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統之來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釋道三教，從學理上融合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門戶之見太深，以致發生許多糾葛。其門戶之見，共有二點：（1）孔子說的就對，佛老和周秦諸子說的就不對。（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說的就對，別人說的就不對。合此兩點，就生道統之說。
宋儒所說的道統，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討論唐朝的韓愈。韓愈為人很倔強，富有反抗現實的精神。唐初文體，沿襲陳隋餘習，他就提倡三代兩漢的古文，唐時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學。他取的方式，與歐洲文藝複興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對現代學術，恢複古代學術，是一種革新運動，所以歐洲文藝複興，是一種驚人事業。韓愈在唐時，負泰山北鬥之地位，也是一種驚人事業。
韓愈的學問，傳至宋朝，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歐蘇曾王的文學，一派是程朱的道學。宋儒所謂道統的道字，就是從昌黎（韓愈）《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個“道”字生出來的。孟子在從前，隻算儒學中之一種，其書價格，與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來，他讀《荀子》說：“始吾得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以為聖人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因雄書而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經昌黎這樣的推稱，孟氏才嶄然露頭角。
宋儒承繼昌黎之說，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發其傳，伊川作明道行狀，說道：“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史遷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數十字，於所曆鄒膝任薛魯宋之事，不一書，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宋淳熙時，朱子才將《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子書，至元延祐時，始懸為令甲。我們自幼讀四子書，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及細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諸人，有了道統之見，才把他特別尊崇的。
昌黎是文學中人，立意改革文體，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他讀孔子孟荀的書，初意本是研究文學，因而也略窺見大道，無奈所得不深，他為文主張辭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歡戛戛獨造，因而論理論事，也要獨造。他說：“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這個說法，不知他何所見而雲然。程伊川曰：“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這幾句話的來曆，連程伊川都尋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讀了昌黎這段文字，見曆代傳授，猶如傳國璽一般，堯舜禹直接傳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則隔數百年，都可傳授，心想我們生在一千幾百年之後，難道不能得著這個東西嗎？於是立誌要把這傳國璽尋出，經過許久，果然被他尋出來了，在《論語》上尋出“堯曰谘爾舜……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偽古文《尚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堯傳舜，舜傳禹，有了實據，他們就認定這就是曆代相傳的東西，究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授文者安在？又中間相隔數百年，何以能夠傳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獨傳開國之君，平民中並無一人，能得其傳？這些問題，他們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為昌黎說孟子是得了孔子真傳的，就把孟子一書，從諸子中提出來，上配《論語》。又從《禮記》中，提出《大學》、《中庸》二篇，硬說《大學》是曾子著的。又說《中庸》是子思親筆寫出，交與孟子，於是就成了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一代傳一代，與傳國璽一般無二，孟子以後，忽然斷絕，隔了千幾百年，到宋朝，這傳國璽又出現，被濂洛關閩諸儒得著，又遞相傳授，這就是所謂道統了。
道統的“統”字，就是從“帝王創業垂統”那個“統”字竊取來，即含有傳國璽的意思，那時禪宗風行天下，禪宗本是衣缽相傳，一代傳一代，由釋迦傳至達摩，達摩傳入中國，達摩傳六祖，六祖以後，雖是不傳衣缽，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幹代名稱，某為嫡派，某為旁支。宋儒生當其間，染有此等習氣，特創出道統之名，與之對抗。“道統”二字，可說是“衣缽”二字的代名詞。
請問：濂洛關閩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麽能夠傳授呢？於是創出“心傳”之說。說我與孔孟，心必相傳，禪宗有“以心傳心”的說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傳”的說法，這“心傳”二字，也是模仿禪宗來的。
本來禪宗傳授，也就可疑，所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俱是他們自相推定的。其學簡易，最合中國人習好，故禪宗風行天下。其徒自稱“教外別傳”，謂不必研究經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見人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宋儒教人“尋孔顏樂處”，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為程子受業之人，橫渠是程子戚屬，朱子紹述程氏，所謂濂洛關閩，本是幾個私人講學的團體，後來愈傳愈盛，因創出道統之名。私相推走，自誇孔孟真傳，其方式與禪宗完全相同。
