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叫紀燦，男，今年14歲，孤兒，在這座怡孟公園已經流浪有一年多。根據公園知情人及他本人的口供，我們知道紀燦跟死者周慕武生前關係密切。周慕武今年16歲，本地人，父母離異，並不怎麽關心他，三年前他輟學，到處遊**，大概是今年四月來到這座公園，並跟紀燦成為好朋友。”我們三人剛到命案區域的派出所，一名警察就上前跟我們匯報案情，“根據我們的調查，紀燦符合吳隊所描述的嫌疑人特征。”
“怎麽個符合法？”大象問。
“是孤兒啊，絕望人士。關於仇人情況，我們對紀燦進行審問，但他給出否定的回答，目前我們還在篩查中，但大致可以猜測，他去世的雙親很可能就是他的仇人之一。比如從小虐待他，容易激起他的叛逆心理。”
“他的父母是死於意外嗎？”我問。
“不是，都是病死。”警察說，“但他爸爸是心髒病發死亡的，完全有理由猜測，這很可能是外力所致，對吧？”
我發出嗤笑，剛想反駁“不可能”，沒想到大象點了點頭，先我一步說道：“有這個可能。”
根據法醫推斷，周慕武的死亡時間在6月19日的淩晨三點左右。雖案發現場是公共場所，但淩晨三點已經閉園，除北麵有一條河外，公園外其他方向都是大路，如果那時作案後出逃，勢必被路麵監控拍到，因此當晚身處公園的人都有犯罪嫌疑，總共是24人，其中包括流浪漢、商販、公園的工作人員。經過這些天警察的層層排查，這24人裏麵，最多有10人符合大象圈定的兩個犯罪條件，說“最多”，是因為表麵的特征——不管是絕望、患絕症還是迷信體質——易查，但關於個人錯綜複雜的交際網中是否存在仇人，並且這個仇人遭遇過嚴重的意外，這個隱藏的信息調查起來需要時間和精力。
我們到達昆明時，已經是6月27日，離命案發生已經過了8天。10個嫌疑人，最終被警方篩減成5人。
加上紀燦，總共有6位嫌疑人。
“紀燦不是有不在場證明嗎？”我質疑，“是有在現場找到不利他的證據嗎？沒有的話，僅憑犯罪前提項，而罔顧他不可能犯罪的現實，將他列作嫌疑人，這不太合理吧。”
“他確實有不在場證明，但這個不在場證明並非無懈可擊。”警察說道，“他打點滴的醫院其實算是一家私人診所，完全有機會利用走廊的監控死角，溜出醫院，實施犯罪之後，再回到醫院。犯罪時間淩晨三點左右，醫院距離公園二十分鍾車程，做到無人注意完全有可能。”
“紀燦是有可能犯罪的。”大象對我說，“周昊提過‘行為不對稱’，一個人在每件事情上所應對的行為跟他的身份是密切相關的，單單鬧肚子，就去診所做檢查，打點滴，收據顯示總共花了五百多，這跟紀燦的流浪兒身份是不對稱的。縱使他病情嚴重到需要看醫生的程度，他第一選擇的，難道不是街邊那些平價診所嗎？為什麽專門趕去離公園那麽遠的私人醫院？”
“我還是覺得裏麵有些說不通。”
“包括他的口供所說，他們平時賺錢的途徑是給各種各樣的攤販遊戲解套，用獲得的獎品再去換錢，其中就提到一項氣槍射氣球的遊戲。案發當晚，淩晨兩點左右，公園中幾處關鍵的監控都遭受到顏料塗抹，鏡頭前一刻還好好的，突然發生震**，然後糊成一片，經過我們的勘查，這些監控設備都安裝在高處，周圍沒有依附，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有人用裝上特製的顏料子彈射擊鏡頭導致，紀燦平時玩槍練就的射擊本領，此時派上用場。”警察附言。
“這麽說，當晚身處公園的氣槍攤主也有嫌疑，他的射擊水平也完全能做到這種程度。”我隨即說。
“但是攤主的身份完全不符合吳隊所畫的嫌疑人特征啊。”警察解釋，“他即是安分人，又有一個美滿家庭，女兒剛剛考上重點大學。”
“問題就出在這裏，犯罪前提項是用來事後佐證凶手的，而不是以此為依據，用來指定凶手。這樣做是有罪推定！破案最主要的，難道不是找到犯罪的證據嗎？”我說，“況且萬事無絕對，假如這起案件中的凶手，恰恰不符合這個嫌疑人特征呢？”
“阿雷，”大象看我，冷靜地說道，“這個絕對不可能。”
眼看氣氛惡化，周昊插嘴道，“打住，我們現在不就是在定位嫌疑人嗎？一個個排查，但最終定罪的，還是要靠證據，有什麽好爭的？”
“是的，但紀燦就是此案中嫌疑最大的人，我來回答你為什麽？”大象看我，“事後在湖裏撈出的作案工具中，就有一把氣槍。假如真的是氣槍攤主所為，他用完之後會將槍放回原位。在這些嫌疑人當中，槍法準，熟悉周慕武，摸透公園環境，不在場證明可疑的，就隻有紀燦一人符合。現在隻欠缺他犯罪的證據，但我會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