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的儿子流落街头了。他不是小学生，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早年曾经读过小学一年级，因为家里没钱，仅仅读了一年。那时候，老张有火没处撒，恨不得拿菜刀剁自己的手指头。社会就这个鸟样儿，不是为穷人服务的，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左右得了吗？
刘海涛和杂志社的人们安葬了老张媳妇，然后和翟小倩商量了一下，就领老张的儿子来到了狗不理包子铺。老张儿子这样的家境，别说狗不理包子，只怕自己家包包子吃都是百年不遇的事。所以，三个人坐定以后，就见老张儿子的眼睛不够使的，看了这桌人家碟子里的包子，又看那桌人家碟子里的包子，人家吃的时候，他就跟着咂么嘴。只差嘴角流口水了。刘海涛给孩子点了包子和玉米面粥，和翟小倩两个人就看着他吃。刘海涛对翟小倩说：“现在孩子没着落了，咱们俩接过来吧，这孩子实在太可怜了。”
翟小倩点点头说：“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刘海涛道：“我打算让他做咱们俩的义子，但也用不着叫爸爸妈妈，该喊叔叔阿姨还喊，但咱们呢尽一个父母应该尽的责任。”
翟小倩道：“我没意见。”
“但，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你讲。”
“我想让他去你家住。”
“这个……”
“你也别为难，不行的话，就跟我住。但你知道，我这人单身惯了，洗洗涮涮都不在行，只怕料理不好他。”
“还是跟我住吧，我家里那边我给爸妈好好做做工作。他们老两口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把话说透了，估计他们能接受。”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给孩子改了名字叫张义。原来这孩子叫张大山。可能老张对孩子寄予了很大希望，期盼孩子将来能像大山一样巍然屹立，或有一副铁肩，能担得起大山。但老张显然骨子里太浪漫主义了。孩子一听他们认他做了义子，撂下包子，就给他们跪下了，嘴里脆脆生生地叫了出来：“爸，妈，孩子张义给你们磕头了。”便“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刘海涛赶紧接过话来：“哎，孩子，你甭叫我们爸妈，你还叫我梁叔叔，还叫她翟阿姨，这样最好。快改一下口。”小张义便又脆脆生生地重新喊：“梁叔叔，翟阿姨。”
翟小倩也接过话来：“把‘梁’和‘翟’去掉，只叫叔叔和阿姨就行。”于是小张义就遵旨再改口。从眼下情况看，小张义非常听话。他们决定，恢复他的学业，让他到小学继续读书，就从二年级读起。刘海涛问他：“你如果在班里个子最高，不会尴尬吧？”小张义道：“有书读就行，别的我不在乎。”
那年月想进学校插班很简单，只要交钱就能办。如果你跟不上，那就留级蹲班，简单得很。但小张义进了小学以后，学校里正在普及日语，小张义不想学，刘海涛便跟他着了一次急，说中日两国打交道的时间长着呢，学了肯定会用上。而小张义死拧，于是翟小倩一家人给小张义做工作。此为后话。
那天当晚三个人就去翟小倩家了。翟小倩父母起初不接受，她爸说：“咱家就里外两间屋，让他睡哪儿？跟着我们睡，不现实，我们这个岁数本来就觉少，再来个生人睡身边，更睡不着了；跟你睡一个床吗？你一个没出门子的闺女家家的，他一个半大小子，算怎么回事？”
一番话把翟小倩说急了，她说：“我在地上搭铺睡，让他睡我的床。你们如果不接受他，我就死在外面永远不回来了。”
没办法，按下脖子强饮驴。事情就这么定了。刘海涛临走撂下了口袋仅有的三块大洋。说以后每个月都会拿些钱来。在这个问题上，老两口稍稍松了一口气。
翟小倩隔三岔五就在外面过夜，老两口也习惯了。只以为她是和刘海涛同居。他们感觉刘海涛一表人才不说，说话办事也挺挨盘儿，还是挺认可这门亲事的，就私下悄悄催翟小倩，说：“闺女，别慎着了，赶紧出门子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你出了门子，我们老两口就把心都放肚里了。现在我们为你吃不香睡不实啊。”
翟小倩也不反驳，只是淡淡地说：“快了，快了，别着急。”
但她马上就又给刘海涛写了条子：三天后日伪军再赴冀东偷袭，这次有可能出动军队更多，要狠狠报复梁海天。
