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陌生的小伙子万一。牛纤纤率先开了口说：“大家都不认识万一，我先做下介绍哈，万一，是我大学同学，高材生，老师同学都喜欢他，他最拿手的业余爱好是唱京剧，对西皮和二黄的各种板眼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不信就让他给大家唱一段！”
牛纤纤快嘴快舌，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就说了一大串万一的好话，而且，把万一的特长亮了出来，打算立竿见影地让万一给大家一个好印象。谁知万一咳了一声，说：“既然大家说到我叔叔万家铭，我就做一下点评。刘云若和我叔叔同为通俗小说作家，有可能我叔叔的读者群更大一些，但若论反映人生的深度，我叔叔赶不上刘云若。我叔叔的东西只是抢眼，好看，当权者喜欢；其实读者是不是真的喜欢，谁都说不清。我在这里要向大家表彰和褒扬的，既不是刘云若，也不是我叔叔，而是翟小倩。翟小倩的小说，粗看是张扬中日亲善，细看则字字血声声泪，发出的是一个弱势女人情感被**的最无奈的哭诉。翟小倩的小说受到追捧，是理所当然的，我叔叔则基本是文字游戏。我建议大家出钱设立一个‘最真挚感情小说奖’，对翟小倩这样的啼血杜鹃进行褒奖！”
大家禁不住热烈鼓掌，为万一的这番演说。没错，万一说的都是实情，在小说界一片对中日亲善的颂扬声浪中，谁还愿意讲实情呢？万一无疑拨动了人们心中那根深埋的恻隐之心和些许良知。牛纤纤热泪盈眶，紧紧挽住万一的手，赞许地频频点头。这一切，无疑被站在对立面的刘海涛看个满眼。他正在想对策，牛万里对他歪了一下头，小声说：“回击他，拿下他！”
刘海涛微微一笑，开口了：“诸位，我以一个杂志社编辑的身份谈谈这几个人。天津人有句俗话，叫做‘儿子是自己的好，媳妇是人家的好’；我既是万家铭的责任编辑，也是翟小倩的责任编辑，我编出的作品，就如同我的儿子；但我还是说刘云若尚在首位。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这话不错。刘云若小说中众多文化形象的刻画，既深刻地包含了刘云若对现世生活过于麻木、平滑、消沉、懒惰，以及不断破坏人的生命力和斗志的巨大忧怨，又生动地包含了对真切、柔媚的充满生命力的‘至性之人’的热切向往。刘云若可以同时为四五家报刊写小说连载，不打草稿挥笔成章，情节各异互不相混，宛如反复修炼之作，且立等可取。写作也从不受时间地点所限，稿纸五花八门，充满传奇色彩。凡此种种，万家铭和翟小倩都难以望其项背。设立一个‘最真挚感情小说奖’，我没意见，但奖给翟小倩我是不同意的。市公署为翟小倩颁发‘荣誉市民’奖章，已经将翟小倩心里的伤疤血淋淋地揭开了，凡是翟小倩身边的知情人都会感到惨不忍睹；我们如果再把一个最真挚感情奖颁给她，就等于在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甚至撒了一把碱。”
这次牛万里带头鼓起掌来，大家也都把热烈的掌声噼里啪啦地一股脑送给了刘海涛。但牛纤纤显然感觉这个话题恰巧落到刘海涛的箭靶上，因为刘海涛是个杂志社编辑，对这些事情最有发言权。于是，她向大家摆手喝止了掌声，说：“我们是学经济的，让万一谈几句关于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见解吧，这才是他的专长！”
大家再次鼓掌。但人们显然不知道这里实际在进行较量。万一说：“各位师长、前辈，后生才疏学浅，发言难免挂一漏万，还请不吝赐教。‘七七事变’以后，我们知道日本人规定了不合理的货币兑换关系，人为贬低法币。但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在此披露一二，因为涉及衮衮诸公的经济利益，想必大家会感兴趣：当日本人通过发行大量的联银券占领货币阵地时，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因为人们使用法币和大洋已经习惯了。这时候，日本人就开始采取收兑法币和大洋的办法进行了货币战。1938年6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同时，在华北的流通范围内，禁止印有南方地名的法币流通，而规定在华北流通的法币，必须兑换成银联券方可使用。在兑换的过程中，日本人又尽量贬低法币的价值，由‘中央储备银行’悬牌公示新旧币兑换率，接下来，强制推行了‘新旧币’的全面交换。然而还不到一个月，日汪政府又公布了《禁止法币使用办法》，先是在南京、上海禁止使用法币，紧接着，在广州、汕头、杭州、嘉兴、武汉、九江、南昌、宜昌、蚌埠、芜湖禁止法币。为了彻底肃清法币，还在苏、浙、皖及南京、上海两市，在广东、江西、湖北，再实施‘新旧币’最后一次交换。经过两次‘全面交换’，法币终于退出了华中沦陷区流通界。我认为，日汪交换旧币的过程就是掠夺法币的过程，据估算，截至1942年6月，日汪利用‘中储券’在沦陷区内吸收法币至少12亿元以上。”
