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蘇軾居於東坡雪堂享盡清福的同時，神宗皇帝終於開始“抽車換子”，重新擺正朝局。
依著早前“一年看重、兩年起用、三年執政”的計劃，神宗先是一有機會就在人前吟詠蘇學士的詩詞，做出一副“愛才”的樣子給身邊的近臣們看，接著順理成章地提出：蘇軾是個人才，不可久廢不用，命蘇軾出任江州知府。
蘇軾，是舊臣中的“首腦智慧”，這個人一旦被起用，後麵就會跟上一大串兒。蔡確、王珪兩位宰相多麽精明，哪肯讓步？就和皇帝扯開了皮，東拉西扯，拖延不辦。這一拖，竟從元豐六年拖到了元豐七年春天，讓蘇軾做江州知府的詔命還沒下達。
此時的神宗皇帝遇上一個棘手問題：前頭執政的這些年過於重用“三司係”，把舊臣們貶得太狠。如今想改革朝政，才發現政事堂、禦史台都被這些人緊緊把持著，皇帝詔命竟出不了禁城！神宗也知道，朝局是十幾年舊病，絕非一天就能翻過來的。如今舊臣們都散在各州府，蘇軾隻是個“藥引子”，在這道人事任命上拖延太久隻會過早引起那幫小人的注意，以後阻力更大。於是悄悄發出一道禦劄：命蘇軾以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出任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黃州，即今湖北黃岡；汝州，即今河南臨汝，距離京師僅有一箭之地。神宗皇帝既不升蘇軾的官，也不提任命蘇軾為知府的事，隻是把他從黃州移到了京城門口的汝州“安置”，此事無需與任何人商量。可稍有頭腦的人都看得出，蘇軾到了汝州，這是朝廷變化的先兆。
舊臣們散在各地，朝廷的事他們未必明白，如今蘇軾一動，他們就看見了，知道朝局要變，自然會抱成團兒跟皇帝呼應，神宗回過頭收拾蔡確、王珪，就有實力了。
此時的蘇子瞻已經從他那些高明朋友處知道了“命運即將改變”的消息，本就望眼欲穿等著京城來的詔書。接了禦劄一看，頓時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感激涕零，就在雪堂門口跪著，衝千裏之外的神宗皇帝叩了幾個頭，哭了一場，於元豐七年四月收拾行裝，往京師門口的汝州府趕來。
一個人倒黴到了極點，忽然否極泰來，心情自然極好。蘇學士如今雖未當官，卻有了“揚眉吐氣”的先兆，這一路呼朋喚友、遊山玩水，單是一座廬山就玩了二十多天，留詩幾十首，其中多有絕品。
這時正在暑天，天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江上又潮，朝雲帶著幹兒困在舟中，又熱又累，晝夜不得休息，真是苦不堪言。可看著丈夫這麽快活，朝雲一句牢騷話也沒說，任蘇軾玩樂。終於走到當塗，蘇學士上岸和已經隱退的老前輩張方平見了一麵，吃酒的時候張方平問了蘇軾一句話：“路過江寧的時候，想不想去拜訪王介甫？”
王安石，正是此公因為政見不和一腳把蘇學士踢出朝廷；如今安石罷相閑居，王蘇軾正被起用，從人家門前經過，是否去看一眼？
自然是要去的。
幾天後，蘇家的船到了江寧碼頭。蘇軾讓朝雲帶著孩子在船上等他，自己上了岸向人打聽王安石的住處。卻見亂糟糟的人群中走出個穿黑袍的老頭子，一直來到麵前蘇學士仍未認出此人，直到這人在他肩頭拍了一下，笑著問：“是子瞻嗎？”蘇軾抬頭細看，這才認出，原來王安石就在眼前。
熙寧九年王介甫第二次落馬，滾回江寧隱居不出，至今已經九年了。九年功夫，當年那位剛強執拗、飛揚勇決的宰相大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糟老頭子，頭發蓬亂，衣服肮髒，麵似枯灰，須發如雪，彎腰駝背，一條腿似乎有點毛病，走起路來一顛一顛，說話時中氣都不足了，看著就像個一生落魄的老秀才，哪有一絲宰相的影子？
