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跟帕姆·伯里斯耍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提醒我，“如果你跟帕姆耍花招，你就输了。”
刚过十点，我们便关了灯。五分钟后，父亲问：“你还醒着吗？”
“是的。”
“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有一个男人在圣诞节的派对上朝四个人开了枪。”父亲说，“他是个二手车销售员，叫‘巴斯特’。我接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采访他的妻子，她当时19岁或者20岁吧。她带着一个男孩，大约3岁。她当时还怀着孕。我记得她告诉我，巴斯特在一周前无意间撞死了家里的小狗，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把小狗的尸体埋在他们家的后院。可以吗，我这样说话？”
“当然可以。”
“巴斯特17岁的时候，”父亲说，“意外开枪打死了他的弟弟。后来他就辍学了，参了军，被派去了德国，他在德国整天喝得烂醉，直到被军队开除。回国之后，他在街上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偷了一辆车，进了监狱。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振作起来了，找了一个卖二手车的工作，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他又开始酗酒滋事。节日季到了，巴斯特和妻子发生了口角，因为巴斯特讨厌过节。不过，他还是同意和妻子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是邻里之间的聚会，就在他家马路对面。大家在一个地下室里喝酒跳舞。巴斯特喝醉了，就犯浑了，气得他的妻子回家睡觉去了。最后，派对上的一个男人忍无可忍了，对巴斯特说：‘把你的手从我老婆身上拿走，胆敢再碰她一下试试。’”
“我明白了。”
“总之呢，这家伙和巴斯特动了手。然后一大群人把巴斯特揪到一个露台上揍了一顿。那么巴斯特干什么了呢？他回到家，给步枪和手枪装上子弹，光着膀子回来了。然后他下到地下室，右手拿着步枪，左手握着手枪，朝跳舞的人群开枪。死了两个，还有两个受了伤。然后他沿着马路中央大摇大摆地走了，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在人家的门廊里大喊‘我是圣诞老人，不给钱就捣蛋，让我进去’什么的。”
父亲顿了一下，表示下面是重点。“最后，我的主张是巴斯特的精神不正常，”他说，“我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处在一种由精神疾病导致的不理智状态。我说，出于这个原因，在向四个人开枪时，巴斯特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我辩护说，他的精神太不正常了，以至于压根儿没法产生杀人的意图。我争辩说，应该撤销对巴斯特的指控，应该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公诉人对此并不认同。他想判巴斯特死刑。他说：‘这个案子怎么可能没有意图？被告在邻居家的圣诞派对上发火，然后回家从衣柜里拿出了枪，分别装上子弹，又回到派对现场，瞄准目标，开枪杀人。他并没有疯。他对那些人很生气，想把他们杀了。’”
“我请了精神病专家出庭做证，”我父亲说，“一位说，巴斯特在服役期间就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因为他不遵守规则。另一位说，巴斯特的父母对他缺少养育，再加上杀死弟弟带来的内疚，使他变得自暴自弃。好吧，这些只使得公诉人又给他自己的心理医生打了电话，他们都说被告明显就是喝醉了，然后生气并且开枪杀了人。所以就有了两个版本。我的版本——巴斯特的生活有种种不如意，于是疯了。公诉人的版本——简单、粗暴、冷血的谋杀。”
“不管怎么说，”父亲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十有八九，被指控犯罪的人的确犯了相应的罪。就像我很久之前跟你说过的，现实不像电视上那样，律师像变戏法一样，揪出真正的凶手。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职业，能有百分之十的胜诉率就算得上记录良好了。有时候——大多数时候——事实对你是不利的。你找不到理由。当然了，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有任何机会，哪怕是最最渺茫的机会，他们都会想要走上法庭，并且希望你，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能使出全部的本事。因此，最后你会竭尽全力，尽管根据你的经验，你知道这些都是无济于事、没有希望的，如果你想要从工作中获得任何满足，那只能是从失败中获得。总之呢，陪审团认为巴斯特的每一项罪名都成立。法官判了他四个终身监禁。好在他没有被判处绞刑，这是我所担心的——我怕他们会判巴斯特死刑。整件事都令人悲哀。跟你说实话，我工作中的很多事都让人悲哀。这是一个不得不活在悲哀里的世界。”
* * *
