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人读了钱钟书的著作，很是喜欢，就想求见。钱钟书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以下是我喜欢的，那些下蛋的鸡的故事——
伊萨克·巴别尔
1
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冠军是巴别尔。仅凭两本菲薄的中短篇小说集获得如此高誉，再无第二人。这个例子可以拿来反驳我的朋友作家阿乙。某日席间，擅写短篇的阿乙却说短篇毕竟不如长篇。不管他指的是功力还是价值，都错了。其实短篇与长篇只有篇幅长短之别，其价值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只要能撼动人类僵死的灵魂，都是佳作，皆可传世。
这位流星般划过世界文学星空的作家，拥有众多重量级粉丝——
博尔赫斯、海明威、约翰·厄普代克——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都是些璀璨的名字。厄普代克评价巴别尔，“如闪电，如一眼不眨的目击者”——这个点评覆盖了巴别尔文字的精准、锐利与简洁，乃至“残忍”。“任何钢铁的武器都不能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句号那样令人胆寒地直刺人心。”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巴别尔在使用标点符号时都悭吝到了极致，因此在他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巴别尔是个著名的拖稿者，有时一天只写几十个字。
这注定了他的写作方式“残忍”和解剖刀般的鞭辟入里，文字赘肉是他终生死敌。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巴别尔时说，“小说中每一个多余的词汇都会引起他简直是生理上的憎恶，他把手稿上的多余词语恶狠狠地勾去，甚至把铅笔都划破了。”
至理，写作者应该像女人仇视自己腰腹间的赘肉那样仇视文字中的臃肿。
在“不动声色的残忍”上，与之相似的有奥康纳，但仅仅是相似，奥康纳更像一个处心积虑的编剧，为了呈现最后的残忍，不惜做织地毯似的细密铺垫。巴别尔不是这样，仿佛他的小说真的是在马背上和硝烟中写就的，根本没有余暇来谋篇布局。在他的名篇《盐》中，好心的哥萨克战士收留了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并说服了他跃跃欲试的战友们，保住了女人的贞洁。当他发现女人的襁褓中是盐而非婴儿时，立刻把女人从火车上扔了下去，见她没死，又端起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果断地洗去了这个耻辱”。这一场景的描述与转折如此惊心动魄，巴别尔却惜墨如金，然而反倒比大段的文字更能击中人心，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无声无息地突破胸骨刺入心脏之后迅速拔出，血也不拭一下，麻利地收刀入鞘。
当然，不能把作家的“残忍”与现实中的残忍混为一谈，在哥萨克骑兵军的铁血在波兰大地熔岩般席卷一切时，巴别尔同样描述出了细腻与柔软的人类情感，“为蜜蜂伤心落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战争，沃伦地区的蜂蜜绝迹了”。不得不说，巴别尔比其他描述战争的作家更决绝更清醒，犹如庖丁似的冷静，从正义中分离出了不义，不义中择出了正义，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人性也从不是仅有一个正确的模板，这一点，足以让所有在专制下写作的人警醒——
写作者只应服膺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外部的威胁和内心的愤怒。对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作家而言，后者难度更大。巴别尔无疑是个榜样，身为一个被哥萨克视为理应被从世上抹去的渣滓的犹太人，他并未给前者贴上一个单调的野蛮残暴的标签。在他的作品中，呈现了哥萨克的暴虐与冷血，也同样以纪录片般的不偏不倚呈现了哥萨克的勇猛、果敢、无畏以及浓重的战友之情。
一句话，战争与政治在巴别尔的创作领域中并无分量，他只是在发现并记述“真”，这样的写作者注定是不讨好的，左的会骂他抹黑了革命者，右的会指责他对暴力集团的绥靖与歌颂。不过这只是在文学之外，那些置评都将速朽。在纯正的文学评判体系中，只有最真的文字才能不朽。
2
这之后你读到的，将是关于野蛮枪杀文明的故事。
与其他故事有所不同，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故事。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那么，巴别尔存活的年代已经不能用不理智来形容了，那干脆就是个非人的年代。