朱子爭這個道統，尤為出力，他注《孟子》，於末後一章，結句說道：“……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中曆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所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提出“統”字、“傳”字，又說“神會心得”，即為宋學中所謂“心傳”和“道統”伏根，最奇的，於“其旨深哉”四字之後，突然寫出一段文字，說道：“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醇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複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此段文字寫畢，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語，真是沒頭沒尾的。見得程子即是“後聖”。朱子於大學章句序，又說道：“河南兩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關焉。”“著”“聞”字，儼然自附於“聞而知之”之列，於是就把道統一肩擔上。
（二）道統之內幕
宋儒苦心孤詣，創出一個道統，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統，象山死，朱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變成宋學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揚雄聲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孫複，號稱名儒，他尊揚雄為範模。司馬光注《太玄經》說道：“餘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人，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遍，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揚子而誰，荀與孟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發，合天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馬光這樣說法，簡直把大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儼然直接孔子之傳，道統豈不被楊雄爭去嗎？孟子且夠不上，何況宋儒？宋儒正圖謀上接孟子之傳，怎能容揚雄得過？適因班固《漢書》說揚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綱目輕輕與他寫一筆：“莽大夫揚雄死。”從此揚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統，無人敢爭，濂洛關閩，就直接孟氏之傳了！這就像爭選舉的時候，自料比某人不過，就清查某人的檔案，說他虧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奪他被選權一般。假使莫得司馬光這一類稱讚揚雄的文字，綱目上何至有莽大夫這種特筆呢？揚雄仕新莽，作《劇秦美新論》。有人說其事不確，我們也不深辯，即使其事果確，一部紫陽綱目中，類於揚雄，甚於揚雄的人很多，何以未盡用此種書法呢？這都是司馬光諸人把揚雄害了的。
從前揚雄曾入孔廟，後來因他曾仕王莽，就把他請出來；荀子曾入孔廟，因為言性惡，把他請出來；公伯寧曾入孔廟，因為他毀謗子路，也把他請出來。我所不解者，司馬光何以該入孔廟？揚雄是逆臣，司馬光推尊揚雄，即是逆黨。公伯寧不過口頭毀謗子路罷了，司馬光著《疑孟》一書，反孟子說的話，層層攻訐，對於性善說，公然憤疑，其書流傳到今，司馬光一身，備具了公伯寧、荀卿、揚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廟，豈非怪事？推其原故，司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馬光曾薦明道為宗正寺丞，薦伊川為崇政殿說書，司馬光為宰相，連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廟，連及司馬光也配享。司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五寮、荀卿、揚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廟的資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廟，我無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聲聲，尊崇孔子，排斥異端，請問諸葛亮這個人為什麽該入孔廟？諸葛亮自比管樂，管樂為曾西所不屑為，孔門羞稱五霸，孟子把管仲說得一錢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麽該入孔廟？又諸葛亮手寫申韓，以教後主，可見他又是申韓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記》，把申韓與老子同傳，還有人說申韓夠不上與老子並列，老子是宋儒痛詆之人，諸葛亮是申韓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廟，大書特書曰“先儒諸葛亮之位”，這個儒字，我不知從何說起。
劉先主臨終，命後主讀商君書，又不主張行赦，他們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學說，我們遍讀諸葛亮本傳及他的遺集，尋不出孔子二字，尋不出四書上一句話，獨與管仲商鞅申韓，發生不少的關係，本傳上說他治蜀嚴，又說他“惡無識而不貶”，與孔子所說“赦小過”，孟子所說“省刑罰”顯然違反，假如修個“申韓合廟”請諸葛亮去配享，寫一個“先法家諸葛亮之位”倒還名實相符。
宋盡排斥異端，申韓管商之學，豈非異端嗎？異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廟中，豈非怪事嗎？最好是把諸葛亮請出來，遺缺以《史記》上的陳餘補授。《史記》稱：“成安君儒者也，自稱義兵，不用詐謀。”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著庸懦之敵將，陳餘一戰而勝，豈不是“仁者無敵”，深合孟子的學說嗎？恐怕孔廟中早已供了“先儒陳餘之位”，無奈陳餘運氣不好，遇著韓信是千古名將，兵敗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稱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卻尊之曰先儒，豈非滑稽之至嗎？在儒家謂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盡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該入孔廟，須知托孤寄命，鞠躬盡瘁，並不是儒家的專有品。難道隻有儒家才出這類人才，法家就不出這類人才嗎？這道理怎麽說得通？我無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勢”。隻因漢以後，儒家尋不出傑出人才，諸葛亮功蓋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歡迎入孔廟，借以光輝門麵，其實何苦乃爾？