第五天。林肯·斯蒂文斯让证人出庭做证。从他们的证词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尔文和贝琪·哈维拼凑出了自己的学习方案。他们对去过的所有教堂都不满意，一个教派都不认同。相反，他们信仰的是他们从订购的书、录像片和讲道的磁带中拼凑出来的个人宗教。他们是世界末日论者，意思就是他们相信世界很快会在一场大屠杀中终结，在那之后，所有没有把耶稣奉为救世主的人都会下地狱。他们相信地狱之火是真实的火焰，相信天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天堂和地狱都存在于宇宙中。他们相信男性是上帝指定的户主，女性是他们的“帮手”。他们相信不应该放松对孩子的管教，并在家里存放了一本专门用于严厉育儿的手册。这本手册要求用木勺抽打六个月大的婴儿，如果他们试图从铺在地上的毯子上爬下来，就要打他们；要求用尺子、板子、水管和树枝来打孩子；要求用冷水洗澡、在室外关禁闭、不给饭吃；要求一直惩罚到孩子“无法呼吸，抱怨不得”为止；还引经据典作为依据。
一位证人是一个名叫安丽丝·库伯的年轻女子，她梳一条编得很紧的麻花辫，搭在右肩上，还戴了一副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安丽丝·库伯说，她认识贝琪·哈维的时候，贝琪还不到25岁。库伯说，贝琪很健谈，声音很大，在房间的另一头都能听见。库伯当时12岁。她和母亲一同去参加一个叫萨拉·托特的女人办的婴儿洗礼会。萨拉·托特的父亲是墨西哥的一名牧师。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她的九个兄弟姐妹也都是传教士，在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传教。安丽丝·库伯说，萨拉·托特很有感召力。她经常在她家的客厅里举办活动，很多人都来参加。她比大多数妇女大个15岁，也可能更大一点，她有八个孩子，都很乖巧。库伯说，很快，“我的母亲、贝琪·哈维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这些活动的妇女就开始像萨拉·托特那样穿衣打扮，她们称之为端庄。比如穿长到脚踝的裙子或连衣裙、连衫裤、束腰外衣、长袖上衣。我也不得不这么穿，直到后来我离开家”。
萨拉·托特会发表讲话，库伯说：“话题都是关于生养很多孩子、让孩子们在家里上学、做家庭主妇，还有怎样正确地培养孩子的。她说，跟小孩子商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太小，还不懂。他们能明白行为，而不是语言。他们能明白训练，而不是解释。萨拉·托特说，人们擅长训练狗狗坐下或是去取东西，但是在训练自己的孩子执行命令时却做得很糟糕。她说，孩子们想知道边界在哪儿，想知道如何让父母高兴。萨拉让家庭顺利运转的方法是使劲训练孩子。把东西放在孩子够得到的地方，如果他们伸手去拿，你就叫他们不要碰；如果他们违抗你的命令，继续去碰，那就打他们的手。萨拉说，这就是所谓的训练。她说，假设你在喂奶，宝宝咬了你一口。很简单。宝宝一咬你，你就用力掐他的胳膊或腿。宝宝一咬你，你就马上掐他，这样宝宝就会感觉到疼。给他传递的信息就是‘如果我咬人，我就会疼’。这是宝宝能够理解的。他们理解不了更多的东西。萨拉认为，随着宝宝一点点长大，成为蹒跚学步的孩子，这个孩子将会试探父母的底线。这个时候，我母亲、贝琪·哈维以及所有听从萨拉·托特的妇女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底线。她们必须坚定，不能向情感屈服。萨拉说：‘你的孩子会反抗你的权威，如果你爱他们，你就得确保自己能赢。因为他们是罪人，有原罪。因为原罪，他们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大喊大叫，他们会很自私，以自我为中心，需要你来控制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带到上帝那里。’萨拉认为最关键的年龄是12岁。她说12岁是上帝划定的界限。她说，孩子们长到12岁，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到了12岁，上帝就不会再放松对你的要求。你可以为12岁时的行为下地狱。因此，父母就要对孩子进行这种训练。你要是不训练孩子，他们到12岁的时候就会犯罪，然后下地狱。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会吓唬大家。”
“萨拉·托特真的很擅长让每个人都拼命用鞭子抽孩子，用拳头揍孩子。”库伯说，“她会说，《圣经》说了，女人应该当男人的帮手，听从男人的吩咐，女人应该待在家里，不使用避孕措施，狠狠地打孩子，这就是我所成长的环境和文化，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说实在的，萨拉·托特、我母亲以及贝琪等人信奉的其实是个邪教，她们嘴上说的是源自爱的管教，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事实上你就是在挨揍。我是说，真的挨揍。过了一段时间，我猜，可能有一些女人提出了质疑，但她们又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邪教，你不能违背萨拉·托特和我母亲以及贝琪·哈维所说的话，否则你就可能被踢出核心圈，被瞧不起，被排斥。但是，一个女人开口了，然后又有第二个开口了——她们心里生了疑，如果你狠狠地揍一个孩子，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不对吗？萨拉·托特、贝琪还有我的母亲说，不，这里有更多的经文可以做出解释，我们会为你祈祷，诸如此类，然后这两个女人就退出了，因为她们实在无法忍受继续殴打自己的孩子。