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指導
敘事是寫作的基本功
想起這個題目是因為看了一篇關於電影的文章。
被稱為第五代電影導演代表的張藝謀，先拍的《黃土地》、《紅高粱》等雖也引起轟動，但是行家們說他還沒有掌握電影敘述的手法。張藝謀也自感這方麵的欠缺，便下決心拍一部純敘述手法的片子，這就是後來又引起轟動的《秋菊打官司》。該片純用敘述手法，除一兩個主要演員外，全部用原型，現場偷拍，精選生活，原原本本地敘述，終於獲得超前的成功。
人的生活是個萬花筒，五光十色，萬象紛呈，包括內心世界、外部世界。組成人生活動的內容及其環境、背景包括：事、情、景和理。人的所感所受和相互合作交流不外乎這四個方麵的表達。這四樣東西的內容、性質、特點不同，表現於文字的方式也不同。事情主要靠敘述，感情主要靠抒發，景物主要靠描寫，道理主要靠剖析。如果把它們錯位，“抒發事情，描寫道理”就像“拉笛子，吹二胡”一樣別扭。所以先要分清什麽內容、什麽性質該用什麽方式來表達。雖然相互之間也有借鑒、汲取（如悠揚的弦樂也要借用打擊樂鮮明的節奏），但一定要分清主次，而且先要弄清自己的基本特點，掌握自己的基本功。這個關不過終成不了大器。
敘述是文學的基本功，它可以抒情、析理，但先要把客觀的有價值的事情用最簡潔明快的方式表達出來，讓人知道（主要不是欣賞、感受）。這決定了它的基本方法是敘述，就是抒情、說理文裏也離不開敘述，所以寫作一定要過敘述關。就像電影這種以形象表演為主的文藝載體也離不了敘述一樣。張藝謀盡管先以抒情手法創作了令人沉思的《黃土地》，叫人激狂的《紅高粱》，但回過頭來他還是要補敘述這一課。像一個書法家，雖然先已從行書入手，反過來又補上了楷書這一課。你不論用什麽文體寫作，都繞不開敘述這一關。
其大致要求有三點：一是你選的事情要有價值，人家愛看，常常是一個標題就能抓住人，就是說這件事值得向人敘述。比如突發事件，讀者看到一個開頭，就瞪大眼等著往下看。二是從空間的角度來說，所敘的事情要脈絡清楚，詳略得當，而不能平鋪硬堆。事情都有個主次，凡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事，總有一種立體感、形象感，而且對主要的東西印象最深。比如戰爭現場的硝煙、槍聲、坦克等，但可能印象最深的是流血。因為事件本身總是有它的特定的空間構成、主次結構。假如我們能照一張相、畫一張速寫，這個立體形象的效果就很清楚了。敘述是借用文字從現場到語言再從語言到形象的一種轉換。這個轉換要再現空間構成，因此首先要分清脈絡，猶如畫家起稿，先要分清輪廓、明暗，要有綱有目，有枝有葉，讀者才能明白。沒有訓練的新手對事件的敘述總是不知道從哪裏下手，常常費了筆墨，反塗得麵目全非。像一個小孩子在外麵見到一件事，氣喘著跑回家，急著向大人說，卻一下說不清。三是從時間角度說敘述要有節奏。凡事情必定有個過程，有個先後。敘事是事情過程的重演。是把事情原來的節奏結合讀者的需求重演一遍。我們說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就是因為它在一個時間段內展開不同音符，形成長短、快慢（當然還有高低）不同的節奏，這決定了人愛聽還是不愛聽。敘事最難掌握的就是這個節奏。打開電視，隻要看上五分鍾，就能感到有的演員能抓住人，有的不行。其實這麽短的實踐，一般看不出什麽情節，主要是他表演的深度（即空間的脈絡）和節奏（即時間的組合）。稿子的節奏感是與讀者共鳴的節拍。如船行岸邊，有好景時就慢行，甚至稍停，無好景時就一篙撐開。節奏鮮明和脈絡清楚有關，但又不全是一回事。
紅毛線，藍毛線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來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就是天下之爭，人心之爭。孫中山說：“天下為公。”一個政治家總是以他為公的程度，以他對社會付出的多少來換取人民的支持度，換取社會的承認度。有人得天下，有人失天下。中國從有紀年的公元前841年算起，不知有多少數得上名的君臣、政客，他們也講操守，也講犧牲，以換取人心，換取天下。唐太宗愛玩鷂子，魏征來見，忙捏在手裏背在身後，話談完了，鷂子也死在手中。王莽篡位前為表明不徇私情，甚至將自己的兒子處死。汪精衛年輕時也曾有行刺清廷大臣的壯舉。人來人去，政權更替，這種戲演了幾千年，但真正把私心減到最小最小，把公心推到最大最大的隻有共產黨和他的領袖們。當曆史演進到20世紀40年代末，又將有一次政權大更替時，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這個小山村，再次為我們提供了這個證明。
如今，在西柏坡村口立著五位偉人的塑像，他們是當時黨的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領袖剛從村裏走出來，正匆匆忙忙像是要到哪裏去。這時中國革命已到了最關鍵的時候。曾經覬覦中國的河山並將之**了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日寇終於心衰力竭，無可奈何地舉手投降了，中國大地上突然又隻剩下兩大勢力集團：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20年前，蔣介石就“剿共”，現在日本人走了，蔣介石又重做這個夢，你看“東北剿總”、“華北剿總”，又到處扯起“剿”字旗，他想在北方重演一場當年在江西的戲。但這時，早已南北易位，時勢相異。毛澤東從從容容地將五位書記一分為二，他說，我和恩來、弼時在陝北拖住胡宗南，少奇和朱老總可先到河北平山去組織一個工作班子。平山者，晉陝與北平間一塊過河的踏石，此時一收天下之勢已明矣。