林放問“禮之本”，隻說得三個字，也入了孔廟，老子是孔子曾經問禮之人，《禮記》上屢引老子的話，孔子稱他為“猶龍”，崇拜到了極點。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詆毀，這個道理，又講得通嗎？
兩廡豚肩，連朱竹坨都不想吃，本來是值不得爭奪的，不過我們須知：一部廿四史，實在有許多糊塗賬，地方之高尚者，莫如聖廟，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細加考察，就有種種黑幕，其他尚複何說？
宋儒有了“道統”二字，橫塞胸中，處處皆是荊棘，我不知道“道統”二字，有何貴重，值得如許爭執。幸而他們生在莊子之後，假使被莊子看見，恐怕又要發出些鷯鴝腐鼠的妙論。我們讀書論古，當自出見解，切不可為古人所愚。
《四庫全書提要》載：“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卷，宋劉敞撰，敞發明正學，在朱程前，所見皆正，徒以獨抱道經，澹於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為異黨，抑之不稱耳，實則元豐熙寧之間，卓然醇儒也。”劉敞發明正學，卓然醇儒，未與伊洛諸人周旋，就視為異黨。此中黑幕，紀曉嵐早已揭穿。司馬光讚揚雄，詆孟子，因與伊洛諸人周旋，死後得入孔廟，此種黑幕，還沒有人揭穿。
（三）宋儒之缺點
著者平日有種見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與德尚居其次，以楚漢而論，劉邦項羽二人，德字俱說不上，項羽之才，勝過劉邦，劉邦之量，大於項羽，韓信陳平黥布等，都是項羽方麵的人，隻因項羽量小，把這些人容納不住，才一齊走到劉邦方麵來。劉邦豁達大度，把這些人一齊容納，漢興楚敗，勢所必至。秦誓所說“一個臣”，反複讚歎，無非形容一個量字罷了。於此可見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們在政治界是這樣，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爭，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陸之爭。
邵康節臨死，伊川往訪之，康節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徑令放寬，窄則自無著身處，如何使人行？”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學案》載：“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指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直，人不敢近也。”又稱：“明道猶有謔語……伊川直是謹嚴，坐間不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卑幼不說了，尊長見他，都莫不肅然。連走路都莫得一人敢與他同行，這類人在社會上如何走得通？無怪洛蜀分黨，東坡戲問他：“何時打破誠敬？”此語固不免輕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學案》又說：“大程德性寬宏，規模廣闊，以光風霽月為懷。小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為體，道雖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於此可見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後，伊川與東坡，因語言緣故，越鬧越大，直鬧得洛蜀分黨，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這種黨爭，必不會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為是，連邵康節之學，他也不以為然，康節語其子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互相攻並，為退之所貶，凡托伊川之說，議吾為數學者，子孫勿辯。”康節能這樣地預誡後人，故程邵兩家，未起爭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狹隘，他是伊川的嫡係，以道統自居，凡是信從伊川和他的學說的人，就說他是好人，不信從的，就是壞人，蘇黃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詆毀二蘇，獨不詆毀山穀，因為二蘇是伊川的敵黨，所以要罵他，山穀之孫，黃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學生，所以就不罵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與栗論一不合，就成仇畔，朱子的門人，至欲燒栗的書。朱子的朋友陳亮，狎台州官妓，囑唐仲友為脫籍，仲友沮之，亮讒於朱子，朱子為所賣，誤興大獄，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視仲友如仇讎。張浚一敗於富平，喪師三十萬，再敗於淮西，喪師七萬，三敗於符離，喪師十七萬。又嚐逐李綱，引秦檜，殺曲端，斥嶽飛，誤國之罪，昭然共見，他的兒子張南軒，是朱子講學的好友，朱子替張浚作傳，就備極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與呂東萊，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錄》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後來因為爭論《毛詩》不合，朱子對於他的著作，就字字譏彈，如雲：“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雲：“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雲：“伯恭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著眼。”又雲：“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雲：“伯恭要無不包羅，隻是撲過，都不精。”對於東萊，抵隙蹈瑕，不遺餘力，朱派的人，隨聲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東萊列入儒林傳，不入道學傳，一般人都稱“朱子近思錄”，幾於無人知是呂東萊同撰的。
