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清早——我用鼻子贴着她的脖子，拥着她的身体，用手揽住她纤细的腰——艾莉森睡觉的时候抽搐了。一开始，她的肩膀跳了一下，接着是大腿，然后是臀部，再接着就好像在原地轻柔地跑了起来。这一切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个偷窥狂，同时又感到孤独，因为艾莉森的身体是那么温暖，她的喉咙湿润润的，在夜晚即将结束的寂静里，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椰子油香味。我已经在想，不一会儿，她就要起床去上班。她现在在一个致力于保护北方森林的国际项目里担任助理主任。我还忍不住想起了从前的点点滴滴，那些过往的人和事、那些流动的影像、那些溢出的情感，还有那些转瞬即逝的话语、身影和场景。那些离奇的画面在我的眼前萦绕，我不禁胡思乱想起来，然而这万千思绪又离我如此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我很想叫醒她，催她赶快到我身边来，盼着我们俩能在一起，能感受彼此的气息。尽管这样的团聚可能因为死神的到来而变得酸楚，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迎接朝阳的到来，太阳跟每天一样，肯定是想要再次升起的。而且，我自私地希望，我们俩这一次的**（如果有的话），能够让我彻底忘掉自己用手这回事，我一直觉得那样是个负担。然而，这就是醒着的那个人脑中虚幻的想法，他躺在那里，感受自己的欲望和一种并不情愿接受的现实混杂在一起，那就是，在此刻的清冷中，他必须首先遵从身体的召唤，爬起来，站到马桶旁边去撒尿。至于肉汁乳酪薯条，后来我不得不告诉艾莉森，我之前从来没尝过，因为想到给薯条和奶酪疙瘩浇上肉汁，我就觉得恶心，可是为什么又不能尝一下呢？我们刚刚亲历的重大事件(5)打开了肉汁奶酪薯条的大门，于是我们把叉子插进堆得高高的盘子里，我诚实地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她，那就是，不管你怎么看，关于肉汁奶酪薯条最棒的一点就是，因为奶酪疙瘩的存在，这道菜还不至于太糟糕。
我有点惭愧，所有的这些胡思乱想意味着，如果考虑到后代，假如有后代的话（我们没有孩子），艾莉森就不再存在并且被别人取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到来，此刻活着的人都不会经历那个时代，除了艾莉森；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她会通过照片、书信，可能还有一些硬盘等任何可以从云端恢复的、带有她的气息的东西，偶尔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至于这本书里对她的描述以及其他书里可能出现的她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能够持续多久，就无从得知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有人们的推测、歪曲、冷淡以及各种形式的人走茶凉，留下错误的记录，被新人所取代，生命的消逝留下的不是静默，而是重塑，是被选择、被忽视，然后留下一种不算彻底消失但也差不太多的假象：正如我第一次亲吻的女人，当时我的嘴里还满是肉汁奶酪薯条的气息，如果写作的我不记下这一笔，那么她也就不会出现在这个故事里；正如涂鸦者会做出选择，哪些事件、哪些线条、哪些癖好、哪些圈圈叉叉，等等等等，值得在大庭广众之下长久留存，同时又表达得无比隐晦，让人琢磨不出。比如：艾莉森有一个抽屉，里面装满了旧毛衣，满到每当她拉开那个抽屉，里面的毛衣就会鼓出来，好像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上中学的时候，喜欢穿着马鞍鞋，胸前抱着一个三环的活页夹，下午3:40到家，有时，她会在大门旁边的一个窗台上发现烟头，于是她就知道，爷爷正在屋里，拄着手杖；她在萨斯喀彻温省看见过一头驼鹿冲向晒着浴巾的晾衣绳；要是心情不好，有时她会低头站着，用铅笔画画；她的丈夫很喜欢她冬天穿的大衣，以前穿过的也喜欢，每次她穿上新衣服代替心爱的旧物时（她好几年才会买一件新的），他都会表示喜欢；她打电话时，会把广告传单折成信封的样子；她下坡时，右脚会比左脚稍微外八一点；秋天，她经常在头发里插上几片树叶；当她刚刚冲完滚烫的淋浴，锁骨下方的皮肤就会泛红，颜色有点像胭脂，又有点像红宝石；许多个早晨，她起床后的第一句话都是“现在几点了”；除草时，她喜欢用一台带天线的太阳能收音机听广播；她的鞋底中段靠外侧的边缘会磨损；还有，她把食物放进冰箱时，更喜欢用玻璃器皿，而不喜欢用塑料器皿。这里列出的一切，都可能会出于艺术考虑而被曲解，如果那样，我不会称之为悲剧，但也近乎悲剧了。
