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书记员说，“你后面没人了，所以就这么办吧。”
书记员往电脑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往后让了让。父亲靠近我，压低嗓门儿说：“年轻的时候啊，有很大的优势。你是新来的孩子。然后呢，到了中年，就没办法回避了——人们会觉得你是个笨蛋。再然后呢，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到我现在这样，幸运的是，状况又会好起来。人们都认为你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所以他们又和从前一样，又对你笑脸相迎了。”
书记员把宣誓书拿了回来。父亲戴上老花镜，检查了封面页，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肯定就是这份了，”他对书记员说，“谢谢您关照我。”
我们从法院出来了。父亲没有把老花镜收起来。事实上，我们站在街角等红灯时，他又把老花镜戴上，细细读起了宣誓书。“咱们去这个地方吧。”他说。
他用食指指着一个地址。我读了一下那个地址所在的那句话：“午夜12点10分，斯卡吉特县的警员接到911电话，是从锡德罗伍利附近的斯通巷7279号打来的。”父亲将食指移到“12点10分”的位置。“这么晚，”他说，“都半夜12点10分了。”
我朝锡德罗伍利开去。我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因为我在喀斯喀特山脉开车的时候不止一次从那儿穿过，或者路过。这是一座小镇，主要产业是木材、煤炭开采、铁路货运，还有一家曾经生产伐木绞盘机的钢铁厂。小镇给人的感觉是湿乎乎、阴冷冷的，好像受到了胁迫似的。在我看来，这里好像与斯卡吉特县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这里位于漫滩之上，地势很高，与三角洲上的广阔田野相距遥远。大规模的农业在此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树木。每年的旅游旺季，有一百多万人会到附近去看盛开的郁金香花丛，但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它和“郁金香之路”是天上地下的反差，对游客没什么吸引力。相比于锡德罗伍利木艺节上的电锯雕刻和伐木比赛上的伐木展，游客们更喜欢在可人的平原上逛逛农贸市场。锡德罗伍利近郊曾经有一家叫西部州立医院的精神病院，选址于此的部分原因就是这里地处偏远。此时此刻，有一辆车正驶过20号高速公路上的医院旧址，沿着斯卡吉特河向上游开去，驶入寂寞荒凉的群山。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锡德罗伍利就像是斯卡吉特最偏远的村落，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如此。
不过，尽管锡德罗伍利地处偏远，手机信号还是有的，所以我能找到去斯通巷的路。我们沿着伊顿花园路向北行驶，这是一条上坡路，在铁轨上方蜿蜒曲折，最后到达一个丁字路口。在莫泽尔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泥泞——被践踏过的牧场、腐烂的树桩、铁丝网，还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移动房屋。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从灌木丛中穿过。藤上缀满了带刺的黑莓。我们从那里驶下陡坡，开进树林。在我们的一侧，人行道穿过一条小溪，已经快看不见了。车轮下的路就像是在以前伐木作业的支路上铺了砖石，路边是一座座简朴的小房子，房前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周围一片凌乱，都是砍下来的木料——高高矮矮的灌木、杂草、荆棘——所有这一切的上方，是长长的电缆，悬在两端的电线杆上，形成一道道弧线。
我们到了斯通巷7279号。车道被黄色的胶带封住了，胶带被风吹着，摆来摆去，因为后面就是犯罪现场。车道旁边是几棵刚刚结果的果树，树冠被人用网罩住了，防止鸟儿来偷吃果子。我们眼前的景象，大半都是荆棘。没有看到那个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死去时所在的院子，也看不见哈维一家住过的房子。
“我们可以沿着车道走到房子那儿，”父亲说，“只要我们不碰任何东西，就没关系。”