严肃而又专业的问题，被万一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12亿元，在若干年后可能只是个不起眼的小数，而在当时，确实是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天文数字了。大家在热烈的掌声中对万一的广博知识赞叹不已。牛纤纤挽住万一的胳膊，十分满意。于是，大家将目光集中到刘海涛身上。知道这些问题对他来讲属于弱项，一个杂志编辑即使学富五车、包罗万象，也不可能在经济问题上很专。因为你办的杂志不是经济专刊。要把经济问题谈深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于是，大家几乎带着揶揄、带着幸灾乐祸，同时也带着些许同情笑盈盈地看着刘海涛。刘海涛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以己之短攻他之长，很难奏效。于是，他笑呵呵地说：“万一说的不错。把日汪在货币战上的方略阐释得非常清楚。没错，中国人在这方面吃了大亏。既然万一把问题说清楚了，我就不要再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了吧？”
谁知众人一叠声道：“不不，我们就想听听你的高论呢！”言外之意，我们就想看看你是怎么出丑的呢！牛纤纤接过话道：“这些问题属于偏科，我们就不难为海涛学兄了，你可以继续谈你的文学问题。”
但牛万里却不认这个账，他接过话说：“不行，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海涛，来，给纤纤和万一上一课！”
这就再一次把刘海涛逼到了墙角。刘海涛急忙摆手道：“我说倒是可以说，但我可不是给谁上课。我是个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连本科都没读完，与纤纤和万一不是一个等量级。但既然大家希望我说，我就接着万一的话题简单说两句。情况是这样，这些年来，不光是沦陷区深受货币战之扰，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如此。由于那些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高超的货币进攻战略，发行的货币也冲击着日汪的货币；又因为沦陷区被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所包围，所以，日汪便大批伪造根据地货币，在华北的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内多次大量发行假钞。前两年，日军在华北进行‘年关扫**’时，推出大量冀钞五元券的假票。仅就平汉路以西和太行山区一带，就出现了大量五元、二元、一元等多种面额的冀钞假票，种类达二三十种之多。此外，日军还以物资战配合货币战。大家知道，物资战也成为货币战的一种表现形式。日军常常以法币为前驱，到非沦陷区抢购物资，法币的回流必将引起非沦陷区的通货膨胀；同时牵动根据地的物价上涨，币值下降，从而达到破坏中国币制的目的。于是，各抗日根据地首先加强了自己的货币阵地，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使日军以法币为先锋抢购物资的阴谋破产。国民党方面，则利用货币配合物资战的方法，当日军大量发行钞票提高物价时，国民政府压低伪币的比价，同时吸收重要物资，提高物价，粉碎日军从根据地抢购物资的阴谋。而当日军压低物价时，国民政府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手中控制的伪币到敌占区抢购物资。总之，在‘七七事变’以来的这些年，日军实施多种货币战的形式配合其军事行动，妄图实现全面侵占中国的狂妄梦想。为了粉碎日军的这一梦想，国民政府除采取上述措施以外，还逐步建立起战时金融体制，成立四联总处、实行四行专业化、统一代理国库、统一外汇收付、集中保管普通银行存款准备金、统一调剂金融，与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针对敌人的阴谋，也相应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与战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与日军周旋，陷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刘海涛已经停止了演说，但屋里的人们全都支着耳朵，等着下文。