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職業，“四大名捕”之類的說法常見於國產古裝劇。
一名真實的古代捕快，要如何才能成為“名捕”？
一、捕快出現於明清
在維護地方基層治安方麵，曆代建立有不同的緝盜製度。
秦漢時期，基層設有“鄉”和“亭”，鄉中的“遊徼”、亭裏的“亭長”，都負責維持治安。遊徼是縣的屬吏，巡視鄉裏；亭長則在轄區內，帶領亭佐、亭卒等“以禁盜賊”。①
在唐代，分管司法的縣尉，及其下屬的“不良人”（或稱“捉不良”），負責維持治安。②馬伯庸所著《長安十二時辰》的主人公張小敬，即曾是管理萬年縣不良人的“不良帥”。
宋代在縣尉之外，增設“巡檢”，負責治安巡邏。北宋中後期，巡檢數量不斷增多，往往一個縣就有六七十名。當時，縣尉的下屬是“弓手”，巡檢則統領廂軍、土兵。“四大名捕”的故事被溫瑞安設定在宋代，其實那時衙門裏還沒有捕快這個名詞。③
晚至明清時期，捕快才在衙門中出現。
所謂“捕快”，是捕役和快手這兩種衙役（做衙役是古代的一種徭役，理論上的期限是3年）的合稱，其中快手又包括配備馬匹的“馬快”和徒步公幹的“步快”。按照日本學者整理的《六部名詞注解》的說法，捕役是“捕拿盜匪之官役”，快手乃“動手擒賊之官役”，職能上差別不大。
二、捕快的待遇很差
清代衙役種類繁多。其中，快手、捕役等被列為“賤民”，他們自己及子孫都不準參加科舉或獲取官銜。充當捕役者，通常是一無所有的貧民，及有意改邪歸正的盜賊，受到士紳、百姓的歧視。
清代官員何耿繩說：“捕快一項，在各役內最為卑賤，充斯役者，大率皆窮極無聊之輩，例給工食，為數無多，不足以為養贍。”
曾任縣令的楊懿說：“各役之中，狡猾至捕役一項盡矣，當斯矣者皆屬下賤，非多年積賊，則遠方無賴。”
這些話，充分說明了捕快地位的低下。
捕役、步快的年薪很少，通常在白銀6兩左右；馬快需飼養馬匹，工資稍高，最多也不過白銀12兩。
由於地方政府沒有專門用於捕盜的經費，州縣官員往往不得不自己給捕快發放補貼（每年約數百兩），一方麵幫他們解決生計問題，另一方麵拿來報銷給線人的獎勵、押送犯人的差旅費等。這些補貼通常僅夠捕役、快手們勉強糊口。④
按照規定，馬快和步快的主要工作是外勤，在督撫衙門負責傳遞公文、催辦公務；在州縣衙門則要下鄉催繳稅款。遇有案件，快手要負責傳喚嫌疑人、證人等，並協同捕役押解犯人。相比之下，捕役的職責更加明確，主要就是治安巡邏和緝捕盜賊。⑤
州縣官員為讓捕役盡職辦事，給他們製定了種種規範。比如，當過平湖縣令的劉默園曾訂立規則，要求涉案金額在20兩以下的盜竊案，捕役必須在一月內偵破，逾期受罰；相應的，捕役破獲不同級別的盜竊案，能拿到8—24千文的獎賞。如果某捕役轄區內，一年都沒有發生盜竊案，那麽他將能得到“銀十兩、細布袍褂料二件，並賞花紅”。⑥
州縣官恩威並施，一些捕役不得不“盡心辦案”。清人陸長春《香飲樓賓談》中記有一則“顧捕役”的故事。說是江蘇武進接連有富戶被盜，縣令將捕役的妻兒收押入獄，命他們限期破案。顧捕役懷疑是“莊氏三虎”所為，但沒有證據。當天晚上，他偷偷進到莊家，伏於暗處，發現仆人們靠著一口棺材，臉上充滿笑容，毫無悲傷之意。
第二天，顧捕役假扮乞丐，再次來到莊家，打聽死者身份，仆人說是莊氏兄弟的叔叔。顧捕役向鄰居求證，得知莊家半月前確實有一名老人去世，但早已入土。顧捕役判斷，那口棺材定有問題，於是向縣令請兵，搜查莊家。
縣令親自帶兵趕到，顧捕役要求開館察驗。開棺後，人們看到裏麵確實躺著一名白發老者。莊氏兄弟隨即發難，一起上前毆打顧捕役。顧捕役堅持認為屍體可疑，趁**向衣衾，發現下麵藏滿金銀。經過審訊，莊氏兄弟招認，那些金銀即是贓物。⑦
故事中的顧捕役，在家人被縣令抓為人質的情況下，先是夜探匪穴，再是假扮乞丐，最後破案立功，算得上有勇有謀。
不過，這種捕役，是少之又少的。
三、通賊才能當“名捕”
大多數檔案、筆記中出現的捕役，都和貪贓枉法相聯係。
首先，捕役靠敲詐勒索斂財。捕役奉命捉賊前，往往要向事主索取酒食、路費，案件如果沒破，事主就不免蒙受雙重損失。很多捕役還會選擇鄉中曾有前科的富戶，先誣陷他們形跡可疑，再詐取錢財；富戶要是拒絕，就會被扭送衙門，屈打成招。
其次，捕役時常貪墨贓物。清代法律規定，抓獲盜賊後，州縣官員要命幾名捕役共同起獲贓物。捕役們或者借起贓為名，隨意闖入百姓家中，翻箱倒櫃，搜刮民財；或者不等事主認領，就先行瓜分贓物，致使贓物“繳官者不過十之二三，餘俱幹沒。”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捕役和盜賊沆瀣一氣。嘉慶年間的官員卓秉恬說，“捕役藉盜賊以漁利，盜賊仗捕役為護符”；同治年間，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也發現，“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通賊，本不願於破案”。捕役為了交差，往往抓百姓充數，《老殘遊記》裏就說，曹州“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了去看守騾馬的人”。
