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五代汴梁之建設
唐室既衰，五代迭興，皆偏霸之主，兵戈擾攘，且五十餘年。中原建設力微弱而被壞甚烈。初，朱梁代唐，長安為墟，毀宮室盧舍，取其材浮河而下(1)。既都洛陽，乃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創宮殿焉。洛陽經安史之亂，瘡痍滿目，已非唐時東都之盛。後唐滅梁，唐莊宗雖以“宮禁鬱蒸”(2)，曾營樓觀，但洛京是時舊牆多已摧塌，南市尚留有張金義所築臨時壁壘，“浩穰神京，旁通綠野，徘徊壁壘，俯近皇居”(3)。其衰落情狀已露。
及後晉都洛，天福三年（938年），河南留守奏修洛陽宮，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今公私困窘，非陛下修宮館之日。”(4)是時宮室既漸次頹頓，而國力又不勝修葺，遑論建置矣。同年，晉又東遷，以汴州為都，漢周迭代，乃一因其製，但汴宮諸殿，各代易名而已，亦未曾增益。
後周都汴，以方內略定，迭詔整廣京師，始有開國建設之風。自隋開運河，汴河為其中流，汴梁在唐時已因商業發展，成“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洛，舟車輻輳”(5)。其市肆繁盛，“邑居龐雜”，固非一日。太祖廣順三年，詔開封府丁五萬五千人，修補京師羅郭，尚未廣事展拓。迄世宗武威政權雄盛，四方人物走集於此，汴京乃兼政治經濟中心，其舊有建築，突然不敷居用。顯德二年（955年），增修汴城之兩詔，富於市政設計觀念，極堪注重(6)。
世宗始因“東京……都城，因舊……諸衛軍營或多狹窄，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而又屋宇交連，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濕之苦，居常有煙火之憂”。故“將便公私，須廣都邑，於京師四麵別築羅城”。其設施則“先立標幟，候冬末農務閑時……修築……未畢則迤邐次年……凡有營葬及興置宅灶……須去標幟七裏外，標幟內候宮中劃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廨院務等，即任百姓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