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这一天，莉莉亚醒来后的生活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她一边竭力地从意识里赶走“六十三”这个数字，一边走下楼去。膝盖的咯吱声混杂在楼梯板的吱呀声中。她陪阿尔尼走到厕所，想到现在连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送的鲜花也收不到了。多年来两个孩子从不曾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今年当然也不会。她知道兄弟姐妹们会的，他们总是这样。她又要和他们每个通话五分钟，以此作为一年结尾的标记了。莉莉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无论她有多老，也总免不了要记挂自己出生的这一天。她还能记挂什么呢？她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忘了自己生日的人。每当你打电话向他们祝贺，他们总会说：“噢，今天是我生日吗？”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那样的话，那些没打的电话、没给的亲吻、没说的祝贺，就都不会那么让人伤心了。
阿尔尼这一天看上去更为虚弱了。苍白的脸几乎变成了半透明状，眼睛周围的皱纹也更深了。他没有力气拄拐棍，也失去了毅力。仿佛一夜间就瘦了十斤。和丈夫去过洗手间后，莉莉亚扶他躺到**，然后去了厨房。她在准备咖啡的同时，透过窗玻璃看见了纪昭。他已经快祈祷完了。几分钟后他一定会进屋来问：“你好吗？”莉莉亚则会回答：“还行。”尽量不表现出自己那没精气神儿和不开心的模样。以前每当有人问候她，她总是回答“挺好的”“非常好”或者“相当好”。然而，多年以来，她最终学会了和别人一样说“还行”。而实际上，她感觉很糟，相当糟。正如她预料的那样，纪昭走进了屋里。
“你好吗？”
“还行。你呢？”
“我很好。今天我有一场考试，要过下一级。”
“相信你一定能过的。”
“谢谢。今天有什么打算？”
“和往常一样。”
“那你会待在家里？”
“是啊。”
莉莉亚发觉最后这个问题挺奇怪的。她好奇纪昭是否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或许以前聊天时她提到过。她早已决定对此事绝口不提了。她不是那种在惊喜发生之前就想先知道的人。她喜欢惊喜。现在她感觉好点了，因此试着去转移话题。
“今天我要试着做西葫芦舒芙蕾蛋糕。”
“以前做的那些呢？”
“这是第四次做。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样，很快就塌了。第三个又多坚持了二十二秒。看看今天会是什么结果。”
“为什么不一直做一种，直到成功为止？”
“实际上做法都一样。我想，额外加的材料并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是要把基础工作做对了。尤其是对鸡蛋的处理，做得次数越多，就越熟悉。我想可能连打鸡蛋的速度都很重要，还有怎么用腕力。”
“Nana korobi ya oki.”
“意思是？”
“如果第一次没成功也不要放弃，是一句日本谚语。”
“这不像谚语啊，都没有比喻，更像一种建议。”
“没错。阿尔尼呢，他怎么样？这几天他看起来不是很好。”
“今天我也这么想的。看上去他有点破罐子破摔了，而且他很快就感到累了。”
“他总是这样吗？”
“什么样？”
“神经紧绷，但很有礼貌。”
“Ang taong walang kibo, nasa loob ang kulo. 这是一句菲律宾谚语。”
“意思是？”
“愤怒总是会在表面平静的内心里累积。”
“这一句里面也没有比喻。”
“是啊，很遗憾。”
那天早上，她随后在自己房间一边换衣服，一边听着房客们一个个离开的脚步声：乌拉安静的窸窣声，弗拉维奥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娜塔莉匆匆忙忙的嘎嘎声。艾德近来始终没有人影，或许他终于为自己找了个女朋友。对乌拉的兴趣消失后，他开始对新来的房客感到厌烦。他就像是多年来在这所房子里被宠坏的孩子，已经习惯了独享一层楼，但现在却要和弗拉维奥、娜塔莉一起用。他总是为共用卫生间抱怨个不停。
莉莉亚怀疑弗拉维奥和娜塔莉之间有什么，他们出双入对，听彼此接话的方式以及晚间楼上不断的声响就知道。虽然有一两次她想从娜塔莉那里打探一下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还是没能问到。嫉妒在她心里汹涌。纵然她和弗拉维奥之间年纪悬殊，而且弗拉维奥这个年轻男人对她不屑一顾，但她的嫉妒之心还是没有改变。毒瘤在她体内不断生长。实际上，似乎她想让这个毒瘤长下去。这种情绪可以帮她撑住一口气活下去。或许如果她放手的话，这种情绪也会离开，但她不想放手。因此，她任凭自己生活在这片混乱的思绪里，尽管于事无补。
