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明朝的时候把现在的南洋地区统称为东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区；东洋指的菲律宾、日本等地区。在元朝以前已经有了东、西洋之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法呢？因为当时在海上航行要靠针路（指南针），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因此在地理名词上就有“东洋”和“西洋”。郑和下西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现在的南洋群岛。
中国人到南洋去的历史很早，并不是从郑和开始的。远在公元以前，秦朝的政治力量已经达到现在的越南地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现在的南洋群岛许多地区已经同汉朝有很多往来。这种往来分两类：一类是官方的，即政府派遣的商船队；另一类是民间的商人。可是像郑和这样由国家派遣的船队，一次出去几万人、几十条大船（这些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不但到了现在南洋群岛的主要国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的前期中国能派出这样大规模的航海舰队，而不是别的时候？这个问题历史记载上有一种说法，说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上次我们讲到，明成祖从北京打到南京，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孙子，他做了皇帝以后，听信了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意见，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亲王的力量消灭掉，以加强中央集权。他解除了一些亲王的军事权力，亲王有的被关起来，有的被废为庶人。于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几年，最后打到南京。历史记载说燕王军队打到南京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帝不知所终”这句话是经过了认真研究的，因为当时宫里起了火，把宫里的人都烧死了，烧死的尸首分不清到底是谁。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建文帝到底死了没有的疑案。假如没有死，他跑出去了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重新组织军队来推翻明成祖的统治。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建文帝是继承他祖父明太祖的，全国各个地方都服从他的指挥。明成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把建文帝的整个军事力量摧毁，他的军事力量只是在今天从北京到南京的铁路沿线上，其他地方还是建文帝原来的势力范围。因此明成祖就得考虑建文帝到底还在不在？如果逃出去了，又逃到了什么地方？他得想办法把建文帝逮住。于是他派了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长）胡濙，名义上是到全国各地去找神仙（当时传说有一个神仙叫张三丰），实际上是去寻找建文帝。前后找了二三十年。《明史·胡濙传》中说胡濙每次找了回来都向明成祖报告。最后一次向皇帝报告时，成祖正在军中，胡濙讲的什么别人都听不到，只见他讲了以后明成祖很高兴。历史学家们认为，最后这一次报告，可能是说建文帝已经死了。另外，明成祖又怕建文帝不在国内，跑到国外去了。所以他在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要郑和在国外也留心这件事。这是可能的，但这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这里插一个问题，讲讲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斗争说明了什么。明成祖以后的各代对建文帝的下落一事也非常重视。万历皇帝就曾经同他的老师谈起这个问题，问建文帝到底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一百多年还搞不清楚。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帝的书，这些书讲建文帝是怎么逃出南京的，经过些什么地方，逃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书说他到了云南，当了和尚，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些人也都当了和尚。诸如此类的传说越来越多。此外，记载建文帝事迹的书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一个政治问题。建文帝在位期间，改变了他祖父明太祖的一些做法。他认为明太祖所定下来的一些制度，现在经过了几十年，应该改变。当时建文帝周围的一些人都是些儒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他们自己想出的一些办法也并不高明。尽管如此，建文帝的这种举动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明成祖起兵反对他。在明成祖看来，明太祖所规定的一切制度都是尽善尽美的。他不容许建文帝改变祖先的东西。因此，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斗争就是保持还是改变明太祖所定的旧制度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建文帝失败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后，把建文帝改变了的一些东西又全部恢复过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二百多年都没有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对明成祖的政治思想感到不满，不满意他的统治。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呢？公开反对不行，于是通过对建文帝的怀念来表达。他们肯定建文帝，赞扬建文帝，实际上就是反对明成祖。因此，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到四川、云南这些地方旅行，到处都可以发现所谓建文帝的遗址。这里有一个庙说是建文帝住过的；那里有一个寺院，里头有几棵树，说是建文帝栽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没有。明末清初有个文人叫钱谦益（这个人政治上很糟糕）写了文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书上都说：当南京被燕兵包围时，城门打不开，建文帝便剃了头发，跟着几个随从由下水道的水门跑出去了。钱谦益认为这张说法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门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当时做南京礼部尚书，宫殿里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此外，还有很多不合事实的传说，他都逐条驳斥了。最后他做了这样的解释：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当时明成祖所统治的地区只是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线附近，只要建文帝一号召，全国各地都会响应他，他还可以继续进行斗争。但结果并不是这样。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文帝是死在宫里了。但当时不能肯定，万一他跑了怎么办？所以就派人去找。我认为这样解释比较说得通。
