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花开的雨夜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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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丽贝卡说,“但我下周二就过生日了。”

“那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让我问你一件事,你是现在不饿还是一般都不饿?”

“一般都不饿。”

调查员决定就此打住,把视线转向公路,并再也没朝丽贝卡看。她没有问更多的问题,她告诉法庭,因为丽贝卡·哈维看起来很害怕,很脆弱,如果再问下去,她很可能就要崩溃了。

* * *

丽贝卡·哈维出庭做证。她面色绯红,头发梳成松松的发髻。她现在13岁,但是看上去要小得多。她垂着眼睛,不敢正眼看人,她的视线从未落在父母身上,而她已经九个月没见过他们了。她拒绝朝他们看,仿佛很紧张。与此同时,她似乎也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为了今天的出庭,她在彼得潘领的上衣上套了一件近似亚麻色的V领毛衣开衫,扣子全部扣上,下身穿了一条长长的牛仔裙,腰间用布条紧紧系住。她的坐姿有点脊柱侧弯,身体左倾得厉害,感觉从她的一侧肩胛骨到另一侧肩胛骨的假想线会横穿她的下巴。她还经常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细声细气地说话——简直就像蚊子叫一样——法警不得不一直提醒她离话筒近一点。她的刘海儿垂在右眼上方。这天早上,她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于是她咳起来的时候只好低下头,对着手心咳,然后再停顿一阵,好像感觉自己还要咳一阵似的。每次她都为此而道歉,而这又使她更加难为情。

尽管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丽贝卡很坦诚。她告诉法庭,自从阿比盖尔死后,她多次自残,在精神病院住过两个月,还滥用止痛药和焦虑症药物,并且两次试图自杀——她说,有一次是割腕,还有一次是吞下了一瓶奥施康定。她说,她现在已经好些了,但还是很虚弱,正在恢复中。她睡得很多,正在努力恢复体力,现在和她的妹妹们——8岁的莉亚、5岁的艾达——一起住在叔叔布鲁斯和婶婶埃伦的家里,在艾奥瓦州。