刘海涛用米汁在杂志字缝里写到：上次客商蚀本赔钱，三天后将招揽更多客商进山采购，卖家需充足备货。便骑上自行车送到了郭明振商铺（前几天闹献铜献铁的时候，市公署河马科长点名让杂志社把自行车都捐了，刘海涛鼓动裴玲找到裴玉光，说明杂志社需要采访跑道儿，所以破例留了下来，否则刘海涛或齐有为出门就实在太不方便了）。这次刘海涛见了郭明振没有立马拿出杂志，而是先问了一句：“上次我来送杂志，上级领导知道是谁送的杂志吗？”
郭明振被问了个大红脸，嗫嚅着半天没说话。刘海涛道：“现在我又拿杂志来了。你如果不能如实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我的杂志就不送给你了。”
郭明振沉思了足有三分钟，然后才说：“革命工作不分你的我的，干嘛这么计较？你是党员吗？是党员就应该大公无私，脑子里只想革命工作，不想别的。前方战士流血牺牲，命都没了，如果也像你一样斤斤计较，谁还冲锋陷阵？反过来说，如果你还不是党员，那么，你就应该加强党性锻炼。知道什么叫党性锻炼吗？”
刘海涛当时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转身就走，但恰如郭明振所言，不能斤斤计较，那么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他们计较了吗？不是把命都搭上了吗？他强压怒火，自己开通自己，然后说：“也罢，你就说说什么叫党性锻炼吧，我洗耳恭听。”
“好吧，因为你不是党员，我就不揣冒昧了。党性锻炼是党员本质的改造，说白了就是党员自觉地主动地用党性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一切优良品质和美德。是党员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体现和实践党的性质，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以自身的业绩，为实现党的理想、党的使命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一个普通人，因为出身和生存环境各式各样，思想、行为就带有各种印记各种习惯，有些恰恰是与党的事业相悖的。党性锻炼，就是要毫不留情地剔除这些相悖的东西，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不仅关系到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历史使命的实现，而且也是党员永恒的主题，是党员力量之源，立身之本。因为具有必然性、历史性和长期性，所以是任何党员的必修课；因为具有时代特征，所以永远没有止境。眼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党性锻炼，就是能经受严峻考验而不动摇；个人的名利受损失而不计较；遇到困难和挫折而不气馁；发生失误而不灰心，能自检自纠，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刘海涛想问：你说的非常好，但你自己做得怎么样呢？能不能拿出示范来呢？但他毕竟年轻，郭明振的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十分熟练的解说，还是打动了他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那一角，就是他非常想加入组织的迫切愿望。于是，还是相信了那句话“不要斤斤计较”。他再次将杂志呈报了出来。
郭明振拿到杂志以后，问清是第几页，便湮在水盆里，将字里行间的米汁字迹呈现出来，看明白以后，便用毛巾将其擦掉。然后说：“好了，海涛，你的这次任务又完成了。我代表组织上对你十分满意。早点回去休息吧。”就等于送客了。
上一次胜仗，梁海天是躺在担架上指挥的。上级领导考虑他腿部受伤严重，打算不让他参加了。他坚决不同意，说：“我的部队对我的习惯打法非常适应，战前换将十分不妥；再说，我父亲刚刚死在宪兵队小鬼子枪下，我不亲手指挥这场战斗，没法出这口恶气，非急出噎嗝来！”
那时候，人们骂人非常狠的一句话就是，你抢吃抢喝，“不怕长出噎嗝来？”因为长噎嗝的人吞咽困难，必死无疑。若干年后的医学对此有明确解释，噎嗝是指饮食不下或食入即吐的病症。多见于食道癌、贲门癌、贲门**、食道憩室、食道神经官能症及食道炎症。梁海天说出这种狠话，领导是非常理解的，便同意他躺在担架上参加了战斗。