现在我们继续讲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如果说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找建文帝，那是不合事实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机。因为当时的怀疑不能解决，通过他出去访问，让他注意这个问题是可能的。那么，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上次所说的，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1348年到1368年之间二十年的战争，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经过洪武时期采取的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措施以后，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扩大了，粮食、棉花、油料的产量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政府的财政税收比以前多了。随之而来的，对国外物资的需要也增加了。这种对国外物资需要的增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是香料、染料。香料主要是用在饮食方面做调料，就是把菜做得更好一些，或者使某种菜能收藏得更久。像胡椒就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胡椒从哪里来呢？是从印度来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还有其他许多香料也大多是从南洋各岛来的。在南洋有个香料岛，专门出产香料。另一种是染料，为什么对染料的需要这样迫切呢？明朝以前，我们的祖先常用的染料都是草木染料，譬如蓝色是草蓝，或者是矿物染料。这样的染料一是价钱贵，二是容易褪色。进口染料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朝鲜族喜欢穿白衣服，我们国内有些人也喜欢穿白衣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买不起染料。封建社会里，皇帝穿黄衣服，最高级的官穿红衣服，再下一级的官穿紫衣服，穿蓝衣服，最下等的穿绿衣服。为什么用衣服的颜色来区别呢？也很简单，染料贵。老百姓买不起染料，只好穿白衣服。所以古人说“白衣”“白丁”，指的是平民。这些封建礼节都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因此就有向国外去寻找染料的要求。这一类，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毫无意义的消费品，主要是珠宝。这是专门供贵族社会特别是宫廷里享受的。有一种宝石叫“猫儿眼”，还有一种叫“祖母绿”，过去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只知道是宝石。最近我们在万历皇帝的定陵里发现了这两种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外国买来的。除了珠宝以外，还有一些珍禽异兽。当时的人把一种兽叫作麒麟，实际上就是动物园里的长颈鹿。与对外物资需要增加的同时，由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资，如绸缎、瓷器（主要是江西瓷，其他地区也有一些）、铁器（主要生产工具）的产量也增加了。
除了经济上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当时中国对外的航海通商已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朝开始，经过唐朝、南宋到元朝，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商船队、私人的商船队不断出去。有些私人商船队发了财。到了明朝，由于长期的积累，已经具备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和有经验的航海人员。有了这些条件，就出现了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近三十年之间以郑和为首的七次下西洋的事迹。
郑和出去坐的船叫作“宝船”，政府专门设立了制造宝船的机构。这种船有多大呢？大船长四十丈，宽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当时在全世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船了。一条船可以载多少人呢？根据第一次派出的人数来计算，平均每条船可以坐四百五十人。每次出去多少人呢？有人数最多的军队，此外还有水手、翻译、会计、修船工人、医生等，平均每次出去两万七八千人。这样的规模是了不起的，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航海每次不过三四只船，百八十人，是不能和这相比的。谁来带领这么多人的航海队呢？明朝政府选择了郑和。因为郑和很勇敢，很有能力。同时，当时南洋的许多国家都是信仰回教的，而郑和也是个回教徒（但他同时也信仰佛教），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朝拜过麦加。回教徒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麦加去磕一个头，凡是去过麦加的人就被称为哈只。选派这样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减少隔阂，好办事。在郑和带去的翻译里面也有一些人是回教徒，这些人后来写了一些书，把当时访问的一些国家的情况记载下来了。这些书有的流传到现在。有人问：郑和是云南人，他怎么成了明成祖部下的大官呢？这很简单，洪武十四年（1381）的时候，明太祖派兵打云南，把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打败了，取得了云南。在战争中俘虏了一些人，郑和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俘虏的。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后来让他做太监，分给了明成祖。他跟明成祖出去打仗时，表现很勇敢，取得了明成祖的信任。因此明成祖让他担负了到南洋各国去访问的任务。