王安石，曾經的天下人心之所係、天下眾望之所歸、天下道德之彪炳、天下政事之奇才、天下第一“拗相公”！如今竟落得這般地步，與他當年所進行的“變法”一樣，不是垮了，而是朽了。
——朽了，沒有垮掉那麽慘烈，卻比垮掉更讓人心酸。
蘇軾在王安石麵前是挨過整的，對“拗相公”是有芥蒂的。來見王安石之前老蘇心裏種種患得患失，不知該客客氣氣以晚輩之禮相見，還是昂起頭來頂撞“拗相公”幾句。哪知一見麵，王介甫竟是這副模樣！蘇軾的心頓時化成一灘燭淚，握著王安石的手叫了聲：“老先生……”再也沒有話說，忽然心裏一陣酸痛，頓時落下兩行淚來。
這些年王安石隱居江寧，來看他的人倒也算得上絡繹不絕。然而這些人十個有九個見麵就歎氣，半數人見了他就掉眼淚，王安石早把這些看慣了。“拗相公”雖然垮了，拗脾氣還在，臉上硬擠出三分笑容來：“子瞻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在這裏站久了怕有人圍著你討詩文。跟我回去坐坐，吃盞茶吧。”扯著蘇軾勉強走了幾十步，路邊栓著一頭黑驢，王安石費了不少力氣才爬上驢背，對蘇軾笑道：“我住得離此不遠，可這兩條腿……不怎麽聽使喚，子瞻原諒些吧。”騎在驢上和蘇軾慢悠悠地走回家來。
王安石的住處在江寧府白下門外，距鍾山寶公塔約七裏。這是個古怪的地方，沒有府門，沒有圍牆，沒有園林，光禿禿的地上直楞楞地立著一排房屋，主仆進出，任人圍觀。
沒人知道王介甫為什麽把家搞成這個樣子。若說怕皇上懷疑他造反？王安石好歹還是個正人君子，神宗就算懷疑自己，也不會懷疑這位退了休的宰相。所以王安石把住處弄成這樣，隻能說是他的一個怪癖：“拗相公”就是要讓天下人都圍著他看，尤其是那些恨他、罵他、嘲笑他的人，更要讓他們來看，看個夠！
如今東坡居士到了王安石府上，進門一看，四壁蕭然空無一物，老宰相的住處樸素得好像清順和尚的僧舍。頓時想起自己在黃州蓋的那間雪堂。
王安石有偌大府第卻不知整頓，花兒也不養樹也不栽；蘇學士在黃州東坡蓋了幾間爛草房，居然四壁畫滿山水，江邊撿一捧花石子兒還專門拿個瓦盆兒“養”起來，親手釀得好酒在耳房裏攢了兩大甕！從這兒就看出來，蘇學士活得很舒坦，王介甫活得很糊塗。
但王安石心裏並沒這些念頭，隻問蘇軾：“子瞻在黃州幾年，不知做何學問？”
蘇軾在黃州做了一番大學問，包括燉出“東坡肉”，學會自家釀酒，種了十幾畝地自己養活自己，除此之外，就是收了一房美貌聰明的夫人，生了個活潑可愛的兒子，好詩詞還有幾百首。但在“拗相公”眼裏這些東西不算“學問”。蘇軾隻能老實回答：“黃州五載，虛度光陰而已。”
王安石忙說：“子瞻是個大才子，何不著書？”
蘇軾這半輩子什麽奇怪的事都感興趣，偏就沒想過要“著書”，如今猝不及防，張口結舌，半天才問：“老先生以為晚輩該著何書？”
蘇軾不過隨口一問，王安石倒來了興致：“當年歐陽修做五代史，卻未編‘三國’。子瞻是蜀人，何不編纂三國故事，把劉玄德稱讚一番？”
蘇學士一輩子喜歡的是遊山玩水、燉肉釀酒、寫詩詞會朋友、哄夫人逗孩子，“著書”二字他連聽都不願聽。忙擺手說：“先生高看我了。蘇某不過許氾之輩而已。”
《三國誌》有個故事，名士陳登豪爽幹練智謀過人，向曹操獻計誅殺呂布，除掉這個為害一方的奸雄，被拜為伏波將軍。有個叫許氾的人見陳登出名就來拜見，陳登覺得許氾誇誇其談討人厭，不怎麽理他。後來許氾投到劉表門下，劉備正好也在這裏，二人談論天下英雄，提起誅呂布的陳登，許氾就在邊上說陳登的壞話。哪知劉備責備許氾說：“當今天下大亂，有誌之士當憂國而忘家，可你每日求田問舍，言無可用，陳登理你做什麽？”現在蘇軾以“許氾”自嘲，是想推脫那個“著書”的任務。
王安石和蘇軾早年政見不同，曾有爭執。現在兩人重見，雖然談得親切，畢竟還有兩分隔閡，蘇軾不願意“做學問”，王安石也不好意思說得太多。反而順著蘇學士的話頭兒笑道：“劉玄德是個豪傑，自以為誌向高遠，就笑話許氾沒誌氣。其實劉備打天下，還不是為兒孫置產業？”說到這裏忽然心有所感，提筆寫了首詩：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