然后萨拉、贝琪和我母亲开始担心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她们总是谈到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她们认为其他女性，那些退出的女性会夸大其词，把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招来，然后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就会带走她们的孩子。因为她们都有这种倾向，萨拉、贝琪和我母亲，她们都有阴谋论的想法，她们认为政府想要抓你，把你的孩子带走。特别是贝琪，简直走火入魔了。过了一段时间，贝琪比萨拉·托特还要激进了，她们俩闹掰了，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贝琪开始表现得好像现在是她说了算了，她变得专横，控制欲很强。我们开始改去哈维家聚会，不再去萨拉家了，因为我母亲就像贝琪的副手，所以我看到了很多他们家发生的事，我看到了很多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记得哈维夫妻俩总是在传福音，想让大家跟他们一样，他们都无比地虔诚。我猜，这是因为当这些训练发挥作用时，真的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让孩子把一个玩具捡起来，他会二话不问立马去做。除此之外，贝琪极其讲究个人卫生，比如要保持东西无菌无毒，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塑料桶里，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小箱子，上面写着名字，里面装着每个人的牙刷之类。诸如此类。而且我还看见，我亲眼看见，看见过很多次，她和哈维先生打了孩子很多下，就当着我的面，这可不是轻描淡写地拍两下屁股或者手——是真的打，很疼的。他们家有那么多孩子，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小鞭子就会被拿出来，还有三十厘米(2)长的小水管，除了最小的婴儿是用手打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育儿理念，小婴儿还没到用水管抽的时候。但是等这些孩子满六个月——才六个月啊——如果你叫他的时候他不过来，或者是没有把自己的玩具什么的捡起来，好了，鞭子就出场了，你们知道的，就对着屁股下面抽，大腿和屁股交界的地方。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经常这样被鞭子抽，很疼的，会留下红印子。”
“后来，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了，”库伯说，“贝琪开始在家里举办研讨会，主题是‘冠冕之乐’，是她从《圣经》里摘录的，大意是说妻子应该成为丈夫的冠冕之乐什么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她站在其他女性面前，好像自信满满，胸有成竹，她们也相信她的话，因为她的孩子是那么训练有素，那么乖巧听话，我不得不跟我母亲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我记得贝琪曾经笑着向我们透露说，她把管教孩子的工具塞在胸罩里，这样拿起来方便，一个是水管，还有一个是又粗又长的胶棒，就像热胶枪里用的那种，她告诉我们这是她母亲的主意，她母亲给了她整整一盒的胶棒。我还记得她把研讨会的题目从‘冠冕之乐’改为‘不再有罪’，她发现‘不再有罪’在《圣经》里随处可见，她好像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了某个密码，‘不再有罪’的意思是生活中是可以实现无罪的完美的，或者类似的情况，是上帝眼中的完美，不管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你动脑筋想想，就能明白纯粹的无罪和完美根本就是歪理邪说。这跟贝琪的洁癖有点像——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清理干净，把手洗上一万遍。她在‘不再有罪’的演讲中，不停地暗示自己是完美的，在生命的此时此刻，她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这是阿比盖尔来的前一年——她感觉到自己被召唤去宣扬一种新的基督教教义，在那个教义里，人是完美的、无罪的。每次，每次聚会，她的演讲一结束，她就让大家站起来一起祷告，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每个人完美无瑕地带到耶稣面前。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阿门。’我们其他人好像都在那里为她的完美而欢呼。”
安丽丝·库伯厌恶地摇了摇头。“这事离现在并不久远，”她说，“正是在哈维夫妇收养阿比盖尔之前。阿比盖尔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满脑子就是这些。”
* * *