他们第一次出去坐了六十二艘大船，带了很多军队。这里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既然是到外国去通商、去访问，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军队？这是因为当时从中国去南洋群岛的航线上有海盗，这些海盗不但抢劫中国商船，而且别的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做买卖的商船也抢。郑和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把海盗消灭了，这样就保证了航路的畅通。另外，为了防止外国来侵犯他们，也需要带足够的军事力量。郑和到锡兰的时候，锡兰国王看到中国商船队的物资很多，他就抢劫这些物资。结果郑和把他打败了，并把他俘虏到北京。后来明朝政府又把他放回去，告诉他，只要你今后不再当强盗就行了。可见为了航行的安全，郑和带军队去是必要的。郑和率领的军事力量虽然很强大，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带去了好几个师的军队，而当时南洋没有一个地区有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郑和的军队只是用于防卫的。他所进行的是和平通商。尽管当时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可能，但是没有占领别人的一寸土地。后来，比郑和晚一百年的西方人到东方来就不同了。他们一手拿商品，一手拿宝剑，把所到的地方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如葡萄牙人到了南洋以后就占领了南洋的一些岛屿。当然，在我们的历史上个别的时候也有占领别人的土地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国家不是好侵略的国家，我们国家没有占领别国的领土，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根据当时保留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出郑和和南洋各国所进行的贸易是平等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交易双方公平议价，有些书上记载得很具体，说双方把手伸到袖子里摸手指头议价。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还用这种办法。郑和所到的地区都有中国的侨民，有开矿的，有做工的，有做买卖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地方甚至是以华侨为中心，华侨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因此郑和每到一个地方都受欢迎。
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除了把自己带去的大量商品卖给他们外，也从这些国家带一些商品到中国来。从第一次出去以后，他就选择了南洋群岛的一个岛屿作为根据地，贮积很多货物，以此地为中心，分派商船到各地贸易，等各分遣船队都回到此地后，再一同回国。在前后不到三十年的时期中，印度洋沿岸地区他都走到了，最远到达了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的木骨都束。木骨都束就是今索马里的首都，现在叫作摩加迪沙。前年摩加迪沙的市长访问北京的时候，我们对他讲：我们的国家五六百年前就有人访问过你们。他听了很高兴。
通过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和南洋的航路畅通了，对外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出国的华侨也就更多了。通过这几十年的对外接触，中国跟南洋这些地区的关系越来越深，来往也越来越多。由于华侨的活动，以及中国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传入这些国家，这样，南洋地区的生产也越来越进步。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去侵略人家。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尽管时间过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郑和到过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历史遗址。因为郑和叫“三宝太监”，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宝来命名。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以往历史上是没有的，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是明朝历史上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现在要问：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为什么不去第八次呢？这里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八十多年以后，欧洲人到东方来进行殖民活动，阻碍了中国和南洋诸国的往来。主观的原因有这几方面：第一，政治上的原因。明成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做皇帝。这个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时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孩，不懂事。于是宫廷里便由他的祖母当权；政府则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握。三杨在朝廷里当了二三十年的机要秘书。三个老头儿加上一个老太太掌握国家大权。这些人和明成祖不一样。明成祖有远大的眼光。他们却认为他多事，你派这么多人出去干什么？家里又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不过明成祖在世时他们不敢反对，明成祖一死，他们当了家，就不准派人出去了；第二，组织这样的商队需要一个能代替郑和的人，因为郑和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不能再出去了；第三，经济上的原因。从外国进口的物资都是消费物资，不能进行再生产。无论是香料还是染料，都是消费品，珠宝就更不用说了，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以我们的有用的丝绸、铁器、瓷器来换取珠宝，这样做划不来。虽然能解决沿海一些人的生活问题，但是好处不大，国家开支太多。所以，为了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后来就不派遣商队出国了。正当明朝停止派船出国的时候，欧洲人占领了南洋的香料岛，葡萄牙人占领了我们的澳门。他们是用欺骗手段占领澳门的。开头他们向明朝的地方官说：他们的商船经常到这个地方来，遇到风浪把货物打湿了，要租个地方晒晒货物。最初还给租钱，后来就不给了，慢慢地侵占了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233)
