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芬奇·哈顿游猎回来，在农场上住过一段时间，但当我开始收拾屋子打包行李时，他不能再住下去了，搬去了休·马丁在内罗毕的房子。他每天开车从那里过来农场和我一起吃饭，到最后，我已经在出售家具时，我们坐在一个包装箱上，在另一个包装箱上吃饭，一直坐到夜深。
有几次，丹尼斯以一种我真正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口吻对我讲话。他自己把非洲视作他的家，他非常理解我，曾和我一同哀伤，但他也会笑话我的离愁别绪。
“你觉得，”他说，“你离了西伦佳没法活？”
“没错。”我说。
但我们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都谈笑如初，好像未来并不存在。他从不担心未来，就好像他知道，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调动我们未知的力量。他与我放任自流的计划很自然地和谐一致，随其他人怎么想怎么说。只要他在，我们坐在空房间的包装箱上吃饭似乎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很符合我们的品位。他引一首诗送我：
你必须把你悲哀的小曲，
变成愉快的节拍，
我永远不为怜悯，
而只为欢娱而来。
那几个星期我们常飞短线，飞越恩贡山或南下动物保护区。一个早晨，丹尼斯很早就来到农场接我，然后就在太阳初升的时候，我们看见山南的平原上有一头狮子。
他说过要打包他的书，书在我家放了好多年了，但他从没有真正开始过这项工作。
“你留着它们吧，”他说，“我现在也没地方放书。”
他一直没决定在我家关门之后该搬去哪里。有一次，在一个朋友的执着建议下，他甚至开车去了内罗毕，去那里看出租的小别墅，但他回来后似乎对所见的一切异常反感，连提都不愿再提。晚饭时，他开始向我描述房子和家具，突然自己停了下来，呆坐在那里，脸上有不常见的厌恶和悲伤。他接触到了一个不堪的世界。
这完全是一次客观的非难，并不针对他个人，只是他忘记了自己本身也注定要参与这个世界。我这么说时被他打断。“哦，至于我嘛，”他说，“我待在马赛保留地的帐篷里就会很开心，要不然我可以在索马里村庄里找一套房子。”
但这次，仅此一次，他提到了我在欧洲的未来。他觉得我在那里会比在农场更开心，可以免于遭受我们将在非洲收获的所谓文明。“你知道，”他继续说，“非洲这片大陆有可怕的强烈讽刺感。”
丹尼斯在沿海地区有一块土地，在蒙巴萨以北三十英里处，塔卡翁佳溪沿岸。这是一片旧日阿拉伯殖民地的遗迹，有一座端庄的唤礼塔和一口井——我提过，盐渍土地上的灰色石头在日渐风化，中间是几棵杧果树。他在他的土地上盖了一栋小房子，我去那里住过。那里有一片神圣、干净、沉闷的巨大海景，眼前就是蓝色的印度洋，南边是塔卡翁佳的深溪，目所能及之处只有陡峭完整的绵长海岸线，有着浅灰色和黄色的珊瑚岩。
潮退后，你可以从房子朝海里走上好几英里，就像走在铺砌得有点不平的巨大露天广场上一样，能捡到奇怪的长尖贝壳和海星。斯瓦希里渔夫过来闲晃，穿着腰布，裹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像水手辛巴回到人间。他们拿出多彩的鱼来卖，有些非常好吃。房子下方的海岸上有一排凹进去的深洞和岩穴，你坐在阴凉里看着远处亮晶晶的蓝海。潮水涌进来后淹没了洞穴，一直淹到房子的地基。大海在多孔的珊瑚岩里奇怪地唱歌叹气，好像你脚下的地面是有生命的，长浪像突袭大军一般匆匆涌进塔卡翁佳溪。
我在塔卡翁佳时遇到满月，光芒四射的静谧夜晚有着极致的美丽，让你的心为之折服。你打开面向银色海面的大门睡觉，嬉闹和暖的微风低语着吹进一些细沙，吹到石头地板上。有一晚，一排阿拉伯单桅木船开来，就在海岸附近，在季风来临前无声地行驶，一队棕色的影子在月亮下扬帆起航。
丹尼斯有时提起，要把塔卡翁佳变成他在非洲的家，可以从这里带队去游猎。我刚说起要离开农场时，他曾提出让我去住他在那里的房子，就像他在高地时住在我家一样。但白人没法在沿海地区久住，除非他们有很多舒适的设施，而且塔卡翁佳对我来说太低太热了。