雖然已經有人馬數百萬，土地數千裏，就要開國進京了，但是當五大領袖住進這個小村時，並沒有什麽金銀細軟。他們和其他所有的幹部一樣隻有一身灰布棉製服。劉少奇帶著那隻跟隨了他多年的文件箱，那是一個如農家常用的小躺櫃，粗粗笨笨，一蓋上蓋子就可以坐人。這箱子後來進了北京，在**的抄家中，幸虧保姆在上麵糊了一層花紙才為我們保存了這件文物。現在這小木箱又按原樣放在少奇同誌房間的右角，而左角則是一個隻有二尺寬、齊膝高的小桌，這是當時從老鄉家借來的。少奇同誌就是伏在這個小桌上起草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他寫好“大綱”後，就去村口召開全國土改工作會。露天裏搭了一個白布棚算是主席台，從各邊區來的代表就搬些石頭塊子散坐在棚前。座中一位最年輕的代表，是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這將是一次要把全國攪得天翻地覆，有裏程碑意義的大會啊。會場沒有沙發，沒有麥克風，沒有茶水，更沒有熱毛巾。這是一個真正的會議，一個舍棄了一切形式，隻剩下內容，隻剩下思想的會議。今天，當我們看這個小桌，這個會場時，才頓然悟到，開會本來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來到一起是為了接受新思想，通過交流碰撞產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餘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後來這種附加越來越多。這個樸素的會議講出了中國農民一千多年來一直壓在心裏的一句話：平分土地。這話經太行山裏的風一吹，便火星四濺，燃遍全國。而全國早已是布滿了幹柴，這是已堆了一千多年的幹柴啊，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這場火著了又熄，熄了又著，總沒有著個透。現在終於大火熊熊，鋪天蓋地。土改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三大戰役中民工支前參戰就達886萬人，800多萬啊，相當於國民黨的全部陸海空軍。陳毅說淮海戰役是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隻平山縣，土改後，王震同誌振臂一呼：“保衛勝利果實！”一次就參軍1500人，組成著名的平山團，這個團一直打到新疆，現在還駐紮在阿克蘇。解放戰爭實質上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繼續，是中國農民一千多年翻身鬧革命的總勝利，而土改則是開啟這股洪流的總閘門。但開啟這個閘門的儀式竟是這樣的平靜，沒有紅綢金剪的剪彩，沒有鼓樂，沒有宴會，擺在我們麵前的隻是這個木櫃，這張二尺小桌，和河灘裏這一片曾作為會場的光禿禿的石頭。
1948年5月，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轉戰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後也來到了這裏。五位書記又重新會合了。毛澤東決定在這裏擺兩著棋。第一著是打三大戰役。他在隔壁的院子裏布置了一間作戰室，國共兩黨已經鬥了20年，他要在這裏再最後鬥一鬥蔣介石。這是一間普通的農家房舍，大約不到30平方米，裏麵擺著三張大桌子。一張作戰科用，一張情報科用，一張資料科用。大屋子裏徹夜燈火通明（那時已開始有電燈，但又常離不開油燈）。來自全國各戰場的電報匯集到這裏，參謀們緊張地分析、研究、報告。講解員說當時很難買到紅藍鉛筆，為了節省使用，參謀們就用紅毛線、藍毛線在地圖上標識敵我勢態。雖然我們這時已在進行著百萬大軍的總決戰了，但其實還窮得很呢。這時南京國防部的大樓裏呢絨大桌、真皮沙發、咖啡香煙，他們也絕對想不到共產黨會這樣窮。其實到這時共產黨還從來沒有富過，尤其是黨中央最不富。當年中央紅軍走到陝北時隻剩萬數人馬，1000元錢，人均一毛錢。毛澤東隻好向紅二十五軍去借，徐海東也沒有想到中央會這麽困難，忙從全軍7500元的積蓄中抽出5000元。毛周留在陝北，晉察冀吃穿用都比陝北強。賀龍過河來看毛澤東，毛的警衛員看著賀老總警衛員身上的槍直眼饞。賀胡子也大吃一驚，他無論如何想不到中央機關會這麽苦，趕快對警衛說：“換一下。”共產黨是窮慣了，黨的最高層是窮慣了。不是他們愛窮，他們守一個原則，隻要中國的老百姓還窮，黨就恥於高過百姓；隻要黨還窮，第一線還窮，中央機關、黨的領袖就決不肯優於他們。這種生活的清貧，工作條件的清苦，清澈見底地表示著他們的一片心，這就是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900年前封建名臣範仲淹就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真正實現了這句名言的隻有共產黨。現在毛澤東和他的參謀班子就是在這間最簡陋的指揮部裏和蔣介石鬥法。這反倒生出一種神秘，就像武俠小說上寫的，突然有一個貌不驚人的高手隨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煙管就挑飛了對方手中的七星寶刀。作戰室旁那個有一盤小石磨的小院子裏，毛澤東在石磨旁抽煙、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擬電報。據統計，三大戰役毛澤東親手寫了190封電報，電報發出了，作戰參謀們就在地圖上用紅毛線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陽，接著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後紅毛線幹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戰役共殲敵154萬。共產黨的每個普通幹部在延安大生產時就學會了紡毛線，想不到這粗糙的毛線今天派上了這樣一個大用場。黃維在淮海戰役被俘，改造出獄後堅持要來西柏坡看一看，當他看到這間簡陋的作戰室時，感慨唏噓，連呼：“蔣先生當敗！蔣先生當敗！”蔣介石怎麽能不敗呢？共產黨克己為民，其公心彌蓋天下，已經蓋住並熔化了敵人的營壘，連蔣介石派來的談判代表邵力子、張治中都服而不歸了。