牛万里道：“海涛，还有呢？”牛纤纤十分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刘海涛，她的手已经不再挽着万一的胳膊，而是搓着自己的两个脸颊。显然，脸上在发烧。没错，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三人行，必有吾师。一位抽水烟袋的老者颤巍巍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牛万里便又重复一句：“海涛，下文呢？”
刘海涛一下子胀红了脸，挠着头皮说：“我已经说完了。”
此时，屋里就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连万一和牛纤纤也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刘海涛在这掌声里，蓦然间听出了人们对日军的怨气和反感。这些人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甚至他们还反对共产党或国民党，但他们不反对抗日。不是吗？
牛万里非常满意刘海涛的表现，他紧紧握着刘海涛的手，久久不想松开。晚上，牛万里在登瀛楼摆桌，力邀刘海涛。刘海涛思考了一下，便答应了。饭桌上，牛万里拉着牛纤纤和刘海涛坐在自己的一左一右。而万一则悄悄走掉了。
酒过三巡以后，牛万里答应帮刘海涛将机器设备运出去。
……
在刘海涛精心策划下，章均杰将秘密采购的车床、铣床、钻床等机器设备分拆装箱，约莫装了二十多箱，运到大红桥码头，装上了货船。启鈿开船的时候，章均杰站在船头，瘦小的身材威风凛凛。他的眼睛始终摽着站在远处送行的刘海涛。而刘海涛站在呼啸的冷风里，正向他频频摆手。
日本顾问松本狠赚了一笔，于是，感觉刘海涛办事远比齐有为靠谱，打算将刘海涛越级提拔为杂志社社长，就征求刘海涛的意见，刘海涛连连摆手，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只适合做编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其实，是刘海涛对远社长怀有恻隐之心，人家的工作并没有出现什么纰漏，根本没有理由撤掉人家。
此时，姜其武突然进市了。他来到杂志社找到刘海涛说，庆昌电器厂的杜一朋曾经准备了一部分电讯机械器材，打算送给冀中，但冀中派来的人因为身份暴露，被日本特务开枪打死了。现在杜一朋手里不仅压着这些电讯机械器材，他还利用其与五金店的业务关系，购置了制造步枪枪栓的弹簧、锋钢、钻石钢等特种钢材，购置了炭精棒、石墨、二氧化锰、氯化亚铅、锌皮等制造干电池的原料。这些东西，都是冀中八路军根据地急需的物资。但杜一朋已被日本特务看死，难以脱身。姜其武得知详情以后打算除掉杜一朋身边的日本特务，但需刘海涛打下手进行配合。
杜一朋四十出头，是个具有抗日爱国热情的民族实业家。自己早已家财万贯，但为了支持抗战，暗中为冀中根据地筹划了很多物资。也辗转地与冀中根据地取得了联系，但两个冀中派来取货的游击队员在遇到便衣特务突然盘查的时候，因思想准备不足，说漏了是来购买电讯机械器材的，结果一下子引起特务警觉，立即实施抓捕，两个人与便衣特务夺枪，被双双打死。接下来，日本特务对市里所有的电器工厂都严加看守。在杜一朋的身边安插了一个襄理一个秘书，这两个人都是便衣特务。而杜一朋原来的襄理，天天干着实质性的工作，买进卖出却事事要请示便衣特务。
刘海涛以谈广告业务的名义与杜一朋见了面。现在刘海涛在天津地面上声名显赫，虽然不是市公署承认的那种类似翟小倩一样的名家——其实那样的名家很有争议，未必取得所有人的认可——刘海涛这样的名家虽与青洪帮有染，却是带有民间传奇色彩的边缘人物，因此，他到庆昌电器厂来谈广告，便衣特务没有理由阻挡，甚至不敢阻挡。而且，刘海涛和杜一朋在经理办公室的角落里低声谈话的时候，两个便衣特务都没有凑到跟前来。两个人的声音起初还是很大的。
“杜厂长您好！百忙之中前来打扰，还请多多原谅！”
“不客气，不客气，大家都为业务，理解理解。”
“杜厂长，我们杂志社打算为你们厂做一年产品广告，您没意见吧？”
“意见倒是没有，可是，我们现在资金紧缺，拿不出那么多广告费啊！”
“钱的问题好商量，先赊着也行。但现在你需要给我们的日本顾问表示一下。”
“咱们说话小点声好不好？”
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两个人的说话声渐渐小了下来。坐在另一边的两个便衣特务直盯盯地看着这边，洞若观火，却没有阻止他们。