我离开非洲那年的五月，丹尼斯要南下去塔卡翁佳待一个星期。他计划建一栋大点的房子，还计划在土地上种杧果树。他开着自己的飞机离开，打算回程时经过沃伊，看看那里有没有可供游猎的大象。土著多次说起过从西边走到沃伊附近的象群，特别提到一头大公象，体形有其他大象的两倍大，常常独自在灌木里散步。
自诩非常理性的丹尼斯有时会受到一种特殊情绪和预感的影响，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他会连续沉默几天或一星期，但他并不自知，我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还会惊讶。他出发去海岸前的最后几天就处于这种恍惚状态，好像沉浸在冥思里，但我这么说时他还笑话我。
我让他带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看到大海会很愉快。一开始他说好，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说不行。他告诉我，他不能带上我，因为侦察沃伊的航程会非常艰难，他可能要降落在灌木丛里睡觉，那样的话他就必须带上一个土著男仆。我提醒他，他说过开飞机是为了带我飞遍非洲的。是啊，他说，他确实带我飞过啊。如果沃伊真的有大象，他会在摸清降落处和营地之后，再带我飞去看它们。这是我唯一一次要求丹尼斯开飞机带上我，而他没答应。
他在八号星期五出发。“星期四在门外等我，”他走时说，“我会及时赶回来和你吃午饭。”
他已经发动汽车准备去内罗毕机场时，又关掉引擎，回来找一本诗集，他说突然想带它上旅途。他一脚踩在汽车踏板上，一手指着书，给我朗读一首我们讨论过的诗。
“听着啊，是你的灰雁。”他说。
我看见灰雁飞过平原
野雁在高空充满生气——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矢志不渝
它们的灵魂梗在喉间
——它们的灰白色为浩瀚天空扎上缎带
太阳的光辉洒遍褶皱的丘陵。
然后他对我挥舞手臂，与我永别了。
丹尼斯的飞机在蒙巴萨降落时折断了一根螺旋桨。他发电报回内罗毕索要备用零件，东非航线公司派了一个男孩去蒙巴萨送零件。飞机修好后，丹尼斯又准备起航，他让航空公司的男孩跟他一道，但那男孩死都不愿意去。这个男孩对飞行习以为常，也和很多人一起飞过，甚至在这之前和丹尼斯也一起飞过。丹尼斯是个很好的飞行员，在土著圈子里，他的飞行能力和其他能力一样备受赞誉，但这次这个男孩就是不肯跟他一起飞。
很久以后，男孩在内罗毕遇到法拉，他们聊开了很多事。他对法拉说：“当时就是给我一百卢比，我也不和白达老爷一起飞。”命运的阴影——丹尼斯自己在恩贡的最后几天已经察觉到了——在土著的眼中更加强烈。
于是，丹尼斯带着他自己的男仆卡马乌飞去沃伊。可怜的卡马乌害怕飞行，他在农场告诉过我，飞机升空离开地面后他就死死地盯住自己的脚，一直盯着不放，直到再次回到陆地上为止。如果他稍微瞟一眼飞机的舷外，从高处看到下方景貌的话，他会被吓死。
星期四我出门等丹尼斯，估算他在日出时从沃伊起飞，飞两个小时回到恩贡。但他没有回来，我想起自己在内罗毕有事情要办，就开车进城。
每逢我在非洲生病或是异常担心的时候，就会被一种特殊的强迫想法折磨。那种感觉就像我周遭的一切都处于危险或不幸之中，在这一灾难里，我自己却不知何故站错了边，因此每个人对我的态度都是不信任或害怕。
这个梦魇实际上是对战时的回忆。当时有好几年，殖民地的人怀疑我本质上是个亲德派，用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他们的疑心始于战争爆发前夕，我曾经出于无辜的好心在奈瓦沙为德属东非的范·莱托将军买过马匹这件事。我们六个月前一同旅行来非洲时，他拜托过我帮他买十匹繁殖用途的阿比西尼亚母马，但我刚到这个国家时有太多其他事情要考虑，忘了这件事，于是后来他写信给我一直重提母马的事，最后我北上奈瓦沙帮他买了马。战争随即就爆发了，母马也没能运出国。但我还是无法逃脱这一事实，即我在战争爆发之际，为德国军队大批买马。不过，这种针对我的怀疑没有延续到战争结束，后来我弟弟自愿加入英军，在鲁瓦以北的亚眠猛攻中取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整件事就烟消云散了。