从欧洲人到东方来占领殖民地以后，中国的形势就改变了。经过清朝几百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从几个方面包围中国：印度被英国占领了；缅甸被英国占领了；越南被法国占领了；菲律宾先被西班牙占领，后又被美国占领了；东方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向外进行侵略扩张。所以近百年的中国，四面被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所包围，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日益腐败，就使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1)《东西洋考》卷五，《文莱》。
(2)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录条：“（珠）重者出于西洋之第三港”；毗舍耶条：“故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而逃焉”。
(3)《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二，《洋鍼路》。
(4)和田清：《明代以前中国人所知之菲律宾群岛》，载《东洋学报》一二卷三号。
(5)《汉书》卷二八下；琅费：《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本）。
(6)《梁书》卷五四，《诸夷传序》。
(7)法显：《佛国记》；《高僧传》初集卷三，《法显传》。
(8)刘继宣：《中华民族南洋拓殖史》，第一章《隋以前南洋之归化》，商务印书馆。
(9)《宋书》卷九七。
(10)《宋书》卷九七。
(11)《宋书》卷九七。
(1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八，《爪哇》，中华书局。
(13)唐僧鉴真，赴日本传布戒律之始祖也。其弟子Soemi no Matto Genkn撰有《唐大和尚（鉴真）东征传》（《群书类从》第四辑卷六九）。此据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引文。
(14)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华书局。
(15)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商务印书馆。
(16)李肇：《国史补》卷下，四库馆。
(17)朱彧：《萍洲可谈》，博古斋。
(18)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
(19)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故临国》；Reinaud：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I’Inde et a la Chinel。
(20)《元史》卷九四，《市舶》。
(21)Hans Von Mzik：Reisedes Arabers Ibn Batuta durcl Indi en and China，pp.303—305.
(22)《册府元龟》卷五四六；《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
(23)参看中村久四郎：《唐代之广东》，载《史学杂志》（大正六年三月至六月）。
(24)桑原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本），第4—5页，本章论列多取材桑原氏此书不备举。
(25)《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26)《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27)参看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载《东洋学报》（大正六年五月）。
(28)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引《宋会要》。
(29)《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唯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
(30)《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唯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
(31)《萍洲可谈》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
(32)岳珂《桯史》卷一一：“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定居城中。”同时泉州也有华夷杂居的现象，楼钥《攻媿集》卷八八《赠特进汪公行状》：“蕃商杂处民间。”
(33)《唐律疏议》卷六，《名例》。
(34)《萍洲可谈》卷二；《宋史》卷三四七，《王涣之传》。
(35)《萍洲可谈》卷二。
(36)《粤海关志》卷二，引《宋会要》。
(3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〇，《海外诸蕃》。
(38)《粤海关志》卷三，引《宋会要》。
(39)《蒲寿庚考》，第200页。
(40)《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
(41)《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卷二一〇，《马八儿等国》。
(42)《元史》卷二一〇，《马八儿等国》。
(43)《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卷二一〇，《爪哇传》。关于元代与南海之交通，可参看Rockhill：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Malay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4th Century。
(44)《大日本史》，《食货志》卷一五；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旧港条。
(45)《宋史》卷一八〇。
(46)《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47)《通鉴·宋纪》卷一一大明七年条：“（帝）又宠一昆仑奴，令以杖击群臣。”唐人有《昆仑奴传》。
(48)《萍洲可谈》卷二。
(4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北人女使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
