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与人，我们都被欺蒙！”
第一章 艰难时世
对于咖啡种植来说，我的农场海拔有些过高。在寒冷月份的早晨，低地已经开始结霜，咖啡树苗和树上的咖啡浆果都会被冻成棕褐色，然后枯萎。风从平原上呼呼吹来。即使在好年份里，我们收获的咖啡亩产量也不如锡卡和基安布那些四千英尺的低地地区。
恩贡地区也缺少雨水，我们有过三次大旱，每次都被害得很惨。有一年我们有五十英寸的雨水，收了八十吨咖啡豆；有一年有五十五英寸的雨水，收了将近九十吨咖啡豆；但有两年我们只有二十五英寸和二十英寸的雨水，只收了十六吨和十五吨咖啡豆，这两年农场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咖啡价格也在下跌：以前我们一吨可以卖一百英镑，现在只能卖六十到七十英镑。农场的时世变得艰难。我们还不起债，也没钱继续维持种植园的经营。我家乡那些在农场占股份的人写信给我，告诉我必须卖掉农场。
我想出很多计划来拯救农场。有一年我试过在闲置的土地上种亚麻。种植亚麻这个活儿很让人愉快，但它需要太多技术和经验。有一个比利时难民曾给我提出建议，他问我打算种多少亚麻，我告诉他三百英亩，他马上大呼小叫：“夫人，那不可能！”我可以成功种出五英亩，甚至十英亩，再多就不可能了，但十英亩根本帮不了我们，我种了一百五十英亩。一大片开着花的天蓝色亚麻田看起来漂亮得不可思议，就像一片地球上的天堂，而且没有其他产品比亚麻纤维更可爱了，它们坚韧光滑，摸起来有一点油腻。你的思绪跟着它一起被带走，想象它被做成床单和睡衣。但基库尤人需要持续的监督，而且他们没法立刻就上手，学会足够精准地拉麻、沤麻和打麻，所以我的亚麻种植也没成功。
那些年里，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农夫都在尝试这样或那样的计划，少数人最后确实受到了鼓舞。恩乔罗的英格丽·林斯特龙就做到了。我离开肯尼亚后，她为菜园、猪、火鸡、蓖麻油灌木以及大豆做牛做马十二年，并且看着它们通通失败。为它们流干眼泪后，她通过种植除虫菊为家族和自己拯救了农场。除虫菊被运去法国，在那里被用来制作香水。而我本人的各种试验都运气不佳，当干燥的天气和亚提平原的风开始时，咖啡树都凋萎了，叶子变黄，农场有几片地方还染上了牧草虫和椿象虫，造成了严重的咖啡病虫害。
为了促进咖啡生长，我们试过给田地施肥。因为我是受欧式的农业思想影响长大的，不施肥就把作物拔出土壤一直违背我的想法。当农场的佃农听说这一计划后，他们自告奋勇来帮我，从自家的牛羊栅栏里掏出陈年老粪，都是方便处理的易碎泥状物。我们在咖啡的树里行间翻出犁沟，从内罗毕新买来的犁太小，只能套一头公牛，所以我们没法把牛车拉进田里。农场的女人们就把装粪肥的麻袋背在背上，然后把粪肥撒在犁沟里，每棵树撒一麻袋，然后我们再把牛牵回来犁地，把粪肥埋起来。我监工很愉快，也期待能有伟大的成果，但自始至终，没人看出施肥的成效。
真正的麻烦是没有资金，因为钱在我接管农场运营之前都花掉了。我们没法完成任何彻底的改良，最后几年只能糊口度日，这成为我们农场生活的常态。
我想，如果有资金的话，我就会放弃咖啡，把咖啡树砍掉，在我的土地上种林木。非洲的树木长得很快，只要十年你就能惬意地走在高大的蓝桉树和金合欢树下了，它们是你亲自在雨里从园艺花圃里成箱搬出来的，每箱放十二株树苗。我反思，我本可以在内罗毕有很好的木材和柴火销量。种树是高尚的职业，许多年后你想起它还会心满意足。从前农场上有绵延的天然森林，但在我接手农场前被卖给印度人砍伐了，真悲哀。我自己在艰难时日里，也不得不去工厂旁的土地上砍树给蒸汽机当燃料用，这片有着高大树干和活泼绿影的森林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除去砍树这件事，我这一生没有为做过的其他事情更加后悔过。我负担得起的时候，会在小片的地里种上尤加利树，但没什么结果。如果我在五十年前用这种方法把上百亩的地种上树的话，那么农场此时就会变成一片会唱歌的树林，再加以系统经营，河边造一座锯木厂。尽管农场的佃农对时间的概念与白人不同，他们却一直充满信心地翘首企盼人人都有充足柴火的那一天，就像昔日那样，寄希望于我现在马上要动手去种的那片森林。
我也有过计划，想在农场上养牛和经营奶厂，但我们处于不洁地区，意思是在这片陆地上会有东海岸热疫。如果要养特级牛的话，你就必须浸牛，这项成本让你很难与那些处在内地干净区域的养牛商竞争，不过，我离内罗毕很近，这样我可以早晨开车送牛奶进城。我们曾养过一群特级牛，而且也在平原上造了一个很好的浸牛池，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卖掉它们。浸牛池里长满了野草，最后立在那里，像一处下沉倾颓的虚妄废墟。再后来，晚上在挤奶的时段，我走去马武盖或卡尼奴的畜栏，闻到牛的甜香气味，我再次感到阵痛，那是对拥有自家牛棚和奶厂的向往。我骑马走在平原上时，脑海里的斑点奶牛像花朵一样星罗棋布。