时间又过去了好多天，因为药品缺乏，梁海天的腿伤虽说在慢慢痊愈，但毕竟很慢很痛苦，不过，他可以拄着拐参战了。此次伏击战，就是梁海天拄着双拐指挥的。上级领导调集了所能调集的民兵、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还给他的团增加了一个营。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埋设了很多地雷。梁海天想得很周密，埋设地雷的时候，让头脑清晰、记忆力好的年轻战士将地雷位置一一记下。因为，假如敌人来袭的消息是个谎信儿，这些地雷就还得起出来，留待下次再用。不记住所埋的具体位置，在起地雷的时候就可能炸到自己。
一切安排就绪，敌人果然如期而至。于是，死伤惨重，告败而归。日伪军撤退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救护伤员，人人嘴上骂骂咧咧，情绪恶劣。在一个隐蔽的小树林里，日军前线总指挥双手拄着战刀，质问治安军司令和剿共司令：“你们的，走漏消息的干活，嗯！”两个人一叠声回答：“报告太君，不可能！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被看死，电话被监控；剿共副司令丁五金兢兢业业，为皇军的事业肝脑涂地，更不可能有任何闪失！”日军总指挥道：“你们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两个人不约而同道：“撤吧。”日军总指挥道：“巴嘎！你们的，统统的白痴，饭桶，废物！现在的，八路一定以为我们撤退了，我们偏偏虚晃一枪，再行进攻，你们的，马上各就各位。准备！”
就这样，敌人又来了二次。日伪军端着枪再次进入伏击区。本来，在第一次将敌人打退以后，梁海天身边的人就主张打扫战场，然后迅速撤离进山，说敌人不过如此，不会愚蠢到如此程度，见对方有埋伏却还要进攻。但梁海天说：“不要按常规考虑问题。敌人是很凶残的。他们进攻受挫，会甘心罢休吗？前不久敌人已经被伏击一次，死伤不少；这次又遭伏击，必然恼羞成怒，组织反扑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做好打恶仗，打连环仗的准备。因为敌人既可能反扑一次，还可能反扑若干次。”
这话真让梁海天说着了。事实证明，梁海天这个八路军团长是久经沙场、作战经验和思维方式非常了得的出色指挥员。敌人连续进攻了五次。攻一次，被打退；喘息一阵，重整旗鼓再攻；再被打退，便喘口气再攻。枪炮声时断时续。打防御战，一般是“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又因为敌人装备优于我方，就可能形成一比一，甚至更不济。战士有句话是挂在嘴边的：“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既说明了战斗的残酷，也说明了一种无奈。我方因为总体上处于劣势，毛泽东在战争中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局部上造成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和策略，以致渐渐形成著名的“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成为八路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梁海天对此体会很深。八路军这边因为弹药紧缺，在战斗的间隙，八路军战士快速下山收敛敌人尸体上的武器弹药，又被早有准备的敌人袭击，于是，战士们又发生不少伤亡。梁海天没有恋战，天刚擦黑，趁敌人还没有发动第六次进攻的时候，便组织八路军这边悄悄撤走了。
而敌人害怕伤亡更大，便也悄悄撤走。一时间伏击区成为真空地带。是夜，寒风凛冽，惨白的月光映照着伏击区里大片的尸体。沉寂了两个时辰，后半夜，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听见枪声完全停止了，就有一下胆大、有经验的人带头出来捡枪。还有人扒走了敌人的棉衣、皮鞋，背包、挎包，“缴获”很多战利品，包括小刀子、小剪子、香烟、火柴等等。他们通过游击队会很快转交给山里的八路军，很少有私下“码密”的。因为那时候老百姓的心境十分单纯，他们知道八路军比他们更需要这些东西。天亮以后，周围村庄维持会长召集了各村老百姓，挖坑掩埋了尸体。因为这里是八路军游击区，维持会长一般都站在八路军这边。对老百姓扒走战利品送给八路军，他们都眼开眼闭，装不知道。敌人对八路军游击区的维持会长也没有过高要求，也知道这一地区的维持会长不好当。