我们沿着车道走了过去。父亲把宣誓书也带上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房子的后面，停着一辆漫步者。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装了泛光灯。有一个简陋的谷仓、一间工具棚、一个鸡圈，还有一个便盆，有点奇怪。我能听见头顶上方的电力线噼啪作响。
我们站到一个露台上。有一个带挂锁的冰柜、一个带轮子的圆筒式烟机、一个铝制的折叠野餐桌、一个装满球拍和球的垃圾桶，还有一个之前装西蓝花的大盒子，里面放着空的塑料牛奶罐。父亲把宣誓书往后翻了一页。“这里就是她死去的地方，”他说，“就在这里，在这个露台的边缘。”
他把宣誓书递给我。我读了关于911电话的那句话，里面写了斯通巷的地址。是贝琪·哈维打的911，她在电话中说，她的女儿在黑暗里一个趔趄，摔倒了，还脱掉了衣服，最后脸朝下，嘴里还含着泥巴。调度员一听，就打电话给治安官，并派出了警员。等到午夜，一辆救援车也被派来了，凌晨1点30分，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死在了斯卡吉特山谷医院的一张桌子上，养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叫阿比盖尔·哈维。
* * *
我开车送父亲回家，跟着他进了屋。我那患有肩周炎、青光眼、脚肿身子颤的母亲在父亲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然后又亲了我，说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拖车公司把车拖到安全服务中心的查克那儿去了。11点半的时候，查克打来电话。他说，他需要时间。还有别的车排在父母那辆车前面，很多。不过，他会先看一下，算一下价格。之后又来了一个电话，但母亲当时没接到，因为她一直在地下室整理东西——是一个保险代理人打来的，是事故另一方的保险代理人，就是停在那儿被撞坏的那辆车，我们可以听语音留言，说了好半天，但是前言不搭后语。除此之外，母亲还步行去老年中心参加了西班牙语小组的会议，回家路上又去了杂货店，因为她和父亲家里的茶、面包、奶酪、西红柿都吃完了，牙线也用完了，所以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囤了一批，尤其是牙线，因为正好赶上打折——所以，待会儿，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吃烤奶酪三明治，不过目前她还不饿。还有另一件事。她一整天都在想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查克把车修好之前，她的丈夫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早上怎么去上班，晚上又怎么回来，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她在老年中心打听了一圈，那里有很多热心肠的人，不过也有很多人说了半天却答非所问。幸运的是，老年中心有个问询台，那儿有一个头脑清晰、又聪明又通情达理的志愿者，坐在一台电脑后面，她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位志愿者名叫琳达，她上网搜了搜，打印了一些材料并整理好，母亲把材料全部抱回家，就是现在沙发旁边的那一摞，里面有公交时刻表、拼车项目、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还有关于老年人交通服务的小册子。今晚，她和父亲可以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案。
母亲听我们说了今天的行程，便提起她之前去斯卡吉特县看郁金香的事，但是当她听到发生在那里的案情时，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嘴唇也抿紧了。“这是我听过的最丑恶的事了，”她拧着眉头说道，“对一个孩子做那样的事。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允许那些信奉‘不打不成器’这种歪理邪说的人去领养孩子——我实在是无法理解法律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有资格领养儿童。”