朱子與陸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為爭辯無極太極，幾至肆口謾罵，朱子的胸懷，狹隘到這步田地，所以他對於政治界、學術界，俱釀許多糾紛。門人承襲其說，朱陸之爭，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還不能解決。
紀曉嵐著《四庫提要》，將上述黃昀、林栗、唐仲友、張浚諸事，一一指出。其評朱呂之爭，說道：“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於《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及其抵悟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別人訾議朱子不算事，《四庫提要》是清朝乾隆欽定的書，清朝功令，四書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廟中把朱子從廡中升上去，與十哲並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極點。乾隆是康熙之孫，紀著《四庫提要》，敢於說這類話，可見是非公道是不能磨滅的。紀文說：“劉敞卓然醇儒。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為異黨。”這些說法，直是揭穿黑幕，進呈乾隆禦覽後，頒行天下，可算是清朝欽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劍外集》（見《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四卷）說：“韓範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而人無閑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為世法，行為世師，道非不弘，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何也，蓋人心不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學焉……今二先生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爭，與龍川象山辯，必勝而後已。浙學固非矣，貽書潘呂等，既深斥之，又語人曰：‘天下學術之弊，不過兩端，永嘉事功，江西穎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何由而得明。’蓋指龍川象山也。”程端蒙渭：“如市人爭，小不勝輒至喧競……”俞氏這段議論，公平極了。程朱的學問，本是不錯，其所以處處受人攻擊者，就在他以嚴師自居，強眾人以從己。他說：“若不極力爭辯，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爭辯，越生反響，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種學說的人，隻應將我所見的道理，誠誠懇懇地公布出來，別人信不信由他，隻要我說得有理，別人自然肯信。無須我去爭辯，若是所說得不確，任是如何爭辯，也是無益的，惜乎程朱當日，未取此種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賢，何至會鬧到這樣呢？要說明這個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東原的說法了。東原以為：“宋儒所謂理，完全是他們的意見。”因為吾人之心，至虛至靈，著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見，就不虛不靈，惡念固壞事，善念也會壞事，猶之眼目中，不但塵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個誠敬，誠敬就變成意見，於是放眼一看，就覺得蘇東坡種種不合。晦庵胸中，有了一個程伊川，放眼一看，就覺得象山、龍川、呂東萊諸人，均種種不合。是就像目中著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氏主張破我執法執，不但講出世法當如是，就是講世間法，也當如是。然後知老子所說“絕聖棄智”，真是名言。東坡問伊川：“何時打破誠敬？”雖屬惡謔，卻亦至理。東坡精研佛老之學，故筆談中，俱含妙諦。程明道是打破了誠敬的，觀於“目中有妓，心中無妓”。這場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著一個誠敬，去繩蘇東坡，鬧得洛蜀分黨。朱子以道統自命，黨同伐異，激成慶元黨案，都是為著太執著的流弊。莊子譏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這個道理。莊子並不是叫人不為善，他隻是叫人按著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勸人修橋補路，周濟貧窮，固然是善，但是按著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無壞橋可修，無濫路可補，無貧窮來周濟，回想那些想當善人的，抱著金錢，朝朝出門，尋橋來修，尋路來補，尋貧窮來周濟，真是未免多事。莊子說：“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就是這個道理。程伊川、蘇東坡，爭著修橋補路，彼此爭得打架。朱子想獨博善人之名，把修橋補路的事，一手攬盡，不許他人染指，後來激成黨案，嚴禁偽學，即是明令驅逐，不許他修橋，不許他補路。如果他們有莊子這種見解，何至會鬧到這樣呢？
宋朝南渡，與洛蜀分黨有關，宋朝亡國，與慶元黨案有關，小人不足責，程朱大賢，不能不負點咎。我看現在的愛國誌士，互相攻擊，很像洛蜀諸賢，君子攻擊君子。各種學說，互相詆斥，很像朱子與陸子互相詆斥。當今政學界諸賢，一齊走入程朱途徑去了，奈何！奈何！問程朱諸賢，缺點安在？曰：少一個“量”字。
我們評論宋儒，可分兩部分：他們把儒釋道三教，融合為一，成為理學，為學術上開一新紀元，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黨，釀成政治上之紛爭，朱陸分派，釀成學術上之紛爭，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這部分是失敗了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正與宋儒所處時代相同，無論政治上、學術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決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糾紛。問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從何下手。曰：從“量”字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