那次嘉奖甚至在《东非旗帜报》上刊登出来，标题是《一枚东非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那个时候，我能轻松地应对这种孤立，因为我一点都不亲德，而且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站出来澄清。但这件事对我的侵蚀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深，许多年后，在我非常疲累或发烧时，这种感觉就会回来。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每件事情都在和我作对，有时它突然间像一团黑暗笼罩着我，我有些害怕它，就像害怕某种精神错乱。
星期四在内罗毕，这个梦魇毫无预警地偷袭了我，它变得那么强烈，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不知何故，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压抑的悲伤里，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而且在这悲伤中每个人都避开我。没有人愿意停下对我说话，我的朋友看见我时，马上钻进汽车开走。就连邓肯老先生——苏格兰的杂货商，我在他那里买生活用品买了很多年，甚至还在总督府的大舞会上和他跳过舞——在我走进店里时，都用一种惊骇的眼光看着我，快步离开店铺。我开始觉得在内罗毕竟像在荒岛上一样孤单。
我留法拉在农场上迎接丹尼斯，所以我没人可以讲话。基库尤人不擅长这种事，因为他们对现实的理解，甚至他们的现实本身都与我们的不同。但我要去和绮罗莫的麦克米伦女士共进午餐，我想在那里可以找到白人聊一聊，恢复我的正常心智。
我驱车去绮罗莫可爱的内罗毕大屋，在竹林长街的尽头找到了午餐会。然而，绮罗莫的状况和内罗毕街道一样，每个人看起来都伤心欲绝，我走进去时谈话戛然而止。我坐在老朋友巴培特先生旁边，他垂下头去只说了几个字。我尝试摆脱正重重压在身上的阴影，向他问起他在墨西哥的登山活动，但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想：这些人对我无益，我要回农场。丹尼斯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理智地谈话行事，我就会恢复正常，能了解和明白一切。
我们吃完午餐后，麦克米伦女士让我跟她进小客厅，在那里告诉我沃伊发生了一起事故。丹尼斯坠机了，他死了。
就在那时我恍然大悟：只是听到丹尼斯的名字，真相已经大白，现在我了解也明白了一切。
之后，沃伊的地区委员写信给我交代事故的细节。丹尼斯前一晚在他那里过夜，早上开着飞机离开，机上带着他的男仆朝我的农场飞去。他刚飞走很快又掉头回来，飞得很低，在两百尺的高度。突然间飞机摇摆，开始飞快旋转，然后像一只俯冲的鸟一样一头栽下来。它撞击地面时起火，赶过去的人都被热浪阻挡了。他们把树枝和沙土丢向火里，把火扑灭后，发现飞机已经完全撞毁，机上的两个人都在坠机时死了。
这天之后的很多年里，殖民者都觉得丹尼斯的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普通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萌芽出一种美好，一种超出他们理解的可敬价值观。当他们提起他时，最常把他归为运动员，他们会讨论他作为板球队员和高尔夫球手的辉煌成就。关于这些我自己一点也没听说过，所以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在所有比赛中的盛誉。在人们称赞作为运动员的他后，会顺便一提，当然啦，他也很有才气。他们真正铭记的是他全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利，一种无条件的真实坦率，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通常不被立为典范，但一个人死后它们可能会相对容易被真心欣赏。
