有一個“馬可百萬”的綽號，這個綽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騙子與小醜的代名詞。1324年，馬可·波羅臨終前夕，他的朋友們要求他取消遊記中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謊言”，並稱唯有如此靈魂才能前往天堂，盡管波羅回答“我還未曾說出我親眼看見的事物的一半”，但他的遊記被許多同時代之人視為一本幻想和拚湊出來的旅行小說，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學術界開始嚴肅討論“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來過中國”這個問題，始於19世紀晚期。1871年，英國學者亨利·玉爾（Henry Yule）在其翻譯的《馬可波羅遊記》導言裏質疑說，遊記遺漏了長城、茶葉、纏足、鸕鶿捕魚、印刷術、漢字等中國的標誌性事物，這是不正常的。
20世紀60年代，又有德國的蒙古學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提出質疑，認為遊記沒有提到茶葉、漢字，是一件很詭異的事情；馬可·波羅還自稱在揚州做過官，並提供了投石機技術協助蒙古大軍攻陷襄陽城，前者沒有史料可以佐證，後者已被證明是不實之詞（獻炮者是波斯人亦思馬因與阿老瓦丁）。據此，傅海波懷疑“波羅一家長期住在中國”並非事實。①
類似的質疑，此後頻繁見於其他外國學者，比如約翰·海格爾（John Haeger）與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 Clunas）。1994年，大英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吳芳思（Frances Wood）寫成《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書，可謂質疑論的集大成者。該書的中文版於1997年發行，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很大的關注。其質疑的主要依據，由中文版的章節目錄——“第十一章：漏掉萬裏長城”“第十二章：自我標榜豈止一人，攻城謀士與他無緣”“第十三章：這是中國嗎？”“第十五章：不見經傳，耐人尋味”——不難看出。吳芳思的結論是：“我傾向於認為馬可·波羅，可能從來沒有到過比他家在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的貿易站還要遠得多的地方旅行。”
楊誌玖、黃時鑒等中國學者，不能認同上述質疑。他們認為，中文文獻找不到馬可·波羅這個名字，是不足為奇的事情。元朝時（包括宋金元並存時期）來華的外國人很多，但在元代文獻中留下姓名者很少，著名的柏朗嘉賓、魯布魯克、鄂多立克，都曾來過中國，但也都很難在中國文獻中找到記載。
楊誌玖還從《永樂大典》所引元朝《經世大典·站赤門》中找到了一份“可以間接證明馬可·波羅遊記真實性”的材料。該材料記載了坐船護送闊闊真公主遠嫁伊利汗國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魯?、阿必失嗬、火者；馬可·波羅在遊記中也記載了此事，說自己搭乘著那條船順道回國，且將三位使臣的名字寫作Oulatai、Apuscah、Coja。楊認為，這是一種史料上的互為佐證。而且，波羅說三位使者最後隻有火者（Coja）活著，另兩位死於途中；波斯語史料《史集》記載護送闊闊真公主前來完婚的使者，也確實隻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如此準確，似可證明馬可·波羅確實來過中國。
不過，這份材料仍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這篇公文內未提及馬可波羅的名字。”
楊誌玖給出的解釋是：“此文既係公文，自當僅列負責人的名字，其餘從略。由此可想到，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官職，大概不太高貴，因亦不為其同時人所重視。”②
對於馬可·波羅的“漏寫”問題，中國學者也做出了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比如，關於“為何沒有提到長城”，黃時鑒的研究結論是：
“元朝之前，中國確實多次建造過長城。但是，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除了極個別的關隘被人們加以修繕利用外，長城的絕大部分都已成為荒蕪的遺址。”
他還注意到，元人在詩文中提及長城，也“往往是在當地人告知以後，他們才認識到所見的遺址是古長城，進而發思古之幽情”。也就是說，長城在元朝的存在感是很低的，將長城看成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征，是明長城修築之後，由來華的外國人重新構築起來的。馬可·波羅不懂漢語，對長城的曆史也毫無了解，即便經過了古長城遺址，如果沒有“精通中國曆史文化的人會告訴他這就是長城”，他大概率不會對這些廢墟感興趣。③
