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斯蒂文斯播放了警长对贝琪·哈维的采访录音，作为证据之一。我们听到警长先问了贝琪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她名字的拼写、出生日期、住址、电话号码、有几个孩子、丈夫姓名、工作单位、收养阿比盖尔的日期。然后他问：“是怎么回事？”
“她待在外面。”贝琪回答。
“为什么？”
“她不开心。”
“她为什么不开心？”
“我们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她。她在那里的生活很悲惨。没有吃的，也没地方住，经常生病。然后她不得不住进了孤儿院，所以她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就染上了一些毛病，精神问题，行为问题。我们原先几乎都不知道。我们毫无头绪。”
“好的。”警长说。
“她不配合、叛逆，还有精神问题。”贝琪说，“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今天晚上，”警长说，“具体到今天晚上。具体到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具体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她出去了，一直待在外面。不管我多少次让她进来，她就是待在外面。她跟我对抗。不肯让步。我给上着班的丈夫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说：‘好吧，过一会儿她就冷了，就会进来了。孩子嘛，他们感觉到冷了，过一会儿就进来了。’”
“她为什么不肯进来？是什么原因？”
“原因，”贝琪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她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她走到外面，不肯进来。您知道有些人抗议的时候会怎么做吗？您见过那些躺在大街上的抗议者吗？我不停地叫她‘进来’，但她一心想要跟我对抗，反正我说的话她是最不愿意听的，如果我让她做A，那她一定要做B，不管天多冷多黑。她非得把自己的抗议坚持到底。”
“我明白了。”
“就像有些人绝食，直到饿死为止，”贝琪说，“就像那样。只是她所做的是非要待在外面，直到冻僵为止。”
“你当时是这么想的吗？认为你女儿出去是想自杀？”
“我认为是这样的，”贝琪说道，“她太叛逆了。”
一位叫伯格的医生出庭做证。阿比盖尔死亡当晚，她是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急诊医生。大约凌晨一点半，救护队的一个队员给她打电话，说他们正在朝医院运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情况危重，没有反应，也明显没有呼吸，没有血压也没有脉搏，他们对她进行了心肺复苏，并接上了心率监测，想看看能否检测到心跳，但是没有，他们对她做了七次电击，但她仍然没有心跳。这时，救护车抵达了医院，伯格医生接手，但也无力回天，因为这个女孩已经死了。
“我去和家属谈话，”伯格医生做证说，“她的母亲和父亲。急诊科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办公室，是社工的办公室。有人把他们安置在那个房间，我就去那里找了他们。我在那里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已经死了。”
“好的，”林肯·斯蒂文斯说，“从贝琪·哈维开始。她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
“很平淡，”伯格说，“她能跟我交谈。她非常健谈。她没有心烦意乱。她没有歇斯底里。想要从她那儿得到信息并不困难。她非常善于表达，非常善于表达，而且她不止一次提到了脸朝下，提到了死者曾经脸朝下在草地上，也就是说她是脸先着地的，她的脸比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要先着地，哈维夫人对这一切非常坦然。”
“哈维先生的情绪呢？”
“所有的沟通都是哈维夫人说的。哈维先生没有提出问题，也没什么要补充的。但我的确记得，当我告诉他们阿比盖尔已经死亡的时候，他低下头，摇了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 * *