土著比白人更加了解丹尼斯。他的死对他们来说就是丧亲。
我在内罗毕被告知丹尼斯的死讯后尝试南下沃伊。航线公司派了汤姆·布莱克过去汇报事故，我开车去机场想让他带上我，但我刚踏进机场，他的飞机正好起飞升空，飞向沃伊。
开车过去还是有可能的，但长雨季已经开始，我不得不查清路面状况。我干坐着等待路面报告时，突然记起丹尼斯告诉过我，他希望被葬在恩贡山间。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没想起过这件事，直到现在它才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因为他们最后终究要埋葬他。这时好像有一幅画面在我面前展开。
山间有一块地，就在动物保护区的第一条山脊上，在我还以为自己会生在欧洲、死在非洲的时候曾把它作为自己未来的埋葬之地指给丹尼斯看。晚上我们坐在家里看山，他评论道，他也想被葬在那里。从那次开始，有时我们开车进山，丹尼斯会说：“我们开去我们的墓地吧。”一次我们在山里扎营寻找水牛，下午时分走到斜坡上仔细查看了一下。那里有一片极好的视野，日落的光辉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当时躺在草地上吃橘子，他说他就想葬在这里。我自己的埋葬处要再高一点。两个地方都能看到远在东边森林里的我家。尽管理论普遍认为万物终有一死，我想，我们下葬的第二天会回来，永久地回来。
古斯塔夫·莫尔听说丹尼斯的死讯后从他的农场赶来我家，在家里没找到我，他又来了内罗毕。没过多久，休·马丁也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我把丹尼斯的心愿告诉了他们，还有山间的埋葬位置，他们给沃伊的人发了电报。我回农场前他们通知我，沃伊的人会在次日一早把丹尼斯的遗体用火车运回来，这样葬礼可以中午在山里举行。我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好他的墓地。
古斯塔夫·莫尔陪着我回农场，在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给我帮忙。我们必须赶在日出前到山里选定位置，然后及时挖好墓地。
雨下了一整夜，早晨我们出门时仍有毛毛细雨。路上的车辙积满了水。开车进山就像开进了云端，我们看不到左下方的平原，也看不到右侧的山坡和峰巅。仆人们坐卡车跟在我们后面，十码距离以外就看不见了，越往上开雾就越浓。根据路上的指示牌，我们找到进入动物保护区的岔口，然后又开了几百码后下车。我们让卡车和仆人们留在公路旁，等我们找到理想的位置再过去。早晨的空气冷得能冻掉手指。
墓地的位置不能离路太远，地面也不能太陡，否则卡车开不过来。我们一起走了一小会儿，谈论着迷雾，然后分道扬镳，过了几秒就看不见对方了。
山间的伟大乡野不情愿地在我周围打开，又再次合拢，这一天让人想起欧洲北国的一个雨天。法拉带着一把湿了的来复枪跟着我走，他怕我们会撞上水牛群。附近的景物突然间呈现在我们眼前，看起来大得难以置信。灰色野橄榄灌木的叶子和长草都比我们高，湿漉漉地滴答着水，气味很浓。我穿的是麦金托什防水衣和胶靴，但没过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就像刚蹚过一条小溪。山间非常寂静，只有在雨下得更大时周围才有飒飒声。有一小会儿，迷雾散开，我看见眼前和头顶都呈一片靛蓝色，像一块板岩——这一定是很远的一座高峰。片刻之后，它马上又被飘扬的灰雨和迷雾挡住。我走啊走，最后一动不动地站定。除非天气放晴，否则我们无可奈何。
古斯塔夫·莫尔朝我喊了三四次来定位我的位置，然后朝我走来，满手满脸都是雨。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雾里转悠一个小时了，如果现在再不确定墓地的位置，就来不及准备了。
“但我看不到我们在哪儿，”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丢在没有视野的山脊上。我们再等一会儿。”