但日伪军是狡猾的。他们意识到内部存在奸细，便也反其道而行之，派出几批奸细打入八路军游击区，用以刺探治安军里谁是奸细，刺探丁五金身边谁是奸细。一时间，“奸细”这个名词和概念在日伪军高层形成一股热流。翟小倩把这个情况告知了刘海涛。刘海涛及时写了纸条送给郭明振。
在天津城里，日伪军特别行动队，一个五官端庄，谈吐文雅，戴着日军战斗帽，穿着日军军服翻出白领子的青年人，被日军特务队总队长雨宫巽叫来谈话。雨宫巽在华北和天津作恶多端，“功劳卓著”，最后当到日军第24师团中将师团长。
“牟启智！”
“在！”
“此次，你的，被选派打进冀东梁海天的身边。”
“是，太君！”
“你的身份是什么？”
“治安军副连长。”
“你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我是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和青年诗人刘海涛是校友。我可以对梁海天大讲我所知道的刘海涛诗风及其逸闻轶事。”
“你的目标的，明确？”
“明确，摸清治安军和剿共司令部这边谁是奸细。”
“对接应你的人是谁，明白的有？”
“明白，我谨记在心。”
“如果行动成功，你将从特别行动组副组长晋升为正组长。”
“是，太君！”
“如果行动不成功，你的需要杀身成仁。”
“是，太君！”
“你的妻子、孩子，皇军会照顾的。”
“是，太君！”
“喏，金票，五千块，”雨宫巽将一个沉甸甸的信兜递给牟启智，“你可以去准备了。”
“是，太君，哈衣！”
牟启智深鞠一躬，退了出去。他明白，从这一刻起，老婆孩子将成为日军的人质。如果自己暴露了，就必须自杀。自己如果叛变，老婆孩子必死无疑。日本人是说到做到的。尤其雨宫巽，牟启智对其是了解的。这是个对付中国人很讲韬略而且很有韬略的指挥官。
牟启智换上老百姓衣服，在特务队开了特别通行证，把驳壳枪裹进几件换洗的衣服，打成小包背在背上，就搭乘一辆出城的马车，离开了天津。出了市区以后一直向东北方向走，走了一阵子以后，马车改道了，牟启智送给车夫一张票子，便分手了。他仍旧径直往东北走。晚上，就遇到了游击队的人。姜其武已经调离这个游击区，队长换了一个五十岁的中年人，他警觉地盯着牟启智的眼睛进行审问。牟启智眼神沉着，语速平和，看不出漏洞。
“你是什么人？”
“我是市里治安军的一个副连长。”
“你叫什么？”
“牟启智。”
“你身上有什么证件证明你的身份吗？”
“没有，但我有一把枪可以证明我是治安军的副连长；我还了解很多北洋工学院的事，可以证明以往我的身份。我曾经是个好人，现在我还想做个好人。”
“你往冀东这边走，打算干什么？”
“打算加入冀东八路军。”
“加入冀东八路军人家未必要你，跟着我们打游击吧。”
“不行，我还有话对梁海天说。”
“跟我们说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梁海天是打大仗的，你们只是骚扰、偷袭，我的特长发挥不出来。”
“你有什么特长？”
“我会四国外语，而且，在治安军里训练的特长，在梁海天那里能用上，在你们游击队用不上。”
“这样吧，把驳壳枪留在我们这里，我派一个人送你进山。”
“不行，驳壳枪是我到梁海天那里去的觐见礼。”
“也罢，把子弹全部留下。”
“遇到危险怎么办？”
“对不起，没办法，你身上不能带着子弹进山。”
不得已，牟启智将子弹全部交给了游击队长。牟启智递交子弹的时候，露出里包袱里那个沉甸甸的信兜。游击队长指着问：“那里面装的什么？”牟启智从信兜里抻出一张票子说：“这也是给梁海天的觐见礼。”
“我们这边是不花银联券的。”游击队长道。
“那也肯定能用上。”
都收拾妥帖了，游击队长让牟启智将包袱背好，就用一根绳子将牟启智两手绑了起来，然后安排一个身手矫健的游击队员身背一杆带刺刀的三八大盖，将其押走。
走了半宿，终于走到一个村里。游击队长给牟启智松了绑，解了手，喝了口水，然后继续绑了，再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村里，他们可以看到各路口都有八路军战士站岗了，知道，梁海天应该在此了。
游击队员和八路军方面做了交接，介绍了情况，就回去了。梁海天拄着拐在团部亲自接见了牟启智。牟启智将驳壳枪和五千块钱交给梁海天说：“这钱这枪都是我的觐见礼，也是对我身份的证明，请梁团长收下。”然后，不等梁海天问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讲起了北洋工学院，讲起了治安军基层连队的情况。梁海天眯起眼睛耐心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
“你觉得只有在八路军里干，才能发挥你的优势吗？”
“对，我感觉我也算在正规部队训练出来的不是？”
