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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中國，已經籠罩在日軍侵華戰爭的陰影下，此時的鬱達夫身處福建，家國危機日益加重。鬱達夫對北平的回憶，既是對往事的回望，也是寄予自己的家國之思。北平作為中華民族的故都，它的存亡是一個民族獨立與否的標誌。
對於一個已經化為異物的故人，追懷起來，總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處；隨後再慢慢的想想，則覺得當時所感到的一切壞處，也會變作很可尋味的一些紀念，在回憶裏開花。關於一個曾經住過的舊地，覺得此生再也不會第二次去長住了，身處入了遠離的一角，向這方向的雲天遙望一下，回想起來的，自然也同樣地隻是它的好處。
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從前，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沉著，總歸都還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當然還是北京——的典麗堂皇，幽閑清妙。
對一生奔波的鬱達夫而言，回溯往事，北平如一位雍容大度的長者。
先說人的分子罷，在當時的北京——民國十一二年前後——上自軍財閥政客名優起，中經學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於負販拉車鋪小攤的人，都可以談談，都有一藝之長，而無憎人之貌；就是由薦頭店薦來的老媽子，除上炕者是當然以外，也總是衣冠楚楚，看起來不覺得會令人討嫌。
其次說到北京物質的供給哩，又是山珍海錯，洋廣雜貨，以及蘿卜白菜等本地產品，無一不備，無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時候，總隻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沉悶，灰沙太暗淡，生活太無變化；一鞭出走，出前門便覺胸舒，過蘆溝方知天曉，仿佛一出都門，就上了新生活開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已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而在我自己，卻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為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墳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同時斃命的受難者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