“请问，你是哪边的人？”
“我和冀中是一回事。”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你肯定知道姜其武，对不对？”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我是当厂长的，我知道的人当然很多。”
“你还应该知道周家栋商铺，对不对？”
“周家栋不是死了吗？”
“还有郭明振商铺不是？”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周家栋是我父亲。”
“你怎么能这么大胆暴露自己？”
“这一，我父亲已死，无所谓了；这二，我现在名义上是牛万里的人，我什么都不怕。”
“你和牛万里——你也走了黑道吗？”
“谈不上走黑道，但牛万里是我们的朋友。”
“你也曲线救国？”
“可以这么说。听说，冀中那边来了两个人，都出师未捷？”
“是，我很悲痛。”
“我和姜其武要接替那两个人。”
“你们俩能把货物运出去？”
“你要相信我们的活动能量。”
“怎么摆脱屋里的这两个便衣？”
“你在市里找一家可靠的酒楼安排一次酒宴，我们全都出席，特邀两个便衣参加，届时除掉他们。”
“好的，”杜一朋渐渐提高了声音，“刘编辑，你们要的价码太高了！”
刘海涛眨眨眼睛道：“不高，绝对不高！里面有我们日本顾问的费用呢！”
“真让我没办法，”杜一朋转向两个便衣道：“襄理、秘书，今晚我在登瀛楼摆桌，与刘编辑和日本顾问敲定广告费问题，还请你们二位现场把关定向。”
两个人也眨眨眼睛，一叠声道：“好的，咱们一起走。”
眼下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刘海涛离开庆昌电器厂就骑着自行车直奔南门外大街的寓所，叫上姜其武，就来到登瀛楼。刘海涛对登瀛楼经理说：“总瓢把子让我今晚在这儿做掉两个畜牲。你得配合一下。”
经理的眼珠转了一阵，感觉有些为难，但慑于牛万里的威名，勉强答应下来。刘海涛见他不是很坚决，就死死盯住他的眼睛道：“你可记着，这件事处理不好就连你做掉了。”
经理吓得连连点头，说：“我配合，我配合，我不怕看见死人。”
刘海涛便和姜其武在一个单间里喝茶坐等，捱着时间。
晚上六点整，杜一朋和自己的襄理，加上两个便衣，乘坐四辆胶皮车如时赶来。
主客落座，杜一朋坐在正中，左边是刘海涛，右边是襄理；姜其武坐在刘海涛身边，旁边是两个便衣。伙计推着小车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加上烤鸭，两瓶茅台酒，及时送上来了。一个便衣问：“刘海涛先生，你们的日本顾问几时到啊？”
刘海涛微微一笑，说：“稍后就到，顾问先生让咱们先吃。”
襄理下座去给大家斟酒，一个便衣问姜其武：“喂，你这位先生在哪儿供职？”
姜其武道：“在下一直往返于市郊之间，倒腾一些日用品，赚点小钱。”
“倒腾日用品怎么跟庆昌电器厂挂上钩了？难道庆昌电器厂还出日用品吗？上峰有令，倒腾电讯机械器材，格杀勿论！”
“你们不要草木皆兵，我不倒腾电讯机械器材。”
另一个便衣突然拔出驳壳枪道：“我看你是从冀中来的吧？”说着就把驳壳枪的大小机头扳开了。屋里的气氛骤然间就紧张起来了。
“我不是冀中人，你听口音还听不出来吗？我是咸水沽人。”
姜其武说着话，就极具警觉地将酒盅攥在手里，他的那种攥法完全是准备把酒盅当飞镖的，而不是捏着准备斟酒的，这个微小的动作被便衣看穿了，他抬手就抠动了扳机！而一直用眼瞟着他的襄理此时就撞他一膀，于是，“啪”的一枪，就打在杜一朋身上了。襄理顺手将手里的酒瓶子猛地砸在这个便衣头上，而那边姜其武也准确地将酒盅掷到另一个便衣脸上，接着就蹿出座位扑过去掐住其脖子，直到掐死。而刘海涛这边也扑过去帮着襄理将持枪的便衣扼住咽喉，直到扼死。这个便衣临死还打了好几枪，都把子弹打在屋顶上了。没出五分钟，两个便衣都解决了。但杜一朋却被打中了胸腔，鲜血涌流不止，转眼就昏迷不醒。
刘海涛赶紧叫来了登瀛楼经理，问他有没有麻袋。经理回答有。便赶紧回身去拿。这边襄理和刘海涛背着杜一朋往医院跑，那边姜其武和经理将两个便衣装进麻袋，扎好口，用运白菜的板车，将其拉到墙子河边，扔进河里。
杜一朋死在医院，暂时存放在太平间。回过头来，他们紧锣密鼓赶紧处理手里的存货。襄理说：“每天晚上，两个便衣都要向特务队打电话汇报情况，今晚如果不能把货物运走，接下来出现什么变化，就不好说了。”刘海涛说：“按计划执行，赶紧办。”
他们把十来箱货物装车以后，趁着暗夜，急速拉到大红桥。此时正赶上圣贤二爷在码头上溜达，见是刘海涛要将货物运走，便拦住说：“什么货物，能不能跟我说说？”
刘海涛给圣贤二爷递过一支烟，说：“这是总瓢把子亲自交待小弟的一笔业务，你知道是谁的东西就行了，甭问是什么了。”
谁知圣贤二爷道：“不行，总瓢把子的东西也不行，必须把箱子打开，让我看看。”