“治安军松松垮垮，一挨打就溃不成军，算什么正规部队？”
“也不全是那样，也有好的。”
“把你安排在基层连队，怎么样？”
“我希望在您身边工作，我了解一些治安军上层内幕。”
梁海天不说话了，他打量着牟启智，感觉牟启智与众不同。这几年来，冀东八路军俘虏过不少治安军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对安排他们到基层连队做一般战士丝毫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是俘虏，没有资格提出额外要求。这个牟启智，交上一把驳壳枪外加五千块钱银联券，就算有了提出额外要求的资本了吗？梁海天不相信。
“牟启智！”梁海天一声断喝。
“在！”牟启智吓得腿下一哆嗦。
“你是奸细！”
“我不是，我是真心投诚！”
“投诚的人安排去哪里都高兴，哪有你这么挑三拣四的？”
“长官，我不懂八路军的规矩，还望您多多理解、原谅，我是因为了解一些治安军上层的情况，给您当参谋最合适，所以才提出要求的。”
梁海天灵机一动，说：“好吧，就留你在我身边。给我当通讯员，随时传达我的指令。你先休息一下，吃点饭，然后就投入工作。”
“是，长官！”
“叫首长！”
“是，首长！”
一个时辰以后，牟启智重新来到梁海天身边，他现在已经换上了八路军的军装，洗了澡，刮了胡子，把分头剃成了秃子，戴上军帽以后，两个鬓角是白生生的。
“牟启智——”
“在！”
“抽屉里有纸笔，你取出来起草一份命令。”
“是。”
牟启智拉开抽屉，取出纸笔，坐在桌前。梁海天拄着拐，嘟嘟地在屋里踱来踱去。
“各营连于本周内做好充分战斗准备，重点安排三百台对火雷，在丁村、王村一带设伏。道路上要埋，路边也要埋，有时候鬼子和治安军专门沿着路边行走。”
牟启智写字的手突然颤抖了一下。他回过身来。
“首长，据我所知，近期治安军没有清剿冀东八路军的安排。”
“你的消息不准确。”
“难道，难道……”
“用不着‘难道’，你另外起草一份：侦察排注意——请你们及时通知治安军司令部王参谋，此次行动不要跟着，因为路上、路边、田里都有地雷。”
两条命令都起草完了，牟启智毕恭毕敬地呈给梁海天。
“一手好钢笔字啊。”
“我虽然是个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但毕竟读过几年大学，练字也练了几年。”
“好了，你去外屋打电话通知吧。”
牟启智向梁海天敬了个礼，就来到外屋，坐在电话机旁打起电话。电话机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各营连的分机号码。所以，牟启智对此一目了然，还暗笑八路军文化素质不高，保密意识不强，各营连的分机号码怎么能贴在墙上呢？他快速地干脆麻利地向各营连发完了通知。然后回到里屋。梁海天对他办事麻利还提出表扬，然后说：“我这副拐呀，立柱太细，一用力就晃**，弄不好就摔跤。你出去到村外转转，看看能不能寻摸两根粗些的树干来。”
“是，首长！”
牟启智非常高兴，他正想找借口出去一趟。他找警卫员借了一把刺刀挂在腰上，就离开团部，径直朝村外走，到了开洼地里。左寻右找，终于找到两棵稍稍粗些的小树。他记住了小树的位置，在树上刻了记号，便急忙小跑着离开了。他向五里外的丁村跑去。他没有发现，两个穿着农民黑棉袄的小伙子早已尾随他来到丁村。当他进了一家小卖部找小老板买火柴的时候，这两个农民不由分说，就将他抓住了。
“你们是什么人？抓我干什么？”
“你在我们家树上乱刻，你得赔我们树钱。”
“我只是在树上刻了一刀，赔什么钱？我是八路军，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但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
“岂有此理，这是哪家的规定？”
“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容我跟小老板说句话，回头我再跟你们说赔钱的事，好不好？”
“我们听着，你跟小老板说吧。”
“我们说家里的私事，你们听什么劲儿？”
“你和小老板是什么关系？”
“是表兄弟。”
“小老板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三个弟弟。”
“错！小老板只有一个哥哥。”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甭装神弄鬼了，跟我们走吧。”
