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皇帝的平均壽命。
皇帝以“萬歲”自詡，但自秦漢至明清，生卒年可考的“萬歲”有200多位，他們的平均壽命隻有大約39歲。
當然，皇帝群體的平均壽命，遠不足以代表其所處時代的民眾平均壽命。
一者，皇帝擁有最頂級的衣食住行；二者，有一些皇帝在政治鬥爭中死於非命，有一些皇帝吞吃丹藥自取滅亡；三者，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對“皇帝平均壽命”的統計，與“平均壽命”這個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今人使用的“平均壽命”概念，完整的說法是“平均預期壽命”，即某個年齡段的人，平均還可以繼續生存多少年。如果表述中沒有特別點出具體年齡段，則“平均壽命”一詞，通常是指出生不足一歲的嬰兒，平均還可以繼續生存多少年。
在古代，影響“平均壽命”的核心因素，不是人的壽命上限，而是壽命下限，也就是嬰兒死亡率（一歲以下每千名活產嬰兒的死亡人數）與兒童夭折率。無論中外，古代的嬰兒死亡率與兒童夭折率，始終是非常高的。
反觀“皇帝平均壽命”，指的是皇帝們平均能活到多少歲。它的計算有一個前提，就是這些被統計者至少活到了登基；沒活到登基，做不成皇帝，也就不會被統計進來。鮮少有人一出生就登基，所以“皇帝平均壽命”基本上不受嬰兒死亡率的影響；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在兒童期登基，所以兒童夭折率對“皇帝平均壽命”的影響也有限。於是，“皇帝平均壽命”往往要高於他所處時代的“平均壽命”——這種“高壽”，主要是統計差異造成的，不代表皇帝擁有的醫療資源有什麽特別高明之處。
據《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一書的測算，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人口平均壽命（即出生不足一歲的嬰兒平均可以繼續存活多久），如下表所示（單位/歲）：
再說民國時期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1949年之前，中國從未統計過全國人口平均壽命。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部分學者依據有限的地區人口調查資料，計算過中國的人口平均壽命。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學者哈利·賽福特（Harry E.Seifert）在1933年的統計。他的結論是：民國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是34.85歲；女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是34.63歲。該結論後來被簡化為“民國時期中國人均壽命隻有35歲”，得到了極為廣泛的引用與傳播。①
不過，賽福特的結論還存在著一些不足。比如他使用的材料局限於1929-1931年，材料調查的對象全部是農民，沒有城市人口（賽福特在論文標題中已指出此點）；他的計算方法，也與後來聯合國編製的“發展中國家模型生命表”存在很大差異。有當代學者利用相同的材料，改采聯合國的方法重新計算，得出的結論是：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33.38歲，女性33.13歲，男女合計33.30歲。這個結論，比賽福特的少了1.5歲左右。②
除了賽福特的統計，還有三份與“民國人均壽命”相關的統計資料，可供參考。
第一份，出自學者薛仲三（按時間順序）。1935年，薛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統計資料，計算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壽命，男性為39.80歲，女性為38.22歲。薛統計的是城市人口，可以補充賽福特的不足。③
第二份，出自廣西省政府的調查。自1937年起，廣西在全省實行“生命統計報告製度”，積累了連續四年的統計資料。20世紀90年代，廣西學者利用這批資料，以“蔣慶琅法”計算，得出一個結論：1937-1938年，廣西男性的平均壽命是41.18歲，女性43.30歲；1940年，廣西男性的平均壽命是41.48歲，女性42.66歲。④