就在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她接到了最小的妹妹打来的电话，其他兄弟姐妹的电话也随之而来了。她相信一定是有人给大家提了醒，因此他们才会每年排着队地来电话。在挂上最后一个电话前，她走进阿尔尼的房间，比平日笑得声音更大，装得更为高兴一点儿，这样丈夫便能听到她讲话了。然而，从阿尔尼面无表情的神情中可以判断，他并没有听她打电话。看上去他睁眼有些困难，几乎又要睡过去了。
“阿尔尼……阿尔尼……”
她的丈夫费力地回答：
“什么事？”
“你还好吗？”
“我累了。想睡觉。”
“你刚醒，看上去不太好。要不我叫医生吧？”
“不用，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你确定吗？”
“确定。我要再睡一会儿，请把百叶窗拉下来。”
拉下百叶窗，莉莉亚就离开了房间。她感觉阿尔尼不太对劲儿，不过还是决定等塔米亚下午来了以后再做打算。或许他确实只是很累，配合理疗师活动身体把他累坏了。他只比莉莉亚小两岁，对付这种疾病感到疲惫也很正常。突然间，她的大脑里闪出了另一个念头。或许他是故意的，或许他装作比平时更虚弱，因为他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她几乎看到了绝大多数时间他向她投过来的充满憎恶的目光。他眼神里的疏离、声音里的愤怒，都不可能让人注意不到。或许他气愤是因为不能像从前一样控制自己妻子了。或许因她不再在乎他，或是晚餐时间总和其他人聊天，而没有把嘴闭上，他恨她。他会察觉她对弗拉维奥的感情吗？她确定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从没在他面前说过话，而且，阿尔尼只见过弗拉维奥一次，是在他刚搬进来的时候，而那已经是好几个月前了。再就没有了。每当厨房有人，阿尔尼总喜欢忍着，他总要等所有人都离开后才从自己房间出来。或许他不管她的生日，假装听不到她和妹妹的电话，一句祝福的话也不说，让她时刻记得要为他做的每件事，让她记得他还活着，是因为他想借此惩罚她，惩罚她想过相对快乐的生活。想禁止她逃开。她尽量赶走这些想法，手在空中像赶苍蝇一样挥舞着。她才不要把这些无聊的事情再从头分析一遍，把自己的这一天毁掉呢。在新添的一岁里，她没有理由放弃。实际上，虽然她身体疲惫、思想混乱，但精神上仍然是坚定的。改变有点儿像是稀薄的空气，没有人会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吸进去的。它悄悄地占据人的肺部，改变人的思维地图，直到人们醒来才会意识到这一切。她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那些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一切，她的期望和失望，都会把她带向某个地方。总有一天，她会意识到，自己终于爬上了长梯的最后一阶，可以坐在属于自己的宝座上了。她的屈服并不是宿命论的表现，这更像是一种经验主义。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一个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和其他事物相连，正像是印度教徒所信仰的那样，灵魂会多次重生。然而，和印度教哲学相反，莉莉亚认为灵魂的重生不在下一个轮回，而是今生。如果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那她多年前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因为她的失落很早就开始了。
她戴上老花镜，打开操作台上放着的书，念了两遍食谱的名字，想要把它读正确。她从来都不喜欢美国人念法语单词时最后总要带的口音。她讨厌听他们说“clickey”，而不是“clich é”，说“souffley”而不是“souffl é”。她希望自己别变得那么美国化，那样去糟蹋法国单词。开始做蛋糕前，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转过身，任由窗外照进来的冬日阳光沐浴着脊背。要不是这些宝贵的时刻，她真不知道生活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她站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看时间，只是喝了一小口咖啡，等着后背完全暖和起来，直扩散到心里。喝完咖啡，她从头上取下老花镜，重新戴上。
菜谱一般都是设计为四人份的，因此她只用了四分之一的量。一开始的时候，她还想把房客们也算进来，但是慢慢地，这成了属于她一个人的秘密仪式。她发现一次次之后，她的能力有了长进；她也意识到，以前想当然的做法实际上错了。每次做这种蛋糕，她都免不了会说：“嗯，以前是不该这么做的。”她已经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她明白为什么都说最难把舒芙蕾蛋糕做到完美了，因为总有改进的余地。或许是没有完美的舒芙蕾。每次搅打时，蛋清都可以提拉成更漂亮的尖角。蛋糕糊的稠度也可以变得更浓，这些都鼓励着人们去寻找更好的方式来改进。