牟启智被带回了梁海天的团部。团部外屋摆着两张八仙桌子，对接在一起，一圈凳子和椅子花插着胡乱摆放着。两个警卫员端着两个红褐色的瓦盆走了进来，瓦盆里是整盆的热气腾腾的炖肉，香气扑鼻。一会儿又去端来了两大盆腌白萝卜丝，接着，就端来了几盘子黄灿灿的新出锅的窝头。政委、参谋长、作战参谋等一干人闹嚷嚷地走了进来一一落座。没人理睬被两个农民押着的牟启智。
此时，梁海天拄着拐从里屋出来了，他坐在了桌子正中，伸手招呼牟启智和两个农民坐到了他的身边。警卫员拿来两瓶酒，说是老百姓自酿的高粱酒，度数足着呢。就给各位眼前的粗瓷碗斟酒。每人碗里只见一个碗底的酒，否则就匀不开。梁海天端起粗瓷碗，说：“各位，今天有一件喜事，市里治安军那边来了一位副连长投诚。咱们是不是应该喝一碗？”
“对，应该喝一碗！”大家异口同声。
“但是，我说的话不确切，不是喝一碗，而应该是‘喝一碗底’，对不对？”
“你也忒咬文嚼字了，意思都差不多。”政委插话道。
“好，我从现在开始，就力争句句话都说得确切一些。刚才这位牟启智弟兄投诚以后，觉得还应该对日伪军再做最后一次贡献，于是，将我传出的假情报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丁村的联络点。但牟启智有所不知，丁村联络点的小老板早已投诚参加了八路军。你往那儿送情报不是瞎送吗？”
众人哈哈大笑，牟启智胀红了脸，但他竭力镇定自己，眨着眼睛说：“我是去看一个表哥，不是送情报。”
梁海天招呼大家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又招呼大家吃肉吃菜。说：“丁村小老板有三个弟弟这没错，但他真的投诚了。警卫员——把他叫进来！”站在门口的警卫员便喊了一声“丁家路”，马上有人答应一声走了进来。
牟启智认识丁家路，见丁家路满面笑容，就知道自己被涮了。他赶紧站起身来，离开座位，站到离梁海天两米远的地方“扑通”一下子跪下来，两手扶地，说：“梁团长，我欺骗八路军罪该万死，我给各位磕头了，只要你们饶我一死，我就把所有情况都说出来！”
梁海天让警卫员把牟启智搀起来，扶回座位，说：“有话慢慢说，别弄这手活儿，咱八路军不兴这个。你先说吧，特务队那边给你提了什么条件？”
牟启智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炖肉盆子，大脑急剧转动。大家七言八语地胡乱插话，说梁团长最善解人意，对俘虏最讲人情味儿。俘虏还没投诚，先炖了一大锅肉招待。牟启智眨眨眼睛，说：“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笑话，我老婆孩子现在被日本特务队当做人质监控起来了，我这边只要投诚，他们就会杀了我老婆和孩子。”
梁海天道：“大家吃吧，甭等着下文啦；牟启智也先吃饭，边吃咱们边想对策。”
吃完饭，梁海天还让牟启智做通讯员，但在牟启智身边安排了警卫员紧紧跟随。说是先想想，不急着说出什么。一干人嘻嘻哈哈，高高兴兴，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但就在牟启智跟随梁海天往团部走的时候，丁家路突然追了上来，从腰里掏出一把宰牛的刀子照着牟启智的后腰就捅过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警卫员猛地一推牟启智，将牟启智推了个趔趄，这一刀便扎在警卫员的左肋上，警卫员顿时摔倒在地。丁家路转身就跑，警卫员在剧痛中拔出手枪，朝着丁家路后背“啪啪啪”三枪，将丁家路打死。而警卫员也永远地闭了眼睛。
为什么会这样？牟启智百思不得其解，梁海天也摇摇脑袋一声长叹，他走到牟启智身边，说：“兄弟，你已经在无意中立下一功，除掉了丁家路这个隐患。只是赔上了我们一个弟兄，这件事有点让人心痛。”
牟启智感觉不能再为特务队坚守什么了，自己的处境相当危险，根本说不清几时会发生意外。他急忙对梁海天说：“梁团长，我马上就把我所知道的特务队的情况都写出来；也请你们赶快想办法把我老婆孩子救出来！”他特别说明了，自己家的地址，是海河边一个胡同的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有四家住户，这四家全是特务队的家属。
梁海天点点头，说：“会的，这些都会安排，你只管放心写你的交待吧。”说完，梁海天来到外屋，给侦察排打电话，叫来了排长，如此这般做了安排。侦察排长便去找姜其武。
姜其武接到命令以后，快速来到市里找刘海涛商量，这件事怎么办比较好。最后决定，由翟小倩配合，让她与刘海涛化装成夫妻，姜其武化装成跟包儿，三个人一起到牟启智家里“造访”。于是，晚上七点钟，三个人拎着点心盒子，来到了牟启智的住所。谁知，他们敲开门以后，两只驳壳枪立即抵住姜其武和刘海涛的胸膛。
