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留在农场了。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但买主提议我可以想留多久就留多久，由于法律原因他们以每天一先令的价格出租给我。
我在出售我的家具，所以法拉和我有一堆事情要做。我们得把所有的瓷器和玻璃杯放在餐桌上展示；餐桌被卖出去之后，我们就在地板上摆起了长阵。布谷鸟钟夹在里面傲慢地大声唱出钟点，然后它也被卖掉了，飞走了。一天我卖掉了我的玻璃杯，但是晚上我又改变了主意，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内罗毕让那位女买主放弃这笔交易。我没有放玻璃杯的地方，但是许多朋友的指头和嘴唇触碰过它们，他们送给我上好的美酒，让我从杯中啜饮。玻璃杯仍萦绕着旧时席间漫谈的回音，我不想与它们分别。我想，事到如今打碎它们还更容易。
我有一面木头老屏风，上面绘有中国人、苏丹和黑人的画像，还有拴着绳子的狗，我把它放在壁炉旁。晚上火苗烧得正旺时，画中人就走下屏风，演起我给丹尼斯讲的故事里的插画角色。我端详了它很久，然后把它叠起来塞进箱子里，人像们在里面可以暂时好好地歇上一阵了。
麦克米伦女士当时已经建成了内罗毕的麦克米伦纪念馆，是她为丈夫诺斯拉普·麦克米伦爵士建造的。那是一座精美的建筑，里面有一座图书馆和阅览室。她开车来到农场，坐下来悲伤地谈起过去的时光，她为了图书馆买下我的大多数丹麦家具，都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我很高兴知道这些开朗、博学又友好的柜子和壁橱可以换个地方，在某一处书香学者的氛围中仍待在一起，像革命时期的贵妇小团体在大学里找到庇护所一样。
我把自己的书打包放进箱子里，坐在上面，也在上面吃饭。
书在你的殖民地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在欧洲时截然不同，你生活中有一整面完全由书来掌控。由于这个原因，你根据它们不同的特质对它们分外感激，或更加愤怒，读后的态度比你在文明国家时强烈得多。
书中的虚构角色在农场上跟着你的马并肩奔跑，在玉米田里踱来踱去。他们就像很有智慧的士兵一样，可以马上独立地找到自己所属的营房。一个早晨，我在前一晚读过《克罗姆庄园的铭黄》之后——我从没听过作者的名字，是在内罗毕的书店里随手拿起这本书的，但它让我万分满意，就像在茫茫大海里发现了一片新绿岛，在我骑马穿过动物保护区的一个山谷时，一只小羚羊跳出来，马上化身成书中的牡鹿，它拉过赫拉克勒斯先生、他的夫人以及三十只黄黑色的巴哥犬。沃尔特·司各特塑造的所有角色都能在这个国家找到归宿，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遇到他们；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也是，更奇怪的还有拉辛笔下的许多角色。彼得·施乐米尔穿着“一步七里格”靴走过山丘，“蜜蜂小丑”阿格海布就住在我河边的花园里。
家里的多余东西都被卖掉或打包寄出后，我家在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变得无比自在，像光洁的头盖骨一样高贵，是一处凉爽宽敞的好居所，竟然都有回声了，草坪上的草长得有门阶那么高。到最后，房间里已经空无一物，在那时的我看来，这种状态比以前要更适宜居住。
我对法拉说：“这就是它一直以来应有的样子。”
法拉很理解我，因为所有索马里人都有某种禁欲意识。这段时间里，法拉坚定而专注地帮我处理一切事务，但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索马里人，就是我刚到非洲时他被派去亚丁接我的样子。他最担心的就是我的旧皮鞋，他向我透露说他会每天都向阿拉祈祷，让皮鞋撑到我抵达巴黎再报废。
这几个月里，法拉每天都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他有很多好衣服：我送给他的阿拉伯金色刺绣马甲，一件伯克利送他的非常讲究的猩红色镶金制服马甲，还有各种颜色的漂亮丝质头巾。通常他都把它们收在柜子里，只在特殊场合才穿，但现在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他在内罗毕的大街上跟在我身后一步，或是等在政府大楼和律师办公室肮脏的楼梯上时，都穿得像全盛时期的所罗门。让索马里人做到这样可不容易。