法院收来了阿比盖尔的衬衫、内衣、运动裤、鞋子和袜子作为证据——都是阿比盖尔——阿贝巴——死亡当晚穿的。接下来我们便开始看投到屏幕上的幻灯片，看到了哈维家的房子和院子。其中有很多张阿贝巴经常被关禁闭的那个壁橱的照片，还有这个壁橱所在的房间，房间里有两个书柜。壁橱的门只能开到九十度，因为在它的开合半径上立着一个书柜，里面放着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约翰·史密斯和劳拉·英格尔斯·怀德的传记，还有《美国女孩娃娃故事集》和《缝制工艺全书》等书，以及盒装的《松莱特科学课程》。另一个书柜里放的是盒装的磁带，包括《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和一张精装版的《秘密花园》，书柜的顶层还摆着一张贝琪的新娘照，装在金色的相框里。照片的背景好像一层薄纱，她身上仿佛有一圈光晕。
有一张幻灯片用图表形式描绘了哈维家的房屋布局——卧室、走廊和室内门。看着这张幻灯片，我突然意识到，当阿贝巴被关进壁橱时，她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哈维夫妇的卧室，看到我们在法庭的照片里看到的情景：哈维夫妇的床头板上方挂着一幅画，画面里是穿越特拉华州的华盛顿，还有，在床的一侧的角落里，立着两根粗壮的棍子、一把带鞘的短刀，还有一柄木剑。
我坐在审讯室里，忍不住问自己：谁会把华盛顿穿越特拉华州的画挂在自己的婚**方？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挂在那里？为什么是这幅画呢？这幅画大家都很熟悉，在黎明时分，在冰雪覆盖的河流上，在一众船夫之中，华盛顿面色冷峻，英勇无畏。为什么挂在床头板上方的是这幅画，而不是别的东西呢？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合情合理的答案。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对床头板上方的画感到好奇，只是对奇怪信息的一种反应。我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挖掘其中的含义。因为我们努力想要理解事物，从而对其危险性进行评估。床边的棍子、带鞘的短刀和木剑——我想，它们暗示着一种危险，如果德尔文和贝琪睡在**的时候遭到敌人袭击，那么它们就是能够随手拿起的武器。
* * *
一位验尸官出庭做证，证实在阿比盖尔死后十二个小时，他被叫到了斯卡吉特县的停尸房。在那里他听一名警员简单介绍了情况，他发现死者身高一米六(3)，体重三十五公斤(4)，肉眼可见的消瘦，原因可能是营养不良。之后他通过观察她胃里的残留物证实了这个推断——她的胃里有一些种子和谷物，但主要都是**，这表明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吃得很少。林肯·斯蒂文斯随后关掉天花板上的灯，将验尸照片投到屏幕上（我前面提到的哭声就是这时候发出来的——就是招来拉斯穆森法官训斥的哭声），我们听着验尸官向我们解释眼前的画面。“初步看这张照片时，我发现了一点，”他说，“稍后的其他照片将显示更多的细节，那就是左侧额头擦伤的表皮下有一个瘀青。这里是右侧额头和鼻子上的一些小一点的擦伤痕迹。右侧盆骨这里有一个擦伤，两侧的胳膊肘、右大腿、左大腿还有小腿肚上都有伤。你们还可以看出死者的身体异常地瘦，肋骨都露出来了。她的脸是枯瘦的。死者的头发被剃得只剩下一厘米(5)。”随后，公诉人又展示了十张照片，都是同样的狰狞和可怕，然后是第十一张，阿比盖尔的左大腿。“在这里，”验尸官说，“我看到一种不一样的伤，伤痕是一种典型的模样。伤痕很长，两侧的边缘发红，中间发白。当人的身体被任何狭长的物体击打时，都会出现这种伤痕——皮带啊，绳索啊，树枝啊——这些东西击打身体，会使该区域的毛细血管破裂，于是血液被压向着力点的两侧，就会出现这种红红的印子，而中间部分是没有瘀青的，因为这里已经没有血液，皮肤也就不会变颜色。因此，这个伤痕就能显示出用来击打的物体的轮廓，这里有四处明显的伤痕，是由一些物体击打大腿之后留下的。”
林肯·斯蒂文斯问是什么样的物体。“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验尸官回答，“任何狭长的物体都有可能，比如带子、绳子，只要能像鞭子那样抽打，都能留下这类伤痕。”
“你看到四处？”