此时，就有值班的治安军士兵走过来。大红桥码头的情况是这样的：青红帮不阻拦的事，治安军士兵也装看不见；而青红帮不放行的事，治安军士兵立马来了精气神，非查个水落石出不行。刘海涛一见这个情景，知道坏事要坏在圣贤二爷手里，脚底下就踢了姜其武一脚，姜其武意会了，便唰一下子掏出了驳壳枪，将枪口抵住了圣贤二爷的肚皮，低声道：“少罗嗦！我们是抗日杀奸团，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硬是将圣贤二爷逼下了船舱，跟着走了。一路上，圣贤二爷向随船的襄理和姜其武磕头作揖，说尽好话，才没有枪毙他，待船行出三十里外，将其逐出船外，任其上岸尥了。结果，圣贤二爷在黑夜里跌跌撞撞跟头把式地走了一宿才回到市里，然后一下子就变得不多说不少道，老实起来了。
事后，刘海涛曾经问起过姜其武：“对圣贤二爷这种人是不是应该除掉？”姜其武说：“暂时留着吧，也许还能用上他。”事实却恰恰相反，此后圣贤二爷一直惦着报复，只是一时找不到机会，此为后话。
刘海涛将自己的手反反复复洗了很多遍。因为，这双捏笔杆的手竟然斗胆帮着襄理掐死一个便衣！细想起来，他倒不是后怕，而是恶心。感觉这双手仿佛不是自己的了！
晚上，在牛万里家里，小女儿牛纤纤缠住老爸，问：“爸，那刘海涛是不是过去那个青年诗人？”
“是啊。他本来是个诗人，因为近年世事维艰，生存都是问题，所以他不写诗了。实实浪费了他的出色诗才。”
“是个诗人却对经济问题研究这么深，这是为什么？”
“我哪知道。你在饭桌上为什么不问问呢？”
“初次见面，哪好意思问这问那的。”
“我想招刘海涛为干儿子呢，就怕他不愿意撅了我，让我这老脸没出搁。”
“我倒看他对您百依百顺的，您试试呗。”
“我对这件事还有一宗顾虑。”
“是不是您碍于身份不愿意主动张口？那我就替您说去。”
“不是，是咱天津卫有个‘例儿’，收为干儿子了，就不能再做女婿。”
牛纤纤听了这话，先是愣了一会儿，然而，蓦然间她就胀红了脸，一下子扑进老爸怀里，抱住老爸半天不说话，最后在牛万里耳边说：“我不同意你收他为干儿子。”
牛万里哈哈大笑，说：“纤纤，我早就有这个意思，只是不好意思对你直说。因为我不想影响你的初恋，挫伤你情感。”
“我和万一虽说有感情，我很爱他，但他显然还不够成熟和优秀，让刘海涛一比就比下去了。”
“既然如此，你就对刘海涛挑明关系，把心思告诉他。不要藏着掖着。因为刘海涛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接触人非常广泛，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优秀女子围着他转这都是有可能的。”
“他若是拒绝我怎么办？”
“这就看你的自身魅力和交际能力了，刘海涛风华正茂，年纪轻轻就做了杂志社的副总编辑，在选择老婆的问题上，一定是好中选优，眼界极高的。”
“爸，让您说得我没有勇气去见他了。”
“哎，不要这样，咱家的做事风格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多往他杂志社跑，多和他接触，自然就了解了他的一切，于是，你就有对策了不是？”
“爸，您真好！”
于是，牛纤纤蓦然间变成了刘海涛的常客，她在工作时间就大大咧咧不管不顾地来到杂志社，在刘海涛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全然不顾是不是影响了刘海涛办公。牛纤纤来杂志社的次数多了，门房不可能不问她是谁，她便如实告诉门房，自己是牛万里的女儿。于是，一来二去，杂志社的人都知道洪帮帮主的女儿缠上了刘海涛。
问题严重了不是？
刘海涛周围的人们在观望，在察言观色，然后纷纷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表明心志。而第一个来到他办公室的，就是翟小倩。见屋里没有其他人，翟小倩便喜笑颜开地拥抱了他，说：“我理解你，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还把一枚天津卫极少见到的南方芒果送给了他，说是她妈在医院里一个有钱的病人给的。
马向前来到他屋，对他说：“老弟，我应该和你调换位置了，有了事你得保护我，不能对老哥见死不救不是？”刘海涛道：“你离着死还差得远呢，怎么尽说丧气话？”马向前立即反唇相讥：“你这个副主编已经跟洪帮帮主挂上了，我这个主编离死还远吗？我还不趁早让贤，免得让你加害我？”不管刘海涛怎么劝，都没用，马向前坚持给松本打了报告，要求和刘海涛调换位置。