“阿比盖尔刚来的时候,”丽贝卡解释说,“是乘半夜的飞机到的,所以只有我父母去机场接她,把她带回家。他们从车道上往家走时,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所以就从**爬起来了。我走进客厅,见到了阿比盖尔。她真的很漂亮,她穿着孤儿院发给她的衬衫,上面写着‘埃塞俄比亚’,是一件白色的衬衫,还有一条白裙子,两件衣服上都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的镶边,因为这些颜色是埃塞俄比亚国旗的颜色,她还穿着白色的袜子和白色的鞋子,头发梳成了辫子,不是两个辫子,而是很多个辫子——很多的辫子别在她的头上,非常漂亮。她会说英语,说得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有一点口音,但是能听懂,而且那种口音很好听。然后我问她喜欢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她说我喜欢什么她就喜欢什么。但她也喜欢阅读,喜欢编织,喜欢在户外玩。不过,不论我想做什么,她都愿意跟我一起。男孩们的房间里有两张双层床,我们的房间里也有两张双层床,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张床给她。我问她想睡哪张床,上铺还是下铺,她说,如果我想睡上铺,那她就睡下铺;如果我想睡下铺,那她就睡上铺。我说,不对,应该反过来,你来选。于是她选了上铺。我们为她准备了睡衣,是我的几件睡衣,阿比盖尔穿上了那些睡衣,很合身,然后她就睡着了,但我太兴奋了,所以我没再睡着。然后,两三天后,莉亚开始感觉头皮痒,于是妈妈拿着手电筒检查她的头发,妈妈在她的头发里发现了虱子,然后妈妈又检查了阿比盖尔的头发,也发现了虱子。然后更多的人头上发现了虱子——我、爸爸、我所有的哥哥弟弟、艾达,全都有了虱子。唯一身上没发现虱子的是妈妈,所以妈妈开始查找信息,寻找解决办法,她决定我们必须在身上抹这种药,这种药应该能治虱子——你要把药涂满全身,然后一直等着,等待期间不能洗头,因为一洗就把药洗掉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把所有的衣服、床单、枕套、被子都放到洗衣机里,泡上两小时,让虱子死掉。我们有一些不好洗的东西,比如毛绒玩具之类,妈妈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塑料袋里,扎好,放在门廊上,大概放了两个星期,因为这样可以让虱子饿死。我们还得用吸尘器把所有的东西吸一遍,检查所有的垫子和其他东西上有没有虱子,还要拖地,等等,但是家里还是有虱子。于是,妈妈让阿比盖尔把她的辫子解开,让她坐下来,然后拿起手电筒检查她的头皮,不仅发现了虱子,还发现了真菌,妈妈认为是癣。所以她又去查了关于癣的信息,然后认定就是癣。于是她就买了一些治疗癣的药,还给收养机构打了电话。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她对收养机构的人很不满,因为她认为这些情况他们应该提前告诉她,现在这样费了她很多工夫。然后,等爸爸回到家,他们把阿比盖尔带到浴室,在浴缸里放了一把椅子,让她坐在上面,等她坐下,妈妈便拿起剪刀,把阿比盖尔的辫子剪掉了,然后爸爸拿了一把剃须刀,是他的电动剃须刀,把阿比盖尔的头发给剃短了。他把她的头发装进一个纸袋里,和壁炉里的其他东西一起烧掉。其他的东西、碎头发,都被冲进了下水道,然后妈妈用漂白剂清洗浴缸,还用塞子把下水口塞住,这样虱子就上不来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躺在**的时候,我能听见阿比盖尔在哭,于是我问她还好吗,她说在孤儿院里,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有虱子,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把他们的头发剪掉,现在她的头发被剪掉了,她看上去难看极了,她讨厌这个样子。我说,你并不难看,阿比盖尔。她说,就是很难看。于是我们聊了一夜,莉亚和艾达也是,但她们俩只是听,并且一直让我们小点声,因为害怕爸爸妈妈听见。于是我说,阿比盖尔,你可以下来跟我一起睡,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小声地说话了,但她说,不了,我很好,于是我们试着入睡。然后,第二天,我们在外面的院子里,她戴了一顶帽子,就是爸爸称作保安帽子的那种,是黑色的,上面有几个字母,是我们常去的那家教堂的缩写,妈妈在阿比盖尔的头发上涂了虱子药,并叫她戴着帽子。她坐在野餐桌旁,我问她想不想玩跳房子,但她正在读妈妈给她的一本书,叫《最后的食罪人》。她在野餐桌旁读那本书。然后我们想和她一起玩夺旗游戏,就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她说好,于是我们就一起玩了。

“有天晚上,我们躺在**,艾达说她饿了。我们聊起食物,阿比盖尔说在埃塞俄比亚有一种她非常喜欢的小吃,我们想知道这种小吃是什么,她说有点像椒盐卷饼,但形状又不像,更像一个个小球。然后她跟我们讲埃塞俄比亚的其他食物,还说那里和这儿不一样,没有一年四季,那里的一年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下雨,然后有几个月疯狂地下雨,简直大到你都不敢相信。还有,晚上人们都进到屋里,因为外面有鬣狗。有时候,晚上你能听见外面有鬣狗的声音,然后,如果它们咬死了一只山羊什么的,全城都能听见嚎叫声。然后艾达又说她饿了,阿比盖尔说,为什么我们不进厨房找点吃的呢?但是我们不想那么做,因为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继续睡了。但是后来,又有一天晚上,艾达说她饿了,莉亚也说她饿了,她们俩都说饿了,她们俩总是喊饿,通常我们只能等到第二天吃早饭,但是阿比盖尔说,不,她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挨饿,这样好像是不对的。有一天晚上,她们又说饿了,阿比盖尔说,你们猜怎么着,我从厨房拿了点东西,带到**来了,是苏打饼干。每个人都必须很小心,因为吃饼干会发出声音,于是我们嚼得很慢很慢。我说,阿比盖尔,别被抓到啊,因为这样的事我们是得互相举报的,但是不用担心,我们都不会举报你拿饼干的事。所以她就明白了,她不能每天晚上都拿饼干,因为那样饼干就会被拿光,然后妈妈就会发现,所以她就拿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每天,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拿一点东西藏起来,这样我们夜里就可以吃了,但是后来妈妈还是发现了,因为有食物的碎屑,妈妈在我们的卧室里发现了食物的碎屑。妈妈问,这是谁干的?阿比盖尔说,是我,我昨晚在**吃饼干了。于是她受到了惩罚。爸爸回来之后,她挨打了。他把她带到他们的卧室,揍了她一顿,那是她第一次挨打。阿比盖尔告诉我说,在埃塞俄比亚,大人也会打小孩,但不会因为这样的事,而是因为你做了大家不喜欢的事,比如你对邻居很粗鲁,大家就不喜欢,他们会议论,然后父母就会说,你不守规矩,给我们惹麻烦了,但是没有人因为吃东西而被打。于是我们开始聊挨打的事。我告诉她,我们小的时候整天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挨打,但是现在不再挨打了,因为我们都规规矩矩的。

