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随着他瘫痪的躯体一起来临，我很乐意做送他最后一程的人。
三天后，我写好了辞职报告。就在这天，我妈和我哥来了，我哥开了一辆昌河面包，车厢里躺着一人，身躯肥胖，秃顶油亮，胡子蓬乱，目光呆滞，口角挂着一条拉成丝的混浊的涎，裤裆里是一兜压成扁平的屎，周身恶臭扑鼻—此人正是我舅舅。
有那么几年，我看到的书，我看过的电影，突然变得陌生。好人不再一生平安，这世上有多大霉可倒，好人们就能倒多大霉。坏人不再恶有恶报恶贯满盈，这帮坏得不能再坏的坏蛋，在书的最后一页和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不是安度晚年就是躲过正义的刀锋全身而退。过去不是这样，高大全一定战无不胜，就算最终结局是牺牲，咽气前也得捎着坏人一块走，好像好人和英雄就是为了一句成语活着的—邪不胜正。
某些有限的禁忌被突破之后，艺术家们似乎一下子享受不了这份难得的自由，他们的想象力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好像有一天宣布狗不能吃肉了，狗就得掉头坚决地奔向屎一样。他们的作品全部以绝望收尾，为了调味，为了加重效果，穷尽世间之残忍凶险，恨不能把历史上所有的酷刑和悲苦都加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生怕居于人后，唯恐被视为庸才，比学赶超地惊世骇俗。似乎非此不足以彰显自身对人性认识之深刻，对命运向度之熟稔，对现实洞悉之彻底，对传统反抗之决绝。
老天有眼，我舅舅的人生就像一部电影。我有幸欣赏到这部电影的尾声，死神已经钻入他的脑子，正在截流他的脑血管，切断他的脑神经，啃噬着他的脊髓延髓脑白质脑灰质和黄韧带，羊肉串界俗称板筋……
我的幸福随着他瘫痪的躯体一起来临，我很乐意做送他最后一程的人。
所以我写好的辞职报告没有上交。这会儿不是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现在是看戏时间，我身兼多职，我是摄影师、场记和分镜头导演。
表姐施雅，是我舅舅三枚成功命中目标的**中最善良的一枚，她的死和我舅妈的离世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就像一只被打破的沙袋，维持硬度的沙子迅速泄漏，我舅舅在两次重击之下溃不成军，他中风了，丧失了思维，如今只剩一副皮囊。我的表哥们重复了当年我舅舅对待我姥爷的做法，把他关进一间屋子，每天为他送一点不至于饿死的食物和水。
这情形与我的设想有一些差距，我很希望看到，至少是听到，我舅舅像狗一样被拴在猪圈里那棵枣树上，与猪争食—可是，猪圈多年前就已经拆了。
我和施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分配到医院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昏昏沉沉地登上开往家乡的班车，柏油马路平坦笔直，那种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越来越少，路边绵延的店铺一家挨一家，展示着改革开放后的伟大成果。我中途改变了主意，没去我哥家，而是在县城下了车。
施雅对我的不请自到有些吃惊，不过她还是表现出了有限度的热情。与前几年比，我的表姐有些发福，那张清秀的脸珠圆玉润，举手投足也有了官太太的雍容矜持。我那位从未谋面的姐夫已经当上了县税务局局长。
我的表姐，就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里。她开门时，怀里抱着一只胖乎乎的有点双眼内斜视的白猫，把我让进屋后，她把猫放在松软的沙发上，给一家看来很熟悉的饭馆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服务员送来了七八个炒菜。我和她说着小时候的事，但她显然对那些回忆不感兴趣，她也明显刻意回避着上一代人的话题，她谈话的全部，是她的丈夫，言语间流露出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和对丈夫成就的自豪，以及明显在掩饰但怎么也掩饰不住的、在我这个表弟之前的优越感。吃完饭，她领我参观了楼上的卧室，那时我心里升起一个念头，我想把她推倒在柔软的席梦思上，扒下她的裤子，做我小时候没能做到的事。
我跟在她身后，肌肉一阵阵发紧，我的尘根坚硬如铁。如果不是她无意中翻出了一张我和她小时候的合影，我真的会把她摁倒在**，不管也不在乎她愿不愿意。
黑白照片上，少女施雅笑得很甜，一只雪白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少年丁冬比表姐矮半个头，傻乎乎的，嘴唇上还挂着一条鼻涕。“小冬，这张照片你拿走吧，留个纪念。”
“不拿了，你留着吧，”那张照片起到了开关的作用，瞬间，我的脑袋里漆黑一片，那是我刻意回避的回忆的底片，我说，“我该走了，我还得赶车上我哥家去看看。”
确定自己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后，我的脚步乱了，我踉踉跄跄地走，我已不介意其他的行人欣赏我的失魂落魄。
第二年的夏天，一个来找我看病的老乡说，施雅死了，死于半瓶安眠药。老乡说，施雅其实并不想死，抢救的时候，医生也说半瓶安眠药其实死不了人，她的遗书也流露出，她服药的目的不过是想吓一吓她的丈夫，然而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酒，过量的酒精使安眠药的毒性增强，她本想睡上一大觉来迫使丈夫回心转意，却一睡不醒。她的死因和卓别林如出一辙，酒精是安眠药的催化剂，酒精会成倍地加大镇静剂的毒性。
