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芬奇·哈頓遊獵回來，在農場上住過一段時間，但當我開始收拾屋子打包行李時，他不能再住下去了，搬去了休·馬丁在內羅畢的房子。他每天開車從那裏過來農場和我一起吃飯，到最後，我已經在出售家具時，我們坐在一個包裝箱上，在另一個包裝箱上吃飯，一直坐到夜深。
有幾次，丹尼斯以一種我真正要離開這個國家的口吻對我講話。他自己把非洲視作他的家，他非常理解我，曾和我一同哀傷，但他也會笑話我的離愁別緒。
“你覺得，”他說，“你離了西倫佳沒法活？”
“沒錯。”我說。
但我們在一起的大多數時候都談笑如初，好像未來並不存在。他從不擔心未來，就好像他知道，隻要他願意，隨時可以調動我們未知的力量。他與我放任自流的計劃很自然地和諧一致，隨其他人怎麽想怎麽說。隻要他在，我們坐在空房間的包裝箱上吃飯似乎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且很符合我們的品位。他引一首詩送我：
你必須把你悲哀的小曲，
變成愉快的節拍，
我永遠不為憐憫，
而隻為歡娛而來。
那幾個星期我們常飛短線，飛越恩貢山或南下動物保護區。一個早晨，丹尼斯很早就來到農場接我，然後就在太陽初升的時候，我們看見山南的平原上有一頭獅子。
他說過要打包他的書，書在我家放了好多年了，但他從沒有真正開始過這項工作。
“你留著它們吧，”他說，“我現在也沒地方放書。”
他一直沒決定在我家關門之後該搬去哪裏。有一次，在一個朋友的執著建議下，他甚至開車去了內羅畢，去那裏看出租的小別墅，但他回來後似乎對所見的一切異常反感，連提都不願再提。晚飯時，他開始向我描述房子和家具，突然自己停了下來，呆坐在那裏，臉上有不常見的厭惡和悲傷。他接觸到了一個不堪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