这些计划都随着岁月流逝变得非常遥远，最后几乎无法理清。如果我真能让咖啡种植取得收益，让农场维持下去的话，我根本不介意那些计划。
背一座农场在肩上是个沉重的负担。我的土著佃农，甚至我的白人雇员们，都让我独自一人替他们所有人担惊受怕，有时在我看来，甚至连农场的公牛和咖啡树都是如此。好像会说话的生灵和哑巴们都约好了似的，把迟来的雨和寒冷的夜都归咎于我。在晚上，似乎我安静地坐下读一会儿书都是不对的。我被唯恐失去农场的恐惧感推出家门。法拉知道我所有的伤心事，他不同意我晚上出去散步，他提到日落时在家附近徘徊的猎豹；他这个在黑暗中依稀可见的白袍身影会一直站在游廊上等我回来。但我太难过了，脑子里根本顾不得什么猎豹，我知道晚上去农场的路上转悠根本于事无补，但我还是要去，像个被下了走路指令的游魂，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以及要走去哪里。
我离开非洲的两年前回了趟欧洲探亲。我在咖啡采摘季旅行回来，到达蒙巴萨之前都收不到收成的消息。在船上，我一直在脑海里斟酌这个问题：当我身体健康，生活也看似友好时，我估算我们该有七十五吨的收成；但当我不舒服或紧张时，我想无论如何我们也只能有六十吨收成。
法拉来蒙巴萨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咖啡收成的事，我们环顾左右地谈论农场上的其他消息。晚上快上床睡觉时，我实在没法再拖下去了，我问他到底他们在农场上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通常很热衷于宣布灾难，但此时法拉并不开心，他极其严肃地站在门口，半闭上眼睛后把头朝后仰，吞下悲伤。他说：“四十吨，夫人。”听到这话，我知道我们没法再维持下去了。世上所有的颜色和生命都从我身旁淡出了，阴冷压抑的蒙巴萨酒店房间里，水泥地面、老式铁床架和用旧的蚊帐，此时都如这世界的象征般呈现出重大意义，这就是没有任何装饰润色的贫瘠生活。我对法拉再说不出话，他也没再讲话，走开了。世上最后一个友好的对象。
但人类的头脑总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深更半夜时我想，要是在老克努森的眼里，那四十吨已经很了不起，是悲观的情绪——悲观情绪才是最致命的恶习。既然无论如何我都要卷铺盖回家，我何不再次开动马达。我人还在，我的朋友也会来看望我。十小时内我就能从铁路上看到西南方向映衬着恩贡山的蓝色天空剪影了。
就在同年，蝗虫来了。据说它们来自阿比西尼亚，那里旱了两年，所以它们往南移动，一路吃光了所有植被。我们还没亲眼见到它们，整个国家就已经流传开来它们留下大面积毁灭痕迹的怪谈——在北方，它们经过的玉米田、小麦地、水果园通通被夷为一片广阔荒漠。移民者派人捎信到南方的邻居这里宣布蝗虫要来的消息，但即使你收到预警，仍然没办法治它们。所有农场都堆了大堆的柴火和玉米秆，准备在蝗虫到来时放火烧死它们，还给所有的农场劳工派发了空的锡罐、铝罐，让他们大喊大叫并敲打罐子来吓走它们，不让它们降落。但这只能临时缓解灾情，因为不管农夫怎么恐吓蝗虫，它们都没法永远停在空中不降落。每个农夫唯一的盼望，就是把它们轰到南边的下一个农场，而且吓走它们的农场越多，它们最后落脚时就越饿、越绝望。我自己在南方的马赛保留地里有大片平原，所以我希望让蝗虫一直飞，把它们轰到河对岸的马赛人那里去。
已经有三四个送信人向我宣布蝗虫要来的消息，都是同一地区的移民者邻居派来的，但无事发生，我都开始怀疑这是假警报了。一个下午，我骑马去我们的“杜卡”——农场上卖杂货的商店，是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赖为农场劳工和佃农开的。商店在公路边，外面有个印度人坐在骡车里，我经过时他站起来向我示意，因为他没法开到平原上来。
“蝗虫要来了，夫人，快回你的农场吧。”我骑到他跟前时，他说。
“我听说很多次了，”我说，“但我一只也没见到。可能没人们传的这么糟。”
“请您转身，夫人。”印度人说。
我转身，看到北方的地平线上空一团阴影，像被扯长的烟雾，像一座着火的城镇。一百万人的城市朝明亮的天空吐出烟雾，我心想。它又像是一团升起的薄云。
“那是什么？”我问。
“蝗虫。”印度人说。
我骑马穿过平原回家时看见了蝗虫，大概一共二十只。我经过经理的家，指示他做好一切准备迎战蝗虫。我们一起看向北方时，空中的黑雾已经升得更高了。我们盯着看时，不时有一只蝗虫从空中嗖嗖地飞过我们，或是掉到地面上开始爬。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门往外看，大片暗淡乏味的赤褐色景象。树木、草地、车道，目所能及之处都被这种色调覆盖，好像一夜之间一层厚厚的陶土色大雪落在了地上。是蝗群停在表面。我站着看时，所有的布景突然开始颤动，然后破碎，蝗群挪动升空，几分钟后空气里全是扑扇的翅膀，它们要飞走了。