我留下来吃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我们看了本地新闻。我注意到，父母家的沙发边桌上有一本小说，叫《已故的乔治·阿普利》，作者是约翰·P．马昆德。我拿起那本书，认出它是“《时代》阅读计划”的特别版。母亲三四十岁的时候，“《时代》阅读计划”每月都给她寄一本书，每本书都由《时代》杂志精选，前面都有编辑写的序。“我在读第二遍，”母亲说，“或者至少我觉得是第二遍。”她从我手中接过书，往后翻了翻。“这里说，”她说，“在前言材料这里，《已故的乔治·阿普利》是对波士顿上层社会的深刻讽刺。也许是吧。应该是的。但问题在于：我不记得读到过这个意思。我有可能读过，但是不记得了。而且我也不想拿这个来给约翰·P．马昆德贴金。我想说的是我自己，不是他。想想我花了多少时间来读书！把读书看作这世上最重要的事儿！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过，如果我能在一天当中抽出一个小时来读书，那就太好了，简直完美，我的人生有了目标，我会去到某个地方——去到哪儿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在读书，这就是进步，是自我提升。而做饭洗衣服什么的，我做的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只是原地踏步。我不是在抱怨。我做主妇、做妈妈，都没问题。干家里所有的活儿，也可以，也没问题，但我想说的是，我总觉得，如果一天当中能有时间看看书，就好像一种救赎，就好像有一个未来在前面等着我，我会有所成就。我不是在说这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从阅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也更努力。我读了各种各样难啃的书，因为我想坚持下去，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些什么，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不过，说真的，这本书我究竟读过没有？《已故的乔治·阿普利》？”
* * *
第二天下午，雨下得很大，我顺路去了趟丹妮尔那儿，丹妮尔是我的姐姐。
顺路去丹妮尔那儿很容易，因为她开了一家名为Cajovna的茶馆——Cajovna在捷克语里是“茶馆”的意思（我们的母亲那边有捷克血统）——丹妮尔用这个名字来营造布拉格的氛围。她的茶馆位于西雅图的沃灵福德社区附近，在巴格利北，就在“海怪休息室”拐角旁边的一幢小楼里，那里曾经是一家土耳其餐厅。我要是想找丹妮尔聊天，走路就能过去——只需要15分钟——然后就在那儿待着，直到她有空为止。这一天，茶馆里很忙，不用说，是因为下雨，所以我不得不在后面的凹室里等了一会儿，那里有一张单独的长桌，桌面是一块枫木板制成的，因为用得太多，已经磨得发亮，有些地方还坑坑洼洼的，但是特别敦实：是件历久弥新的工艺品。这张桌子让我说了这么多，是因为它让我想到了丹妮尔。
高中时，丹妮尔是她们篮球队的中锋。她一直特别厉害。她的胳膊肘总是有办法防守。她曾经创下纪录，在加时赛中得了42分。当时我也在场，我敢说，这42分里至少有36分是如入无人之境的灌篮。篮球队里的大部分女生都会把头发束成各种各样的花式，但是丹妮尔直接拿了把办公剪刀，把一头沙色的长发剪成了披头士的蘑菇头，还自我感觉挺好。现在她的头发长点了，但她的身高仍然足以把门挡住，她要是站到茶几旁边，看着就像个傻大个儿。在茶馆后面的凹室里，她把手抬到胸口，像英式管家那样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对我说：“下午好。”
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不用说，她的膝盖紧紧抵着桌子。丹妮尔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上大学，一个在维和部队，还有，不管遇到什么事，她几乎都能有条不紊地搞定。在茶馆里，她雇了五名员工，她自己负责所有的账目、工资和采购工作。她的丈夫伦纳德有一家专门浇筑混凝土的公司，和团队一起在大型的新开发项目工地工作。由于长年弯腰操作平泥板以及穿着很重的靴子踢湿的混凝土，他的背落下了毛病。当丹妮尔确定伦纳德已经累坏了身子，并且判断茶可能会像咖啡那样风靡西雅图之后，她便开了这家叫Cajovna的茶馆。不过，她很快就接受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即便她起早贪黑，也只能勉强糊口。在夏季，茶馆都是亏损的。等到雨季来临，境况便有所好转。