一位叫谢丽尔·霍奇的女士出庭做证，她说她是德尔文·哈维的妹妹，他们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她12岁时就离了婚。他们家在得克萨斯州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华盛顿州伍德兰，以及华盛顿州科尔维尔。在科尔维尔，“我们只能勉强糊口，因为父亲已经找不到活儿干了，”谢丽尔比德尔文小六岁，“所以，我小时候，印象中他不怎么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布鲁斯，他跟德尔文年纪相仿，比德尔文大一岁半。布鲁斯知道怎么招惹德尔文，他可以把德尔文惹毛。这并不难，真的。他很容易发怒。布鲁斯在学校很受欢迎，但德尔文正好相反。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学校里的那些时髦人士都穿喇叭裤，你们知道的，但德尔文并不在乎，他我行我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猜，他摆出来的是一种道德姿态。有人开始接触毒品——布鲁斯也吸了一点，但是德尔文一直老实本分。而且他的个性是，如果他认为某件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没什么二话。他是那种黑是黑白是白、没有任何灰色地带的人，他认为是非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你要么越过去，要么就不越过去。不可能处于中间地带。所以，如果他认为某件事情是正确的，而你的想法跟他的不一样，他就对你有了评判。比如，在后来的生活中，当他有了孩子而我还没有孩子，他就对我说，我不应该采取节育措施，因为这是在杀害生命，而且杀害未出生的孩子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还有一件事：我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在学校里教科学，德尔文跟我说，我不应该干这个工作，因为我在教进化论，在宣扬上帝没有创造地球。当我告诉他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时，他就开始给我找书看，反对进化论的书，他总是想让我知道，是我的精神境界没有达到恰当的标准，我没有正确地生活，而其实恰恰是那种宗教性的东西会让人如此主观。倒不是说他一直如此。他和贝琪结婚之后，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俩很快就步调一致了。他们俩有一种沟通方式。那就是，你得读读这本书，或者，你得看看这篇文章，或者，你得听听这场布道，或者，你的《圣经》引文版本是错的，应该用这个版本。或者，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正在控制一些事，想让我们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独裁国家。有一次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和他们争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这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混为一谈——共产主义／法西斯，这两个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他们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像往常一样，我是错的，他们是对的，原因是我没有读正确的书，没有听正确的人的教诲。我早该知道不应该跟他们争，因为我很久之前曾经和他们一起住过一阵子。德尔文当过两年兵，在那期间我没怎么见过他，后来他结了婚，住在肯特，离西雅图半小时车程，我当时想去华盛顿大学考教师资格证，但又没什么钱，于是就问可不可以住在他们家。于是我就住了下来，但是没住太久，连一个月都不到——也可能有一个月，我不记得了。但我一找到工作就搬出来了，因为贝琪的控制欲太强了。举个例子，只要我一洗完澡，她就会跑到浴室里检查我有没有把窗帘拉开，防止发霉，如果我没有把洗碗机完全装满就开始洗碗，那就成了问题，或者如果我忘了盖上牙膏的盖子，或者洗衣服用了太多的肥皂，或者没有把装面包的袋子夹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不得不搬出去，逃脱这一切。我们发现贝琪的外祖母有洁癖，贝琪的母亲也有，然后贝琪也有，贝琪小的时候，如果她去了别人家——比如去玩什么的——那么在她回家进门之前，她的母亲会拿着水管把她从头到脚冲一遍。所以，她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我是说，贝琪会用牙刷来刷房间的每个角落。有一次，学校剩了一些培养皿准备扔掉，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给了德尔文，我心里想的是，你们知道的，在家教学能用得上。这些培养皿里有营养琼脂，所以你稍微拭一下就能看见细菌。我过去给他们演示，嘿，你可以打开这些，用棉签或者直接用手，把手在上面蹭一下，然后合上，你就能看见刚才在手上的细菌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些这样的培养皿，于是就问德尔文，这些你要不要也拿去？他说不要，因为上一批培养皿已经让贝琪气得冒烟了。她接触培养皿之后洗了无数遍的手，然后就让德尔文把那些培养皿装进塑料袋，在外面又套了一个塑料袋，然后把袋子口拧好扎紧，当天晚上就全部放到外面，第二天就扔掉了。