關於遊記中沒有提到纏足，黃時鑒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資料，考據認為：元代女子纏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將腳的前掌與足趾纏窄，而非後世廣為人知的“三寸金蓮”。這種“窄足”雖會對足部發育造成影響，但影響程度與流行範圍有限，尚不足以引起來華外國人的獵奇與圍觀。直到明代後期，中國女子的纏足發展到“三寸金蓮”，才引起來華傳教士們的注意，進而在西方變成一種關於中國的標誌性符號。④
茶葉與漢字在遊記中的缺失，也大體可以做相似的解釋——馬可·波羅來華時，茶葉還沒有在蒙古人當中真正流行開來；馬可·波羅來華的目的是經商，他不懂漢語，主要依靠波斯語在中國活動，接觸的主要人群是色目人，而非漢人，所以他對漢人的飲茶習俗和漢字，缺乏關注度。
此類解釋，確實有一定的說服力，也得到了不少外國學者的讚同。比如，澳大利亞學者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認為：“在1579年之前，連中國的地理學家也忽略了長城的存在，馬可·波羅沒有提到它是不足為奇的”⑤。這其中，也包括前文提到的、持質疑論最有力的吳芳思。她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的結語裏說：
在楊誌玖這些中國史學家看來，一部有著詳盡內容的書，缺漏了一些重要的細節，不是一個大問題。這個論點有它的道理。……纏足現象或許引起我的興趣，但沒有引起波羅和魯斯蒂謙的興趣。楊教授也不無道理地認為，事實錯誤不一定是因為采用了二手資料。……考慮到蒙古人所建的帝國及其君主不止一個，是很複雜的，他說的（指馬可波羅弄錯了一些事實很正常）也有道理。
這種讚同，相當於學術爭論過程中，達成的共識。
此外，按習慣的說法，這位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的籍貫，並不能百分百確定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遊記，是在監獄中口述給同伴聽，然後由職業作家魯斯蒂謙執筆寫成。口述者誇大自己在曆史事件中的地位，記憶出現混亂將事件交錯混淆，是很常見的現象。魯斯蒂謙在執筆時也懷有自己的目的（他曾靠寫書獲得英國王室的生活資助），未必完全忠於馬可·波羅的口述；且遊記的原始版本早已失傳，流傳中產生的翻譯版本，內容又不完全一致，顯示有人在當中做過加工。
這些因素，都可以用來解釋遊記中內容失真、缺漏之類的問題。但“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到過中國”這個問題，仍然沒有確切的答案。比如，考慮到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曾做過東方旅行，吳芳思還提出過另外一種可能：
是否有可能是馬可·波羅標榜他到過中國，而實際上他沒有？是否有可能是他的父（尼可羅·波羅）、叔（馬飛阿·波羅）做了一次充滿艱難險阻的旅行（注：據說他們抵達了哈拉和林），……而他們的榮譽卻被在獄中把自己寫進故事中去的馬可·波羅奪走了？
這類推測，可以有效地解釋馬可·波羅的遊記，為何作為旅行指南毫無意義（確有旅行家試圖依據遊記前往東方，但隻到了波斯就迷失了路徑），也可以很有效地解釋，為何遊記中會存在那麽多的事實錯誤（出自道聽途說）、那麽多的元素缺失（非親曆者很難把握一個國家的核心特征）；還可以解釋，為何某些部分的記載與中國文獻又非常吻合（自家族親曆者處聞知）。一如對長城的存在感、纏足的情形和普及度、茶葉是否在元朝上層社會流行、漢字是否進入波羅的視野……之類的分析，也可以有效地解釋遊記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有效解釋”不等於“有效證明”，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到過中國，仍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學術問題。
參考資料
①李治安.楊誌玖先生與馬可·波羅來華的“世紀論戰”[J].曆史教學，2019,（6）.
②楊誌玖.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J].文史雜誌，1941,（12）.
③黃時鑒.馬可·波羅與萬裏長城——兼評“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J].中國社會科學，1998,（4）.
④黃時鑒.元代纏足新考與馬可·波羅未記纏足問題[J].東方博物，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