“到目前为止看到四处。我们可以放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幻灯片放上去了，验尸官继续讲，“这一张显示的是小腿肚。这里是脚踝——右脚踝，左脚踝。照片里看不到脚。膝盖就在照片的右手边，也没照进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小腿肚。这里显示出来的伤痕，有些跟我们在前面的照片里看到的左大腿上的伤痕一样明显，有些则没那么明显。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这种击打造成的伤痕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不明显，取决于击打的力度和角度。总而言之，我在这里看到了十处类似外观的伤痕，大多数是水平的，或者几乎是水平的。有一个是在右小腿肚上，就是我现在所指的地方。这是第二处。跟我现在所指的第三处稍有重叠。下一处我可以确定的，可能是左小腿肚最上方那里。我现在指的是另一处，腿下面这里。这里是位置最低的两处，我现在指的这里，还有这里，在左腿下方。所以这几处都跟左大腿上的那处伤痕外观相似，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十四处，我相信死者至少被打了十四下。”
“医生，在你检查死者的尸体时，对于这些伤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有什么想法吗？”林肯·斯蒂文斯问。
“有的，”验尸官回答，“在我看来，发生在她死前的几分钟或几个小时。”
* * *
一位生理学家出庭做证。她专门从事环境医学研究，有12年作为搜救队医疗人员的经验。她告诉出庭人员，体温降到35摄氏度(6)以下时，就会发生失温，最初的症状是剧烈的寒战，肉眼可见的持续的剧烈寒战，等到了心跳和脉搏失常或者有节奏地颤抖的程度，就已经没办法了。人体有自己的系统，她说，这是不由受害者控制的，起初受害者会感到不安，他们一开始还是神志清楚的，但是渐渐感到麻木，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恐惧。她告诉大家，在这个阶段，是能意识到危险的，但是很快意识就会变得混乱，于是受害者对于危险的认识受到削弱，开始出现幻觉，仿佛进入了梦境，而现实则断断续续地浮现。这种时候，受害者会间歇性地与现实抗争，他们会抱住自己，或者把手塞到腋下，或是跑到有遮挡的东西下方寻求庇护，或者试图在雪地里挖一个洞，或者钻进灌木丛，或依偎在树叶里，但是这些措施都会不可避免地结束，在此之后，受害者的所有行为都会显得不合逻辑。他们跌跌撞撞，摔倒，手脚并用地爬，口齿不清，还有——有的时候——还会把衣服脱掉。这是什么情况？情况就是他们的血管遭到挤压，然后凝滞，首先是脚和手，然后是前臂和小腿，然后是大腿和胸脯的上半部分——然后，他们的器官一个接一个地失去血液供给。最后只剩下大脑，但是很快，大脑也被冻住了，没用了。“还有，”生理学家说，“不要以为这个过程很平静。你不会因为体温过低，就蜷起来做梦。我们及时救回来的受害者说，当时还是很痛苦的。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是我们救下来的一个登山者——他当时非常清楚自己的体温已经过低，但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够爬到山顶。没过多久，他明白自己已经不动了，他动不了了，他爬不到山顶了。他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着火了一样，想把衣服全都脱光。”
斯蒂文斯：“告诉我，我们拿两个人来对比，一个人身体健康，吃得好，身体脂肪含量正常，另一个人异常地瘦，而且营养不良，哪一个更有可能死于失温？”
证人：“瘦且营养不良的那个。”
斯蒂文斯：“为什么？”
证人：“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如果你很瘦，那么相对体重而言，就有大量的皮肤暴露在寒冷中。因此，你就不能有效地抵御寒冷。你的四肢根本没有足够的脂肪或者肌肉。你的身体被迫进行动脉收缩——也就是将血液输送到重要的器官，而牺牲掉四肢。”
斯蒂文斯：“本案中的死者身高一米六，死亡时体重为三十五公斤。像她这样身高的女性平均体重应该在四十七到五十七公斤之间。我的问题是，本案中的死者体重三十五公斤，她是否比体重处于正常区间的女性更容易发生失温的状况？”
证人：“是的。当然。绝对的。”
* * *