一著武棋下完，再下一著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在中央機關的一間大夥房裏召開了。現在會議室裏還保留著原來主席台上的樣子。說是主席台，其實沒有台，就是在夥房一頭的牆上掛一麵黨旗，旗下擺一張長方桌，後麵放一把舊藤椅。台兩側各有一張桌子是記錄席。會場沒有麥克風，更沒有錄音機。出席會議的共34名中央委員，19名候補中央委員，毛主席坐在長桌後麵，其餘的人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沒有固定的椅子，開會時個人就從自己的家裏或辦公室帶個凳子。會議開了8天，委員們仔細地討論軍事、政治、黨務、政權接收等大事。輪到誰發言時就走到那張長桌旁麵向大家站著講話，講完後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澤東親自記錄，不時插話。領袖與代表咫尺之近，寸許之間。
其實這已是老習慣了，許多人都見過一張照片，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站著作報告，黃土地上擺一個小凳子，凳子上放一隻大茶缸子。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據說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澤東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黨內，就是領袖和百姓也親密無間。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澤東是從小幹慣了稻田活的，工作之餘就挽起褲腿去和農民插秧。朱老總一臉敦厚，在村頭背著手散步，常被誤認為是下地回來的老鄉。任弼時全家人睡的土炕上至今還放著一架紡車。五大領袖走過雪山草地，到過東洋西洋，統率千軍萬馬，熟悉中國的經濟，遍讀經史子集和馬恩列斯，有的還坐過國民黨的大牢，他們知識淵如海，業績高如山。但是他們卻這樣自自然然地融在革命隊伍中，作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偉人者，其思想、作風、境界、業績已經自然地達到了一個高度，如日升高，如木參天，如水溢岸，你想讓它降都降不下來，他當然不會再另外擺什麽架子，裝什麽樣子。
1949年春的中國共產黨，他的五大領袖，他的34名中央委員就這樣平平靜靜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這間舊夥房裏決定著中國的命運，也決定著黨在曆史的轉折關頭該怎麽辦。住了20年山溝，現在要進城了，黨沒有忘記存在決定意識這條哲學的基本原理，沒有忘記黨員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要改造主觀世界這個準則。在這間簡陋的會議室裏，共產黨通過了自己的“陋室銘”。毛澤東說：要警惕“糖衣炮彈”，“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本來會議開始時主席台上並排掛著馬恩列斯毛的像，到閉幕時就不這樣掛了。會議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一個共識，並通過五項決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壽、中國同誌不與馬恩列斯並列、少拍巴掌、少敬酒。這真讓人吃驚了，黨的中央全會竟決定如此細小的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誠，其行之慎，天地可鑒。當年袁世凱籌備登基，光龍袍上的兩顆龍眼珠就值30萬大洋。而共產黨為新共和國奠基卻隻借用了一間舊夥房。我們常說像真理一樣樸素，隻要道理是真的，裹著這道理的形式是不需要多講究的。那話是用鍍金的話筒說出來的還是扯著嗓子喊出來的，關係並不大。真理不要過多的形式來打扮，不要端著架子來公布，它隻要客觀真實，隻要樸素。清皇室冊封嬪妃是用金頁寫成，每頁就用十六兩黃金。可她們的名字有哪一個被後人記住了呢？紅毛線、藍毛線、二尺小桌、石頭會場、小石磨、舊夥房，誰能想到在兩個政權最後大決戰的時刻，共產黨就是祭起這些法寶，橫掃江北，問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陣，怎麽打怎麽順了。其實那時使用什麽都已無關緊要了，因為我們的心早已到了，任何一件普通東西上都附著我們的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心誠則靈，天下來歸，傳檄而定，望風披靡。而蔣政權人心已去，好比一株樹，水分跑光了，葉子早已枯黃，不管誰來輕輕搖一下都會枝折葉落的。