但松本接到马向前的报告以后没有批准，却变本加厉地又找刘海涛谈了一次话，他说：“我的，刚刚把社长撤掉了。他的，不作为的。你的，以后就任杂志社社长了。”刘海涛坚辞不做，但松本急了，说：“你的，是不是还嫌官小？要么，你来做顾问，我的，去做社长？”一下子让刘海涛无话可说。于是，他就和社长调换了位置，搬到社长的办公室办公去了。但就在当天，松本就拿来一个条子，说有一笔棉布业务，需要运往胜芳。这笔业务是松本亲自操作的，很赚钱，希望刘海涛打通大红桥，届时利润两个人半儿劈。
这时裴玲也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说：“海涛，本来我对你还抱有一线希望，特别是我爸挺看好你的，但你现在的表现让他太失望了，我不能不告诉你，我们家的大门以后永远不会对你打开了。”
万家铭在晚上也来到刘海涛寓所，说：“海涛，你这么做可不大对头啊，你的文人风骨哪儿去了？徐悲鸿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你本来是个文人，却跟在青洪帮的屁股后面，你能混出个幺还是混出个六呀？你是精还是傻呀？”刘海涛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恰巧那天晚上孔德贞也来了，孔德贞说刘海涛只要不做昧心事，加入什么帮倒是无所谓的。把话说得更逼真了，似乎刘海涛已经加入或面临加入青洪帮了。于是，万家铭跟孔德贞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万家铭认为加入帮派，是难以保证个人清白的，帮主指令你去干为非作歹的事，你敢不去吗？你破坏了帮规，帮主能不惩罚你吗？想想看，青帮头子王慕沂、袁文会，他们为虎作伥，欺压百姓，是干人事的人吗？洪帮头子牛万里与这些人能有多大差别？
围绕刘海涛，一下子形成了矛盾的漩涡。形形色色五花三层的问题蓦然间浮上水面。
话说吴友善这些日子已经与老婆办了离婚，空虚无聊，天天在业余时间看报纸打发时光，于是，他便意外地发现刘海涛竟然与洪帮帮主牛万里走到了一起。这件事太让他出乎意料了。其实，他如果联想一下的话，就能够想起来，刘海涛曾经向他打听大红桥码头的事，而大红桥码头离得开牛万里吗？吴友善就感到江河日下，人心不古，连文质彬彬洁身自好的刘海涛都下水了，这天津卫还有什么待头？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河马副处长又来找吴友善的麻烦，他提出要核查吴友善近期开出的出城证有多少没有回来。届时一是要让吴友善说清楚缘由，并写成文字报告；二是要比照回不来的人按数交钱。吴友善粗算一下，至少有二十多人没有回来，如果交钱，一个人按一百块钱算，他就得交两三千块大洋，他往哪儿弄这么多钱去？于是，他就跟河马副处长发生了争吵，两个人都是炮子捻儿的脾气，所以，吵着吵着，就动了手。河马副处长过于肥胖，行动多有不便，而吴友善做过国军参谋，经受过徒手搏击训练，制伏河马副处长易如反掌。于是，没过三个回合，河马副处长便被吴友善扼住了咽喉。本来吴友善只想教训一下河马副处长，并没有想把他掐死。但河马副处长见吴友善下手狠辣，以为自己活不了，便在挣扎中一把掐住了吴友善睾丸。这也是男人的致命之处，吴友善疼得额头冒冷汗，险些晕过去，他便在手上加了力，于是，他倒没死，而河马副处长一命呜呼了。
接下来，吴友善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出城了。他开好出城证，就找到表妹孔德贞，诉说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取得了表妹的同意，两个人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一人背了一个小包袱出城了。他们没有去八路军游击区，而是直奔大后方的重庆去了。两个人一起在国民党军队里谋了职位，孔德贞在一份军队杂志的编辑部做编辑，而吴友善先是做了营长，然后经过集训又提为团长派往前线，结果时隔不久真的战死沙场。
而孔德贞因为失去了表哥，又远离了亲朋好友，内心也十分空虚，便接连不断给刘海涛写信，让他多多关照自己的老爸老妈，说：“海涛，你好好混吧，我爸的业务也隔三岔五要经过大红桥，这事儿就全部拜托你了。想想以往我对你的支持，我爸的事你不能不管吧？”直说得刘海涛十分内疚。自己怎么会不管呢？该管的事是一定要管的。
刘海涛抽空就往孔德贞家跑，办些力所能及的事。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第三次来孔德贞家的时候，遇到了孔令诚。孔令诚穿了治安军的军服，门外仍旧站了两个岗哨，一个是治安军士兵，另一个是便衣。孔令诚刚刚五十岁，虽目光炯炯有神，却面容憔悴疲惫，头上已然白发苍苍。刘海涛意外遇到孔令诚，便蓦然间计上心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本来打算给孔德贞父亲的传单《当前时局分析》，大大方方地举到孔令诚面前。孔令诚看了刘海涛一眼，将传单接过去，然后认真读了一遍。