第七天。哈维家的三儿子鲁本出庭做证，他长得挺结实的，因为正处在青春期，嗓音粗粗的。鲁本在家里的绰号是“嘘王”，他的回答只有只言片语，明显表达着一种对抗的态度。林肯·斯蒂文斯问他：“你会如何描述阿比盖尔的行为？”鲁本回答说：“不听话。”斯蒂文斯问：“你能举一个例子吗？”鲁本回答：“不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鲁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记得了”。但随后斯蒂文斯拿出几个月前的一份证词，当时的鲁本很配合，斯蒂文斯用这份证词来敲打鲁本，问他：“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父亲把阿比盖尔的头发几乎全部剃光了，因为她把草割得太短？……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曾三次看到阿比盖尔把一大堆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作为对她的惩罚？……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曾四次看到阿比盖尔绕着你们家的院子连续走了两个小时，也是作为惩罚？……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看到父亲在阿比盖尔被关禁闭的壁橱门上装了一把锁？……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看到父亲安了一根柱子，让花园的长水管能挂在上面，让阿比盖尔在下面洗澡？”最后，证人席上的鲁本是否什么都不记得，已经不重要了。斯蒂文斯用他自己的口供成功对付了他：“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那天晚上你看见妈妈出去了？……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看到阿比盖尔摔倒了四次，其中两次是摔在碎石上？……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看到你母亲在外面打阿比盖尔？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她使用了一条水管，也就是现在的第六十九号证据？……你是否记得你在自己的证词中说过，你母亲在外面打阿比盖尔的时候，阿比盖尔哭了？……你是否记得自己说过，你看到母亲用水管打阿比盖尔的腿肚，特别是她的小腿肚？……如果你不记得，鲁本，请翻到你的证词记录的第十四页读一下，从第十六行开始，读到这一页结束。大声地读。”
通过这种方式，鲁本做了证——很不情愿地。他那粗粗的青春期嗓音开始还抑扬顿挫，很快就变得沙哑起来。
斯蒂文斯：“所以，你妈妈拿着床单出去了。”
鲁本：“是的。”
斯蒂文斯：“然后她让你和你的两个哥哥也出去了。”
鲁本：“是的。”
斯蒂文斯：“你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
鲁本：“我的两个哥哥、我妈妈，还有我，把阿比盖尔抬进屋了。”
斯蒂文斯：“然后呢？”
鲁本：“我妈妈试了试阿比盖尔的脉搏。”
斯蒂文斯：“怎么试的？”
鲁本：“用手指。”
斯蒂文斯：“然后呢？”
鲁本：“她说她摸不到脉搏了。”
斯蒂文斯：“然后呢？”
鲁本：“她给爸爸打了电话。”
斯蒂文斯：“然后呢？”
鲁本：“她按照爸爸说的，打了911报警。”
* * *
迈卡·哈维个子很高，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但是东摇西晃的。他的眼镜腿上拴着挂绳。眼镜的镜片很厚，既把他的瞳孔放得很大，又使之显得浑浊。在证人席上，迈卡时不时地检查自己的领带结，或是试着把领带结往上拉，顶住突出的喉结。领带两端的尖头垂在他的皮带扣上方。他的下巴上有窝，下巴有点往后收，跟他父亲一样。他的耳朵贴着脑袋。他戴着牙套，于是说话的时候口齿有点不清晰，而且经常垂着头。有时他的嘴唇在动，但却没有声音。有时他在回答问题之前会捏捏鼻梁，有时会摁住眼镜。他不得不告诉林肯·斯蒂文斯，在阿比盖尔死亡的那个晚上，他受母亲之命，拿着水管去了外面，说到这里，他哽咽了。“好吧，”斯蒂文斯说，“那阿比盖尔当时在做什么？”
迈卡：“她就站在那儿。”
斯蒂文斯：“你做了什么？”
迈卡：“我……”
斯蒂文斯：“别着急，慢慢讲，迈卡。”
迈卡：“我打了她。”
斯蒂文斯：“具体打的哪儿？你打在她哪个地方？”
迈卡：“在小……小腿上。”
斯蒂文斯：“你打了她几次？”
迈卡：“五次。”
斯蒂文斯：“为什么是五次？”
迈卡：“因为是妈妈叫的。”
斯蒂文斯：“在这之后呢？”