在茶馆后面的凹室里，丹妮尔和我交换了信息。她跟我一样，已经得知了父亲的事故，不过有一点跟我不同，她还知道——因为母亲在我踏进茶馆前一小时左右刚刚跟丹妮尔通了电话——父亲已经不能再买车险，也不能再开车了。“这是个大问题，”丹妮尔说，“父亲母亲都不能开车了。”
她去拿茶。她捧着一个茶壶和两只茶杯回来了：“嘿，你来这儿的时候一般都会带个笔记本，我说得没错吧？”
她说得没错。正常情况下，我每次来茶馆，的确都会带上笔记本。我在家里有一个写作的地方——我的书房——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来茶馆里写作，就是为了换个环境。在冬日的午后，茶馆里很舒适，挂毯是斯洛伐克的，茶也是免费的。那样的氛围让我灵感大发，然而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跟丹妮尔说了为什么这次没有带笔记本。“好吧，”她说，“现在你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了，是吧？”
我们喝着茶，聊着天。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墙上很高的地方，有一块大大的黑板，上面用紫色的粉笔写着这样一段话，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
天色越发暗了；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的，
夜晚的茶炊咝咝作响，
将瓷质的茶壶温热；
薄薄的蒸气在它的下方飘**。
香茶已经，
被奥尔加的手倾下，
倒进杯中，仿佛黑色的溪流，
一个男仆端上了奶油。
丹妮尔告诉我，读到这段话时，她的一名员工评价说：“真美，多么幸福的家庭场景！”而另一位同样在她手下工作的年轻的左翼人士则回答说，如果幸福需要建立在拥有男仆的基础之上，那么她无法认同。第三个员工捧着手机，也加入了讨论：“我在搜索框输入‘男仆’几个字，出来的前6个条目都是色情片。”她的话把自己逗乐了。但是那位左翼人士并不买账。“我是认真的，”她反驳道，“靠压榨他人获得的幸福不是幸福。”接下来是激烈的讨论。没有人让步，直到下班。几个人都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然后便离开了。靠压榨他人获得幸福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仍然没有定论。关于它的争议仍未解决。“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个好办法，还有另外一段文字，”丹妮尔告诉我，“是威廉·考珀写的。今天晚些时候，我要把这段导致争议的文字擦掉……我拿手机给你看这个。”她捣鼓几下手机，然后念道：
现在，拨一拨炉火，关紧百叶窗，
放下窗帘，转动沙发，
当茶壶里的水开始沸腾，咝咝作响
吐出一柱热气，杯子，
欢呼但未醉，招待大家，
让我们欢迎这宁静的夜。
丹妮尔脱下她那副大大的篮球手套。“这应该不会再引发什么骚乱了，”她说，“这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争议。虽然说，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一切都是有争议的。我想，你可以说，考珀的那些诗句里有一种让人受不了的资产阶级的自鸣得意，还有一种特权阶层特有的无知，连茶叶是谁采来的都不知道。”
我们俩聊完，便掀开凹室的布帘弯腰出去，在丹妮尔布置的散装茶叶展示区旁边左一遍右一遍地道别。这里还有另外一块黑板，也是挂在高处的墙上，也是用紫色的粉笔写着诗句，这里写的是普鲁斯特的诗：
但是，当遥远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留下，
人已逝，物已非
都散落不见，只有味觉和嗅觉，更加脆弱，但
更加持久，更加虚幻，更加连绵，
更加忠诚，淡然处之，久久不去，仿佛灵魂。
丹妮尔看到我在读这段话，对我说：“就像父亲的麦麸皮一样——我说得没错吧？”
* * *
我第二次开车送父亲去斯卡吉特县——父亲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请求——是因为德尔文和贝琪·哈维因虐待杀人罪被传讯。现场几乎一个人也没有——事实上，除我之外只有三个人，那三人坐在一起，在我对面的一个角落里。
传讯开始了。贝琪·哈维拖着脚步从侧门出来，由两名警员陪同，她上身穿一件青绿色的毛衣和一件橙色的洗手衣，手脚都被铐着，腰上也拴了镣铐。淡黄色的眉毛稀稀疏疏，肩膀斜得厉害。尽管她的眼神很犀利，但是骨瘦如柴，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似的。