“有一次,我和阿比盖尔在院子里,她说我们住的地方太安静了,她很难适应,而且,周围都没有人,只有我们一家。她告诉我,她被收养的时候以为自己会去上学。她说她原本以为在美国每个人都要上学,她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家里上学,她甚至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在埃塞俄比亚,他们没有类似家庭学校这种机构。我告诉她,在我们国家也很少有人这样做,大多数孩子都去学校上学,但我们家没有,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学校里教的东西,比如宇宙有几十亿年的历史、源于大爆炸,我们从猴子演变而来,等等,在学校里他们会给你洗脑,让你不再信奉耶稣。因此,我们在家里上学,有些事我们是必须要做的,比如练习写字、语法和拼写。阿比盖尔擅长写字,也擅长数学,她每次做数学题都是全对,数学对她来说很容易,但是由于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其他科目就难一些了。不过,她还是会写作业——比如,她写了一篇关于《海蒂》的书评,还有一篇关于清教徒的论文,她还写了一篇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十三个殖民地的论文,但所有这些论文都有错误,比如大写字母和动词之类的。妈妈不喜欢这样,所以她总是让阿比盖尔重写,一直写到完美为止,所有的词都要拼对,要完全正确。阿比盖尔写烦了,因为只要有一个错误,她就得把整篇论文重新写一遍,于是她对妈妈说她想去学校上学。妈妈说,不行,我们家不是这样安排的,在我们家,我们不相信学校。阿比盖尔不喜欢这一点。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妈妈希望艾达吃饭的时候能在椅子上坐直,而艾达会忘记,坐得东倒西歪,于是妈妈就会拿出打人的工具来打她。这次她拿出了打人的工具,因为艾达的姿势不好,她就抽艾达的背,阿比盖尔说‘不要这样,这样是不对的’。妈妈让阿比盖尔出去,因为她很失礼。于是阿比盖尔出去了,后来,妈妈开门对阿比盖尔说,她可以进来,但是必须先道歉,阿比盖尔说不行,她不道歉,所以妈妈叫她进屋,然后让她面朝墙壁坐在角落里,拿上笔记本,在本子上写一百遍‘我为自己的无礼道歉’。于是阿比盖尔去了角落,等她写完,便给妈妈看,她写了一百遍‘我为自己的无礼道歉’,但是每一遍都有一些地方错了,比如句号,或者大写字母,或者某个单词拼对了但是写得不好看,不在格子里面。于是妈妈就说:‘好吧,我明白了。’她说阿比盖尔必须再到外面去,在院子里走圈,走一百圈,还要一边走一边说‘我为自己的无礼道歉’。妈妈就站在那里,看着,听着,如果阿比盖尔不听话,那么等爸爸回家,她就要挨打了。妈妈对阿比盖尔说:‘你之前被打过,但不是很重,因为那是第一次,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最好按我说的做。’于是阿比盖尔走了出去,她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然后就坐在地上,妈妈叫她‘起来’,但是阿比盖尔不理她,妈妈生气了,她叫来我的三个哥哥,说:‘出去把她拎起来,带到屋里来。’接着,哥哥们出去了,把她围住,于是她自己站起来,进了屋。妈妈让阿比盖尔在角落里坐着,直到爸爸回家。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躺在**,但是能听见打她的声音,等阿比盖尔回到**时,她说很疼,她说她希望自己没有被收养,还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我告诉她,我对爸爸妈妈的行为感到难过,而且我也一直很生气,真的很生气,我还告诉她,我一直替她揪着心,但是我忍着,我很害怕,我最喜欢的就是自己一个人溜进树林里。我告诉阿比盖尔,小时候,我活在一个小小的幻想世界里,幻想森林里有仙女。我用苔藓、树枝和树叶为她们做了些小房子,我给她们留下字条,介绍我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仙女回复我。然后,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跟着我去了那儿,他看见我的一个仙女屋和一张字条,他把字条拿给了妈妈,于是我就倒了霉,因为仙女是异教的假想人物,从仙女开始,然后就是巫师、撒旦等。于是我不得不跟妈妈一起去了林子里,要把我的仙女屋拆掉,也不可以再写字条。于是我们就去了,我领妈妈看了我所有的仙女屋,除了一个,我试图把它留下来,留作秘密,但是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她让我把最后那个仙女屋也毁掉。后来我被爸爸用板子打了,还被关了一整天的禁闭。

