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參被視為一種靈丹妙藥，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而現代醫學早已通過細致分析，指出人參的主要成分“與胡蘿卜根差不多”。中國人的人參迷信，從何而來？
一、明朝以前，與幹棗並列
中國最早有關人參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參“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曆代醫書，對人參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
至明人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聲稱“人參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參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登上“神藥”的地位。①
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參，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黨參”；其次是“遼東”地區（今遼寧西部）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當時，人參隻被視為一種普通食/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說，“必欲寄信，隻多寄好幹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裏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參、幹棗數斤，朝夕所須也。”②
顯然，對蘇軾而言，人參和幹棗一樣，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藥。動輒托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參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裏記載，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參來看，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