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30歲的河北玉田人王清任，遊曆至灤州稻地鎮，發現當地正發生嚴重的傳染病，小兒“十死八九”。窮困人家無力置辦棺木，隻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淺埋，卻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墳地四周皆是“破腹露髒”。
對醫學深感興趣的王清任，無力阻止這場災疫。他所能做的，隻有每天前往墳地，觀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腸的屍體，目的是借此機會弄清楚人體內髒的真實狀況。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多年的醫術修習讓他發現“治國良相，世代皆有；而著書良醫，無一全人”，而良醫的匱乏，又在於他們連最基本的人體髒腑情況都沒有搞清楚——王清任曾尖銳地批評自己的同行們“治病不明髒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對這番經曆，王清任自己留下了一段回憶文字：
餘每日壓馬過其地（墳地），未嚐不掩鼻。後因念及古人所以論錯髒腑，皆因未曾親見，遂不避汙穢，每日清晨，赴其義塚，就群兒之露髒者細視之。犬食之餘，大約有腸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參看，十人之內，看全不過三人。連視十日，大約看全不下三十餘人。始知醫書中所繪髒腑形圖，與人之髒腑全不相合，即件數多寡，亦不相符。①
大意是：自己在墳地裏花了整整十天時間，大約全麵觀察了三十多具屍體，得出的結論是前代醫書中所繪的人體髒腑之圖，與真實情形全然不合，甚至連髒腑數量的多少，都沒弄明白。
讓王清任遺憾的是，因屍體遭野狗啃食，他沒有能夠觀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對這片膜非常感興趣，認為它在人體髒腑中有著“最關緊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長究竟“是斜是正”。
為了補上這樁遺憾，此後的三十餘年間，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場觀察屍體。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隻見到了劊子手挖出來的心肝肺。另兩次在京城，一次見到了髒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處決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願。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王清任才從一位見慣了死屍的前領兵將領處，間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實情狀。
至此，王認為自己“訪驗四十二年”，終於對人體髒腑的情況有了比較確切的了解，遂“繪成全圖，意欲刊行於世”。這些圖，後來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醫林改錯》一書之中——王清任繪製的髒腑圖，脾由豎置改為橫臥；膈膜被正確畫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竅”；胰腺則是第一次出現……雖然與當代解剖學的觀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過去所有中文醫學典籍的描繪與記載都要準確。②
在《醫林改錯》的序言裏，王清任說，自己這本書“非治病全書，乃記髒腑之書也”，書的主旨不是治病開藥方，而是普及治病的基礎——對人體髒腑的正確認知。王還說，自己這本書當中，恐怕也難免“有不實不禁之處”，如果後來人能夠通過“親見髒腑”對自己這本書有所修正增補，那將是自己的榮幸。這種謙虛，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拓荒者的自知之明：拓荒者推動了認知進步，但既然是拓荒，條件有限，誤讀、誤解也一定在所難免，《醫林改錯》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如，書中將動脈誤認作了氣管；將精道、血管與溺孔描繪為互通，就是錯誤的。這與王清任隻能在墳地與刑場隨機觀察、無法獲得正規的屍體解剖機會有直接關係（王的醫學理論也尚未脫出傳統的窠臼）。
王清任還說，自己“何敢雲著書”，哪裏敢自命不凡著書立說，出版《醫林改錯》的目的，不過是希望當代及後世的醫生們看了這本書中的繪圖後，能夠對人體髒腑有更準確的認知，能夠減少錯誤的診斷，能夠救治更多的病人。至於後人如何讚譽我、如何詆毀我，那是不重要的：“今餘刻此圖，並非獨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非欲後人知我，亦不避後人罪我，惟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臨症有所遵循……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但這樣的願望，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同行們的飯碗。