在清代，有能力的捕役往往對境內賊情了如指掌。雍正帝的寵臣田文鏡曾上奏說：
獨捕役一項，較他役為最黠，原係積年慣盜改惡複良，則充為捕……彼其平素，原與賊通，賊之窩線，彼無不知；賊之風聲，彼無不曉……且彼既為捕役，則臨邑、鄰府、鄰省之捕役，亦無不聲應氣求，彼此照應……各能暗地通知，稟官關會。即賊之去向下落，知者必告……此所以捕役緝賊如探囊取物……⑨
大意是，在各類衙役中，捕役最為狡猾。他們原本都是盜賊，後來改邪歸正，當了捕役，自然了解本地賊窩所在。同時，捕役不免和相鄰地區的同行互通消息，往往能輕易獲知盜賊的下落。這就是為什麽捕役捉賊像探囊取物一樣簡單。
捕役有此人脈，一方麵固然便於捉賊破案，另一方麵也有利於和盜賊勾結。嘉慶年間，有官員上奏，稱山東捕役和盜賊狼狽為奸，“平日分贓，臨時送信”。
對捕役來說，勾結盜賊是成為“名捕”的必備能力。文學家袁枚在多地任過縣令，他曾一語道破“名捕”真相：“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能充捕者，乞丐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⑩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說，名捕要有保護盜賊的能力，這樣需要立功時，就能立刻把他們捉拿歸案。如果充當捕役的都是乞丐之流，就不可能和盜賊建立聯係。
捕役與盜賊蛇鼠一家，是時人的共識。為改善此種弊政，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曾國藩在他寫的《直隸清訟事宜十條》中提了一個辦法，“嗣後各州縣，皆宜厚養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薪，恣其所為”，同時設立嚴格的獎懲措施，希望通過“大利在前，峻法在後” ?，督促捕役盡職工作。
劉衡曾在廣東四會、四川巴縣等多地任知縣，被譽為“劉青天”。他在《庸吏庸言》中提過一個讓百姓代替捕役的建議：“愚以為彌盜之道，用捕不如使民自捕，蓋捕與賊近，賊之蹤跡捕知之；民亦與賊近，賊之行徑民亦微窺之，然捕甘賊之利，故匿之惟恐不深；民苦賊之害，除之惟恐不盡，則與其使捕捕賊，似不如聽民捕賊，且許其送賊……”?
劉衡的意思是說，之所以讓捕役捉賊，是因為他們接近盜賊；百姓通過秘密窺探，也同樣能獲知盜賊的藏身之處。捕役出於個人利益，惟恐盜賊被人發現；百姓不同，他們受到盜賊的直接傷害，除賊之心堅決。因此，鼓勵百姓捉賊的效果會比任用捕役更好。
曾國藩所提辦法，很多州縣都有實行，因不能遏製捕役謀求私利的貪念，效果不佳。劉衡的建議更不具可操作性，捉賊畢竟是一件極為專業，且危險的事，普通百姓很難勝任。
“與盜賊勾結才能成為名捕”這類製度性問題，直到清末也未能解決。
參考資料
①關榮波.漢代鄉裏社會治安考略[D].長春：吉林大學，2006.
②高淑靜.唐代盜賊問題研究[D].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7.
③鄭迎光.宋代地方社會治安問題初探[D].保定：河北大學，2007.
④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4-108.
⑤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職能研究[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4:295-296.
⑥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製度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398-399、459.
⑦華東政法學院語文教研室.明清案獄故事選[M].北京：群眾出版社，1983:158-159.
⑧譚琪.清代州縣治安製度研究[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163-164.
⑨田文鏡.撫豫宣化錄[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72-73.
⑩袁枚.袁枚全集新編第6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94.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170-171.
?劉衡.庸吏庸言[M].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