牟启智家的房子也是里外间，牟启智执行任务离家以后，两个特务就住在外屋。牟启智的老婆和孩子住在里屋。刘海涛按照牟启智安排的口径，说是老同学前来送生日礼物。因为，过两天就是牟启智三岁儿子的生日。
姜其武在关键时刻一点没有慌乱，他把点心盒子递到特务眼前，说：“我们是牟启智的老同学，来给牟启智公子过生日，咱们有话进屋再说行不行？”
如果他不说这种话，而是转身就走，那就露底了，说不定背后立马就挨两枪。现在两个特务就感觉他们真像是来给孩子过生日的，就闪身让他们进了屋。姜其武回手把门关上，一个特务就摸他的腰里，看是不是带着什么家伙，而就在特务一分神的瞬间，姜其武突然抓住特务拿枪的那只手，捏住其手腕的穴位向上一举，驳壳枪便落入自己手里；另一个特务开枪就打，但几乎与其同时，姜其武就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身边特务的身上，另一枪打在开枪那个特务的身上，两个特务应声倒地。拿枪的特务继续开枪，把一部分子弹打在这个特务身上（因为两人离得太近了），另一部分子弹则打到了屋顶上。不过，顷刻之间这一切就归于平静。事情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就三四秒钟。如果数“一二三四”的话，顶多数到四。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因为在眼下的中国“非正常死亡”太常见了。地上的两具尸体，两个特务都睁着眼张着嘴，面目可憎而恐怖。刘海涛和翟小倩看着他们心脏怦怦乱跳，脸上也一下子没了血色。姜其武弯下腰在两个特务脸上抹了一把，将其眼睛合上。此时，刘海涛就看到了姜其武肩膀锁骨处的棉袄有一个破洞，便问：“其武，你是不是挂彩了？”姜其武一听这话，方才一屁股坐在地上，继而躺倒了，好像已经过度疲劳力不可支了。翟小倩赶紧蹲下身子，搊起他的上半身，让他倚住自己。
刘海涛撩开门帘，来到里屋，见里屋牟启智的老婆正紧紧搂着孩子，瑟缩在**的被摞后面，只露出下半身。便说：“嫂子，别害怕，我们是好人；请问你家里有没有治伤的药和纱布之类？”
藏着被摞后面的娘俩谁都不吱声，只见她们的腿又往里缩了一下。刘海涛感觉作为特务的家庭里，不藏着治枪伤的药，是不可能的。便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可动手找了。”便走到屋里的一个五斗橱跟前，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翻找起来，终于翻到了一个白药瓶，上面写着磺胺粉，紧挨着还有一轴白纱布。两种东西是摆放在一起的，那就肯定专门治枪伤的了。因为以前刘海涛听说过磺胺粉的用途。
刘海涛拿着磺胺粉和纱布来到外屋，他先把外面的门插上，拉上门帘和窗帘，然后就让翟小倩帮忙，把姜其武的棉袄扣子解开，于是，就看到了姜其武肩膀上的一个血洞，鲜血正在往外流。翟小倩捂住眼睛不敢看。刘海涛先撕下一截纱布将血洞擦干净，然后敷上磺胺粉，再用纱布穿过姜其武的腋窝将锁骨处的伤口包扎起来。因为包扎得很厚，一轴纱布被用掉了一大半。
他们的任务，是把牟启智老婆孩子送出城，送到冀东。为此，刘海涛已经从吴友善那里花钱开来了出城证。眼下变数太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他来到里屋，再次与牟启智老婆说话：“嫂子，咱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你赶紧收拾一下，别带什么东西，只把家里值钱的细软带上就行了。”
牟启智老婆突然从被摞后面爬了出来，头发蓬乱，面目扭曲，横眉立目道：“你们打死了我们的两个弟兄，对不对？”
刘海涛皱起眉头，说：“不是我们想打他们，是他们率先开枪打了我们；我们是被逼无奈才夺枪反击的。”
“你们是国民党杀奸团对不对？我们干特工就是混饭吃，根本不是汉奸，从来没干过杀人越货的事！”
刘海涛非常反感这个女人，但他现在没时间和她解释这些，不过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你丈夫现在在冀东，要求我们把你们娘俩接过去；因为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你们作为人质看起来了。只要牟启智那边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立即杀了你们娘俩。你以为外屋那两个人是牟启智的弟兄，也许是吧；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执行日本人的命令，是随时会杀掉你们娘俩的。听我的话，赶紧收拾，咱们走！”
