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打響時，我丈夫和農場上的兩名瑞典助手自願去了德國人的邊界，加入德拉米爾爵士在那裏組織的一個臨時情報部門，於是我獨自一人留在農場。很快我就聽到傳言，說這個國家要給白人女性設立集中營，理由是她們麵臨著土著的威脅。我那時十分害怕，心想：誰知道戰爭要持續多久？如果要我去這個國家的婦女集中營裏待上幾個月，我會死的。幾天後，我有個機會跟著我們一個鄰居——一個年輕的瑞典農夫——去了基賈貝，這是鐵路沿線上比較靠北的一個車站，我在那裏負責一個營地，所有邊界的通訊員都把消息帶來這裏，然後消息從這裏被編成電報再發去內羅畢的指揮部。
我在基賈貝的帳篷就設在車站附近，搭在火車引擎需要的柴火堆燃料之間，通訊員不分日夜地隨時可能進來。大多數時間，我和一個果阿的火車站長一起工作。他是個矮小、溫和的人，對知識有著燃燒的渴望，不為身邊的戰事所影響。他問我很多關於我的祖國的問題，還讓我教他一點丹麥語，他覺得未來有一天會用得上。他有個十歲的小兒子，名叫維克多。一天我走路去火車站，透過遊廊的柵格，我聽到他一直在教維克多語法：“維克多，什麽是代詞？到底什麽是代詞，維克多？你不知道？我跟你講過五百遍了！”
邊界的人一直需要人給他們運送補給和彈藥。我丈夫寫信來，指揮我盡快將裝滿四輛牛車的補給彈藥給他們送過去。但他寫道，我必須讓一個白人負責這件事，才能讓隊伍出發，因為德國人神出鬼沒，馬賽人又是一想起戰爭就高度興奮，並且在整個保留地裏四處活動。在那些日子裏，德國人被認為無所不在，我們在基賈貝的大鐵路橋旁安插了哨兵，以防他們把它炸掉。
我安排好了一個名叫克拉普羅特的年輕南非人去跟著牛車，但車都裝好了，就在出發遠征的前一天晚上，他被當成德國人逮捕了。他不是德國人，也有證據，後來很快就被釋放了，還改了名字。當時，我把他的被捕看作上帝的旨意，因為除了我，沒有別的白人可以帶領牛車穿越鄉野了。一大早，古老的星宿還掛在空中，我們出發走下漫無盡頭的基賈貝山，腳下橫亙的是馬賽保留地的廣闊平原，在黎明的微光中閃著鐵灰色。燈綁在牛車下麵，晃裏晃**，喊叫聲和抽鞭聲絡繹不絕。我有四輛牛車，一整隊共十六頭拉車公牛，還有五頭備用公牛，帶了二十個基庫尤年輕人和三個索馬裏人：法拉、扛槍手伊斯梅爾，還有一個老廚師也叫伊斯梅爾——一個很有威嚴的老人。我的狗“黃昏”走在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