因为原配及时的死，那个税务局局长装了几个月丧妻之痛后，顺利地把情妇娶回了家。如今，那个比施雅年轻的女人，就住在那幢我去过的小洋楼里，与她钓上的男人巫山云雨，幸福得完全无视我表姐施雅的冤魂凌厉的凝视。
姐，愿你安息。
村里人想不到，是我妈和我哥把我舅舅送到医院，让他不至于在那个恶臭的小黑屋一身污秽地走向死亡。我哥说，他还能认出我妈，“他看见咱妈的时候，眼里突然一闪，然后就低下头哼哼唧唧，也听不清楚他说什么”。
我妈离开医院前说：“小冬，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妈就嘱咐你一句，你舅舅现在是个病人，是个快死的人。”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他现在这样子，已经谁也害不了啦。”
“我现在要是想害他，可是要多容易有多容易，我要想弄死他，保证谁都看不出来。”我是笑着冲我妈说这番话的。
我妈盯着我许久，她扭过头说：“你是我生的，我知道我儿子没那么……毒。”
等我妈走远，我说：“未必。”
他已经认不出我。
我站在病床前，俯视着这个地主的女婿、前大队会计、前乡长、前捉奸者。房间里另一个病人被家人抱上轮椅，推出去晒太阳，病房里灰暗、静谧。他躺在病**用空****的眼神望着我。我弯下腰，靠近他的耳朵说：“我给你想了很多种死法，哪一种都不让你受罪。”
他歪了歪那颗硕大的头，歪着嘴笑了。一道清亮的口水沿着口角滑下。
跟脑血管科的主任打好了招呼，他们对我已经客气得过分，满足了我提出的要求，眼里盛满了对一个被判死刑之人的无限度宽容。我在病房支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我就睡在舅舅床边。半夜，我趴在他耳边说话，我说：“你后悔吗？你对你干过的事后悔吗？”
他睁开眼，在漆黑的病房里，他的眼闪着亮光，眼球的转动灵动如常人，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些单调的音节，一些我无法破译的语言。
我把一个针头插入他的腿，毫无阻力，突破了皮肤皮下深深没入肌肉，他毫无反应，我看着针头的末端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我拔出来，再换一个地方，插进去。镀铬的针头在不同的部位颤动着，熠熠放光。
他死得无声无息。夜班护士早晨查房时，发现我舅舅已经僵硬冰凉。那个女孩把我从行军**推下来我才醒，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转身告诉惊惶的护士—
“不用抢救，已经死透了。”
我舅舅有幸成为刘老头最后一个料理的死人。第二天，他就要离开这个医院。我站在太平间门口，身后是细密的雨帘，我看着刘老头熟练地把我舅舅翻过来翻过去，这具硕大的裸尸仿佛一头畅游在大海中的白鲸。
我说：“你不用这么负责，你不用把他弄那么干净。”
刘老头摇摇头，把一口酒喷到尸体上，他说：“这可是最后一个我亲手送上路的人了，我得把活儿干漂亮点儿。”
然后，我就听见身后传来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妈和我哥一无所知地走了。我回宿舍收拾东西。苏卫东正趴在桌子上呼噜呼噜地吃泡面。
见我进屋，他停止了进食。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当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异样之时，只有苏卫东还像从前一样。当所有人的目光恢复正常，或者说是见怪不怪后，只有苏卫东的表情怪异。
我把书和衣服装进纸箱，搬起来向外走。这时苏卫东说话了。
“兄弟，你想不想知道夏雯在哪儿？”
“第一，我不是你兄弟，我高攀不上。第二，那个人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的话，我就失陪了。”我把纸箱顶在墙上，蹲下，用肩膀扛起。右手扶着，左手去开门。
苏卫东窜过来把门打开：“她在绿岛精神病院，我有个同学在那儿当医生。你等一下，我给你写个地址和电话。”
我靠在门上，箱子沉重，我的心脏不堪重负，杂乱地叩击着我的胸骨。
他把一个纸条塞进我左边的裤兜里，说：“前阵子我给我那个同学打了电话，他说夏雯就在他们医院。你要想去，就给他打电话，他会接待你。”
“我那个同学说，夏雯老是反反复复说一句话。”
“她说什么？”我问。
“她说：‘我不怪你’。”
下午三点，我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王众议不在。我把一张处方纸放在他的大班台上，那是我的辞职信，上面写着两个字—辞职。落款我写在医生的签名栏上，这是我作为医生的最后一次签名。假如在“辞职”下方写上“Tid”，再加上“温开水送服”，就几乎是一张处方了，而“辞职”两字，就是一剂药，一剂吃下之后和一段日子决裂的药。
我想等王众议回来，就坐在双人沙发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妖冶的绿牡丹，题字是“花开富贵”。王众议经常跟到他办公室的人说，这是一个洛阳当地知名的画家送给他的，绿牡丹是牡丹中的极品，象征着富贵的极致，属于皇宫内院的配享。转椅后面的窗台上，倒放着一个褐色木制相框，我吹去浮尘，把它翻过来，相框的边缘，粘着一朵皮制的紫色花瓣。照片上是一个白衣白裙的姑娘，仰着头，张开双臂站在广场上，广场的远端，是一个用各种鲜花摆成的心形图案。风把她的头发吹乱，她的额头掩盖在乱发之下。纤细的小腿是象牙色的，她脚下的广场砖模糊不清，整个人仿佛站在水面上，凌波欲飞。
照片上的人是夏雯。
我把相框的玻璃取下，把照片拈出揣进上衣口袋里，把那张处方纸放进去，压上玻璃，摆在大班台的正中，转身，出门。
我叫了一辆夏利，司机帮我把纸箱放进后备厢。我告诉司机，去革新里八号院。这是雷春晓家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