我现在还要安排我家马和狗的命运。我一直打算把它们打死，但我的很多朋友写信给我，让我把它们留给他们继续养。后来我骑马出门带上狗时，总觉得打死它们似乎不公平——它们还有那么活泼的生命。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这件事，我觉得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都没有回心转意这么多次。最后我决定把它们送给朋友。
我骑着最心爱的马——“胭脂”——去内罗毕，骑得非常慢，一路瞻前顾后。我想，让“胭脂”去内罗毕却不再让他回来，他一定觉得很奇怪。我花了一些力气把他固定在奈瓦沙火车的运马车厢里，站在车厢里，我最后一次用手和脸去感受他光滑的口鼻。“胭脂”，我不会让你走的，除非你祝福我。我们一起在土著的香巴地和草棚间寻找过河的马道，走在陡峭打滑的下坡，他敏捷得像一头骡子，在急淙淙的棕色河水里我曾见过我和他的脑袋贴在一起。愿你此刻，在白云山谷里吃饱喝足，左有根茎，右有康乃馨。
我的两只猎鹿犬——“潘尼亚”的孩子“大卫”和“黛娜”——被送给了吉尔吉尔附近农场的一个朋友，它们可以在那里肆意打猎。两只狗都非常壮实贪玩，被很有格调地抓进车里从农场带走时，它俩气喘吁吁，脑袋挤在一起伸到车外，舌头垂在外面，好像正要去玩绝妙的新游戏。敏捷的眼睛和腿脚，还有活泼的心，都离开了家与平原，去新的地盘呼吸、嗅闻，快乐奔跑。
我的一些雇工已经离开农场。由于现在没有咖啡可磨，普兰·辛格发现自己失业了。他不想继续留在非洲找工作，最后下定决心回印度。
精通矿物的普兰·辛格离开工作坊，就像个孩子一般天真。他完全无法相信农场已经倒闭了，他为农场哀悼，洒下的清澈泪水流过他的黑胡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想方设法让我留在农场，并且计划让农场继续运作，这些举动让我担忧。他一如既往地以我们的机器为傲，整个人一度就像被钉在了工厂的蒸汽机和咖啡烘干机上一样，温柔深邃的眼睛想要吃掉每一个螺母。最后，他终于确信现状无望了，一瞬间彻底放弃。虽然他还是会难过，却是十分被动地难过，有时他看到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旅行计划。他离开时，除了一小盒工具和焊接装备，什么行李也没拿，就好像他的心和生命早已漂洋过海，现在跟过去的只是这个单薄、谦逊的棕色小人和一口焊接锅。
我想在普兰·辛格离开前送给他一份礼物，我希望手头上的东西能有他想要的，当我对他说起时，他马上非常雀跃地说自己想要一枚戒指。我没有戒指，也没钱给他买戒指。这其实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当时丹尼斯过来农场吃饭，餐桌上我跟他说起这个情况。丹尼斯曾经给过我一枚阿比西尼亚软金戒指，可以旋拧来调整尺寸。他觉得，我盯着这枚戒指的意思就是打算把它送给普兰·辛格，因为他过去常常抱怨，说无论他送给我什么东西，我转眼都会把它送给我的有色人种朋友。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他从我手上取下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说他会替我保管到普兰·辛格离开为止。这是他去蒙巴萨前几天的事，现在这枚戒指和他一起下葬了。不过，在普兰·辛格离开前，我已经通过卖家具攒到足够的钱给他在内罗毕买一枚心仪的戒指了。这枚金戒指沉甸甸的，镶了一块大得像玻璃的红宝石。普兰·辛格高兴得不得了，甚至又洒下了几滴眼泪，我相信这枚戒指帮他渡过了与农场和机器最后的离别难关，因为最后的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戴着它，无论何时他来到我家，都举起他的手，带着光芒四射的温和微笑给我看他的戒指。在内罗毕火车站，我见到他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这只黑瘦的手，曾以狂躁的速度在熔炉上作业的手，伸出拥挤、过热的土著火车车厢的车窗。普兰·辛格挤在车厢里，坐在他的工具箱上，他上上下下挥手再见时，戒指上的红宝石亮得像颗星。
普兰·辛格回到旁遮普的老家。他有很多年没见过家人，但他们一直和他保持联络，把自己的相片寄给他，这些相片他都保存在工厂旁自己的波纹小铁皮房里，曾非常温柔骄傲地拿给我看。普兰·辛格还没到印度，我就已经收到他从船上写来的几封信了。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头：“亲爱的夫人，再见。”然后再讲他的消息和汇报旅途上的奇遇。
