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陈算不上是我的朋友。我是通过阿乙认识他的。2004年的秋天，他与几位同事来新京报参观学习。晚上，阿乙请他吃饭，我列席，才认识了他。
阿乙不做警察之后的第一份媒体工作是在郑州，他当编辑，陈是记者。两人成了同事。大概还算是不错的朋友。吾友阿乙对文字要求苛刻，编辑水准极高，后来供职《体育画报》，像王小山这么吊的大佬级记者，都服气。
陈的稿子经阿乙之手后，与之前大为不同。“后来阿乙去了上青，别的、别的编辑改、改我稿，我就、就不、不习惯、狗——狗屎一样。”2009年冬天的某个夜晚，吉林雾凇酒店的某个房间内，陈喝着啤酒，结结巴巴地赞美着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我和陈最亲密的一次接触。2010年冬，某门户网站体育频道邀请国内一些媒体的体育主编去东北开会，名义上是开会，实则是玩、巩固合作关系。在首都机场，我在媒体名单中看到了陈的名字，很是兴奋，他是这个临时团队里我唯一认识的人。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喊我谨哥，他说他也看到了名单，说已经跟带队的人打了电话，让他们把我俩安排在一个房间住。正合我意。
我与陈在长春汇合，领队在台上讲话，我和他吃酒叙旧，聊得多是体育新闻和阿乙。体育新闻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后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那几日，我和他随团队参观了溥仪的伪满皇宫，又去吉林看雾凇，最后一站是北大湖滑雪。在溥仪皇宫，我性喜卖弄，把知道的典故讲给他听，婉容、郑孝胥、土肥原贤二，陈喜欢听，夸我肚子里货多，说能跟阿乙阿丁成哥们“真、真是三、生有幸”。我慕虚荣，很是臭美。晚上酒饭时，跟陈也越发熟络、亲近了。席间学他口吃，众人皆喷饭，他也不恼，笑得比其他人还灿烂，镜片后那双眼里盛着憨憨的笑意。此后我再也不学他说话，那种笑、那种眼神让你觉得你再这么干就是一下三烂。
回房间，余兴未尽，我俩又把冰箱里的啤酒干掉了。洗完澡躺**继续聊天，聊妞、聊写作、聊阿乙在郑州并不成功的艳遇，聊一切在我们看来有趣的事。直至我们之中的一个人率先响起鼾声。
临别时，陈说过阵子要去北京出差，到时找我和阿乙喝酒。发了他QQ号在我手机上，让我别忘了把照片发给他。
他没来京，或者来了没见我，总之我再未见过他。我加了他的QQ，照片因为存在家里的电脑上，没发给他。后来就忘了个干净。某天他突然蹦出来，给我留言，要照片，并邀我有时间去郑州找他玩，请我吃酒，吃河南烩面和红焖羊肉。我寒暄了几句，照片我忘记拷了，还是没传给他。他说“没事，有空了你再传我。”
从此再无联系。慢慢地，就忘记了有这么个人存在。
打死我也想不到他用这种方式让我重新想起他。得知消息的那日，我打开电脑，翻看我和他在雾凇岛、滑雪场拍的照片。我俩如狗熊一般，一人捧一个冻得铁硬，能当凶器的金黄玉米，做啃食状。另一张照片，我俩的睫毛眉毛上都结着霜，瑟缩着，却冻不住脸上的笑，尤其他，镜片后的那对有几分坏、几分憨的大男孩的笑眼，还有他绕到我身后，竖在我头顶的两根手指——那个全世界的人拍照时都爱做的手势，在英语国家，那是“胜利”的含义，在中国，在我与他拍照时，这手势的意思是“二”。
2012年2月23日。陈把安眠药碾碎，搅拌进酸奶中。喝了酸奶的妻子和岳母昏昏睡去。陈把膏药贴在女儿的尿布上，蒙住妻子的口鼻，后者窒息而死。在岳母身上如法炮制时，她醒了，陈拿起花露水瓶，砸其头部致晕，尔后扼喉，直至岳母死去。之后，陈取出于2011年就准备好的工具，分尸。“我把尸体分解后，放入编织袋，洒上水泥粉，搬到地下室，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桶内。随后买来了醋和双氧水，清洗屋内痕迹。”
这是他的供词，修改过的，他说话没这么流利。
他干这一切的时候，女儿是醒着还是熟睡？陈没提。这是我最想知道的细节，虽然一个未满一岁的孩子本就无知无识。
分尸完毕后，陈把妻子和岳母的内脏和残肢分装在黑色塑料袋中，趁夜抛在城中村的垃圾桶中。回家后，他用双氧水和醋清洗了血迹。两天后，他请保洁打扫一遍，卖掉了房子。
几天后，陈抱着孩子回到湖南老家，把女儿和20万现金交给哥哥。并遗下一字条，嘱其兄等女儿长大了再给她看，大致内容为：等你长大了，别找单亲家庭的人结婚。
2012年11月，陈在安顺被捕。家人没有给他请律师。陈的要求只有一个，“从快判决”。
我搜了此案的新闻，杀人的原因是：因赌球、打牌欠下巨额赌债，与妻子岳母发生了争吵。新闻中，他被昔日同行称为“恶魔”。
与阿乙通完电话后，打开文件夹，翻看我与“恶魔”的合影。他岔开双腿，坐在雪地上，两只脚上的滑雪板摆出一个断离的“V”，口鼻须发全是雪，那是他刚刚摔了个狗啃地的证据。他两手撑地，看着镜头咧着嘴笑，狼狈得像个不慎跌落的圣诞老人。
现在是2013年，我不知他的生死。有时想起他，脑子里就跳出一个念头：像楚门·卡波特去监狱采访佩里·史密斯一样，给他做个专访，写成一本书。
卡波特那本书的书名叫《In Cold Blood》，译做《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