她开始做起了自己的舒芙蕾蛋糕，并没有意识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正从那些书页灌输到了她的思想里。她任凭自己长时间地搅打鸡蛋，任凭各种各样的想法毫不间断地在脑海里浮现。随后，她小心地将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再把瓷盘放入烤箱，准备二十四分钟后准时取出，不早不晚，一秒不差。那时，任何人来敲门都要等着，任何电话都转到留言里。阿尔尼应该不需要什么，她应该全神贯注地看着蛋糕。生活里有些事应该及时去做，打开烤箱门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趁着烤制的工夫，她在房子里走了一圈，用了十五分钟稍微收拾了一下。把雨伞放到该放的地方，把那堆信封理了理并整齐地码放在桌子上。她从地上捡起也不知道在那里扔了多久的垫子，抖松。然后回到厨房，尽力不去在意满屋的灰尘。她已经开始在烤箱前等着了，有了前几次的教训，这次早早地就戴上了隔热手套。她按时打开烤箱门，把蛋糕拿出来，尽量不让手抖。刚把蛋糕放到操作台上，就听到门铃响了。一定是塔米亚。舒芙蕾蛋糕的中央在第三十秒的时候还没有塌下来，要是再过二十三秒还没有塌，那她就要打破自己的纪录了。门铃又响了一次。莉莉亚一边大声喊着“就来了”，一边希望门外能听到。看到塔米亚已经穿过厨房进了门，她也不怎么惊讶，毕竟屋外有零下八摄氏度呢。塔米亚走上台阶，还在因为屋外的寒冷而瑟瑟发抖，这时她看到莉莉亚正在盯着一块舒芙蕾蛋糕看，手腕上还有一块老旧的手表。
“莉莉亚？”
“嘘。”
塔米亚看着她，以为她终于疯了，而莉莉亚则开始数着：“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哇喔！”
最后，她转向塔米亚说：
“你好啊，抱歉我没能去开门。”
“你……好，那是什么？”
“舒芙蕾蛋糕，我想以前我提到过。”
“是提到过。它为什么塌成那样？”
“这便是问题所在，也是我没能去开门的原因。我想看看今天它能坚持多久才塌下去。”
“那今天是五十八秒？”
“是的。”
“一般它会多久不塌？”
“通常是不该塌的。”
“嗯……那这个为什么会塌呢？”
“我已经做得算不错了。第一次一拿出来就塌了。之前我最好的纪录是五十二秒。或许有一天我会做出完全不会塌的。”
“祝你好运。阿尔尼怎么样？”
“他从早上就一直在睡，一直睡不醒。我有一个小时没查看他的情况了，不过他一直没叫我，我想他应该还在睡。”
听到这话，塔米亚立刻跑向阿尔尼的房间。她这位病人的头已经耷拉到了右边，口水在枕头上形成了一大圈湿湿的印记。她用双手握住他的头并扶正。阿尔尼眼睛睁开了一下，看着他的理疗师。他没法完全睁开眼睛，仿佛肩上扛着不知多少年的睡意。他从来都没觉得这么累过。他的意识不想醒过来，他也不想强迫自己醒来。有那么一两秒钟他想保持清醒，但感觉大脑像是在水里游泳一般。他说：“我很困。”而塔米亚不管他说什么，尽量让他开口说话。
“阿尔尼……阿尔尼……能睁开眼睛吗？”
“我想睡觉。”
“尽量睁开眼睛，尽量看着我。”
“我太累了。”
塔米亚转向莉莉亚，让她给医院打电话。
“他今天一天都这样吗？”
“是的。”
“几小时前你就该打电话了。”
“但他看起来只是很累，这不正常吗？”
“他连话都不想说了，你觉得正常吗？”
照着她的吩咐，莉莉亚没再说什么，也没再问什么，尽量不去理会理疗师那凶巴巴的口气。这一天——她的生日这一天——又要在医院走廊里度过了，而且，要是阿尔尼出了什么事，所有人都会责怪她。他们会认为她不负责任，明知道情况不对还什么也不做。她甚至不愿去想阿珰会对这种情况有何反应。这下阿珰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可以一辈子都不用再见莉莉亚了。实际上，她也没怎么来过，过去的五个月里她只来探望过父亲三次，最后总是把所有人埋怨一遍，唯独不说她自己。每天扶阿尔尼去五次洗手间的人不是她。为阿尔尼擦洗因服药而发臭的身体，为他做饭，照顾他所有需求，每天面对他乖戾脾气的，也都不是她。如果莉莉亚在自己生日这一天都不能有些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什么时候还能有？她在心里列出了所有要对女儿说的话，仿佛已经发生了什么，她们俩现在就对峙起来了。如果不是塔米亚的说话声，她还会继续想着这份独白，但理疗师喊她过去帮忙。似乎阿尔尼在深度沉睡中并没意识到自己要去厕所，所以尿床了。她们要在救护车来到前给他擦洗干净，换上衣服。莉莉亚从楼上拿来干净的内衣和外衣，在塔米亚的帮助下给阿尔尼换了衣服。阿尔尼尽量睁开眼睛，好不让两个女人那么费劲，但睡意比他的意志要强大得多，比他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沉重，包括他所遭遇的这份尴尬。她们吃力地把他拖起来，让他坐在扶手椅上。还没等莉莉亚来得及换床单，她们便听到了救护人员到来的声音。离开房间去开门之前，莉莉亚转身对塔米亚说：“今天是我生日。”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话。没等对方回答，她径直去了前门处。