迈卡：“我就进屋写作业去了。”
* * *
哈维家最大的孩子以西结在他18岁生日那天参了军，当时离审判开始还有九个月。他收到了传唤他做证的令状，被准假回来，现在他也在现场，穿着熨烫过的蓝色牛仔裤、短袖格子衬衫、白袜子和船鞋。以西结一板一眼地走过法庭中间的过道，坐到了证人席，一副老成的样子，我认出他就是哈维夫妇被提审那天，坐在祖父母中间的那个表情痛苦的男孩。不一会儿，有人问他有没有见过父母吵架，他回答说：“当然有。虽然他们非常擅长背着我们吵。”
以西结坐在椅子上转了一下身。他摸了摸自己的寸头。他的眼睛亮闪闪的。他的脸变成了粉红色。“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他说，“而且那些争吵集中在不听话的行为和可能需要采取的惩戒措施上。可以说，在收养阿比盖尔之后，权力的平衡、权力的结构逐渐瓦解了。我没法说瓦解到什么程度。我没法准确地说到底是怎么瓦解的，但是刻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
斯蒂文斯：“什么变化？”
以西结：“权力的平衡。”
斯蒂文斯：“比如说，你的父亲一直是一家之主，你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对吗？”
以西结：“对。”
斯蒂文斯：“你是说，你的母亲变成一家之主了？”
以西结：“不是。”
斯蒂文斯：“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那你指的是什么？”
以西结：“我是指发生了改变，随着阿比盖尔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做管教方面的决定时，母亲就成了说话更有分量的人。”
斯蒂文斯：“比你父亲说话还有分量？”
以西结：“是的。”
斯蒂文斯：“你的父亲失去了决策权？”
以西结：“没有，但是分量越来越弱了。”
斯蒂文斯：“而你母亲的权力越来越大？”
以西结：“是的。母亲的权力更大了，倒不是说她原先说话没有分量。她一直很强势。她一直很强势，但是阿比盖尔来了之后，她更加强势了。她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但是父亲呢，他好像有点束手无策。”
* * *
四十分钟后，以西结已经歇斯底里，几乎没法正常说话了。他原本一板一眼、正式的措辞已经溃不成句，他气喘吁吁。林肯·斯蒂文斯问得他几乎要垮了，脑袋已经不听使唤。他一会儿抽泣，一会儿用手托着脸，但他还在硬撑，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打起精神，对先前的叙述进行补充。他抽抽搭搭地说，在阿比盖尔死亡的那个晚上，他完全按照母亲的要求，用水管在阿比盖尔的小腿上抽了十二下。她哭了，他按母亲的要求命令她进屋。当阿比盖尔拒绝时，他又抽了她十二下，都是按照母亲的指令打在腿肚上。他再次命令阿比盖尔进屋，她再次拒绝，于是他便放弃了，回到屋里隔着窗户看阿比盖尔，水管还握在手里。
他告诉法庭，她走了十到二十步，然后就开始摔倒了。“而且不像平常的摔倒那样当场倒下，而是一种往前扑的动作，就像在水滑道上滑行一样。她会摔得四肢着地，然后再爬起来。然后走两步，再摔一次。有时她会跪着往前爬，爬上一两下，然后再站起来。但是大多数时候，她会倒在地上，然后立刻再爬起来。她摔在碎石上，摔在我们房子后面的石板上，摔在走道上，还有后边的露台上。她不停地摔倒，额头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然后妈妈也到窗户跟前来看，她对我说：‘危险了。阿比盖尔得马上进来。’她走到露台上，我也去了，她说：‘阿比盖尔，道歉，然后进来。’阿比盖尔只是望着她，于是妈妈把手伸到阿比盖尔的腋下，试着把她架起来，然后阿比盖尔就瘫倒在地，完全没了力气。妈妈仍然试着把她抬起来，但是阿比盖尔瘫在那里，她没法抬。我还记得妈妈抓住阿比盖尔的衬衫后襟，还是弄不动。于是她说：‘我们回屋，去把迈卡叫来。’我们就去叫了迈卡，然后她叫我们俩，叫我和迈卡出去，一边一个，架着阿比盖尔的腋窝把她抬起来。但是首先，我得先出去脱掉阿比盖尔的鞋和袜子，因为她的膝盖上都是伤，血淋淋的，衣服也被雨淋透了，雨水滴下来，把鞋子上溅得血迹斑斑，所以我得在她进屋之前先脱掉她的鞋。不过，妈妈跟我说，我必须先戴上乳胶手套。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就戴上了，然后我走到外面，跪在阿比盖尔旁边，脱掉她的鞋和袜子，她没有反抗，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站在那里。