丹尼斯死后一周的一个早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我躺在**，思考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努力去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看来，我一定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人类生活的正常轨道，进入了一个我从没有经历过的大旋涡。无论我走到哪里，脚下的地面都开始脱陷，星星也从空中坠落。我想起一首关于诸神黄昏的诗，诗里描述了这种星星坠落的场景，还有关于矮人躲在他们的山洞里深深哀叹的诗，他们最后死于恐惧。我想，这些不可能都是境遇的巧合，人们所谓的“一连串的坏运气”，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中心原则。如果我能发现它，我就有救了。我沉思，如果我找对了方向，事件的关联性就会变得清晰。我想，我必须下床去找迹象。
很多人会觉得去找迹象是不可理喻的事情，这是因为要干出这种事，需要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大多数人都不会陷入这种状态。如果已经处于这种心态，你说你要一个迹象，答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它会有求必应。打个比方，一个直觉很灵的牌手随机从桌上抽十三张牌，就能集齐一手牌——“一条龙”。其他人还没看到叫牌机会时，他手上已经有一副大满贯直勾勾地盯着他了。一堆牌里有大满贯吗？当然，但只留给对的牌手。
我走出家门去找迹象，随意地朝仆人的草棚走去。鸡刚被放出来，正在房子间跑来跑去。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鸡。
法提玛的白色大公鸡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我面前。他突然间停下，先把头点向一边，然后点向另一边，立起了他的鸡冠。小路另一侧的草里爬出一只灰色的小变色龙，和公鸡一样也在做他的晨间侦察。这只公鸡径直踩到了他身上——鸡是吃变色龙的，发出几声满意的咯咯声。变色龙见到公鸡时被吓呆了。他很害怕，但同时也很勇敢，他把脚扎进土里，尽可能大地张开他的嘴来恐吓敌人，刹那间他朝公鸡射出球杆形的舌头。公鸡好像被吓到似的愣了一秒，然后迅速果断地像锤子一样凿下他的喙，拔出了变色龙的舌头。
两只动物的交锋全程不到十秒。这时我赶走了法提玛的公鸡，捡起一块大石头砸死了变色龙，因为他没有舌头绝对活不了，变色龙依靠舌头捕食。
我被所见的一切吓死了——这就是一幕迷你版的阴森可怕的场景。我走去坐在家旁边的石凳上。我在那儿坐了好久，法拉给我端来茶，放在桌上。我眼光低垂盯着石头，不敢抬头，在我看来，这世界实在太危险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才非常缓慢地回过神来，我的请求已经得到了最超自然的回应。我被区别优待了，虽然方式很怪异。我向之呼喊的那股力量，它比我本人更维护我的尊严，它还能给我其他什么回应呢？现在显然不是娇养溺爱的时候，它已经决定对我的祈祷采取共谋的默许态度。伟大的力量在对我大笑，山谷的回音跟着回**，它已经借喇叭声、公鸡和变色龙说了出来。哈哈！
我庆幸自己这个早晨出门拯救了变色龙，让他免遭缓慢死亡的痛苦。
就在这时——其实是在我送走马以前，英格丽·林斯特龙从她恩乔罗的农场过来，陪我待上一小段时间。这是英格丽表示友好的举动，因为让她离开自己的农场是很难的。她丈夫为了赚钱偿清他们在恩乔罗的土地，接受了坦噶尼喀一家大剑麻公司的工作，当时正在两千尺的高地上挥汗如雨，就像是英格丽为了农场的利益，把他以奴隶的身份租出去了一样。因此，那段时间里英格丽独自打理农场，她扩建了自己的家禽场和果菜园，买了猪崽和几窝小火鸡，这些让她几乎脱不开身，走开几天都不行。但为了我，她把一切丢给凯莫萨全权负责，冲到我的身边来，就像跑来帮助一个家里失火的朋友，而且这次她没带上凯莫萨，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法拉是件好事。英格丽凭借她巨大的力量，一种宇宙基本元素本身的力量，打心眼儿里理解和明白，让一个女农人交出她的农场并弃它而去是种怎样的感觉。