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王安石這首詩意境頹唐，若非親眼看見，真不敢相信這是“拗相公”寫的。蘇軾是個老實人，讀了詩，一時無言以對。
詩是好詩，可心境不是好心境。見蘇軾無語，王安石悄悄歎口氣，換個話題：“子瞻在黃州時可曾求田問舍？”見蘇軾搖頭，就笑著說，“既然子瞻不願住在黃州，不如在江寧買一處田產，鍾山下蓋一所宅子，跟老夫做個伴你看如何？”
蘇軾在黃州的時候原本越活越明白，有“買田定居”的打算。可惜，蘇軾太聰明太出色！這“聰明”是他一生的累贅。就因為被“聰明”拖累，老蘇到底拋不下“功名利祿”，神宗皇帝把手指頭一鉤，蘇夫子馬上躍躍欲試。以他現在的心境，哪肯呆在江寧陪伴“拗相公”？然而王安石意思殷切，蘇軾又不好推辭，略想了想，也做詩一首：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見了這詩，王安石忍不住說了句：“若能倒退十年……”一句話沒說完就斷了，隻剩一聲長歎。
眼看話頭兒越說越沉重，王安石有些不好意思了。恰好這時仆人進來，說飯已備妥，王安石這才引著蘇軾入席。一邊笑著說：“其實我和子瞻有宿怨，今天請你到府，是設下‘毒計’要害你的。”話音未落，廚子已端上一道菜來，還未入席香氣撲麵。王安石指著這盤菜說，“學士認得這是什麽嗎？”
蘇軾看了一眼，大喜：“這是燒河豚！以前在北邊做官，難得遇上此物。到杭州才吃過一次，後來黃州幾年再沒見過。”
王安石笑道：“這東西雖好，名聲不佳，敢投箸否？”
河豚味道鮮美，然而天下人都知道河豚有劇毒，清理之時稍不留意，食者中毒，無藥可救！真是“皰廚苟失所，入喉成利劍。”所以河豚魚上桌之前主人照例都要恐嚇客人取樂，如果客人不肯吃，正好端回去，免得惹禍。
蘇軾肚裏饞蟲極多。美食當前，是顧命還是顧嘴？猶豫再三，終於抵不住**，說了聲：“美食當前，死也值得！”挾了一塊魚塞進嘴裏，一嚼之下齒頰留香鮮美異常，嘴裏大嚼，筷子已經又伸出去。片刻功夫，一盤魚被他吃了大半，喝一碗酒，把嘴一抹，起身走到案頭，抓起筆來寫了幾句：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蘇學士這詩寫的是寒瘦剛過、春肥初成。如今神宗皇帝漸漸醒悟，朝廷中舊臣漸起，寒冰消融，正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意味深長。寫罷擲了筆，回到席上接著嚼他的河豚。
王安石和蘇軾相識很早，卻從未有深交。今天第一次麵對麵坐著，再看蘇東坡，才知道這是個灑脫放浪孩子一樣的人物。當年做大官的時候王安石眼裏隻有“政事”，對蘇軾這種沒心機沒城府的人瞧不上眼，現在看了他這樣子，卻覺得又暢快又羨慕。
——能活成這麽幼稚、這麽豁達、這麽稀裏糊塗，天下有幾人？
以前王安石不喜歡蘇學士，今日重見卻是越看越喜歡，忽然想起一個話來：“我以前在京城曾經和人討論‘動靜’二字，始終不得要領，不知子瞻對這兩個字怎麽看？”
王安石問的是道家“養氣”的功夫，蘇軾略想了想：“我覺得‘動靜’即是‘精神’。精出則動，守神則靜。”
蘇軾於佛道涉獵很深，這幾年在黃州閑居，心裏沒有雜事，在這些事上比以前更透徹，一句話說得王安石鼓掌讚歎：“說得好！子瞻果然慧根深厚，福澤不淺。”
蘇軾一生認識的高人，個個都羨慕他有“慧根”。到今天蘇學士也沒弄明白“慧根”究竟是什麽，隻知道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自己身上有“很多”，旁人卻沒有。