我们沉默地站在长草里，我点上一支烟。就在我准备丢掉烟蒂时，迷雾散开了一点，一片苍白清冷的透明开始渗入世界。十分钟后，我们看清了所处的位置。平原横卧在我们脚下，我能够辨出来时的路，它沿着山坡盘进盘出，爬升到这里，然后继续蜿蜒。在遥远的南方，变幻的云朵之下，静卧着乞力马扎罗山起伏不平的深蓝色山麓。我们转向北面，光线更强了些，暗淡的光束一度斜劈天空，一道闪亮的银光绘出肯尼亚山的山肩。突然间，在更近的地方，我们脚下的东面，一片灰绿中有一个小红点，那唯一的红色就是森林空地上我家铺瓦的屋顶。我们不用再走了，就是这里了。又过了一小会儿，雨开始下。
高出我们驻足点二十码处的山腰间有一块狭窄的天然平台，在这里我们用指南针标出墓地的位置，让它坐东朝西。我们召来仆人们，让他们用大砍刀把草割掉，然后挖开潮湿的土壤。莫尔带着几个人去给卡车铺路，他们整平了从公路到墓地的路面，砍下灌木枝铺在小路上，这样可以防滑。我们没法把路一直铺到墓地，因为附近的地势太陡了。直到此时此刻，这里都一直很安静，当仆人们开始工作后，我听到山里有回声，它在回应铁锹的敲打声，像一只小狗在吠。
几部车从内罗毕开来，我们派了一个仆人去给他们指路，因为在广阔的乡野里他们注意不到灌木丛的墓地边有一小群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来了，他们把骡车停在公路上，慢慢地走上来，三四个人一道以索马里的方式哀悼，看上去像在包扎自己的头，并从生命里撤离一样。丹尼斯在内地的几个朋友听说死讯后，分别从奈瓦沙、吉尔吉尔和埃尔门泰塔开车过来，他们的车上蒙了一层长途飞驰溅起的灰泥。现在天气变得晴朗，四座高峰在我们眼前映着天空显现。
下午早些时候，他们把丹尼斯从内罗毕带来了，走的是他去坦噶尼喀的游猎老路，缓缓地开上湿路。他们开到最后的陡坡停下，抬出盖了国旗的窄棺。它被放进墓地里时，整个乡野都变成了它的布景，和它一样平静，山丘严峻地伫立着，它们知道，也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过了一小会儿它们自己接管了仪式，这是它们和丹尼斯之间的事，在场的人只是场景中的一小群旁观者。
丹尼斯注视也追随过非洲高地上的每一条路，他比其他任何白人都更了解这里的土地和四季、植被和野兽、风和气味。他见证过天气变化，见证过变化中的人、云彩和夜晚的星。在山间，我仿佛就在顷刻之前还见过他，没戴帽子，站在下午的大太阳里，凝视着整片大地，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想看清它的一切。他接纳了这个国家，在眼里和心里将她转化，打上个人的烙印后将她融为自己的一部分。现在非洲也接纳了他，将他转化，与自己融为一体。
我听说内罗毕的主教不想过来，因为没时间在墓地做神圣仪式，另一个牧师到场了，他宣读了我从没听过的葬礼仪式。在空阔的场地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小而清脆，像山间的鸟声。我想丹尼斯如果在的话，会巴不得整个仪式赶快结束。牧师念出圣诗：“我会抬眼看向山峦。”
古斯塔夫·莫尔和我在其他白人离开后又小坐了一会儿。穆斯林们一直等到我们离开，才走到墓地旁祈祷。
丹尼斯死后，他的游猎仆人们来到农场聚集。他们没说为什么来，也什么都不需要，只是背靠我家的屋墙坐下，把手背耷拉着放在人行道上，大多数时间只有一片沉默，这和土著的习惯截然相反。马里木和萨尔西塔过来，他们是丹尼斯英勇、精明、无畏的扛枪手和追踪员，他们跟着他经历过所有的游猎。他们曾和威尔士亲王一同出行，许多年后亲王仍记得他俩的名字，说他们两人一起无人能敌。此时伟大的追踪员迷了路，一动不动地干坐着。丹尼斯的汽车司机卡奴提亚也来了，他开过上千英里的崎岖路，是个精瘦的基库尤年轻人，有着一双猴子般警觉的眼睛，此时他坐在屋旁，像一只笼子里凄凉怕冷的猴子。
毕莱阿·艾萨——丹尼斯的索马里仆人，从奈瓦沙来到农场。毕莱阿跟丹尼斯去过英国两次，在那里上过学，说一口绅士英文。几年前，丹尼斯和我参加毕莱阿在内罗毕的婚礼，这场盛宴持续举办了七天。在那种场合，了不起的旅行家和学者回归祖先的传统，穿着金色长袍，在迎接我们时俯身触地，他还跳了剑舞，疯狂陶醉于自身沙漠悍匪的气概。毕莱阿过来探望他主人的墓地，坐在墓旁沉思。他回来后话很少，过了一会儿，他也加入其他人背靠墙壁坐下，手背耷拉着放在人行道上。