第三份，出自陳達領導的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1940-1944年，該所根據雲南呈貢縣的人口死亡統計資料，製成了多種壽命表。其結論是：若將霍亂（當時呈貢縣霍亂大流行）死亡人數計算在內，當地男性的平均壽命是32.8歲，女性34.2歲，男女合計32.8歲；若不計算霍亂死亡人數，則當地男性的平均壽命是33.8歲，女性38.0歲，男女合計36.0歲。⑤
當代學者利用相同的資料，改采聯合國的計算方法，得出的結論是：包括霍亂死亡人口，男女合計，當地人的平均壽命是37.17歲；不包括霍亂死亡人口，男女合計是40.04歲。比陳達當年的結論高出了4-5歲。
由以上四份資料，可以得出一個大致的結論：民國時期，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約為40歲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結論並不等同於“大部分人活不到40歲”。道理很簡單，民國時期的嬰兒死亡率，也就是1歲以下每千名活產嬰兒的死亡人數，仍高達170‰-200‰（江陰縣農村甚至高達239‰），每一千名活嬰，有170-200名不到一歲就去世了。在統計上，每一名嬰兒去世，至少需要兩名成年人活到60歲，才能補足40歲的“平均壽命”。
從清代的大約33歲，到民國的大約40歲，中國人“平均壽命”的這種變化，究其實質，乃是“人類平均壽命第一次飛躍”的餘緒。
所謂“人類壽命第一次飛躍”，指的是1796年英國人琴納（Edward Jenner）發明牛痘預防天花之法後，兒童死亡率（非“嬰兒死亡率”）大減，人類平均壽命提升到了40歲以上——牛痘法在歐洲推廣初期，曾引起相當大的憂慮和爭議，數學家丹尼爾·貝努利（Daniel Bernoulli）利用剛剛問世不久的概率統計，得出了牛痘法至少能延長人類平均壽命三年的結論。
在英國，牛痘法得到了國王喬治三世的支持，1799的疫情調查顯示，因為接種牛痘，英國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二。大略同期，奧地利、波蘭、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俄國，乃至拿破侖控製下正與英國處於敵對關係的法國，都從英國順利引進了牛痘法。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最先下令，全麵強製俄國民眾接種牛痘。1840年，英國國會也通過了立法，為所有英國民眾免費提供牛痘接種，並禁止使用已然落後的人痘技術——這種技術最早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琴納也很希望牛痘法能夠盡快傳入中國，歐洲人受過人痘法的恩惠，他希望更有效、更安全的牛痘法，可以成為對中國人的一種回饋。而且他認為，既然中國人能發明並接受人痘法，那也一定可以很順利地全麵接受牛痘法。
牛痘法傳入中國，是在琴納發明牛痘法後的第九個年頭，也就是1805年。這次傳入，與西班牙政府的“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種行動”有直接關係。這場行動由西班牙國王的宮廷禦醫巴爾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負責執行，他率船隊先去了美洲，返程時又去了菲律賓，順道將牛痘接種技術帶到了澳門。廣東南海人邱熺，成了最早接種牛痘、並致力於傳播牛痘法的中國人。琴納的願望得到了部分實現。
之所以說“部分實現”，是因為守舊而排外的中國人，並未如琴納所料，積極擁抱牛痘法。相反，在此後長達一百年的漫長時光中，牛痘法的傳播始終局限在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即便邱熺曾被曾國藩、阮元（兩廣總督）這樣的大人物奉為上賓，被請去為他們的兒孫輩接種牛痘；即便邱熺在自己的著作《引痘略》中，用穴位、經絡、胎毒之類的名詞，對牛痘法做了一番非常親民、接地氣的“本土化”處理，牛痘法也始終未能深入內陸，始終未能傳播到上海、北京等要地。
為了打破這種守舊排外心態，吸引更多的中國人前去接種牛痘，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在《申報》上連續41期刊登了一則廣告。廣告中說，隻要響應租界當局的號召，去指定地點接種牛痘，不但“分文不取”，還“給錢三百文”作為調養費。廣告原文如下：
大法國工部牛痘局，今設在上海新北門外東興聖街姚辰庭大方脈醫室內，每逢禮拜二禮拜六為期，如來種者，到期兩點鍾到局種痘無誤，分文不取。倘有貧者，給錢三百文，為調養費。此亦西國人成美之道濟之德也。
19世紀70年代的上海，每斤豬肉大約20文錢。種牛痘不但免費，還可以得到15斤豬肉，租界當局之所以刊登這種大出血式的官方廣告，是因為他們自1871年開始在租界推廣牛痘接種，民眾幾乎毫無反應。