依托對髒腑的實際觀察，王清任對被同行們奉為經典的《黃帝內經》《難經》等典籍，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比如他批評《難經》，說它對心肝肺的描述具體到了“每件重幾許”，對大小腸的描述具體到了“每件長若幹”，對胃的描述具體到了能夠裝下穀米“幾鬥幾升”，給人一種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覺，實際上卻並不準確，作者沒親眼考察過髒腑，隻是“以無憑之談，做欺人之事，利不過虛名，損人卻屬實禍”，利己有限損人甚重，實在是不可取。
他還批評《金匱》對疾病的描述，並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遊戲。《金匱》裏說受風會令人鼻塞噴嚏，又說受風會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質問道：“今請問何等風、何等中法，則令人鼻塞噴嚏、咳嗽聲重、鼻流鼻涕？何等風、何等中法，則令人半身不遂？”——既然如此，請說一說究竟是什麽樣的風，什麽樣的中風方式，可以讓人鼻塞打噴嚏；又是什麽樣的風，什麽樣的中風方式，可以使人變得半身不遂？
這種較真式的質問，是推動包括醫學在內的科學研究往前進步的必要，卻也引起了同行們的厭惡與反感。在他們眼中，王清任走得實在太遠了。他不但質疑、批評《黃帝內經》與《金匱》這樣的煌煌經典，還否認了“三焦”的存在，否認了傳統說法對“經絡”的描述——王清任認為，“靈機在心”“心主神明”這類傳統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真正產生意識與感覺的不是心，而是“腦髓”，也就是大腦。
《醫林改錯》首次出版是在1830年，次年，王清任與世長辭。直到人生末年才刊行自己最重要的發現，或許是因為王清任不願在生前親身體會同行們的憤怒——盡管同時代的名醫陳念祖（1823年去世），已給王清任扣上了“不仁”“狂徒”“邪人”的大帽子。而稍晚於王的清代名醫陸懋修（1818-1886），則如此斥責王的拓荒之舉：“是教人於胬骼堆中、殺人場上學醫道矣。”
除了道德批判，陸懋修還試圖從“學理層麵”否定王清任的努力。他說，人死之後“氣已斷”，王要如何確定自己找到的是“氣門”？人死之後“水已走”，王要如何確定自己找到的是“水道”？那些屍體被野狗啃過，被劊子手處理過，靠這些要如何確定人的內髒數量，然後說經典裏的記載是錯誤的？
這些近似於胡攪蠻纏的辯護詞中，透露出的是同行們深重的不服與不甘。
其實，早在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與龍華民（Nicola Longobardo 1565-1655）已翻譯出版過一部西方的解剖學著作《人身圖說》。此書對人體內部結構的敘述與圖繪比王清任的《醫林改錯》要準確很多，但在長達兩百餘年的時間裏，始終未能進入中國醫學界的視野（王清任似乎也不知道此書的存在）。③
與王清任同時代的理學家俞正燮（1775-1840），倒是注意到了這部書，但他讀這部書，旨在尋找方法來防範“以夷變夏”。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的髒腑構造與西洋人全然不同；所以西洋人的宗教，中國人不能信；那些信了西洋宗教的中國人，其髒腑必然不全。俞的原話如下：
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土三葉；中土人心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入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於西洋教何益？
俞正燮或許並未想到，他這番牽強附會的論述，反替塵埋許久的《人身圖說》做了廣告。名醫王孟英（約1808-1868）與其友人胡琨讀了俞的文章後，真去尋了一本《人身圖說》來閱讀。二人讀完原著，發現俞正燮隻是在“涉獵浮文”，根本沒把書讀明白。王孟英還找來了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做對照閱讀，結果發現《人身圖說》對髒腑的描繪，與中國的醫學典籍《靈樞》《素問》《難經》迥然相異，卻與《醫林改錯》大略相同。
遺憾的是，無論是傳教士引進的《人身圖說》，還是王清任撰寫的《醫林改錯》，均未能將其科學實證精神傳遞給那個時代的中國醫學界，“儒醫們”更樂於使用陰陽五行理論，來推演人體的結構與運作，而非去做實體觀察。
這是王清任的悲哀，也不止是王清任的悲哀。
參考資料
①王清任.醫林改錯[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②宋愛倫.王清任《醫林改錯》研究[D].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13.
③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