現在王安石也這麽誇他，蘇軾就笑著說：“老先生提起‘慧根’倒讓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小時候做過一個怪夢，夢見一個瘦高個子的和尚，隻有一隻眼，對我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醒了以後還隱約記得。後來我到成都府考舉人，趁著沒放榜在廟裏遊覽，剛進廟門便覺似曾相識，就跟住持老和尚說：‘我以前好像是這廟裏的僧人。’結果他不信，我就說：‘從這裏上去，台階一共有多少級，你們數一數。’一數，果然就是這麽多級；我又說：‘當年我就住在後麵僧舍，屋裏是個什麽樣子都記得……。’過去一看，僧房還在。老方丈就有點信了，問我以前叫什麽名字，我答不出來，隻說：‘記得是個高個子，瞎了一隻眼。’他們一聽就說：‘真有這個和尚！’這一下對我越發親近起來，請進方丈室裏看茶，講論佛法，哪知半個時辰就把我轟出來了。”
蘇軾說自己是高僧轉世，這樣的話老年人最愛聽。王安石正聽得津津有味，忽然聽說讓住持和尚給轟了出來，忙問：“怎麽回事？”
東坡居士搖頭歎氣：“這些和尚與我談論佛法倒還投緣，後來問起我平時喜歡吃什麽，我就說：最愛吃肉，燒豬一次能吃幾斤，鴨子一整隻不夠我吃的，魚也是必吃，而且每餐必須有酒，沒有酒肉就不快活……”
聽了這話王安石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子瞻在和尚們麵前說吃肉喝酒的事，人家當然不愛聽了。”
蘇軾忙擺手笑道：“不是不是！大人再猜。”
王安石皺起眉頭想了半天，連連搖頭：“若不是因為這個，還能是什麽緣故？真猜不出。”
蘇軾把手一攤：“我當時也不明白！愛吃肉愛喝酒都是實話，又沒騙他們，這些人發什麽脾氣？無緣無故給人攆出來，一肚子氣，站在山門外頭罵。這時候一個燒火的老僧悄悄告訴我：‘你說的那個一隻眼的瞎和尚以前在廟裏就不守清規，偷肉吃，偷酒喝，脾氣又壞，見人就罵。住持幾次想攆他，攆不走。後來他死了，大家才鬆口氣，哪知你又投胎做人跑回廟裏來氣方丈，人家怎麽不攆你！’”
到這時王介甫才知道蘇學士在說笑話兒。回頭一想，哈哈大笑，越笑越想，越想越笑，話也說不出腰也直不起，隻是用手指著蘇軾笑個不停。蘇軾知道王安石年紀大了，怕他岔了氣，忙上來扶著。
半天，王安石才止住笑，喘著氣說了句：“熙寧以來，未有此一笑也。”
熙寧以來，王安石被神宗皇帝騙出去做宰相，立新法，鬧黨爭，貶重臣，奪台諫，最後讓人家“抽車保帥”打下馬來，獨子夭折，身敗名裂，革職還鄉閉門等死。前前後後十幾年，當權也苦，賦閑也苦，真是苦不堪言，多年“未有此一笑也”。
在王安石府上吃了一頓好飯，做了一場傾談，東坡居士就告辭了。王安石把蘇軾送到門外，對這位當年的政敵、如今的老友戀戀不舍：“子瞻有好詩，送我一首吧。”
蘇軾想了想：“前幾天我遊廬山，在西林寺寫了一首詩，自己覺得還不錯，請先生指教。”隨即念道：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聽了這詩王安石目瞪口呆，半天才長籲一口氣：“我為當年之事苦了十年，不想被子瞻的詩解脫了。”
蘇東坡這首詩是詩中的“禪”，不論是誰，隻要認真品幾回，都能得一個解脫。
“王安石變法”這個題目被前人爭論了九百年，論點忽左忽右，其中**迭起，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未免過於熱鬧了。可到今天，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更高的層次，回頭再看，挺有意思。
——“王安石變法”似乎並不存在。
——“宋神宗熙豐變法”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不是一碼事。