父亲和贝琪·哈维走近法官席。很难听到谁在说什么。父亲、法官还有检察官低声耳语了差不多三分钟，速记员笔挺地坐在那里，轻轻敲着键盘。然后他们就说完了，一名警员打开贝琪·哈维的手铐，让她好在保释协议上签字。她用松开的那只手先把几缕散落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搓了搓红红的鼻子，鼻翼呼呼翕了两下。接着她签了名，重新被铐上，最后呢，简单地说，她被两名警员夹在中间，拖着重重的步子穿过一道门，然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法庭里留下嗡嗡的回声。就在这时，在德尔文·哈维出现之前的间歇，我扭头望向旁听席的另外几位，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一定是哈维家的某个孩子，坐在他两旁的肯定是他的祖父母。他的脸色很难看，五官都看不清了，只剩下斑驳的血色。
侧门开了，德尔文·哈维走了进来，一条锁链在他腰上缠了两圈，他的手就被铐在链子上，身上穿着褪了色的红色囚服。他个子不高，体格壮硕，下嘴唇厚厚的，下巴凹陷，发际线后移得厉害。仅存的头发朝一侧梳着，在两边的太阳穴中间形成一绺。德尔文·哈维拧着脸，屏着气，好像下定决心要鼓着腮帮保持沉默，随别人猜去。
他的手铐被解开了一只。他是左撇子，用左手在保释协议上签了字。接着他被重新铐上，目光投向了旁听席。他注意到角落里的我，然后是另一个角落的三个人。他冲他们点点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了一下下巴——然后，跟贝琪·哈维那样，他也被两名警员夹在中间，拖着步子从一扇侧门出去了。
诉讼结束。法官起身离开，法警紧随其后。速记员收拾好东西，也离开了。那两个看着像祖父母的，一人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像是哈维家儿子的那个男孩，护着他朝出口走。父亲穿着雨衣，手里拎着公文包，来到我所坐的角落。“他们想要25万的保释金，”他说，“我要求个人具结。最后我们谈到15万，所以现在我得去见一个担保人。”
父亲去了。我在巴顿书店等他。这是位于弗农山主干道上的一家二手书店，地板吱吱呀呀地响。巴顿书店有一个区域都是关于本地历史的书，等到父亲从保释金办公室忙完出来，他在那里找到我，我当时正靠在一个窗台上读书。“这书怎么样？”他问。
我给他看了《斯卡吉特县和斯诺霍米什县历史图解》，这本书是1906年的新闻报道、县志记录、逸事、杂项还有照片的汇编。我告诉他，书的作者开篇先是把从斯卡吉特县海岸启航的西班牙、俄罗斯、葡萄牙还有法国探险家们都抨击了一遍，说这些国家的人各有各的缺点，然后讲了英国的探险家，他对他们的印象要好些。我念了与此相关的一句给父亲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活力、缜密和**，从詹姆斯·库克开始，将成为太平洋西北部海滨的典型特征。”
父亲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詹姆斯·库克是在夏威夷被杀害的，是被用棍棒或者类似的东西打死的。”
我告诉父亲，从我目前已经读过的内容来看，《斯卡吉特县和斯诺霍米什县历史图解》中讲了不少谋杀案。1869年的冬天，在斯卡吉特河附近发生了三起。当时，马铃薯是那里的法定货币。我告诉父亲，有一个叫约翰·巴克的人被割破了喉咙，他的商店也被抢了。一群人迅速聚集起来，两个“印第安人”被绞死了，接着便有人注意到有一个叫昆比·克拉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巴克死去之后不久就拿出三十美元买了一个印第安老婆。父亲拿过书，自己读了起来。“听听这段，”他说，“‘后来，人们对商店的调查清楚地表明，抢劫和谋杀是一名白人男子所为，因为可能会被印第安人拿走的东西都没有丢，而白人可能会拿的东西都不见了。’”
他抬起眼睛，隔着老花镜看着我。“这侦查挺有意思。”他说。
我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一开始，路很顺，但是后来，在西雅图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有个事故，导致交通中断了。等待的时间里，父亲把文件放在腿上翻看，还在一些地方画上几笔。“怎么，”他头也不抬地问我，“你是怎么有时间这样开车送我跑来跑去的？你没有工作要做吗？”