“我记得,当阿比盖尔的境遇非常糟糕的时候——她不得不在室外的水龙头下面洗澡,不得不使用流动厕所,妈妈整天把她关在壁橱里——这些情况发生时,我们不可以跟阿比盖尔说话。我们要无视她。妈妈用的那个词是‘回避’。我们应该回避阿比盖尔。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趁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打开了壁橱的门锁。我们坐在壁橱门旁边的地板上,我对阿比盖尔说,事情变成这个样子,我很难过。她说,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不会屈服。无论他们怎么做,都不能把我击垮。她还说,她对我说,她说,站到我这边来。我说我也想,但是我害怕。然后阿比盖尔说,你可以做一个新的仙女屋。你可以做一个新的仙女屋,这次要把它藏好,藏在没人能看见的地方。于是我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了一个新的仙女屋,没有人发现。我告诉了阿比盖尔,她问我,有仙女来住过吗?她死之后,我感到很内疚,于是我也想去死。”

* * *

休庭了。林肯·斯蒂文斯说,丽贝卡需要一次休庭,所以法官给了她十五分钟时间。然后丽贝卡再次出庭做证,并且花了一个小时告诉法庭,她亲眼看见了所有的事——用鞭子抽、用拳头揍、在室外洗澡、上流动厕所、剪头发、锁在壁橱里。她看到过阿比盖尔挨打,站着和趴着都有过,还被摁在地上打脚底板,用手打,用皮带抽,还有用“爸爸妈妈的打人工具”。她听到阿比盖尔每次被打的时候都会求饶,还听到爸爸挥着鞭子喝道:“不许撒谎,服从命令!”“起初,”她说,“他们只在晚上把阿比盖尔关在壁橱里,但是后来妈妈开始把她关在壁橱里一整天。阿比盖尔在里面睡觉,在里面吃饭,多数时候吃的都是冷掉的意大利面。她喜欢吃意大利面,但是妈妈会给她吃冷的。妈妈会用壁橱门外的录音机播放《圣经》,试图让阿比盖尔改变想法,但这不起作用。妈妈也烦了,她对我们说,她不想再跟阿比盖尔啰唆了,因为她不合作,不听话。她说她不喜欢阿比盖尔,她不喜欢阿比盖尔,但是她爱她,她爱她是因为她也是上帝创造的人,她对我们这么说:‘阿比盖尔是上帝创造的人。’但她有时也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知道这很艰难,”林肯·斯蒂文斯说,“但是现在我想让你说说阿比盖尔死去的那天晚上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丽贝卡:“记得。”

斯蒂文斯:“从白天开始讲,从头讲。从早晨开始讲,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丽贝卡:“我们在做家庭作业。”

斯蒂文斯:“在哪里?”

丽贝卡:“在厨房。”

斯蒂文斯:“阿比盖尔也在吗?”

丽贝卡:“是的。”

斯蒂文斯:“她也在做作业吗?”

丽贝卡:“是的。”

斯蒂文斯:“她中途有没有放下作业出去?”