英格丽和我在一起时，我们既不谈过去也不谈未来，甚至不提任何朋友和熟人的名字，我们把眼前的灾难屏蔽在外。我们一起从农场的一处走到下一处，经过每个地方，一个接一个地说出它们的名字，像是在精神上盘点我的损失，又像是英格丽在以我的名义收集材料，撰写摆在命运面前的一纸诉状。英格丽的自身经验很清楚地告诉她，其实没有这么一张可供哭诉的纸，但这个想法仍是女人营役谋生的一种安慰。
我们走到牛栏，坐在栅栏上，在牛走进来的时候挨个数头数。我不发一言，只是向英格丽指着它们——“这些公牛”，她也不发一言地回应“是，这些公牛”，然后把它们记在她的诉状上。我们绕去马厩里喂马吃糖，它们吃完后，我伸出黏糊糊沾满唾液的手掌给英格丽看，然后喊“这些马”。英格丽费力地叹息一声“是，这些马”，然后记下来。在我河边的花园里，她不能接受我就这么把这些从欧洲带来的植物丢下，她为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遗憾地搓着双手，后来还再次提起它们，好像她在考虑用什么方案安排我带走它们。
很多个下午，我们都在对着一小群在草坪上吃草的本地牛沉思。我从头清点了一遍它们的年龄、特征和产奶量，英格丽为这些数字叹息尖叫，就好像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肉体伤害。她一头头地仔细检查了它们，不是以交易的角度——我的牛都要留给仆人，仅仅是为了权衡估量我的损失。她依恋香甜软弱的牛犊，为了给自家农场搞到几头有牛犊的母牛，她经历过长期的斗争。现在不为任何原因，也并非出自她的本意，她用深沉狂怒的眼神谴责我抛弃牛犊的行为。
我相信，一个男人若走在丧亲朋友身边，自己的脑海里却一直在重复“谢天谢地不是我”的话，他会觉得自责，会尝试抑制这种感觉。但在两个女性密友之间则是另一回事，一人会对另一人的悲痛展现出她深切的同感。幸运的那位理所当然会一直在自己的心里重复同一句话：“谢天谢地不是我。”这非但不会在两人之间挑起反感，反而会让她们更加亲密，给原有的虚礼客套带上切身体会。我总结出，男人没法轻易和气地嫉妒或压倒对手，而新娘的风头却可以天经地义地盖过伴娘，月子期间的访客也可以天经地义地嫉妒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一方会在这种时候觉得低人一等。一个丧子的女人可能会把自家小孩的衣服拿给朋友看，清楚地意识到朋友在心里重复着：“谢天谢地不是我。”但这两人都会认为这再自然恰当不过了。英格丽和我就是这样。我们走过我的农场时，我知道她心里在想着自己的农场，庆幸自己的运气，因为农场还属于她，并且她在用尽全力地把控它，我们对此都心照不宣。抛开旧卡其外套和裤子的外表，我们实际上是一对神话中的女性，分别以幸运的白衣和不幸的黑衣蔽体，我们是一个整体，都只是非洲农夫生活的魔仆。
几天后英格丽告别我，坐火车回恩乔罗。
我再没有马可骑，散步也因为没有狗的陪伴变得异常沉寂安静，但我还有车，我很高兴车还在，因为这几个月里我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家佃农的命运沉重地压在我心上，因为买下农场的人计划砍掉咖啡树，把土地分割作为建筑用地出售，他们就不再需要佃农了。交易刚一结束，他们就给佃农六个月的期限搬出农场。这一决定在佃农看来既意外又让人困惑，因为他们一直活在错觉里，认为土地本就属于自己。很多人在农场出生，还有人在孩提时就随着父辈来到这里。
佃农们知道，为了留在土地上，他们必须每年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作为报酬，他们每三十天收到十二先令，这些账目都放在农场的办公室里。他们也知道必须向政府交草棚税，每座草棚十二先令，对一个在世上除了两三座草棚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负——草棚的数量取决于他的妻子数目，基库尤丈夫必须给每个妻子备好属于她自己的草棚。我的佃农们会时不时因为冒犯举动而被威胁赶出农场，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地位并不完全稳固。他们很不喜欢草棚税，我在农场上帮政府收税时，他们给我找了很多麻烦，让我听大堆的抱怨唠叨。但他们还是把这些东西都看作生活中寻常的酸甜苦辣，从没有放弃希望，坚信有朝一日能躲开它们。他们没有想过，世上可能潜藏着一条针对他们所有人的普适原则，时候到了，它会以致命的、压倒性的方式现出原形。他们一度决定把农场新主人的决策看作一个妖怪，看作他们可以勇敢忽视的东西。