我当时觉得有点怪异，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跪在那里脱她的鞋，脱她的袜子，直到她光着脚，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但是，最后我还是脱掉了她的袜子和鞋。妈妈隔着窗户朝我喊，让我绕到房子边上，把她的鞋和袜子扔到垃圾桶里。于是我照做了，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迈卡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们走到阿比盖尔所在的地方，她正倒在露台的野餐桌后面，躺在地上，那里光线不是很好，但我可以看见她把裤子和**都扒到了膝盖下面，她抬头望着我，我能看见她的身体，迈卡也看见了，他转身就走。我朝妈妈喊，阿比盖尔在露台上，下半身光着，她说：‘好了，就这样吧，我受够了！如果她想待在外面，那她就待在外面好了！你进来吧！’于是我就进去了——但我首先看了看阿比盖尔。当时正在下雨，天很黑，情况有些混乱，所以我暂时把妈妈的话抛在了脑后，我看着阿比盖尔，看着我不应该看的地方。我对阿比盖尔说：‘阿比盖尔，进来吧。现在就进来吧。进来吧。忘掉一切，进来吧。求你了，进来吧，你必须进来。’我盯着她……盯着她……盯着我不应该看的地方。我想做的是，我想跪在那儿，搂着她，把她抱在怀里，但我没有那么做。可能过了五秒钟吧，我一直在盯着她的私处，妈妈又喊起来：‘现在就进来！她要是想待在外面，就待在外面好了！’于是我就进去了。这时，妈妈正在厨房的窗户旁边，仰头望着天花板，低声说着：‘我爱阿比盖尔，因为上帝创造了她；我爱阿比盖尔，因为上帝创造了她。’等她看到我，便停了下来，问我：‘你看到她的私处了吗？’我说是的。妈妈说，我不应该看，我第一次看见女性的私处应该是在我的新婚之夜，然后她就给我上了一课，或者说是讲道吧，讲了三四分钟，与此同时，阿比盖尔仍然躺在野餐桌旁边的地上，下半身光着。”
* * *
以西结的证词结束了当天的诉讼。出门时，我在父亲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告诉他我在法院三楼等他，那里很安静，我会坐在大厅的长椅上，等他准备好了，就开车回家。然后我离开了，爬上楼，来到了大楼里一个向来安静的地方——一个宽敞的大理石大厅，一尘不染，擦得锃亮，四周都是门，还有防止偷看的磨砂窗，灯下的墙上挂着退休法官们的肖像——我坐了下来。这时已经过了四点半。周围没有人。审计员和县政职员的办公室已经关门了。县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已暂时结束，明天再继续。今天的温度越来越高，有三个无声的风扇把热浪吹散，还在平稳地运转着。我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感觉空落落的，这种时候，我通常会做一件事——给艾莉森打电话。于是我打了过去，我在电话里告诉她，首先，我爱她，然后我跟她说了以西结说的话——他想跪下来，把阿贝巴抱在怀里，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还有他不得不戴上乳胶手套，把阿贝巴的鞋扔进垃圾桶，他用那样的方式看着她，对他这个年纪的男孩来说，那是噩梦般的场景，作为一个儿子，他听从母亲的命令，走到漆黑的外面，在雨里抽打这个女孩，抽打被领养的妹妹，先是抽她的小腿十二次，然后又抽她的背部，所有这些的指导原则都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父母防止她下地狱。听到这些，艾莉森问我：“你还好吗？”
挂断电话后，我继续坐着。一位警员走了进来，腰上别着手枪、手铐，还有警棍，他说再过十五分钟法院就要关门了。警员下楼了，父亲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拎着麦片袋上来了。父亲穿着他处理专业事务时一贯的着装——一套涤纶西装，一条夹式领带，还有看起来总是很松的吊裤带。他在我旁边坐下，叹了口气，垂下头，至少有整整一分钟，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我们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们懂。我们知道彼此的沉默意味着什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坐在那里，分享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这个案子的一切都令人悲哀，而且你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个案子的点点滴滴中看见人性的悲哀。这并不是说我和父亲在那一刻成了悲观主义者，抑或甚至都算不上现实主义者，只是我们当时感到无比震惊，并且感觉到，我们知道得越多，理解得越少。虽然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知道他在想这些。