医生对莉莉亚说，阿尔尼的大脑里又有几处栓塞，这便是他一整天都在睡觉的原因。虽然莉莉亚想听明白医生的话，但对她来说那只是一串陌生的英文单词，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阿尔尼大脑里的某些部分转变成了睡眠模式。他们无法确定血栓的位置。他可能会很快恢复正常，也可能不会，而且在过去五个月里他出现了三处血栓，因此他们预计往后还会有。他们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但血栓一定会影响他的生命，这取决于血栓的大小、严重性和部位。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没有理由把他留在医院，因为毕竟也做不了什么。他们只是开了些剂量更大的血液稀释剂。
莉莉亚不知道该怎么把阿尔尼带回家。护士会把他放到轮椅上，把他推出医院，但之后他们就要靠自己了。莉莉亚不知道该怎么把他放到出租车上，再把他从出租车里弄出来，扶他到屋里，最后把他放到**。她曾想给房客打电话，但还是决定不那么做。她不想把他们吓走，或是把疾病带到他们的生活里。她去门口的信息台，问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如果她多付一点儿钱，或许他们会同意帮忙的。她拨打了号码，想要跟第一个接电话的人解释下她的需要。不幸的是，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英语不太好，也不打算为此做什么。相反，操着一口浓重巴基斯坦口音的他不停地向莉莉亚说着一些没用的建议。如果病人昏迷不醒，那他就不该出院，那个人说，为什么她还要把他带出医院呢？不，出租车公司没人愿意承担送病人的责任。要是出了意外得让病人下车，打个比方，上帝保佑，那他们一定会遭起诉的，对不对？莉莉亚火冒三丈地挂了电话，无法理解怎么连法律程序都出来了。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怎么还会觉得那么孤独？她仍记得以前在菲律宾，人们都会互相帮助，谁也不会担心遭起诉什么的。又一次，她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来美国。既然已经意识到她不会在此实现任何梦想，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没必要再给另一家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了，她知道回答也会一样。她朝手里的电话怨恨地看了一两分钟，最终拨了阿江的电话。儿子听上去很不情愿，仿佛并不愿意接这个电话。
“一切都还好吗，莉莉亚？”
“不，我们在医院里。阿尔尼大脑又出现了新血栓。他表面看上去没什么事，但总是一副无法睡醒的样子。他们仍不想让他住院，说也做不了什么。现在我一个人没法带他回家。”
“你叫出租了吗？要是多给点小费，他们或许愿意帮忙的。”
莉莉亚的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她不知道究竟哪个更悲哀：是不得不给连她生日都记不得的儿子打电话，向他求助，还是儿子对他们避之不及？
莉莉亚曾不止一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做过愧对两个孩子的事，或者自己是否曾考虑过要做那些事。答案永远都是“没有”。收养阿江和阿珰，纯粹是因为她想这么做，她想给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生活带来些许不同。在她心中从来都只有善意，从没想过要获得政府的资助或任何其他利益。要是曾怀疑自己有过恶意，她也不会那么痛心，只会说一句“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咽”。然而，即便是在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刻，她仍问心无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忍受那两个孩子的侮辱和仇恨。挽救一个人的性命就意味着要无条件地保护他一辈子吗？无论发生了什么，她要永远对他们负责吗？她两腿抖得厉害，挣扎着在医院门口站起来。各种情感一下子涌进她心里，压迫着通往心脏的每一条血管。她感到喘不上气来。电话那头，那个被她称为儿子的陌生人一直等着，不发一语，似乎是在享受着空气里弥漫的每一分紧张。最后，莉莉亚鼓起所有勇气，开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