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爱小屋，经常一坐就是一个晚上。
十年前的小屋，一半是客人一半是歌手，经常是歌手比客人还多。
流浪歌手们背着吉他，踩着月色而来。有人随身带一点儿花生，有人怀里揣着半瓶鹤庆大麦。诗意和酒意都在六根弦上，琴弦一响，流水一样的民谣隔着门缝往外淌。
时而潺潺，时而叮咚，时而浩浩汤汤，时而跌宕。
靳松的歌最苦×，小植的歌最沧桑，菜刀的歌最奇怪，各种肾上腺素的味道。那时候，菜刀已经开始在宁蒗山区的彝族山寨当支教老师。他在小屋当义工时基本的温饱有保障，去支教后却基本没有了经济来源，我让他每过几个星期回来一趟，把小屋的收入分他一部分当生活费。他知道小屋存在的意义，故而并不和我瞎矫情。
菜刀最初写歌是我撺掇的，我一直觉得他骨子里有一种很硬朗的东西，若能付诸音乐的话，会创作出很奇特的作品。他采纳了我的建议，边支教边写歌，后来制作了一张自己的民谣专辑，每次回丽江时，都站在街头卖唱、推销CD，打算用卖专辑CD挣来的钱给孩子们买肉吃。
他实在是没钱，手写的歌词单，封套也是自己用牛皮纸裁的，有的是正方形，有的是梯形，比盗版碟还要盗版，故而几乎没人愿意买。
一箱子碟卖不出一两肉钱，菜刀很受打击，一度有点儿沮丧。
有一天，菜刀从街头回到小屋后，情绪很低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闷着头。我随口问他今天的销量如何，他用手比出一个“0”，然后苦笑了一下，很认真地问我：大冰哥，你觉得我真的适合唱歌吗？
我说：啊呸，不就是碟片卖不出去嘛，至于吗？
当着一屋子的客人的面，我不好多说什么，递给他一瓶风花雪月让他自己找酒起子。菜刀好酒，一看到啤酒眼里长星星，喝完一瓶后很自觉地又拿了一瓶，很快喝成了只醉猫。喝完酒的菜刀心情大好，他美滋滋地拿过吉他拨弹几下，高声说：接下来我给大家唱首原创民谣……
我说你省省吧，舌头都不在家了还唱什么唱。
他不听劝，非要唱，且满嘴醉话：今天晚上就算是我的原创音乐告别演出了……以后我再也不唱自己写的歌了，以后大家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我唱五月天去……我唱TWINS（香港女子歌唱团体）去……
他弹断了三弦，把自己的作品唱了两首半，剩下的半首还没唱完就抱着吉他睡着了，不一会儿，呼噜打得像小猪一样。
菜刀年轻，众人把他当孩子，没人见怪，大家该喝酒喝酒该唱歌唱歌。我起身把菜刀横到沙发上睡，喝醉的人重得像头熊，好半天才搞定，累得我呼哧呼哧直喘气。
正喘着呢，兜兜说：菜刀的CD，我们要十张。
我吓了一跳：十张？
大树掏出钱夹子递过来，兜兜一边数钱一边悄悄说：别误会，我们是真觉得他的作品挺不错的，真的很好听，他不应该放弃。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先买十张好吗？
她把钱塞进我手里，又说：明天等菜刀老师醒了，能麻烦他帮忙签上名吗？菜刀老师趴在卡垫上一边打呼噜一边滴答口水，起球的海魂衫一股海鲜味，怎么瞅也不像是个给人签名的人。
那应该是菜刀第一次给人签名。
他借来一支马克笔，把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练了半天，往CD上签名时他是闭着气的，力透纸背。
他搞得太隆重了，像是在签停战协议。
兜兜接过专辑时对他说：菜刀老师，我喜欢你的歌，虽然发音很怪，但你的歌里有情怀。加油哦。
在此之前没人这样夸过他，我们一干兄弟在一起时很难说出褒奖对方的话，这算是菜刀靠自己的音乐获得的第一份认可。
我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直乐，菜刀老师像个得到表扬的小学生一样，耳朵红扑扑的。他努力调节面部的肌肉，想搞出一副淡定的模样，却怎么也合不拢嘴。没办法，菜刀老师的门牙太大了。
精神状态决定气场，此后菜刀的街头演唱充满了自信，虽然销量还是很差，但再没听他说过要放弃原创这一类的话。他把那种自信的气场保留了很多年，他曾站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理直气壮地说：我写歌是为了给孩子们挣买肉吃的钱。也曾站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说：我是一个支教老师，但也是一个民谣歌者。
菜刀后来接连出了两张专辑，都是在支教工作的间隙写的。他的歌越写越好，第三张专辑和第一张相比有天壤之别。慢慢地，他有了一群忠实的音乐拥趸，也影响了不少后来的年轻人。
最初唆使菜刀写歌的人是我，最初帮他建筑起信心的人却是兜兜和大树。
兜兜和大树不会知道，若无他们当年种下的那一点儿因，不会结出当下的果。
有些时候，举手之劳的善意尤为弥足珍贵。
虽然我不确定他们当年买碟时，是否真的爱听菜刀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