那次它们对农场没造成多大破坏，只在我们这里待了一夜。我们看到它们长什么样了，大概一寸半长，褐灰色带点粉红，摸起来黏手。它们压倒了我车道上的几棵大树，仅仅是停在上面。你看着倒下的树，想起一只蝗虫还不到三克重，不禁要猜想它们的数量。
之后蝗虫又来了，有两三个月时间，农场持续受到它们的侵袭。我们很快放弃了吓走它们的尝试，这是让人绝望又悲喜交加的举措。有时会飞来一小群——某支脱离主力部队的自由兵团，它们会匆匆路过。但其他时候蝗群大规模飞来，要花上好几天才能全部通过农场，十二小时不间断地在空中急行。当飞行队伍最壮观时，就像我家乡的暴风雪，发出强风一样的呼啸声和尖叫声，在阳光里像薄钢片一样发亮，它们遮云蔽日。蝗虫保持带状队形，从地面一直堆到树顶，树顶以上则一片晴朗。它们呼呼地擦过你的脸，钻进你的衣领、袖子和鞋袜。大团疾飞围住你，让你头晕眼花，让你满心厌恶，愤怒又绝望——这是密集恐惧症。个体在集体里不算数，杀死一两只也无关痛痒。等蝗群完全经过，像长缕薄烟朝地平线涌去后，你对自己的脸和手的厌恶感很久不能散去，因为它们被蝗虫爬过。
鸟群跟着蝗虫的队伍，在它们上空环绕，又飞下来，走进它们落脚的田里，依赖这个蝗群大吃大喝：都是鹳鸟和鹤——自大的投机主义者。
有时蝗虫在农场上落脚，但它们不会对咖啡种植园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咖啡叶子类似于月桂叶，它们嚼起来太硬。它们能做的就是停在田里，到处把树压坏。
但它们落脚后离开的玉米田则是一片惨象，除了垂在断茎上的几圈干叶子外，干干净净。我在河边一直灌溉的常绿花园现在像个垃圾堆——花、蔬菜、药草全没了。佃农们的香巴地像一片清空了的烧焦地，甚至还被爬行昆虫碾轧了一遍。偶尔灰土里有一只死蝗虫，这就是土壤产出的唯一果实了。佃农眼巴巴地站在那里看着蝗群。开垦种植香巴地的老妇们气得七窍生烟，向空中最后一团渐远的淡黑色阴影挥舞着她们的拳头。
很多死蝗虫被大部队留在了各处：公路上它们曾停留过的地方，还有货车马车曾碾过它们的地方。蝗群走后，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车辙都被蝗虫的小尸体标记了出来，就像铁轨一样。
蝗虫把它们的卵产在土壤里。来年长雨季过后，生命第一阶段的蝗虫——小小的黑褐色跳虫就会现身，它们还不会飞，只能在地上爬，吃掉行军时经过的一切东西。
再也没有钱，也没法产生收益时，我不得不卖掉农场。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它。他们觉得这块地方种咖啡海拔太高了，所以不打算从事农业。他们打算拔掉所有的咖啡树，把土地分割之后铺上路，未来内罗毕要向西扩张时，他们打算卖出土地做建筑用途。这是那年年末的事。
即使在当时，因为还剩一件事，我可以不用真正去考虑交出农场这个事实。树上还没熟的咖啡果要么属于农场的旧东家，要么属于持有第一期按揭抵押的银行。这些咖啡要等到五月或更晚的时节才能采摘，然后在工厂里处理后才能运走。这段时间里我仍可以留在农场负责主管，一切看似照旧。我想，这期间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来扭转局面吧，因为这世界毕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可以预料的地方。
就这样，我在农场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奇怪的新时代。潜藏在一切事务之下的真相就是，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但鉴于它曾经属于过我，这一真相可以被那些无法理解的人忽视，而且它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每分每秒，农场都在教我活在当下的艺术，或者可以这么说，是生活在永恒里的艺术。在永恒里，当下的实在发生其实无所作为。
诡异的是，我本人在那段时间里从不相信自己就要放弃农场，离开非洲了。周围每个人都告诉我必须这么做，每个人都是理智之人。家里的每封来信都在证实这件事，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实也都指向如此。然而却没有什么可以推动我的思绪，我一直坚信自己会埋葬在非洲。个中原因只能解释为，是我的个人情绪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状况，虽然我根本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或理由来支撑这一坚定信念。