巴别尔的童年时代过得不算坏。在《敖德萨故事》中，他写到了自己的祖母，这位犹太老婆婆给孙子的教育遵循了犹太人的传统，《旧约》《塔木德》，学习希伯来语，灌输犹太律法，几乎是逼迫他读书。“学习，”巴别尔的祖母说，“发奋学习，你就可以获得一切，财富和荣誉。”大部分犹太儿童就是这么长大的，成人后的他们“通晓一切”，却唯独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从沙俄到苏联，排犹这一恶魔始终在欧洲大陆逡巡，敖德萨当然也不能幸免。
厄运降临之前，巴别尔迷上了写作。与许多文学青年如出一辙，在步入文坛之前受了些小打击。退稿信之于作家，大抵相当于战士们痊愈的伤疤，属于未来可拿来炫耀的资本。不过在看不到未来之前，就是锥心刺骨的伤。编辑们拒绝刊发巴别尔的小说，并在一封退稿信中“好意”劝他，“不如去做个店铺的伙计”。用现在的话说，好在巴别尔有个大心脏，他没理会编辑的嘲讽，更没去店铺当伙计，而是继续写下去，直到他遇到一个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贵人。
该贵人另外有个名字叫高尔基。得到俄罗斯文坛大佬欣赏的巴别尔开始发表小说，却又因为这些小说差点儿被沙皇的文字审查官送进监狱。专制的确是文明的死敌。但沙皇的暴政机器毕竟没要他的命，要命的在后头。
到了苏联时代，巴别尔做了个在家人看来纯属找死的决定，参加了布琼尼率领的哥萨克骑兵军。须知不承认耶稣的犹太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哥萨克是死敌，而哥萨克最鄙视的，也正是他这种戴着眼镜的书呆子。巴别尔规避危险的方式是：换个俄罗斯人的名字，隐藏了犹太人的身份，又在哥萨克人凶悍、轻蔑的眼神下“踩死了波兰犹太人的一只鹅”，这个细节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令人高度怀疑这就是他的真实经历，否则他根本无法在哥萨克中生存，更别说让哥萨克把他视作自己人。
战争结束后，《骑兵军》随之诞生。这本书激怒了布琼尼。伟大的布琼尼元帅领导的骑兵军在巴别尔的笔下怎么可能如此残暴？话说布琼尼多少还算文明，除了向上峰举报，未擅动武力，而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斥骂巴别尔歪曲、抹黑骑兵军，“巴别尔长期待在骑兵军的后院，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这时巴别尔的恩师高尔基站了出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驳斥，“为了熬汤，厨师不必自己坐到锅里去，托尔斯泰也没有参加过同拿破仑的战争”。跟文人打笔仗，一介武夫布琼尼显然不是对手，自觉势单力孤，便组织了一群“主旋律作家”写了一堆关于骑兵军的“正面报道”。然而时间最终羞辱了布琼尼，那些文字早已被历史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桶，巴别尔的著作却至今还在以各种文字被人类传阅。
3
在某次作协会议上，巴别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坚硬、最锐利的话，“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对于布琼尼的构陷，巴别尔也进行了反击，“斯大林知道他的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他说对了，领袖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更不喜欢敢说真话的人，于是死神被“组织上”派遣而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经历过酷刑、已“交代问题”的巴别尔被枪毙，死时的身份是“间谍、托派分子和恐怖分子”，埋葬地至今未知。此后解密的档案中记载了他的遗言，“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作家的请求当然不会得到许可。即使官方宣布的巴别尔死期都是假的，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这位不朽的作家莫名其妙地多“活”了一年多。
有个美国作家写了一本《最后的手稿》，虚拟了一个被授命销毁巴别尔遗作的文学教师帕维尔，这位老师冒着灭门的风险藏起并保护了巴别尔的遗作。然而真正的史实是，巴别尔的遗作尽数被焚毁，除了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后世读者再也无缘得见他最后的小说。
暴政机器销毁作家书稿眼都不会眨一下，正如猪也不会因为吞嚼了玫瑰花而心生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