我撒了个谎。我说我确实有工作要做，但是运气很好，因为我现在的条件让我既能有时间完成工作，又能给他当司机。“也许吧，”父亲说，“不过，我还是给你添麻烦了。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工作怎么办呢？我知道有人会说：‘当你临终之时，你不会后悔自己没有做更多的工作，只会后悔没有去桑给巴尔岛看日落，后悔没有给心爱的人更多的爱。这两点才是最重要的。做想做的事，付出更多的爱。’好吧，对于桑给巴尔，我不打算说什么，至于爱人，这件事不一定要跟工作划清界限，对吧？这两件事难道不能同时进行吗？”
* * *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妻子，艾莉森。二十八年前，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里遇到了她，我是去那儿查资料的，也是想看看那里的Xwi7xwa图书馆，这些都是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作为一个研究员，知道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当时，我以为自己想要分析一篇关于弗朗茨·博厄斯功绩的虚构性叙述。他25岁的时候从德国航行到巴芬岛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体会极度的严寒，后来，他可能是想让自己经历更多的磨炼，又去了太平洋的西北部，顶着骇人的大雨做民族志研究。再后来，“博厄斯的收藏”和“博厄斯论文展”被收录到美国哲学学会位于费城的总部。不过，在温哥华西南部的这个人类学博物馆，我也发现了一些博厄斯的信件副本。我虔诚地把这些副本收到一起，满心热情地在一台声音很大的复印机旁一页一页地复印，订好，然后拿到博物馆门厅的长凳上读。我一边读，一边不时地哈哈大笑，因为28岁的博厄斯会在信中这样写：“我希望我能找到另一个好心的钦西安人来代替马修，我怎么骂他都不解气。”艾莉森和我的相遇，就是因为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笑了：“今天是我来这里之后最糟糕的一天。我几乎什么也没学到，因为我不得不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四处奔波，寻找新的人来访谈。”“什么事这么好笑？”她问。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女人，她把头发拢到一边，弯腰从直饮机的出水口喝了点水，刚刚直起身子。她的雨衣上满是雨珠，头发也湿了。我为自己笑得太大声向她道歉。她的回应是：扬了扬眉毛。后来，我去看雪松木做成的曲木箱子；她呢，绕过一个拐角，站在离我差不多九米远的地方。我们俩都没说话，连眼神都没交流，我把双手背在身后，故意让视线始终对着前方，读关于把木板分割开、用刮刀打磨的介绍。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明显离群索居的家伙，我身上的毛衣虽然在博物馆里已经干了一些，但是还没干透——表面上我是在做研究，但私底下却变得躁动，好像一个警铃刺耳地响了起来。
据说，有些事情会“毫无预兆”地发生——在无风的日子里，一棵树突然倒下，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你家和邻居家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天坑，所有这些事都没有任何征兆，一点迹象也没有。不管怎么说，在博物馆的大厅里，图腾柱突然颤动起来。曲木箱子也开始移动。我扭头望去。附近一个玻璃展示柜里的面具变了神色。刚才一直在看那些面具的男人此刻正望着我，满眼的疑惑。事实上，博物馆里的十几个人此刻都在面面相觑，仿佛在我们中间的某个地方能找到答案，回答一个尚未成形但又需要立即回答的问题。我们就像摇头娃娃一样，僵在原地，只剩下脑袋还能动，或者就像桌上足球里的小人偶，刚刚做完热身。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哆哆嗦嗦地将视线投向了“什么事这么好笑”女士，她双手抱着头，胳膊像翅膀那样弯着，也回头望着我，仿佛不但眼前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其他任何值得成为问题的问题也同样没有答案。就在我们互相打量对方的当儿，地板开始嗡嗡作响，仿佛一辆坦克正从我们脚下驶过。接着，地面开始震动，开始摇晃。如果不是因为有绳索拴住，图腾柱随时有可能倒下来，不过再一想，那些绳索也完全有可能“啪”的一声断掉。展示柜里，雪松木做成的篮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向一边，一只独木舟歪在地板上，一头熊倒着朝我的方向歪过来，柱子、横梁、混凝土、玻璃，五十英尺(4)高的天花板、展示柜里的碗、摇篮、棺材、帽子……所有这一切都被一种严肃的、带着威胁的喧嚣所笼罩，仿佛托起世界的大力士正揣着熊熊怒火在使劲跺脚，或是某位舞者不小心踢到了鼓，于是每一脚都引发一场地震，而他被激怒了，又疯狂地跳了起来。