丽贝卡:“有的。”

斯蒂文斯:“她是自己决定出去的吗?”

丽贝卡:“不是。是妈妈让她出去的。”

斯蒂文斯:“只有阿比盖尔吗?没有其他人?”

丽贝卡:“只有她自己。”

斯蒂文斯:“为什么?”

丽贝卡:“因为妈妈要惩罚她。”

斯蒂文斯:“因为什么?”

丽贝卡:“因为她没有好好做作业。”

斯蒂文斯:“她做错了?”

丽贝卡:“她把数学作业给妈妈看。所有的题都做错了。妈妈说:‘阿比盖尔,这些题你都会做。你是故意做错的。’然后她又给了阿比盖尔一份一样的数学题,阿比盖尔又都做错了。妈妈说:‘阿比盖尔,这是叛逆行为。请你过来,站到我面前来。’”

斯蒂文斯:“然后发生了什么?”

丽贝卡:“阿比盖尔走到妈妈跟前,在她面前站着。但是后来她抬起一只脚移了一步,然后又抬起另一只脚又移了一步,这样她就不是站在妈妈面前了。”

斯蒂文斯:“接下来呢?”

丽贝卡:“然后妈妈叫阿比盖尔出去,待在外面,如果她为刚才的不听话道歉,就可以回来,妈妈还说一小时后会出去检查一下,看看她是不是准备好道歉了。”

斯蒂文斯:“你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吗?”

丽贝卡:“很冷,下着雨。”

斯蒂文斯:“阿比盖尔穿外套了吗?”

丽贝卡:“没有。”

斯蒂文斯:“她在外面待了多久?”

丽贝卡:“她一直在外面,直到她死亡。”

斯蒂文斯:“你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出去跟她说过话?”

丽贝卡:“妈妈叫我们不要去。但,其实,我偷偷去了。”

斯蒂文斯:“你去外面了?”

丽贝卡:“我去外面了,我跟阿比盖尔说话了。我对她说,她应该进来,因为外面下雨,很冷。”

斯蒂文斯:“她怎么回答?”

丽贝卡:“她说她能受得了。然后她说:‘丽贝卡,跟我一起留在外面。’”

斯蒂文斯:“然后你说什么?”

丽贝卡:“我说我也想,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害怕。”

斯蒂文斯:“然后呢?”

丽贝卡:“然后我就进屋了。后来天黑了,她还在外面。”

斯蒂文斯:“你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丽贝卡:“妈妈让我们所有人都到窗户跟前。我们从窗户往外看,阿比盖尔已经跌跌撞撞,要摔倒了。然后妈妈打开了露台的灯,露台的大灯,打开了窗户。她朝门外的阿比盖尔喊话:‘好了,阿比盖尔,继续啊,再给我们表演一下!’然后她对我们说,我们应该笑话阿比盖尔,因为她在逆反。我们照做了。我们全都笑起来。然后妈妈关了露台上的灯,背靠着窗户,说我们都应该转过身来。我们照做了。”

斯蒂文斯:“接下来呢?”

丽贝卡:“我回到了客厅。但我的一个哥哥说:‘看啊,阿比盖尔刚刚倒在露台上了。’于是我返回来,从窗户往外面看,看到她撞到了我们家那个大桩子上。然后她爬起来,走了几步,又倒下了,就在露台的右边。”

斯蒂文斯:“那时候灯亮着吗?”

丽贝卡:“没有。是我把它打开的。露台上的大灯。我把灯打开,然后从窗户往外看的。”

斯蒂文斯:“然后发生了什么?”

丽贝卡:“我告诉了妈妈。”

斯蒂文斯:“告诉她什么?”

丽贝卡:“告诉她阿比盖尔是怎么撞到桩子然后摔倒的。”

斯蒂文斯:“她怎么说?”

丽贝卡:“她说我应该每隔十分钟去看她一下。每隔十分钟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一眼,看看她在做什么。”

斯蒂文斯:“你这样做了吗?”

丽贝卡:“是的。”

斯蒂文斯:“所以你每隔十分钟隔着窗户看一下她。”

丽贝卡:“是的。”

斯蒂文斯:“你看到了什么?”