蘇東坡說：“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古人，因為其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局限，如同“身在山中”，永遠看不清“熙豐變法”的真相。今人卻已走出 “廬山”，我們應該能看清這場“變法”的真相。要把這個問題說清，必須把“熙豐變法”這個概念一層層剖開來看。
首先，把這場變法稱為“王安石變法”頗為牽強。
在皇帝獨裁、皇權壓倒一切的時代，宰相王安石隻是皇帝手中的工具，是行使皇帝意誌的代言人，是一顆隨時可以拿出去搏殺、又隨時可以被棄的“棋子”，有皇帝在，王安石根本不配“變法”，隻是一個走卒。所以“王安石變法”這個名稱本身就說不通，貫穿整個神宗統治時期的這一係列大事，隻能稱為“宋神宗熙豐變法”。
其次，“宋神宗熙豐變法”和今天的“改革開放”有多少可比性？極少。
古代社會的結構是很清楚的，皇帝高居極頂，皇權至高無上。在皇帝腳下跪著四等人，按高低貴賤分為士、農、工、商。其中士人——也就是官吏和可能成為官吏的讀書人地位最高，農夫次之，手工業者再次之，商人社會地位最低。
——讀書人地位高，也許有一點道理。為什麽農夫排在工、商前頭？原因隻有一個：農夫老實膽小，遠比商人容易管理。
作為最有創造力的獨立經營者，商人的活力最強，自我意識最突出，如果任其發展，則可能直接與皇帝分庭抗禮。在歐洲，商人們早就和皇帝、貴族們簽訂契約，麵對麵地討價還價了。可在中國皇帝們看來，任何人跟天子“討價還價”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對皇權威脅最大的商人們就被王法壓製在社會的最底層，手工業者活力次之，放在倒數第二層，農夫為國家提供糧食，一日不可或缺，自我意識最弱，活力最低，老實，容易控製，所以雖然農夫們比商人和手工業者更貧苦、更無知，卻被排在這兩類人之上，僅次於“士人”的位置。
皇帝在最高處，“管家”在中間，最容易管理的農夫排在較高處，不容易管理的商人和手工業者被壓製在社會的最底層，這奇怪的階層劃分其實說明士、農、工、商四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皇帝的奴隸。其中士人、官吏是皇帝的大管家，排在四類人的最上層，直接跪在皇帝腳下。但別忘了，士人隻是“奴隸”中的“管家”，這種“管家”本身也是“奴隸”。
如此我們就看清了，整個古代社會隻是一個皇帝“家天下”的農奴社會而已。
當今社會的結構卻和古代社會恰好相反。今天的農夫生產出來的是“農產品”，工人生產出的是“工業產品”，這些產品的價值都要通過商貿來達成，不管是農夫、工人還是商人本身，都通過商業獲取利益。可以說：農、工、商已經整合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群體，三者之間的界定早就模糊不清，我們隻能給它一個簡單的定論，稱為“人民”。
過去的士人今天仍然存在，今天他們被叫做公務員。所有人都知道，公務員的職責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以他們也有一個簡潔的名稱：“公仆”。
至於曾經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早就消失不計了。
古代社會皇帝至上，“管家”居中，“奴隸”在下；今天的社會，“人民”在上，“公仆”在下。“人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發財致富，十倍百倍地張揚自我，享受生活；可“公仆”沒這個權力，他們的財富隻能來自於工資收入，隻要他們的財產多於工資收入，從理論上說，就已經構成了犯罪。
