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禮”的墮落
說一說跪拜禮，也就是俗謂的磕頭。
跪拜禮最初的形態，源於古人“席地而坐”的生活習慣。
先秦時期，人們日常生活中，往往以臀部壓在腳後跟的方式坐在席上。若要行跪拜禮，須挺直了腰，讓臀部離開腳後跟。這種跪拜禮可分為三種。一種叫“肅拜”，行禮者拱手觸及地麵；一種叫“頓首”，行禮者手碰地麵後頭頓在手麵上；第三種叫“稽首”，行禮者須用頭直接碰觸地麵。在今天看來，這三種跪拜禮大體都能算入“磕頭”的範疇。
行這種跪拜禮時，受禮者和施禮者在空間上，始終處於同一平麵，位置差不多是平等的，所以尊卑之分並不明顯。在台灣學者甘懷真看來，先秦的拜禮是一種敬禮，“並不限定為卑者禮敬尊者之儀節”。這種禮儀，主要用於賓客與主人之間，常見的情形是：一方先以軀體動作表達敬意，另一方也以相同的軀體動作回禮。當然了，先秦時代的君臣也會行跪拜禮，且按照身份等級，臣拜君是一種常態。但君臣行禮時，仍“同在一平麵之空間上”（站立時君臣間另有一套“揖禮”）。①
除了“臣拜君”，先秦時代也存在“君拜臣”。如《韓非子》裏說，西門豹治鄴，因對人力物力的汲取搞得很好，魏文侯曾對他“迎而拜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命人製定過旨在彰顯帝威的新君臣禮儀，但具體內容已不可知。西漢建立在反秦浪潮之上，故仍存留著一些先秦遺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裏說，酈食其見劉邦時，劉邦正坐著讓兩女子為其洗腳，所以酈食其也隻對劉邦“長揖不拜”，站著行了個揖禮，以維護自己的人格。《漢書·賈誼傳》裏也說，漢文帝在未央宮之宣室殿召見賈誼，兩人相談甚歡，“至夜半，文帝前席”——文帝不斷將自己的坐席向賈誼挪近。可知君臣二人是在一種平等的空間裏交流。
可以說，先秦時代的跪拜禮，與後世流行的跪拜禮，實是不同的兩碼事。先秦人普遍跪坐，其跪拜禮，不過是賓主、君臣於平等的跪坐狀態中，以一種簡便的身體動作，來表達敬意。而後世的跪拜禮，受禮者或坐在椅子裏，或站在施禮者跟前，彼此早已不再處於平等狀態；施禮者須從站立變成伏地狀態，行禮時的身體動作幅度很大，也早已超出了“簡便”的範疇。其彰顯尊卑的用心，已遠遠超越了表達敬意。
所以，清代曆史學者趙翼才會說，“古人之拜，隻如今之鞠躬”——先秦時代的跪拜禮，其實相當於後世的鞠躬禮。
先秦版“跪拜禮”的消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消失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板凳與椅子的前身“胡床”，自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原，跪坐慢慢被垂腳坐取代。當權力的弱勢方不得不跪拜垂腳而坐之人時，因雙方處於一種不平等的空間，尊卑之意會體現得非常強烈。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便是南北朝時代的“侯景之亂”（公元548年）。侯景失敗後，《梁書》特別記載了他稱帝時竟然在胡**垂腳而坐，以彰顯其是不知禮儀的禽獸——當時的主流坐姿，仍是跪坐或在床榻上盤膝，垂腳而坐被視為極不文明。被迫跪拜在一個垂腳而坐之人的腳下，對當時的士大夫們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恥辱。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古代的政治環境，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一直在變壞。其中最主要的標誌之一，便是“三綱五常”成為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君臣間的尊卑差距越拉越大。君王們越來越習慣和喜歡端坐在高處，來接受臣僚們的跪拜，以享受那種“君尊臣卑”的快感。所以，漢代之後再無君拜臣之禮；南北朝時代的後周天元帝下詔，將大臣跪拜皇帝的禮節，首度升級為必須三拜；到了明朝，皇權又將之升級為：臣子見君王必須五拜、百官見親王和東宮必須四拜、兒子見父母也須四拜（正所謂家國一體，政治秩序侵入了家庭倫理），再後來，又衍生出了今人所熟悉的五拜三叩和三拜九叩。②
在這個漸進的過程裏，簡便被複雜取代了，平等被尊卑取代了，致敬被屈服取代了。
跪拜文化的“屈辱性”，在清朝達到了巔峰。有清一代，大臣必須跪著回答皇帝的問話。乾隆為表示對軍機大臣的體貼，會美其名曰給他們“賜座”，實際上隻是讓他們跪在氈墊上，略舒服一些而已。賜氈時還會特意下詔，強調不給氈墊才是常例，目的是“以示君尊臣北，預防專擅之漸”。這“賜座”詔書，可謂完美詮釋了何謂“如坐針氈”。③此外，清代還發展出了“磕響頭”的講究，即須將頭砸在地上發出砰砰的聲響，以示敬意虔誠。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跪拜問題上，清代的朝臣們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智。首先，他們會在膝蓋處常年包覆上棉布，以減輕肉體的疼痛。其次，為避免長跪，他們還總結有一套“先進經驗”——“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為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上再問”，與皇帝議事必須規避事情的複雜性，將之說得越簡練越好。其三，為避免“磕響頭”磕得頭破血流，有些朝臣入宮之前，還會去賄賂太監，以求獲知在哪塊地板上磕頭，發出的聲響最完美。