(50)《文献通考》三，卷三三二，《阇婆》。
(51)《岛夷志略》，《浡泥》。
(52)《诸蕃志》上，《浡泥国》。
(53)《诸蕃志》，麻逸条。阿拉伯人于石晋天福八年（943）至苏门答腊见其地有华人甚多，从事耕植，而巴邻旁尤为荟萃之区。见其所著《黄金牧地》。
(54)《诸蕃志》，苏吉丹条。
(55)《诸蕃志》，三佛齐条。
(56)《岛夷志略》，龙牙门条，勾栏山条，马鲁涧条。
(57)马欢：《瀛涯胜览》，爪哇条。
(58)费信：《星槎胜览前集》，《满剌加国》。
(59)郑民：《菲律宾》，据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南洋拓殖史》引文。
(60)《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
(61)据《明史》卷三二四至卷三二五《外国传》。
(62)《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
(63)此据《明史》，《殊域周咨录》作昔里达，《东西洋考》作昔里八达剌八剌蒲。
(64)《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明史》作洪武二年（1369）太祖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1370）以平定沙漠颁诏，九月其王昔里八达剌蒲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方物，宴赉如礼。五年又遣使随朝使常克敬来贡，上元所授宣敕三道。
(65)《皇明祖训》首章，第5页。
(66)《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1367）十二月庚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司陈宁等为提举”；卷四九：“洪武三年（1370）二月甲戌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蕃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借其数，送赴京师。”
(67)洪武中曾一度废止，《明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1374）九月辛未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船司。”永乐初复设，《明成祖实录》卷二三：“元年（1403）八月丁已，上以海外蕃国朝贡之使，附带物货前来交易者，须有官专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司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寻命内臣提督之。嘉靖元年（1522）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唯存广东市舶司。”（《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市舶提举司之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办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
(68)《明成祖实录》卷七五：“六年（1408）正月戊辰设交阯、云南市舶提举司，置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69)《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市舶》。
(70)《明太祖实录》卷四五。
(71)《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洪武四年（1371）户部言其货舶至泉州宜征税，命勿征。”
(72)《明成祖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条：“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明宣宗实录》卷五八宣德四年（1429）八月条：“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馆谷之需，所费不赀。通事林惠、郑长所带番梢从人二百余人，除日给廪米之外，其茶盐醯酱等物出于里甲，相沿已有常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铜钱，及今未半年，已用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按数取足，稍或稽缓，辄肆詈殴。”卷六七宣德五年（1430）六月条：“庚午上谕行在礼部臣曰：闻西南请蕃进贡海舶初到，有司封识，遣人入奏，俟有命然后开封起运。使人留彼，动经数月，供给皆出于民，所费多矣。其令广东、福建、浙江三司，今后蕃舡至，有司遣入驰奏，不必待报，三司官即令市舶司称盘明注文籍，遣官同使人运送，庶省民间供馈。”此虽洪武以后之记载，但俱为常例，则此种情形洪武时即已有之明甚。
(73)《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
(74)《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
(75)《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
(76)《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
(77)《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
(78)《明成祖实录》卷一〇上。
(79)见本书第247页注②。
(80)《明成祖实录》卷二七。
(81)《明太祖实录》卷七〇。
(82)《泾林续记》（《涵芬楼秘籍》本）。
(83)《泾林续记》（《涵芬楼秘籍》本）。
(84)《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85)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86)《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
(87)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88)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89)《皇明四夷考序》。
(90)《明史》卷三〇四。卷一六九《胡濙传》亦云：“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91)《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
