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戶主打電話報警，說自己家中的財物被盜，一般情況下，警方自然不會將他列為犯罪嫌疑人。因為‘偷自己的錢’顯然是一個悖論，如同一個人抱起自己一樣荒謬。”大象全然不顧我們的震驚反應，話鋒一轉，聊到了“盜竊”上。
“現在要將報案的‘失竊者’跟‘盜竊者’之間的畫上等號，有沒有可能？”大象看向我們，自問自答，“有，當這個‘失竊者’損失的財物並不屬於自己的情況下，這個等式就可以成立。符合這樣的‘失竊者’身份的有當鋪店長，銀行行長或者某位合夥公司的董事，他們失竊的財物嚴格來說不全屬於自己，但因為他們既是報案人又是受害方的身份，我們容易形成一種思維誤區，排除掉他們的犯罪嫌疑。”
“同理，一樁謀殺案中的‘凶手’和‘死者’是對立關係，那有沒有可能將這兩者之間畫上等號呢，在一種情況下，這種現象會發生，”大象說道，“當這個‘凶手’是恐怖、邪教分子的情況下，凶手也可能是死者，比如’911事件’，恐怖分子作案的真正動機，是傳播恐懼，假如自己的死亡會帶來這種恐怖效應，他們會毅然赴死。拱橋命案最奇特的地方，在於犯罪全程隻有一個人，他既扮演凶手，又扮演死者，為什麽要這麽做呢？因為如果隻是呈現自殺，會大大削弱恐怖效應，所以，此案中的凶手周慕武，必須千方百計將自己的死亡，布置成一樁謀殺案。”
一樁密室殺人案，一定存在凶手嗎？
美國推理小說家卡爾在“密室講義”的第四項類型中提到：這是自殺，但刻意布置成像是謀殺。
一樁密室殺人案，不一定存在凶手。但一樁謀殺案，必須是凶手和死者的組合。
“這就是周慕武要給我們看一個模糊身影的原因。他要讓我們篤定一個事實，就是這起命案中，存在一個凶手，他靠岸了，逃跑了，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謀殺案。而且我們警方費了老大勁也不可能抓到這個幽靈人，可想而知，這起案件會成為曆史懸案，成為我推理生涯的滑鐵盧，而它自身所具備的恐怖效應會在社會中一圈圈放大。事實上，要不是阿雷和周昊的啟發，我可能一條道走到黑，甚至釀出冤案，逼迫紀燦承認犯罪——在那種心遭摧殘的境況下，紀燦完全有可能認罪，一了百了。還好，我沒有這麽做。”大象將水瓶剩下的一點水仰頭灑向麵部，又擰開一瓶水，喝了一口，對我們說，“你們有什麽疑問，現在可以提。”
人群發生**，不一會兒，有聲音響起：“按照你的推理，周慕武一個人是怎麽做到捆綁自己並使自己死亡的呢？”
“這是周慕武乘船靠岸後返回拱橋上的原因，也是為什麽會發出石頭落水聲的原因。”大象回答，“關鍵在那塊三十多斤的石頭上。他從南湖開船到拱橋洞，在牆上打釘，將繩套固定在橋底的釘上，然後再把繩子甩上拱橋。靠北岸後，他跑去西橋邊搬運巨石，來到拱橋上，先把繩子做出寬鬆的繩套，再把石頭綁牢，之後將一個繩套套在脖頸上，再反手反腳將四肢鑽進四個聯結的繩套中，這時他是一個躺倒的狀態，他先把手上的手套褪出，扔進湖中，之後推石落湖，重量將他拉下，瞬間手腳上的繩套被捆緊，脖子被勒斷，完成殺死自己的犯罪。”
“這也是為什麽要用改裝火藥射釘槍的原因，因為市麵上最好的射釘槍，也很難將掛釘射進這麽厚的大青石中，而且還要承受從高處墜落的一個人加一塊石的拉力，釘子必須確保穩固。死者周慕武右側身上沾有較多的灰塵，起初我們以為是他躺於船內所致，現在答案已經很明顯了，這是他死前在拱橋圍欄外的空地磨蹭所致。昨天我去太平間仔細嗅聞屍體身上灰塵中的味道，裏麵有細微的巧克力味，而拱橋圍欄外麵的地上有一根雪糕棍，是曾經有遊客吃完巧克力雪糕隨手扔下的，這個味道輾轉沾到了周慕武身上。”
“但我實在無法想通周慕武這樣做的動機，製造和傳播恐怖，他完全可以殺害別人，為什麽要自殺呢？”又有一人發問。
“阿雷前麵的推理，說凶手一開始本來計劃殺死紀燦，後來被周慕武發現，挺身而出，跟凶手做了交易，充當紀燦的替死鬼。”大象回答，“這就是真正的動機，隻不過在我的推理版本裏，我將凶手和周慕武合並為一個人。我們來回看周慕武跟紀燦一開始的認識，發現是周慕武主動先去認識紀燦的，那個時候慕武其實是在搜尋獵物，而紀燦是他綜合考量後合適的犯罪目標：孤兒、流浪少年、人際關係淡薄。隻不過在交往過程中，他愛上紀燦，舍不得將他殺害，但迫於要麽是必須犯罪的大局使命，要麽是自己無力違抗的犯罪命令。在犯罪期限到來時，他如期上陣，將自殺布置成疑團重重的謀殺案。死前為了不讓紀燦被警方懷疑，還將他弄到醫院去，實在難得。”
“這些，”負責這起案件的隊長問大象，“你有證據支撐嗎？”
“我希望有。”大象回身指著湖中剛才演示的遊船，“證據在那艘船上，麻煩大家幫我把那艘船拉上岸。”緊接著大象又吩咐其他同事去園中辦公樓大院搬來另一艘作案遊船。
日光下，兩艘一模一樣的遊船一前一後擺放在北岸的空地中。大象蹲下身細細查看船身，站起，說道，“在案發前幾天，天氣暴熱，滋生了湖麵綠藻，我問過公園的環衛工，他們是6月17日開始打撈綠藻，哪怕每天打撈六小時，也製止不了水藻瘋長的局麵。遊船行湖，這些綠藻會沾上船身，形成吃水刻度。我們來對比案發時和犯罪演示的這兩艘遊船，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案發船的綠藻線比演示船低了大約兩厘米，這兩厘米的差別，就是載一個110斤的人和載兩個110斤的人和一塊30斤的石頭的重量差別。也就是說，案發時所使用的遊船，上麵自始至終隻有一個人，也就是周慕武。為了謹慎起見，我再向船主借一艘一模一樣未下水的遊船，讓一位110斤的同事從南湖到北湖走一趟，再對比這三艘船的綠藻線。”
三船身的藻線對比表明，案發時所用遊船，確實隻有一人所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