丽贝卡:“我第三次看她的时候,发现她把衣服脱了。”

斯蒂文斯:“在又冷又下雨的室外?”

丽贝卡:“是的。她把衣服脱掉了。”

斯蒂文斯:“她当时在做什么?你还记得吗?”

丽贝卡:“她当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没有衣服。”

斯蒂文斯:“她是仰着,还是脸朝下,还是侧着?”

丽贝卡:“脸朝下。”

斯蒂文斯:“所以你那时候做了什么?”

丽贝卡:“我告诉了妈妈。”

斯蒂文斯:“你妈妈怎么说?”

丽贝卡:“出去看一下她。‘不要隔着窗户看了。这次出去看一下。’妈妈是这么说的。”

斯蒂文斯:“然后你是怎么做的?”

丽贝卡:“我出去看了她。然后我回来告诉妈妈,她不动了。我说我问阿比盖尔她是否还好,但阿比盖尔没有回答。”

斯蒂文斯:“接下来呢?”

丽贝卡:“我和妈妈一起出去了。”

斯蒂文斯:“所以你和你妈妈一起走到了外面,阿比盖尔在那儿躺着,没有穿衣服,脸朝下,一动不动——不说话,也不动。你们做了什么?”

丽贝卡:“妈妈试着跟她讲话。”

斯蒂文斯:“她说了什么?”

丽贝卡:“她说:‘阿比盖尔,行了,可以了,够了。’但阿比盖尔没有回答。妈妈害怕了。”

斯蒂文斯:“你怎么判断出妈妈害怕了?”

丽贝卡:“因为她弯下腰,把阿比盖尔翻过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比盖尔没有呼吸了,她嘴里还有泥。”

斯蒂文斯:“然后呢?”

丽贝卡:“我们试着把她抬到屋里。”

斯蒂文斯:“你们是怎么做的?”

丽贝卡:“我们试着把她架起来,但是抬不动。”

斯蒂文斯:“所以你们怎么做的——你和你的妈妈?”

丽贝卡:“我们把男孩子叫来了,他们把她抬进去了。但是妈妈先去拿了一条床单,盖在她身上。”

斯蒂文斯:“为什么?”

丽贝卡:“不让男孩子们看到她**的身体。”

* * *

诉讼期间,我结识了一个朋友,一个叫乔吉特的女人,她刚刚退休,正想着如何打发空闲的时光,于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办法——出席一场谋杀案的庭审。有一次,乔吉特朝我这边凑过来,悄悄地跟我分享她的观点(“站在那儿的那个警员看上去也就16岁,不过,这年头啊,我也分辨不出来”),休庭时,她还跟我聊了一会儿——聊的是,比如,斯卡吉特县博览会已经开始了,她已经去过了,逛得很累;粉红鲑现在正在河里游;粉红鲑也被称作弓背大马哈鱼;她的丈夫每年都对弓背大马哈鱼跃跃欲试,并乘着流网渔船去钓鱼,我们说话的这工夫,他正在钓鱼呢;今晚,在驼鹿俱乐部,她和她丈夫要参加一个烧烤活动,是年度会员活动的一个项目;还有,所有沿河岸进行的工作都是弗农山振兴项目的二期工程,弗农山的选民已经以微弱优势批准了这一项目,她投了赞成票,因为她喜欢“铺设一条栽满鲜花、挂满绿植,并且夜里有路灯照明的木板路”这样的想法,是该有一个这样的工程了,因为沿河地区正在逐渐衰退。

有一次,当一天的出庭做证结束,乔吉特和我推开法院的大门,站在红绿灯旁边等着过马路——我们都试图在午后炫目的阳光下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时,一列火车驶过,看不见头的煤车一辆接着一辆,发出刺耳的轰鸣。一个少年蹬着很短的滑板沿S形滑过。在火车道口停下来检查的一辆汽车里,一条狗紧张地盯着一扇打开的窗户。“在这里,生活还在继续,”乔吉特说,“好像里面发生的一切”——她用拇指指了指我们身后的法院——“都不是真的。”然后她说第二天我就见不到她了,因为她要和两个朋友去贝灵汉的格伦回声植物园玩,还在离植物园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订了午餐,那里的视野能看见水。