“这份传单是你刻印的？”
“没错。”
“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吗？”
“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不会干昧良心的事。”
“我是个被监视的军官，看不到中央的报纸，汉奸报纸又说的全是假话。家里的收音机也被宪兵队收走了。现在我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多大变化。传单上说的当前时局，消息可靠吗？”
“完全可靠，我可以用我的人头担保。”
“你的信息是哪里来的？”
“既然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就告诉你，这些消息来自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方面。有的消息来自毛泽东的文章，你会怀疑毛泽东讲假话吗？”
“毛泽东是个伟人，大敌当前他不会说假话。”
“你是个有头脑的睿智之人，应该早些做出选择。现在德贞和吴友善已经为你这个叔叔做出了榜样。”
孔令诚沉默了半分钟，把刘海涛叫到自己跟前，递给他一根烟，点上以后，压低了声音说：“现在我已经知道，你是共产党。我对你们是心怀敬意的。我有一事想求助于你，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妨。”
“你能不能把我老婆孩子送出去？”
“送到哪里？”
“走水路，去胜芳，那里有孩子的老姨、老舅。我知道你和大红桥有关系。”
“为什么人们都认为我与大红桥有关系？”
“你与牛万里是那种关系，走大红桥还不是平蹚？”
“你为什么把老婆孩子送走？”
“你是圈里人，对这些游戏规则是明白的。”
“你想反正？”
“甭问这么多，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说办就办。刘海涛让孔令诚的老婆不要带太多东西，以免引起周围的猜疑，只带一个小包袱，里面装一点细软足矣。于是，孔令诚老婆听从刘海涛的安排，就只带一个小包袱挎在胳膊上，已经二十出头的儿子则两手空空，什么都不带。给外人的感觉就是很随便地走一趟亲戚，根本不是出远门。刘海涛把她们安排上了一条跑胜芳的货船，目送她们远去。眼下，大红桥的三老四少对刘海涛无不刮目相看。刘海涛与牛万里的特殊关系让三老四少既羡慕又嫉妒。没办法，牛万里骨子里就是文化人，他硬是喜欢刘海涛，旁人能说什么？至于刘海涛在大红桥走一趟船，送点货出去，或送个人出去，谁还嚼清？别说嚼清，连个“不”字也没人说。
时间不长，姜其武又来到市里，他没有找郭明振，而是直接来到杂志社找刘海涛。现在刘海涛是《大天津》杂志社的社长，有人来找，只需说一声“找刘社长”便畅行无阻。有一次洪帮的一个弟兄来到杂志社，没报找谁，只说自己是洪帮的人，结果吓得传达室门卫张嘴瞪眼半天说不出话来。私下就嚷嚷，咱这社长是不是要把杂志社往杂八地上领，咱们这些人都要入青洪帮啊？但说归说，没人敢拂逆刘海涛。眼下的工作似乎比父亲那个阶段更有成绩了。于是，姜其武也给刘海涛送来一枚“特别英雄”的纪念章。
刘海涛拿着纪念章左看右看，喜欢自是喜欢，但有一个疑问萦绕心头，他便问姜其武：“姜兄，希望你对我实话实说——当初父亲的工作要比我成绩大，为什么他没有得到‘特别英雄’的奖章呢？”
姜其武看着一脸诚恳的刘海涛，问：“你想让我实话实说吗？”
“对，我只想听实在话。”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你不在组织内部，长久以来，你一直是编外人员，这是你父亲对组织的交待，做父亲的做出这种安排，在沦陷区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组织上是没法拂逆的；二，你不是党员，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党的朋友的角度出现的。说白了，你和翟小倩是一样的，只是共产党的朋友，还不是共产党本身。”
“你是看到过的，我不光配合你杀过小鬼子抢过军马，还在登瀛楼亲手杀过特务，而且，在靶场我还配合牛万里杀过伪治安军。在落实上线指示的历次对敌斗争中我从来没有退却过一步。为什么我就不能入党呢？”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你父亲的安排。”
“现在，我父亲已经不在了，难道组织上不能重新做出考虑吗？”
“我可以找有关人谈谈，但你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太着急，尤其不能因此耿耿于怀影响工作。这确实是对一个人是不是具有赤诚之心的严峻考验。”