“阿比盖尔来了之后，有一次我在伯灵顿的Costco超市碰到德尔文，我们聊了几句，聊的就是‘你家里人怎么样’这类问题，他说他和贝琪跟阿比盖尔之间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自然就接着问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说阿比盖尔很叛逆，事情已经发展成了一场战争，发展到他们叫阿比盖尔站在这里，她就故意向左站两英寸，或者如果叫她把书放在这里，她就故意放到左边两英寸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不得不经常惩罚她，打她，计时隔离，不让她吃饭，让她一个人吃饭，等等。我就看着他，心里在想：‘德尔文，你是疯了吗？’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我说：‘德尔文，你疯了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怎么了？你已经变得跟贝琪一模一样了。贝琪——她已经把你给洗脑了。’而德尔文的回应还是那一套。他说：‘你去读读《圣经》吧，去仔细读读你的《圣经》。’然后他引用了《圣经》中的几句话，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另一句是：‘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德尔文为我讲解了这段经文。坦率地说，那个画面非常令人尴尬。我们俩站在Costco超市的过道里，那地方人来人往，而德尔文像传教士一样比画来比画去，给我宣扬教义。”
* * *
审判的第六天，一名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调查员出庭做证。她说，阿比盖尔死亡当晚，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人给她留了一条电话留言，大意是有一个女孩被送往急诊室，路上就死了，那个女孩明显消瘦，死于失温，地点就在她和七个未成年兄弟姐妹居住的房子附近。第二天早上9点，调查员拿到了一份来自治安官办公室的报告，指出死者的头发被剃光，身上有多处斑痕和擦伤，死时没有穿衣服，就死在离她家后门几英尺远的地方。调查员在证词中说，这一切都表明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七名幸存儿童的安全。
在斯通巷，她刚把车停在房子旁边，就有一个男孩出来和她对峙。他看上去十六七岁，但言行举止显得蛮横无理，他立即要求刚刚下车的调查员亮明身份和来意。当她按照他的要求提供了这些信息，他便举手示意她先别进去，在原地等着，自己进了屋。
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男孩和第一个男孩一起回来了。这两个男孩看上去比第一个小一点，他们的态度同样很不友好。三个人都剃着平头。三个人都穿着白色的短袖棉衬衣，衬衣塞进系着腰带的卡其色裤子里。三人的行为都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是。在调查员看来，他们不像未成年的孩子，倒像是一支凶巴巴的安保特遣三人组，像防守员、守门员、看门人。一个男孩宣称，他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律规定他们不必回答她的问题。另一个男孩说调查员是非法闯入民宅，应该立刻掉头离开。他们三个人的行为明显可疑，以至于她当时就断定有问题需要彻查——在他们的阻挠、他们对她的颐指气使以及为阻止她执行任务而做出的过激行为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问题。在她看来，他们的行为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种强硬的手段和武断的抗议所产生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她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他们反过来邀请她进门，表现得很亲切，反倒可能更容易达到目的。可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越是坚持要她离开，她就越知道自己有理由留下。“我哪儿也不去，”她告诉他们，“进去吧，找一个大人出来。”
一个男孩进屋去了。等他再次出来，是跟在贝琪和德尔文·哈维身后。现在有五个哈维家的人在车道上跟她对峙。德尔文·哈维的衣着打扮和他的儿子们一样，也是白色的短袖棉衬衫，塞进系着腰带的卡其色裤子里。贝琪·哈维穿着长及脚踝的裙子，她对调查员说，她不可以跟孩子们说话，孩子们也不会回答她的问题，她知道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想干什么，现在，她正式警告儿童保护服务中心——以及调查员本人——如果她试图剥夺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那么她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都有可能要吃官司。“好的，”调查员说，“但是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判断这里的孩子是否安全，而且法律还规定，如果我不被允许这样做，我就有义务向治安官求助，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配合我，让我完成工作。”