(92)《明成祖实录》卷二〇上：“元年（1403）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卷二七：“二年（1404）正月壬戌命京卫造海船五十艘。”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卷四三：“三年（1405）六月命浙江等都司造海舟千一百八十艘。”有一部分海船是由海运船（由海道运粮之船）改造，卷七一：“五年（1407）九月乙卯命都指挥汪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十一月丁已“命浙江、湖广、江西改造海运船十六艘”。卷七六：“六年（1408）二月命浙江、金乡等卫改造海运船三十三艘。”卷九七：“七年（1409）十月壬戌命江西、湖广、浙江及苏州等府卫造海船三十五艘。”卷九九：“七年（1409）十二月丁未命扬州等卫造海船五艘。”卷一二〇：“九年（1411）十月辛丑命浙江、临山、观海、定海、宁波、昌国等卫造海船四十八艘。”
(93)《明成祖实录》卷七五：“六年（1408）正月丁卯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卷二一五：“十七年（1419）八月己卯造宝船四十一艘。”
(94)《明成祖实录》卷二二八。
(9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
(96)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
(97)祝允明：《前闻记》（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卷二〇二）。
(98)第一次远征军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见《明史·郑和传》；第二次二万七千余人，见费信：《星槎胜览》；第七次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见《前闻记》。
(99)《明宣宗实录》卷六四：“五年（1430）三月己巳平江伯陈瑄言：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今年选下西洋及征进交阯，分调北京，通计二万余人。又水军右卫等卫官军，今年选下西洋者亦多。”
(100)例如《明成祖实录》卷一一八：“九年（1411）十月壬辰论锡兰山战功，升锦衣卫指挥佥事李实、何义宗俱为本卫指挥同知。正千户彭以胜、旗手卫正千户林全俱为本卫指挥同知佥事。”卷一六六：“十三年（1415）九月壬寅命兵部录苏门答腊战功。于是水军右卫流官指挥使唐敬、流官指挥佥事王衡、金吾左卫流官指挥使林子宣、龙江左卫流官指挥佥事胡复宽、河卫流官指挥同知哈只皆命世袭。锦衣卫正千户陆通、马贵、张通、刘海俱升流官指挥佥事。”卷一七一：“十三年（1415），升千户徐政、汪海为府军右卫指挥佥事，小旗张通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以使西洋有劳也。”
(101)马欢、郭崇礼，曾三次随使西洋［永乐十年（1412），十九年（1421），宣德五年（1430）］，欢撰有纪行书名《瀛涯胜览》，古朴《瀛涯胜览》后序：“崇礼乃杭之仁和人，宗道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率宝船往西洋诸蕃开读赏劳，而二君善通译蕃语，遂膺斯选，三随（左车右并）辂，跋涉万里。”（据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本》）
(102)西安羊市大清真寺嘉靖二年（1523）《重修清净寺记》：“永乐十一年（1413）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
(103)觉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载《小说月报》第二〇卷一号。
(104)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
(105)字公晓。《星槎胜览序》：“永乐至宣德间，选往西洋，四次随征正使太监郑和等至诸海外。”
(106)钱曾《读书敏求记》：“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宣宗嗣位，复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往海外遍谕诸蕃。时金陵巩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至蕃邦二十余处。”
(107)费信所撰有《星槎胜览》二卷。有陆楫《古今说海》本（四卷），沈节甫《纪录汇编》本（一卷），《学海类编》本（四卷），《借月山房汇钞》本（四卷），《百名家书》本（一卷），《格致丛书》本（一卷），《国朝典故》本（二卷），罗以智校本（二卷），广州中山大学覆天一阁本（二卷），《历代小史》本（四卷），《小方壶斋舆地丛书》本；巩珍所撰有《西洋蕃国志》（一卷），见《四库存目》及《读书敏求记》。今未见传本。
(108)见永乐十八年（1420）刊本《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本后题记》。（据冯承钧：《郑和下西洋考序》）
(109)见《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七次远征中第一次、第二次、第七次均参加。
(110)《明史》附见《郑和传》：“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郎瑛《七修类镐》卷一二《三保太监》条：“永乐丁亥（1407）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以为丁亥（五年）乃七年之误。因郑和于五年（1407）十月二日回京，是年所余之日无几也（冯承钧译本，第35页）。
(111)《读书敏求记》，西洋蕃国志条。
(112)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第9页。
(113)《读书敏求记》，西洋蕃国志条；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八，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蕃事迹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114)见本书第255页注⑧。
(115)袁嘉谷：《滇绎》卷三，李至刚撰：《昆阳马公墓志铭》。
(116)明初诸将用兵边境，有阉割俘虏幼童之习惯。例如叶盛《水东日记》所记：陈芜交阯人，以永乐丁亥侍太孙于潜邸。《明史·金英传》：“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王瑾即《水东日记》所记之陈芜。永乐丁亥（1407）张辅定安南，陈芜等盖即此役之俘虏。又沈德符《野获编补遗》阉幼童条：“正统十四年（1449）麓川之役，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奏征思机发，擅用阉割之刑，以进御为名，实留自用。为四川卫训导詹英所奏。天顺四年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即奏闻，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复买之以足数，仍阉之。”比附上举诸例，则郑和当即洪武十四年（1381）定云南时所俘被阉之幼童。初侍燕王时其年当在十岁以内。靖难兵起时适为三十岁左右之壮年军官。是后七奉使海外，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最后一次出使为宣德五年（1430），不久即老死，则其生卒年约为（1371—1435），存年约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