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參被視為一種靈丹妙藥，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而現代醫學早已通過細致分析，指出人參的主要成分“與胡蘿卜根差不多”。中國人的人參迷信，從何而來？
一、明朝以前，與幹棗並列
中國最早有關人參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參“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曆代醫書，對人參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
至明人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聲稱“人參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參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登上“神藥”的地位。①
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參，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黨參”；其次是“遼東”地區（今遼寧西部）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當時，人參隻被視為一種普通食/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說，“必欲寄信，隻多寄好幹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裏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參、幹棗數斤，朝夕所須也。”②
顯然，對蘇軾而言，人參和幹棗一樣，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藥。動輒托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參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裏記載，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參來看，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
人參價格也很能說明問題。直到明朝嘉靖年間，人參仍是一種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參隻要白銀1錢5分。
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斤。按照《本草綱目》（成書萬曆年間）的說法，價格上漲的原因，是上黨的采參業沒落，市場上隻剩下來自遼東的人參：“上黨，今潞州也。民以人參為地方害，不複采取。今所用者皆是遼參。”
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16兩白銀/斤。
二、政府與商人共同炒作
人參地位大變，成為神藥，發生在清代。主要原因如下：
（一）人參被視為清朝王氣的具現
人參的命名，有著很強的神秘性。比如，隋唐誌怪傳奇小說《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裏許，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將這種誌怪玄談視作人參藥效的由來，也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神草。” ③
具體到清朝，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參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認為：“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明確將人參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係在一起。
（二）清廷壟斷人參貿易，推高參價暴漲，加劇民間的人參迷信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後，明朝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
女真和明朝的人參貿易，數額極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財源。比如，從萬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個月時間裏，海西女真人在邊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參1733.75斤。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二年，明朝政府為購買人參付出了白銀3萬兩。為減輕國庫壓力，降低人參價格，明朝政府曾一度關閉邊境的貿易市場，導致建州女真積壓的10多萬斤人參全部爛掉。④
在糾葛不斷的人參貿易中，女真漸漸集聚起了對抗明朝的力量。
清朝入關後，皇室繼續將人參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采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參被嚴厲禁止，甚至有“采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
乾隆年間，為加大對人參貿易的控製，又成立了“官參局”。規定凡進山采參的民眾，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憑證。官參局收上來的人參，部分上品供宮中使用，部分交給內務府售賣或處置，剩餘的才賣給參商。
清朝的人參管理製度極為複雜，其製度保證了東北人參貿易的利潤，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時，數額達到每年100萬兩白銀。⑤
朝廷壟斷人參貿易的結果，是參價的暴漲。比如，在江南地區，內務府指定“江南三織造”（江寧織造、杭州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為人參特許經銷商。這些官辦經銷商不遺餘力哄抬人參價格，至乾隆中期，人參價格已達到600—800兩白銀/斤；嘉慶年間，更突破至2000兩白銀/斤。
參價的暴漲，與人參的神化相輔相成。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生徐靈胎，寫過一篇《人參論》，提到時人存在著一種“因人參價格高而迷信其療效”的心理：“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
大意是：患者相信參價這麽高，那人參自然是最好的藥。醫者也樂於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參吃——患者吃了人參後，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不會埋怨醫生。因為在他們看來，人參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⑥
（三）皇室大量服用人參，對民間起到示範效應
大量上品人參被清宮留用，是因為皇室對人參的消耗量很大。
據清宮檔案《人參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後兩年，“共進人參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參三十七兩九錢”。他還寫過一首《詠人參》詩，說人參“五葉三丫雲吉擁，玉莖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騭，功著醫經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嬪、公主也服用人參。
慈禧太後也常吃人參。從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時間裏，“共用噙化人參二斤一兩一錢。” ⑦
清朝皇帝還時常用人參賞賜大臣。如大學士嵇曾筠請求回鄉養病，乾隆帝下令賞賜人參10斤；大學士傅恒在金川領兵作戰，水土不服，乾隆帝賞賜人參3斤。清朝的藩屬，如暹羅國王、安南國王等，也都收到過人參這種特別賞賜。⑧
有了皇室帶頭示範，民間對人參“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
（四）江南“溫補”文化，迎合人參迷信
從乾隆時期開始，江南發展起一種古怪的補藥文化。如當時的醫生徐大椿說：“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評非常到位——當然，他所說的“外邪入裏”雲雲，也同樣玄虛。當時，很多江南醫生喜開補藥。各種補藥之中，最受歡迎的，又數人參。
醫界的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在迎合時人的人參迷信。既然“都門諸貴人喜服人參，雖極清苦亦竭力購參以服之”——無論貧富，都相信通過人參溫補，能治好痼疾，那麽作為醫生，最安全、最賺錢的辦法，無疑就是開藥時多開人參。
此種溫補風氣之下，清朝還出現了一批“人參購買指南”。陳烜《人參譜》、唐秉鈞《人參考》、鄭昂《人參圖說》等介紹人參種類、產地、氣味、功效，教人們如何分辨人參的真偽的著作，都是當時的養生暢銷書。在這些暢銷書的運作下，人參出現了所謂“尖頂熟”“統頂”“條小”“統糙”“須條”“泡條”等上百種名目，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消費水平的購買者。⑨
清朝對人參的神化影響至今。時下仍有很多中國人相信，人參是一種包治百病的補藥。其實，科學檢測早已證實，被認為藥效最強的參根，主要成分與胡蘿卜相似；參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後也僅表現出很低的藥性。《美國國家藥典》早在1937年刪去了“參”（包括人參、西洋參），認為它們的醫療、保健價值隻存在於中國人的想象之中。⑩
參考資料
①林仲凡.有關人參的曆史考證[J].中國農史，1985,（4）.
②孫文采，王嫣娟.中國人參文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199-220.
③王鐵生.中國人參[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36.
④⑥⑧⑨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⑤趙鬱楠，曌峰.清代東北人參售賣管理初探[A].故宮學刊第7輯[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⑦陳可冀.清代內廷中人參的廣泛應用[J].國醫論壇，1986,（1）.
⑩方舟子.人參與西洋參：曆史與現實，神話與事實[J]科學世界，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