贝琪·哈维打开大门，叫另外几个孩子。又有四个孩子出现了：一个男孩，可能10岁或11岁，他和其他男孩一样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还有三个女孩，都穿着印花的棉布裙子。这些孩子组成了一幅画面，让调查员想起《草原上的小木屋》。她现在明白眼前是什么情况了——她所看到的是一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家庭，这样的家庭她遇到过不止一个，他们分散在全县的各个角落，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她也会拜访其他家庭，就像现在这样，她眼前的这些人对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有着黑暗的观点，其中包括这个中心的存在是为了绑架儿童，然后把他们交给撒旦。“我需要跟孩子们单独交流，”调查员说，“因为孩子们在父母面前没办法自由地告诉我自己是不是感到安全。”
贝琪·哈维说她会对此提起诉讼，因为这是宪法所不允许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也没有必要跟孩子们单独交流，因为她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会说实话。“所以，让我们迅速完成你的小家访吧，”她冷笑道，“孩子们，排队。”
孩子们按照年龄排成一排，从大到小，从左到右。贝琪·哈维把右手放在第一个孩子的头顶，说：“以西结，你觉得自己安全吗？”他回答说：“当然。”
贝琪·哈维沿着队伍往下走，把手放在每个孩子的头上，孩子们都回答“当然”。就像小机器人一样，调查员心里想。就像玛丽亚出现之前的冯·特拉普家的孩子。调查员被激怒了，她重申——她需要跟孩子们私下交流，以履行她的职责，如果不允许她进行调查，她会给治安官办公室打电话。“那就给治安官办公室打电话吧，”贝琪·哈维并不买账，“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
根据多年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调查员做了她认为最佳的选择——她先行离开，并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很快，她从法官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法官令，并打了电话给治安官办公室寻求支持，然后，她带着法官令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一位同事在两名警员的陪同下回到了斯通巷，一行人开了三辆车。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贝琪和哈维都不在家。其中一个曾经公然对抗她的男孩来到门口，他看见两名警员，便说他的母亲去买菜了，父亲上班去了。调查员告诉他，她和其他人是来带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去弗农山的儿童管理办公室的。“现在是午饭时间。”他回答说。
调查员说他们可以把午餐带上。然后她说她要进去，但她的同事和警员会继续站在原地等候。
她进去了。另外六个孩子在前厅里，一开始都呆住了，盯着她，直到她说没有人会伤害他们，他们需要拿上外套和牙刷，因为他们所有人现在都要离开这个家，去一个他们会被照顾和保护的地方。六个孩子按她的要求去了，但是第七个，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女孩却匆匆跑进厨房，开始做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她把面包片配好对摆整齐，迅速涂上花生酱和果冻，然后把每个三明治塞进一个塑料袋，袋子上写有每个孩子的名字。
孩子们很快便拿着外套和牙刷集合了。调查员注意到，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他们都出奇地高度配合，对她的回应也很有礼貌，而且行动迅速，包括第一次访问时恐吓她的三个男孩。“咱们走吧。”她一边说，一边领他们出了门。警员们在一旁看着，没说话。她的同事带了四个男孩上车，调查员则带了三个女孩上她的车。路上，离开斯通巷几分钟后，最大的孩子请求允许她打开最小的孩子装三明治的袋子。她用很小的声音说，她担心她的妹妹可能会把花生酱和果冻弄到车子的内饰上。调查员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你们当然可以打开袋子吃三明治。我并不在意汽车的座椅干不干净。这车已经旧了，可以说已经很破了。我自己的孩子经常在后面吃东西。那样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放心吃你们的三明治吧，吃吧。”
她一边开车，一边继续从后视镜里看着。较小的两个孩子吃了，但最大的那个并没有打开她的三明治袋。“吃吧，吃啊，”调查员催促她，“我们会给你东西吃的，不用担心，现在趁着有机会吃就吃吧。”
女孩打开了她的袋子，但还是没有动那块三明治。“打扰一下，”过了一会儿，调查员说，“你是叫丽贝卡吗？”
“是的，女士。”女孩回答。
“你不饿吗，丽贝卡？”
“不饿，女士。”
调查员和她在后视镜里四目相会——她似乎并不希望调查员看着自己的眼睛，显得有些羞愧和惊愕。好像她们不应该看着对方，好像这样是有问题的，好像她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女孩并没有移开视线，要么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把视线移开，要么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她也不想移开，所以就陷入了与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调查员四目对视的两难境地，即便存在后视镜的缓冲。“你13岁？”调查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