進入民國後，民間對牛痘仍抱持著嚴重的懷疑態度，但政府部門已開始采取行動。1917年，北京城內已設立有官私種痘局所66處。1919年，中央防疫處製造牛痘苗成功，這是中國第一次自製牛痘苗。1927年，北京的“公益產科醫院”開始在醫院內為新生兒免費種牛痘。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了《種痘條例》13條，要求每個兒童必須種痘兩次，一次是3個月－1歲之間，一次是6-7歲之間；種痘工作由地方衛生機關負責；逃避種痘、逾期未種者，要對父母或監護人處以10元以下罰款。
《種痘條例》這項政策，在城市中執行得比較好。比如1930年長沙的種痘人數是7760人，1931年是2.46萬人，1932年是3.01萬人；自1910年到1935年，上海的醫院與慈善機構，共計種牛痘250餘萬人次。在農村，因為人手不足，執行得比較差一些，且有許多以種人痘為業的“點花先生”，也將活動區域轉移到了農村，專事詆毀牛痘，給防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比如1944年，一位“點花先生”跑到甘肅禮縣白河鄉種人痘，結果人為引發天花流行，傳染到周邊三縣，民眾死亡甚眾。
雖然不盡如人意，但此時的中國，好歹算是趕上了“人類平均壽命第一次飛躍”的尾巴。
人類平均壽命的“第二次飛躍”，始於20世紀前半期，主要原因是以青黴素為代表的抗生素藥物被發現，兒童死亡率驟降，人類的平均壽命隨之突破了60歲大關。
英國人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早在1928年就發現了青黴素，但直到1943年，美國和英國的公司才找到工業化量產青黴素的辦法。1944年，青黴素被用於諾曼底登陸戰，大幅度減少了因傷口感染而死亡的士兵人數。
青黴素的發現，也包括1930年代的磺胺類藥物及之後的鏈黴素等的發現，意味著人類第一次可以治愈由細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具有劃時代的巨大意義。且看下麵這組數字：1900年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隻有47歲（牛痘法普及），1930年代上升至接近60歲（磺胺類藥物普及），到1960年已接近70歲（青黴素普及）；相應地，從1938年到1956年，美國的兒童疾病死亡率下降了九成以上。日本的情況也差不多，1900年日本人的平均壽命隻有44歲（牛痘法普及），1940年代上升至接近50歲（磺胺類藥物），1955年突破了60歲（青黴素普及）。
青黴素在中國的普及，比美、英等國要稍晚一些。1944年春，中央防疫處得到英國紅十字會捐贈的一筆經費，開始試製青黴素，參與人員包括湯飛凡、樊慶生、童村、朱既明、黃有為等。同年9月，粗製成5瓶青黴素。1948年，中央防疫處每月最高可生產青黴素2500瓶左右，質量也與進口青黴素差不多。這一年，中央防疫處總共生產青黴素11338瓶，賣出10143瓶。⑥
1949年後，青黴素實現工業化生產的重任，轉移至國營上海藥品三廠。1950年中國進口了1500萬瓶青黴素，但遠不夠用。僅上海一地，在1951年每個月就需要50萬瓶（據竺可楨1952年1-3月記事本）。1953年5月，青黴素在藥品三廠正式投產。1957年，中國的青黴素產量達到19155公斤，同年，中國的人口平均壽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7歲（據《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即將突破60歲大關。⑦
大約同期，中國宣布通過牛痘法徹底消滅了天花。
參考資料
① H.E.Seifert.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Mil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33.
②侯楊方.民國時期中國人口的死亡率[J].中國人口科學，2003,（5）.
③薛仲三.南京市壽命表[J].複旦統計通訊，1945,（6）.
④遊金生，全虎德，徐景堯.建國前廣西生命統計資料再分析[J].中國衛生統計，1991,（6）.
遊金生.從廣西生命統計史料看解放前我國人均壽命[J].人口研究雜誌，1991,（1）.
⑤陳達.現代中國人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32-37表.
⑥陸憲良.我國青黴素是怎樣誕生的[EB/OL].華東理工大學檔案館.2017-07-06.
⑦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