随后，这一切又静止了，没有人掏出手机来发短信或打电话，因为压根儿没来得及。
我再次将视线投向那位“什么事这么好笑”女士，她仍然用手抱着头，姿势很像军事俘虏的模糊镜头中有时会出现的场景，但是在她身上又透着一种喜感。她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我一眼。“我看，咱们应该离开这儿。”她一边说，一边指指头顶拴住图腾柱的绳索，它正触电似的嗡嗡响着。
我们俩赶紧跑了。雨已经停了，阳光隔着云层透出来，那种光线会让你联想到恢宏的神性光辉。要不是刚才发生了地震，我会觉得这样有些暧昧，可是因为有地震，就不那么明确了。我跟在“什么事这么好笑”女士身后，跟她保持差不多半步远以示尊重。走了一段，我们回头望了一眼，博物馆看上去好好的。我有车，但是停在地下的付费停车场，现在已经不能去了，刚才我们在博物馆的时候，有一个票亭的收费员就坐在混凝土上刚刚出现的裂缝旁边的一块路缘石上，通向地下的入口处已经摆了一排橙色的塑料圆锥筒。艾莉森的车也停在下面。
博物馆的后面是一个倒影池。池里的水竟然在流动，碧波闪闪，让人担心这意味着还会发生余震，这迹象只表现在**的流动里，很不容易察觉——不过，在那个时候，任何迹象都可以表示余震要来，即使最轻微的脚步声也不例外，即使是海市蜃楼也能让人触到或感受到能够惊动里氏量表的冲击。我们站在那里，用脚来听。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又做不了别的，于是艾莉森探出身子望向水面。我注意到，当她凝视水面，观察新月似的波峰时，是踮起脚尖的，坚持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点点摇晃，让我好奇她是不是舞蹈演员，或者以前跳过舞，因为她的姿势看起来很像，或者至少是接近芭蕾，而且她做得很放松，非常放松，两手就插在雨衣的口袋里，尽管中途她伸出一只手，把散落下来遮住眼睛的还湿着的栗色卷发拢了拢。咱就说，踮脚尖也得费点力气吧？她问我：“所以，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我“暂时待业”，但是不久前——如果给“不久前”定义一个慷慨的期限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曾经在一家创造性地浇筑混凝土的公司工作：我们能浇筑柜台、水槽、灶台、楼梯、露台。与此同时，我对弗朗茨·博厄斯产生了兴趣，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在为写这样的一本书做调研。还没等艾莉森来得及有所回应，余震真的来了，毫无疑问，余震让倒影池里的水激烈地翻滚起来，让人，至少让我感到震颤，感到一种令人眩晕的愉悦，因为余震来得温柔，我又在户外，附近没有很高的东西，而且余震发生时，世界和我一样，都好好的，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什么把初恋情人同世界或是一场地震联系起来的比喻，但是刚才那些的确是彼时无处可躲的作家后知后觉的想法。等到余震结束，虽然倒影池里的水还没平静下来，但是艾莉森说：“刚才那余震不错。”随后我们沿着塔滩散步，想着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停车场门口别再摆着一排橙色的圆锥筒。在塔滩，海浪吐着泡沫，在阳光下闪耀着，从乔治亚海峡翻滚而来，拍打在卵石上，卵石铺成的防波堤上还残留着亮红色的浆果鹃。防波堤是用来保护悬崖上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为了防止海水破坏、侵蚀并最终导致校园关闭。艾莉森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全球资源系统。一个小时后，圆锥筒还在原地，于是我们穿过马林大道，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其实，那场地震中没有人死亡——走到艾莉森熟悉的一家酒吧，吃了肉汁乳酪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