贝琪和德尔文·哈维被提审后的第二天，我和艾莉森参加了园艺修剪课程。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树，学名叫作弗里曼枫，我们对这个树种并不了解，之前的修剪全凭猜测，因而犹豫要不要继续留着它。在天然类固醇的刺激下，它不断地长出双头和三头，并且不停地伸出侧枝，仿佛太阳威胁它说明天就要熄灭一样。它像一位狂热的、繁殖极其迅速的大师，三下五除二地让我们给它剪枝的努力败下阵来，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它是不是对我们怀有敌意。我们还种了一棵垂枝榆树，原本应该长成伞状，没想到却长成了男人胡须的样子。还有几棵喜马拉雅桦，几乎要被窄吉丁虫蛀死了，急需治虫。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不过我们报名参加的修剪工作坊的老师是一位园艺学家，对每一个树种都了如指掌。工作坊是在华盛顿大学园艺大楼的中庭举行的，虽然是秋天，但是那天的太阳出奇地晒，简直要把人晒脱了皮，然后呢，等到工作坊结束，艾莉森和我便在校园里散步。我们想去看看刚才老师提到的一棵形状漂亮的垂枝榆树。我们在艺术大楼附近的一个侧院里找到了它。那棵树的伞状树冠很高大，而且非常匀称，像是特意修剪过的艺术作品。我们在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一会儿。校园里的园林景观呈T字形。所有不完美的东西要么已经被拆除，要么带有精心翻修过的痕迹。盛开的樱花和英国梧桐把校园装点得如诗如画，美不胜收。艾莉森和我看着眼前路过的学生——要是我们有孩子的话，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所以仿佛有些淡淡的触景伤情——接着我们走到沃灵福德，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电影院门口的广告里有一部电影，我们原本并没有打算看，但是倒也不反感，好像值得一试的样子。于是我们便走进去，买了票，坐了下来。
星期六下午四点，在居民区的电影院里，你会看见很多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人——慢条斯理，有大把的时间消磨，对人恭恭敬敬，对生活要求不高，并且集体憧憬着寻回曾经的浪漫，多年前，在破败、闷热且不卫生的电影院里，他们曾经一边观看深奥的欧洲电影和超现实主义电影，一边体会恋爱的感觉。艾莉森和我放松地坐着，仿佛身处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岛，亲热地共享一大桶爆米花，沉浸在大银幕的黑暗里，其他观众和我们之间还隔着很多空位。这部电影是加拿大电影节的最佳影片，主演是詹姆斯·克伦威尔和詹妮薇芙·布卓，他们俩饰演坚守在乡村的人，虽然饱经风霜，但仍然彼此深爱。他的脸上长满了皱纹，而她的身体则变得虚弱。他们必须面对现实，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官僚主义——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到关心政治的青年——其他的则关乎疾病。他们吃了不少苦。电影中的性是含蓄的，衰老等等也是如此。
在影片开始之前，影院的经理在大家面前表示，这部名为《依然如是》的电影原名《依然》，是分销商给它改了名字，分销商是在多伦多电影节上乘势拿下的这部影片，改名是因为《依然如是》听起来有些伤感，而这部电影其实一点也不伤感。他说得不对。这部电影的确很伤感。后来，我们离开时，艾莉森也这么说——说这部片子的确伤感，还有，等到那个时候——或者，或许已经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伤感起来，她也可以接受，但不要过于伤感，至于伤感本身，究竟何谓伤感？
我们回了家。我坐下来看书。门厅的另一头，艾莉森喊道：“你听啊！詹妮薇芙的介绍！‘1977年，布卓遇到了她现在的伴侣，木匠丹尼斯·黑斯廷斯，当时他正在为她修建马里布的房子！’‘直到如今，他们仍然一起生活在加利福尼亚！’”
“难怪她演了《依然如是》！”
“叫《依然》！”
很快，我听见门厅那头传来鲍比·达林的歌声《如果我是木匠》。过了一会儿，艾莉森叫道：“找不到丹尼斯·黑斯廷斯的照片……这是詹妮薇芙和让·保罗·贝尔蒙多的照片……詹妮薇芙和迈克尔·道格拉斯……詹妮薇芙1966年……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詹妮薇芙更漂亮的人……这张她在吻伊夫·蒙当……这张，她还在迷恋着克里夫·罗伯逊！那克里夫·罗伯逊是怎么回事？我看看……哦，他死了！”
躺在**，我把头一天从弗农山开车回家路上父亲说的话告诉了艾莉森：爱情和工作并不互相排斥。“虽然表达得合乎逻辑，”她回答说，“但是一点也不符合事实。”
“他会经常需要我开车接送。”
“没问题。”艾莉森说。
第二天早上，她起得比我早，开始修剪那棵垂枝榆树。她睡的那一侧床边——我经常纳闷她身上哪来这么大的热气——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床旁边的地板上——放着11本书、一盒面巾纸，还有她的老花镜、一个小卡子、一个发夹、一小瓶芦荟洁肤乳、一张图书馆逾期收据、一个木制的挠背器，还有三支铅笔。我拉开窗帘，阳光洒了进来。此刻，窗外的那棵合欢树上已经没有了粉色的花，但是阳光照进树上的荚果，给里面的豆子罩上了一层光晕。与此同时，凋零的花瓣落在地上，仿佛一片棕色的沼泽在迎接秋天。我起身去找指甲钳，最后好不容易在我之前码字写小说的房间里找到了。停笔不久，那里的一切已经弥漫着尘土和空虚的气息。我的书桌、书架、餐具柜还有文件柜，很快就变成了没有人烟的立体模型，变得了无生气，仿佛苍白的舞台布景。只消在门框上拴上天鹅绒的绳子，就可以把它变成历史文物，虽然除了我之外，没人会对这个景点感兴趣。