說到這裏就明白了，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恰好是顛倒的。
古代的“變法”每每以皇帝利益為核心，官吏們幫皇帝實現統治，也能拾得牙慧，而農、工、商，也就是“人民”，“變法”基本不考慮他們的利益。
今天的“改革”完全相反，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切變革都以人民的需要為前提，以使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公仆”們——不管他是哪一個國家的公仆，都必須做到一點，那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國家，是皇帝的國家？還是人民的國家？法律，是以皇帝利益為核心製訂的？還是以人民利益為核心製訂的？這是一個國家最核心最根本的定義。在這上頭古人和現代人弄了個顛倒！而且很顯然，今天是正確的，我們是正確的，古人是錯的。與這場以人民利益為核心、以人民意誌為主導、以人民福祉為目標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相比，不僅“熙豐變法”，古人進行的一切“變法”都顯得微不足道。因為古人所有“變法”都以皇權為核心、以滿足皇帝的私欲為目的。這個出發點未免太卑鄙、太渺小了。隻因為我們對於“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曆史事件充滿敬愛，就片麵認定不管古今中外凡稱為“變法”的就一定正確而偉大。這個概念上的錯誤導致後人無法理解為什麽一心“變法”的神宗皇帝會一敗塗地，更不明白為什麽強力推行“紹述新政”、口口聲聲“全力維護熙豐新法”的宋哲宗會把大宋王朝推落萬劫不複的深淵。
——神宗私欲太重，所以一敗塗地；哲宗幹脆是徹頭徹尾的私欲，毫無“公心”可言，北宋因此亡了國！
“改革開放”是一項嶄新的事業，是人類社會進步到一個嶄新階段後進行的嶄新探索。古人的“變法”黑暗麵極多，局限性太大，根本不配和今天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要想“改革開放”進行得更順利，千萬不能拿古代帝王們除舊、狹隘、私欲極重的“變法”來給現代社會做樣板，否則一定弊大於利。
這時有人會問：“熙豐變法”的核心難道不是王安石推出的那些法條嗎？
“熙豐變法”確實推出了一批法條，其中《市易法》、《手實法》、《保馬法》等法條不可取。《青苗法》和今天的銀行貸款業務有相似之處，但今天的人去銀行貸款時絕不會想起王安石或者《青苗法》來，因為“強攤惡收”四個字把這個法條毀了。《免役法》給大宋朝廷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收益，人民也不是很反對，這算個不錯的創意；《將兵法》和《軍器監法》確實提升了宋軍的戰鬥力；《保甲法》一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還在實行……
——社會結構是顛倒的，皇權壓在“人民”頭上，幾個孤零零、幹巴巴的“法條”頂什麽用？就像那句俗話：“經是好經，叫歪嘴和尚把它念壞了。”法條也許是好法條，叫自私的皇帝和橫暴的官府把它執行壞了……
拋開“法條細節”不談，從大視角著眼，就會發現“熙豐變法”本身漏洞百出，其中暗藏太多見不得光的東西，所以這場變法直到神宗去世也沒有取得成功。僅有的一些成果到哲宗、徽宗年間也破壞殆盡，不久北宋就滅亡了。
滅亡，難道曆史給這場“熙豐變法”下的結論還不夠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