當參觀結束後，幾乎每一個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領袖合影一張。五位書記昂首向前，似將遠行。到哪裏去？當年在村口毛澤東說了一句風趣的話：我們上京趕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來說，要及格，不要被退回來。
周恩來讓座
去年9月裏因事過廣東新會。新會是梁啟超的家鄉，又是元滅宋，丞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的地方，過去為縣，現在是江門市的一個區。我萬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竟有一個資料豐富的周恩來紀念館。當地的人也很自豪，他們說，周恩來任總理時，政務纏身，能下到一個縣連住七天，一生僅此一例。我心裏明白，哪裏是周恩來有閑，是政局錯位，一個曆史的小誤會。
1956年下半年，全國出現冒進的苗頭。掌國家經濟之舵的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不悅，說：“我是反‘反冒進’。"1958年1月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周恩來都受到批評，並作檢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選了一個縣，廣東新會縣來做調查研究。其時周公心裏正受著煎熬，正是偉人不幸，小縣有幸，留下了這樣一處紀念地。
周恩來此行所以選中新會，有一點小起因。當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新會農民周漢生用水稻與高粱雜交獲得一種優良水稻新品種。周總理很重視，專門帶了一位專家6月30日飛廣州，又轉來新會，在試驗田旁，見到了這位農民。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生活條件還很差，鄉幹部和農民一律都是赤腳，總理的穿著也就比他們多了一雙布鞋，隻是衣服稍整潔一些。接待人員找了一把小竹椅、一個小方竹凳放在地頭，本意讓總理坐小竹椅，不想總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給周漢生，還說你長年蹲田頭，太辛苦。這就是周恩來的風格，盡量為他人著想，絕不擺什麽架子。這張照片掛在展室的牆上，成了現在人們難以理解的場景。按現在的習慣，官大一級，見麵讓座，起行讓路，等級分明。總理來到地頭已屬不易，怎麽能在座位上尊卑顛倒呢？我立即聯想到，已逝全國記協主席吳冷西也是新會人。一次，我當麵聽他講過這樣一件事，50年代初，朝鮮工會代表團來訪，總理接見並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來不肯，他要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與客人坐正中，他說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結果他真的坐在旁邊，報上也就這樣照發照片，那時大家覺得也很自然。我曾見過延安時期老同誌的幾幅合影，大家都隨意或坐或站，有幾次毛澤東都站在較偏的位置。無疑，毛澤東當時的地位是應該居首位的。現在我們看這些老照片，心裏真說不清是陌生還是親切。
座位這個東西是典型的物質與精神的結合。有把椅子，坐著好說話或辦事，這是物質；坐上去，別有一種感覺，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個次序，就有了等級。等級就是一種精神。等級不可沒有，如軍隊指揮，無等級就無效率。但不可太嚴，太嚴了就成障礙，心理障礙、工作障礙。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很靈活，所以不會僵化；又很確定，所以人們才能為之奮鬥。”現在我們對座次的設計是越來越精、越來越細，隻僵化而不靈活了。不用說大會誰上主席台，台上又誰前誰後，有的單位開會，除分座次，還要專製一把稍大一點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一位新來的部長，很不習慣這種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場自己先把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來時，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與他四目相對。他的務實作風拗不過籠罩四周的座次精神。
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椅子坐時，當然沒有座次。我看過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那是一間大夥房，沒有座椅。53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隨手從房東家帶一個小板凳就開大會。難的是有了椅子後怎樣辦？這裏有個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論座，黨內講平等，是同誌；黨外講服務、是公仆，何必爭座？何敢爭座？以私心論座，則私心無盡，錙銖必較，事事都要爭個高低。周恩來的一生是為公的一生，這從他位次變化中可以看出來。