在这几个月里，我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思考程序，或者说是策略体系，来对抗命运，以及对抗我周围那些和她共谋的帮凶。我想，从今以后，我可以在所有的琐事上让步，来给自己省却不必要的麻烦。我可以任由我的对手们在这些事务上一天天地自说自话，写下文书。因为最后，我会胜利地走出局面，会保住我的农场和农场上的人。我想，我不能失去他们：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又怎么可能发生？
就这样，我成为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要离开的人。回顾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似乎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比我本人要更早觉察到我要离开。山丘、森林、平原、河流与风，都知道我们要分别了。我刚开始和命运谈条件，关于出售农场的谈判开始时，风景对我的态度就转变了。这之前我还是它的一部分，大旱对我好比只是一次发烧，平原的花朵是我的一件新袍。但现在，这个国家在从我身上抽离，它后退了几步，让我可以更清楚、更完整地看清它。
山丘在雨季来临前也会这么做。一个晚上你在看着它们，它们突然来一个大动作显山露水，所有的形态和颜色都变得那么明白、那么清晰和鲜活，好像它们打算带着拥有的一切对你臣服，好像你可以从坐着的地方径直走上那片绿坡。你心想：如果此时有一头羚羊走到空地上，我会在它转头时看进它的眼睛，看到它的耳朵在**；如果有一只小鸟停在灌木枝上，我能听到它在唱歌。山里的三月，这放纵的姿态意味着雨季不远了，但此时，它对我意味着分别。
之前我见过其他国家用这种方式，在你快要离开时向你献出自己，但我忘记其中的意味了。我只能记起，我从没见过这个国家这么可爱，好像只是默想它都足以让你开心一辈子。光影彼此分享景貌，彩虹立在天际。
我和其他白人——内罗毕的律师和生意人，或是那些给我回程建议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奇怪的疏离感，有时像生理反应——一种窒息感。我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唯一理性的人，但有一两次我突然醒悟，如果我真是个疯子，待在神志正常的人中间，应该也是同样的感觉吧。
农场的土著，他们的灵魂遵循朴实的现实主义，都意识到了形势和我的心理状态，理解透彻到就像我给他们上过课，或是为他们白纸黑字写在书里了一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依赖我的帮助和支持，不尝试在任何一件事上为自己安排未来。他们尽最大的努力让我留下，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向我透露了许多谋划的方案。当农场的出售交接彻底收尾后，他们坐到我家周围，从清晨一直坐到夜深，与其说是想跟我谈话，不如说只是为了密切关注我的行动。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矛盾的时刻：他们清楚地看到他每次的软弱和失败，也能够公正而精确地对他做出判断，但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他，好像生活里除了他之外没有实在的出路可以走了。一群绵羊可能对牧童有同样的感觉，它们对乡野和天气都有比他深刻得多的理解，但如果必须走进深渊的话，它们仍会跟在他的身后。基于对上帝和魔鬼超凡的了解，基库尤人对局势的理解比我更清楚，但他们还是坐在我家周围，等待我的指令，很可能他们自己人之间一直在尽情阐述我的无知和我独特的无能。
你可能会以为当我知道我帮不了他们时，他们的命运重重地压在我心头，而这些人还要持续地出现在我家时的感觉会让我很难承受。但不是这样。我相信，直到最后，我们都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安慰和解脱。我们对彼此的理解超出一切理智。我在这几个月里常想起从莫斯科撤兵的拿破仑。通常人们会想，他在看到自己的大军在身旁遭罪死去时，一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很可能如果他没有他们在身旁，自己早就当场倒地死去了。晚上，我数着小时熬过漫漫长夜，直到第二天一早基库尤人再次出现在我家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