在某些方面，我不是说全部，白人在土著头脑里占据的位置就像上帝这一概念在白人头脑里占据的位置一样。我有过一份印度木材商草拟的合同，里面包含这样的文字：“上帝的作为。”我对这一表述不熟悉，草拟合同的律师努力为我解释。
“不对，不对，夫人，”他说，“你没有真正理解这条款的意思。‘上帝的作为’是完全不可预见，也不合规则或不合道理的东西。”
最后，要搬迁的事实让佃农们黑压压地聚到我家。他们觉得这个威胁是我离开农场的后果——我个人的坏运气波及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并没有责怪我，因为我们之间已经谈开了，他们只是问我，他们该去哪里。
由于多种原因，我发现自己很难回答他们。根据法律，土著自己不能买地，而且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农场足够大，能够收容他们做佃农。我告诉他们，我在咨询这件事时听说，他们必须去基库尤保护区里找块地。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又严肃地问我，保留地里有足够大的闲置土地让所有人都带着牛群搬过去吗？然后，他们继续问，他们所有人都肯定能在同一块位置找到土地吗？这样农场上的人还能待在一起，他们不想分开。
我很惊讶他们会这么坚决地要待在一起，因为农场上的他们很难和平相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好话。但是他们都来了，神气活现的大牛主比如卡太古、卡尼奴和马武盖，几乎是手拉着手来的。和这二人一道来的还有低下的没产业的土地劳工，比如瓦维路和乔塔，他们连一只山羊都没有，但他们都抱有同样的精神，下定决心要像留住自己的牛一样把每一个人留住。我觉得他们不只是来向我要一块住地，他们是在向我索要他们的存在。
你从这些人手上夺走的不只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故土，也是他们的过往、他们的根和身份。如果你把他们一直看在眼里的和预计将来也能看到的东西夺走，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挖去了他们的眼睛。落叶归根对原始民族比文明人更为适用，动物同样会走很远的路回家，经历艰难险阻，回到熟悉的环境中找回失落的身份。
马赛人被迫迁出他们的故土——铁路沿线以北，搬到现在的马赛保留地时，他们把山、平原和河流的名字也一并带来，用它们再次命名了新土地上的山、平原和河流。这对旅客来说十分困扰。马赛人把他们被切断的根脉像草药一样随身携带，他们试着在背井离乡时也能通过某种配方来留住过往。
现在，我的佃农们互相依恋也是出于同样的自保本能。如果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必须在身边保留知道这片土地的人，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么接下来的几年，他们还能继续谈论农场的地理和历史，一个人忘记的，另一个人仍会提醒。事实上，他们感觉到灭族的耻辱正降临到他们身上。
“去吧，穆萨布，”他们对我说，“帮我们去找塞利卡利，让他们同意我们带上所有的牛搬到新地方，还有，在那里我们必须全部人待在一起。”
之后我就开始了一段长途朝圣，或者说是乞讨之旅，这件事完全占据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
在基库尤人的差使下，我先是去找了内罗毕和基安布的地区委员们，然后去找土著事务部和土地局，最后去找总督约瑟夫·伯恩爵士，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个人，因为他刚从英格兰过来。最后我都忘记了东奔西走的初衷，整个人就像被潮水里里外外冲刷了一样。有时我不得不在内罗毕待上一整天，或是同一天里过去两三次。我回来时，家旁边总有几个佃农站在那里，但他们从不问我进度如何，他们在那里看着只是为了与我交流，以某种土著的方式为我打气。
政府官员都是耐心亲切的人。这件棘手的事也不是他们造成的：要想在基库尤保留地找到一大块闲置土地安置所有人和他们的牛，的确是一件难事。