他早年就坐到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長征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後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一、四方麵軍會師，為團結四方麵軍又把紅軍總政委的椅子讓給張國燾。解放後他又有兩次讓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這次到新會調查之前，因為幾次受到批評，周恩來就提出辭去總理職位，後來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讓位未果。但後來經濟困難立即證明周恩來的意見對，他又毫無怨言，以總理的身份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次是讓位給林彪當副統帥，後林彪自我爆炸，駕機出逃，周恩來把辦公椅子搬到大會堂坐鎮指揮，力挽狂瀾，化險為夷。
大位無形，不管周恩來在曆史上曾將位置讓毛澤東、讓張國燾，還是“文革”中讓位於林彪，但在老百姓的心裏他永遠是國家的總管，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二把手。這個位置是永遠也變不了的。後來的年輕人不理解，總愛問周恩來為什麽要這樣一讓再讓？我聽說一位領導同誌當麵問過周恩來，他說，如果那樣黨就會分裂。他是仔細衡量過利害的。“文革”最困難的時期，他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還是為公，為了國家利益。其實共產黨無論全黨還是黨員本沒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變，抓蔣而不殺，反而還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為抗日，為挽救民族危亡，這是最大的忍讓。周恩來是代表黨親自到西安處理這件事的。無論對內對外，若讓而能利天下，他都義無反顧。
那麽，周恩來爭過椅子沒有？爭過，在西安、在重慶、在南京與國民黨長達十年的談判就是在爭椅子，為黨爭、為民爭。新中國成立到周恩來去世凡27年，他主持外交，參加或指揮了所有重要的國際談判，與美國人在朝鮮談、在華沙談。與蘇聯人談，甚至在莫斯科與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為中國在國際上爭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卻忙得坐不暖席。毛澤東出行用專列，周恩來出行幾乎全坐飛機，不是飛機的椅子好坐是為省時，多一點時間去工作，去為民為國多爭一點權利。最危險的一次是去開萬隆會議，他的座機為特務所炸，幸虧他臨時換機。而身邊的工作人員總不會忘記周恩來的一個工作細節，每臨大會，他要親自到主席台或會場上看一下坐席，特別是黨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擺得是否合適。最後又不會忘記檢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搖一搖，穩不穩，再看看視線清不清。這就是周恩來。他心裏有一個座次，孰重孰輕，何讓何爭，明白見底。
在看這個紀念館時，我很慶幸1958年周恩來讓位之未成，不然國家還要多一次悲劇。又想到“文革”中周恩來雖讓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圖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們不能承受這輕，不能承受周恩來的這輕輕一讓；又不能承受這重，承受這國事民心之重。莊子說“先賢而後王”，從政者必得先有賢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麽？就是一把辦重要事情的椅子。曆史上凡大讓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堯讓天下於舜，舜讓天下於禹，孫中山讓總統位於袁世凱，華盛頓當了兩屆總統毅然讓位，鄧小平首開在位退休先例。他們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會看到的這兩把小椅凳當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實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間已很難找到。但紀念館主人很珍重地對我說：“這兩把椅凳，我們剛從主人家裏征集到，已作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會議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間，也不知有沒有人收藏。人們現在更關注的是怎樣去製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專門開重要會議的賓館裏就會，吃飯時，座椅龐然而厚重，頗有幾分威嚴，椅子圍桌而立，遠望如一圈逶迤的長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對經理說，餐廳之椅還是以輕便為好，何用這樣隆重？她說這是專門請人設計的，一把就兩千元。我說這種重椅隻合主席台上用，放在這裏講錯了排場，又枉費了許多錢。但設計者恐怕另有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