法拉走出去站着和哀悼者们谈话。他本人很严肃。“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国家，而白达还留在这里的话，”他对我说，“事情本不至于这么糟。”
丹尼斯的仆人们逗留了快一个星期，然后陆续离开。
我常开车去丹尼斯的墓地。以最短直线路径来计算的话，从我家过去不到五英里，但绕盘山路得十五英里。墓地比我家高出一千英尺，这里的空气不太一样，像一杯水一样清澈；甜蜜的微风在你摘下帽子时撩起你的头发；山峰以上，云从东方漫游而来，把它们活泼的影子投在宽阔起伏的大地上，又在裂谷上空融散消失。
我在杜卡买了一尺白布，土著叫它“美国平纹粗布”，法拉和我在墓地后面的地上立了三根高柱，把白布钉在上面，这样我从家里就能认出墓地的确切地点，像青山里的一个小白点。
长雨季来得很凶，我担心草会长得太长，那样就找不到墓地。于是，我们有一天搬起了我家车道上的所有白浆石，就是卡罗曼尼亚辛辛苦苦搬到前门的石头，把它们装进箱体汽车里一路开进山。我们割掉墓地周围的草，把石头码成一个方块来标记位置，这样就永远不会找不到它了。
因为我经常去墓地，还带着我家的孩子们一起去，那里变成了他们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可以给前来探望的人们指路。他们在附近山间的灌木里搭了一座小凉亭。夏天的时候，阿里·宾·萨利姆，他也是丹尼斯的朋友，从蒙巴萨过来躺在墓地上哭泣，以阿拉伯的方式悼念他。
一天我在墓地旁碰到了休·马丁，我们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休·马丁对丹尼斯的死耿耿于怀。如果这个离群索居的怪人真会在心里为谁留有一席之地的话，那只有丹尼斯。一个完美典范是很奇怪的东西，你永远不会相信休的心里会怀有这样一个信念，更不会想到失去典范对他的影响之深，就像他失去了一个生命器官。丹尼斯死后，他老了很多，变化很大，他的脸坑坑洼洼得变了形。但他仍保持着平静、微笑着的中国大佛神态，好像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什么特别令人满意的事情。他这时告诉我，他在夜里突然想起适合丹尼斯的墓志铭。我想他是从古希腊著作里找到的，因为他用希腊语向我引述，然后为了让我理解又翻译了一遍。它是这么说的：“尽管在死亡里，烈焰与我的骨灰相淬，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现在一切都好。”
后来，丹尼斯的兄弟温切尔西勋爵在他的墓地上立了一块方尖碑，刻下摘自《古舟子咏》的铭文，这是丹尼斯非常推崇的一首诗。在丹尼斯对我讲述前，我自己从没听说过这首诗——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还是在我们去毕莱阿婚礼的路上。我没有见到那座方尖碑，它是在我离开非洲以后才立上去的。
英格兰也有一座丹尼斯的纪念碑。他的旧时同窗为了纪念他，在伊顿两块农田间的一条小溪上建了一座石桥。一根栏杆上刻有他的名字以及他待在伊顿的时期，另一根栏杆上刻了这句话：“在这片田间闻名，为一众好友深爱。”
联结英国柔美景色里的小河和非洲山脊的，是丹尼斯的生命之路，如果它看起来曲折而背离，那只是错觉——背离的其实是周边的环境。弓弦从伊顿的石桥放开，箭尖勾画出它的轨道，直击恩贡山的方尖碑。
我离开非洲以后，古斯塔夫·莫尔写信给我，提到丹尼斯墓地旁发生的一件怪事，我从没听说过类似的事。他写道：“马赛人向地区委员报告说，他们多次在日出、日落时分的恩贡山芬奇·哈顿的墓地附近见到狮子出没。有一头公狮和一头母狮在那附近站上很久，有时干脆躺在墓地上。几个开卡车去卡贾多路过那里的印度人也见过它们。你走之后，墓地附近的一片地都被整平了，现在类似一块大平台，我猜那块平地对狮子来说位置很好，因为从那里它们可以俯视整个平原和平原上的牛与野兽。”
狮子来到丹尼斯的墓地，把这里变成非洲的一处胜地，这恰如其分，也很高雅。“因你的墓地而闻名。”我沉思。纳尔逊勋爵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纪念柱上也不过只有石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