牟启智的老婆拉着孩子从**出溜下来了。其孩子长得虎头虎脑，五官也端正，但却是横眉立目，愤怒地盯着刘海涛。牟启智老婆想了想，说：“冀东，不是八路军待的地方吗？牟启智到那边去干什么？”
刘海涛道：“你去了不就都知道啦？他现在生活得不错，只是害怕你们娘俩会落入日本人手里，被无辜杀害。所以，他委托我们来接你们。”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日本人派他去执行任务，他能擅自跑回来吗？”
“我们娘俩不去，要死就死在市里。”
“外屋就有两具尸体，你们怎么处理？”
“我们报警，就说是国民党杀奸团干的。”
“我再劝你一句，不要这么固执，为了牟启智，也为了你们娘俩！”
“我们不走。冀东那边天天打仗，我们不去。”
刘海涛非常无奈。院子里住着的都是特务队的家属，不知道几时就会有人过来串门；牟启智曾经交待过，院子里的家属们是经常凑在一起打麻将的。而现在外屋地上就躺着两具尸体，只要一来人，就麻烦大了。但刘海涛想到两具尸体，就突然计上心来。他急忙来到里屋，说：“嫂子，你这样的宅子就是凶宅，你住在里面会天天做恶梦，孩子更会担惊受怕；咱们已经这个岁数了，就无所谓了，孩子还小啊，落下病根儿不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谁知，牟启智的老婆汤水不进，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说：“甭说这些没用的，你们要活命就赶紧走，否则一会儿特务队还会来人。”
外屋坐在地上的姜其武一听这话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来到里屋说：“嫂子，事到如今咱也别藏着掖着了，我跟你说句透底的话吧——牟启智已经投了冀东的八路军，第一天见面，八路军团长就给牟启智炖肉吃，对牟启智非常友好非常重视。所以，牟启智让你们娘俩找他去。我们这次来市里，就是接你们的。日本人消息非常灵通，很快就会知道牟启智投诚的事，如果你们不走，想想看，日本人会给你们娘俩好果子吃吗？”
牟启智的老婆一下子就明白了，眼前的人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此时她就陷入了沉思。八路军的生活很苦，不可能天天吃炖肉，去投诚的话，将来会长时间过苦日子；而不走的话，没有别的，只有酷刑折磨或一死了之。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等着挨酷刑折磨或去死，当然不如去吃点苦尚能保命来得重要。想明白了，她就表态了：“好吧，我跟你们走。”
几个人一听这话立即行动起来，七手八脚帮着牟启智老婆收拾东西。姜其武找出牟启智的绸缎棉袄穿上，头上戴了牟启智的呢子礼帽，脸上戴了牟启智的墨镜，而牟启智老婆胳膊上仅仅挎了一个很小的包袱，里面只有一沓钱票和不多金银首饰。姜其武忍着肩膀的剧痛，抱着孩子走在前面，牟启智老婆紧随身边；刘海涛和翟小倩挎着胳膊。他们像两对夫妻那样，锁了门，走出了这个院子。他们在往外走的时候，眼睛都直视着前方，对周围邻居视若无睹。但刘海涛用眼睛的余光，分明看到了邻居窗户里有女人在往外看。他心里便禁不住怦怦乱跳起来。
到了外面，他们立马招手叫了四辆胶皮车，一口气跑到大车店，租下一辆带顶棚的马车，五个人立即上车，姜其武先预付车夫三块大洋，说：“往东北走，出城，越来越好。”
车夫一声鞭响，马车便疾驰起来。越是这个时候，刘海涛心里越跳得厉害。他真的非常害怕后面会冷不丁追上人来。待到出城的卡口的时候，刘海涛赶紧将吴友善开具的出城证拿出来。直到出了三道卡口，刘海涛一颗高悬的心，方才落了下来。又路过一家大车店的时候，他们下车重新租了马车，刘海涛和翟小倩坐原来的马车打道回府；而姜其武和牟启智的老婆孩子，坐上新租的马车朝着冀东催马狂奔而去。
刘海涛在回来的路上，被翟小倩紧紧抱着。翟小倩说：“吓死人了，那个院子我永远不想再去看一眼。就是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会去！”
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一程，刘海涛岂有不害怕的？他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既安慰她也安慰自己，说：“小倩，我也这么想。不过，我们慢慢都会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