大多数官员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长时间，非常了解土著。他们只会隐晦地建议，让基库尤人卖掉一些牲畜来应对。但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基库尤人也不会答应，而且若是让他们带着畜群去了一块不够大的地方，未来的几年内他们会给保留地的邻居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到时问题还要留给其他地区委员处理。
当我们谈到佃农的第二项请求，也就是他们要全部人待在一起时，权力部门的人说那完全没有实际必要。
“哦，这不需要实际理由，”我想，“我们这些最卑微的乞丐总是免不了最悲惨的事。”——如此等等。我这一辈子都坚信，你可以根据想象中人们对待李尔王的态度，来为他们分门别类。你没法和李尔王理论，你同样也不能和一个老基库尤人理论，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个人有诸多要求，但他是个王。没错，非洲土著没有把自己的国家拱手献给白人，所以情况在某些方面与老国王和他的女儿们不同。白人作为保护国接管了这个国家。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不久以前，日期我们都还记得，这个国家的土著无可争辩地拥有他们的土地，从没有听说过什么白人和白人的法律。在他们存在的普遍不安中，只有土地对他们仍是坚定不移的。他们中有些人在奴隶贸易中被掳走后，在奴隶市场上出售，但也有人一直留在这里。那些被掳走的人被流放他国，被整个东方世界奴役，他会盼望回到高地，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土地。有着苍老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和有着苍老而漆黑的眼睛的大象，二者很像，你看到他们立在大地上，有种沉重的印象，好像在他们模糊的头脑里，世界被缓缓聚集堆积成形。他们具有土地的一切特性。可能土著和大象都对身边上演的一切巨大变化感到迷茫，他可能会问你，他这是在哪儿，你只能用肯特伯爵的话回答他：“在你自己的王国里，陛下。”
最后，就在我开始觉得要一辈子往返于内罗毕，和政府官员继续交涉时，我突然得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政府同意拨出达戈莱蒂森林保护区的一块地给我农场的佃农。他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居住地，离他们的老地方也不远，农场消失后他们仍可以作为一个社区，保留自己的面貌和名字。
这一决议在农场上得到了深沉无声的情绪反应。你没法从基库尤人脸上看出，他们是一直都对能解决这一问题深信不疑呢，还是早就对它绝望了。这件事刚解决，他们立刻开始了其他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复杂请求和主张，都被我拒绝了。他们还继续留在我家旁边，以新奇的方式看着我。土著对运气有这么一种感觉和信心，觉得一件事成功后，他们马上开始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会留在农场上。
至于我自己，解决了土著的命运问题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抚慰。我少有这么满足过。
两三天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我在这国家的使命已经结束，是时候离开了。农场的咖啡收割已经完成，磨坊静立，房子空了，佃农也得到了土地。雨季过去了，平原和山里的新草都已经长得很高。
我最初拟订的计划——放弃所有琐事，只保留对我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证明失败了。我同意一件一件交出我的所有，作为我自身生活的赎金，但就在我失去一切的时候，我自己反倒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任命运摆布。
那些天里有一次满月，它照进空****的房间里，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图案。我想，月亮探头进来时一定在想，我还打算在这个一切都已离我而去的地方再待多久。“不过，”月亮说，“时间对我没有意义。”
我希望一直待到看见佃农们在新去处安家的那天，但测量土地需要时间，他们什么时候能搬过去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