因堅持跪拜禮，清廷在近代的對外交往中，遇到過不少麻煩。
比如，英法等國公使要求覲見同治，清廷曾堅決要求他們行三拜九叩大禮。談判僵持數月，最後以清廷被迫同意西方各國公使行五鞠躬禮、日本公使行三作揖禮，以替代跪拜大禮告終。④
19世紀中葉以後，清廷使臣出訪海外日漸頻繁。這些使臣們驚訝地發現，西方各國確實通行鞠躬禮和握手禮，其“君臣平等”之風令人羨慕。比如，1866年，隨斌椿使團出訪歐洲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驚訝地發現歐洲君臣隻行垂手免冠之禮，絕無“山呼跪拜”，且居然還以同等禮節對待大清使團。兩年後，另一位使臣孫家穀去到歐洲，也被英國女王的“禮節不過進退三鞠躬而已”震驚。
這種對比，喚起了晚清知識分子對“跪拜禮”的反思。1897年，梁啟超痛陳跪拜禮乃是清廷落後統治的一個縮影，希望變法先從“天子降尊”開始，隻要拜跪之禮仍然存在，清廷便會一直是世界其他國家嘲笑的對象。
不過，支持將跪拜禮作為國粹永遠保存下去的人，也同樣不少。湖南士紳、著名學者葉德輝，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寫文章痛批梁啟超：“（梁）竟欲易中國跪拜之禮為西人鞠躬，居然請天子降尊，悖妄已極。”顯然，這位專門搞經學研究的學者，已經完全忘了：先秦時代的跪拜禮，其內涵是平等、致敬和簡便，恰與他所反對的鞠躬禮本質相同。
好在，人性天然追求人格上的平等。將“跪拜之禮”強行定性為“國粹”，也不能阻止這種追求。所以，清廷尚未滅亡，已有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等省，將下級拜見上級的禮節，由下跪改為作揖。民間的步調也大致相似。梁實秋回憶說，“民國前一兩年，我的祖父母相繼去世，由我父親領導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維新運動，革除了許多舊習，包括過年的儀式在內。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門磕頭拜年。我從此不再是磕頭蟲兒。”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頒行新《禮製》，全麵廢除了跪拜禮，改為男子脫帽鞠躬；女子亦同，但無須脫帽。流風所及，連宣統小朝廷也不得不放棄君尊臣卑的陋習，頒詔宣布免除君臣跪拜，承認中國古禮當中隻有彰顯君臣平等的“坐論而答拜”，沒有強調君尊臣卑的三跪九叩。據茅海建考證，這份詔書是康有為起草的，頒布於1917年。⑤
當然，也有一些人仍頑固地沉溺在跪拜禮帶來尊卑快感之中。據袁克文回憶，其兄袁克定便要求那些求見者都必須向他下拜。別人跪拜，袁克定則“坐而受焉”。這種做派讓拜謁者們“憤且怨”。反倒是其父袁世凱遇人下拜時，往往“鹹起答揖”以示謙恭。⑥
還有一些人，則是考慮到長輩們年歲已高難以啟蒙、又不願引發矛盾，遂繼續行跪拜禮。曾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便是其中之一。1930年正月初一，徐永昌與妻子一起去給一位老先生拜年，他行跪拜禮，而妻子鞠躬。拜完年出來，妻子埋怨他為什麽不預先說要跪拜？徐永昌解釋說：“我意是可各自隨便，各行其心之所安，而且我自來向老先生拜年是跪拜，不能因已娶而變禮也。”意即，他不願改行鞠躬禮的原因，是不想引發老人不必要的情緒。次年，徐永昌新居落成，全家一起在落成儀式上行了跪拜禮，來祭祀祖先。徐解釋說，自己之所以不用鞠躬來代替跪拜，是“恐父母有知不懂何以如此”——徐覺得，在另一個世界的父母，或許理解不了鞠躬，所以還是繼續跪拜為好。
還有一些人，則是將跪拜當成了一種傳統文化，繼續付諸實踐。比如，據香港新亞書院學生湯承業回憶，該校在1950年代的新年元旦，仍有“學生自動下跪拜年，老師亦欣然接受”的風氣。
不過，較之葉德輝要將跪拜禮弄成國粹，較之袁克定強迫他人向自己跪拜，新亞書院學生的這種“自動下跪”，倒也無足深責（如果師長沒有提倡和施壓的話）。畢竟，一個人是否願意跪拜，那是他的自由。正如一個人是否願意放棄自己的人格，是他的自由。也正如一個人在跪拜時是否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是他的自由。
參考資料
①甘懷真.中國古代君臣間的敬禮及其經典詮釋[J].台大曆史學報，2003,（6）.
②李為香.中國古代跪拜禮儀的基本形式與內涵演變[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
③趙樹國.從君臣禮儀、官員思想意識看明清專製皇權的強化[J].曆史教學，2013,（23）.
④王開璽.試論中國跪拜禮儀的廢除[J].史學集刊，2004,（4）.
⑤茅海建.學術隨筆集：依然如舊的月色[M].上海：三聯書店，2014:166.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寒雲日記[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