刘海涛不说话了。他无话可说。所有的因素构成了眼下的现实。他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自己如果当年不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身边也不会一下子出现很多追随者（包括因嫉妒而伴随左右的齐有为），而又因为身边的人形形色色，各种身份庞杂，让父亲对自己产生很多疑问和担心，加之自己有时候容易感情用事，爱冲动，父亲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任的态度，阻止了自己加入党组织。多年来，自己一直干着地下党的工作，却只是党的朋友——说白了，只是统战对象……于是，刘海涛顺理成章地、郑重其事地向姜其武提出：“请你做我的介绍人，我要加入党组织！”
姜其武思考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好的，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回去以后，我就向有关领导反映这件事。请你相信，党组织的大门是敞开的，是不会排斥优秀份子的。只要你优秀，只要你是钢铁而不是草包。”
接下来，姜其武首先和郭明振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他来到商铺以后，试探性地对郭明振说起刘海涛的入党问题，郭明振道：“眼下我们是有发展党员的需要，组织上也有要求。但我们要考虑吸纳的是成分和社会关系简单明了的积极分子，绝不是刘海涛这样的青洪帮的座上客。周家栋说得没错，对刘海涛这样的进步青年，既要使用，还要监督和考验。党的组织是纯洁的，不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你不要忘了，去年4月，党中央刚刚发布过《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你对这个决定的内容应该清楚吧？中央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估计。《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足以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此，延安召开了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决定》的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表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经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我们这些身在沦陷区的人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吗？难道不应该在刘海涛问题上慎之又慎吗？”
一番话说得姜其武无言以对。他立马又找到冀东八路军游击区有关领导，但事情蓦然间却被耽搁了下来。因为刘海涛太知名太显眼了，他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都太敏感了，组织上要发展这样的人入党，不可能只听姜其武的一面之词；与刘海涛关系最近的郭明振商铺，应该对刘海涛了解得更多。于是，组织上派人找到郭明振了解刘海涛的时候，听到的就全是反面的评价。
但作为当事人刘海涛，该怎么干工作，就还是怎么干。不能闹情绪，不能撂挑子。姜其武是这么嘱咐他的，他也是这么做的。一天下午，孔令诚穿了便装到杂志社找他，两个人在屋里谈了整整半天。刘海涛为了增强谈话效果，十分肯定地告诉孔令诚：“我就是共产党员，你相信我的话吧，没错的。”孔令诚非常信服地频频点头。刘海涛倾其所有，将自己所了解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两党目前状况一股脑讲给孔令诚，直讲得孔令诚心服口服。最后，孔令诚下了决心，说：“如此说来，我必须离开伪治安军，这身汉奸军服我真的穿腻了。我要弃暗投明！”他请求刘海涛从大红桥将他送出去。
刘海涛想了想，说：“大红桥有站岗的治安军士兵，有可能把你认出来。果真如此的话，你就走不成了。”孔令诚信心十足，说：“我化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