“我不是精神病学家，”终于，父亲开口了，“我对精神病学一无所知。但我要告诉你我对德尔文和贝琪·哈维的看法。现在我们已经听取了他们四个孩子的证词，其他几个孩子太小，还不能出庭做证。我认为德尔文想吹陶笛，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虐待狂。我认为，当阿贝巴拒绝服从他们家的家规时，他决定假装自己只是在服从贝琪的领导。我认为他对于自己喜欢惩罚孩子的事实感到羞愧。再来说贝琪。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在阿贝巴死亡的那个晚上，她多多少少有点希望她死掉。她当时是知道的，现在也知道。她当时想，阿贝巴死了虽然不好，但只是暂时的。时间会流逝，然后一切都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完美，并且在她的掌控之中。现在，贝琪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她不会对我，也就是她的律师承认，她对任何人都不会承认。这是她的秘密，是藏在她心底里的事。这是很可怕的，可怕到很多人会说服自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就像阿贝巴死亡的那天晚上，贝琪的感受。事实是，人们做是一套，想是一套，说又是一套——事实可能跟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以至于他们向自己否认这一切曾经发生过。他们为自己编造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也没有做错什么说错什么，而这个故事在他们眼里变得像真的一样，真到他们会为它辩护到最后一刻，即使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骗自己，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是原本心目中的那个好人。或者，就贝琪而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他们不回到犯错的那一刻，把那个错误永远抹掉，假装它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接受自己真实的行为。他们将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有缺陷的，是有人性弱点的。你想啊，对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其实这并没有那么难。”
“对了，”父亲说，“你还记得法庭上播的那段录音吗？在阿贝巴死后几小时，贝琪在医院和一名警员谈话，她告诉他，她认为阿贝巴是想自杀。在她看来，阿贝巴的行为类似于绝食抗议。换句话说，贝琪是了解其危险性的。她清楚地知道阿贝巴可能会死。然而，尽管如此，她还是继续要求阿贝巴先道歉，然后才能进屋取暖。这让我对贝琪的心态有所了解。她知道阿贝巴可能会死在外面，但是并没有尽她所能去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在那个节骨眼上，她没有这么做。但是后来，她开始感到良心不安了，于是派儿子们去带阿贝巴进来。事情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在这个时候，她的良心本来已经可以占上风了。但是，不幸的是，并没有，因为当她的儿子向她报告说阿贝巴脱了裤子时，贝琪的良心又不占上风了。她让儿子把阿贝巴留在外面，半**躺在地上，而几分钟前她还对儿子说，情况很危险，需要立即把阿贝巴带进来。对我来说，本案的关键时刻就是贝琪叫儿子进屋，却没有让他把阿贝巴带回来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