现在,丽贝卡·哈维的证词还历历在目,乔吉特转向我说:“让我直说吧。这个女人的女儿面朝下躺在院子里,一丝不挂。当时是夜里。女孩失去了知觉。这是紧急情况了。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她进屋找了一条床单,把它盖在她女儿身上,这样她的儿子就不会看到女儿**的身体。这样她的儿子们就不会看到女儿**的身体!”乔吉特碰碰我的胳膊,强调她的震惊。“我坐在这里,”她说,“试着让自己站在这个女人的立场上。我走到外面,我女儿的脸埋在泥里,而且是在半夜,还下着雨,她身上没穿衣服。我会怎么做呢?”乔吉特解释说,“就是想象这是我自己的女儿,因为我有女儿。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象这是我的女儿,我就在现场。我想象着,然后问自己:我会进屋去拿床单吗?拿一条床单盖在我女儿身上,因为否则我的儿子可能会看见女儿**的身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想?咱们推导一下看看。我是为躺在地上的女儿做点什么,还是去拿条床单把她盖上,防止儿子们看到她一丝不挂?这不是什么很难的选择,”乔吉特说,“我根本都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很可能,我根本没法去想这个问题。我应该在飞快地想:‘是应该对她做心肺复苏,还是口对口人工呼吸,还是胸部按压,还是报警,还是坐下来,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腿上,还是这些全部都做?’因为我会害怕她死去,怕得要死。我会像疯了一样。这将是最最可怕的事。这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的腿上有碎石划的伤口,她的衣服散了一地,湿得透透,她已经在外面待了好几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噩梦,简直就是世界末日,是最最可怕的事。不,不,不,不,不,不,不,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这样。此时此刻,我的脑子里除了这个念头,不会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着我的女儿,其他什么也不想。我不会站在那里想:‘好吧,她太重了,我和丽贝卡抬不动,所以必须得让儿子们来帮忙,因为他们比我们力气大。但问题是,儿子们过来的话,会看见阿比盖尔的**,这对他们不太好,所以答案就是,我会让阿比盖尔继续在地上躺着,让丽贝卡守在旁边,我先进屋拿一条床单回来盖在阿比盖尔身上——那样,我的儿子们就不会看到他们不该看的东西。’我不这么认为,”乔吉特说,“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而且你不觉得,”她问,“每个人都会跟我一样吗?那不就是正常的反应吗?那不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感受吗?当然了,一般情况下,我想我也不希望男孩子看到女孩的**,我不会坐在这里说我愿意。我不是喜欢去**海滩的人,也不认为——你懂的——人们可以随便看别人的**。我不是在说这个。我是说,这让人难以置信。我是说,我试图站在她的立场去考虑,但还是说不通。”

* * *

丽贝卡·哈维做证完毕后,斯卡吉特县治安官办公室一位负责管理夜间值班警员的警长出庭做证。他说,在阿比盖尔死亡的当晚,一名警员从斯通巷打电话给他,建议他过去一趟,他立马就去了。在哈维家,他看见了一辆救护车、两辆巡逻车,还看见“在房子后面,一个小女孩躺在露台上,医护人员正在对她做心肺复苏”。救护车载着女孩开走时,他就跟在救护车后面到了斯卡吉特山谷医院,并且进去“观察情况,检查,并记录和跟进”。在医院的门厅里,他给治安官办公室调度中心打电话,要求提供一份贝琪·哈维报警电话的录音,并要求一名警员用光盘拷贝给他。他做这些时,验尸官进了急诊室。他跟着验尸官进去,拍了一些遗体的照片。然后,光盘送到了,警长把它拿到楼下的一间办公室,用那儿的一台电脑听了录音。听完之后,他又走到走廊那头的家属等候室,不在大厅里,在安全门后面,他在那里见到了贝琪和德尔文·哈维,还有一名协助家属的官员。警长解释说,他想和贝琪·哈维单独聊聊,因为是她打电话报警的,然后,他和贝琪来到他听录音的那间办公室,经过贝琪的允许之后,他打开录音机,对她做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