当然了，说到底，我对那里的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只是想拿一下指甲钳，再看看窗外，我注意到窗外的常春藤长得很茂密了，已经威胁到屋顶的天沟，虽然天沟还没有松动，但是有点危险。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到羞愧。现在，每次打量我们这个小家，我都看到年久失修的痕迹。这就让人觉得，房主——或者至少是这位房主——的生活仿佛就是不停地修修补补，防止房子毁掉。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毁坏的节目，在网上就能看，在节目里，人们想象某些地方一旦失去人类的宠爱，便渐渐成为废墟。我竟然看得很上瘾。有一集，当讲述者的声音变得低沉，预示不幸将要来临时，一群野猪在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白金汉宫安了家。在另一集里，西雅图变成了一片盐沼地，只剩下太空针塔弯弯曲曲地站在那里，受到严重污染的空中，大雨倾泻而下，仿佛天灾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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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看电影《依然如是》，或者叫《依然》之后的那个下午，父亲来了电话。“要是从前，”他说，“我会开车去埃弗雷特的波音工厂，跟那里的人聊聊德尔文·哈维这个人，因为有过失的也许是他，而不是贝琪·哈维，可是现在，已经是过去时了，我没法去了。”
我没有回答。“其实，我还是能去的，”父亲说，“我可以坐出租车，然后自己想办法进到厂里。但我觉得你的作家身份会有帮助，因为你可以直接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你正在写一部小说，需要确认一些细节，做一些调研，想获得许可进到工厂里面，看看那些技术工人都做些什么，跟他们聊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问问他们认不认识德尔文·哈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是不是都很讨厌他，还是正好相反，他有没有说过什么，有没有做过一些事，能说明什么。你明白了吧？你帮我去一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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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埃弗雷特的波音工厂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我应该找芝加哥的某个人。芝加哥的那个人说埃弗雷特工厂是对公众开放的，我可以去波音网站上看一下，然后报名参观。不，我解释说，我想要的不是那样的参观，不是仅仅参观而已，因为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和波音的技术工人们聊聊。“一本书。”她重复道。她的反应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要求一定让她感到棘手，因为波音公司曾经因为飞机失事而受到谴责，而且被认为是发战争财，被很多人认为同国防部勾结，不择手段地进行游说，所以我刚才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肯定让她产生了警惕。“是虚构的，”我说，“是一本小说。”
我得给吉姆·利特打电话，也可以打给莱斯利·施马德。她会先给他们俩打电话，把我的名字和要求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会帮我走审批程序，让我填写表格——我听到话筒里传来音乐声——应该没什么问题。这都是因为——我觉得——小说不是真的，所以您不必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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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我成功了。在波音的大厅里，玻璃柜里陈列着巨大的锃亮的飞机模型，莱斯利·施马德给了我一个预先印好的名牌。接着，她和我上了一辆敞篷但是带有顶篷的电动车，开车的是吉姆·利特。那辆车开起来仿佛不存在重力，而且几乎没有声音。此时是下午2点，波音埃弗雷特的厂房散发着一股慵懒的气息。静得仿佛毫无生气。一切都显得平淡、沉闷，而又干净。我们拐了一个弯，车突然停了下来。吉姆跳下车，按下键盘上的按钮。一道很大的卷帘门打开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厂房，你可以称之为波音埃弗雷特的主要生产场所，或者是装配大楼，我们开车进去，按照地上画的线小心地控制好车速，这时，莱斯利·施马德朝我侧过身来，告诉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可能会想用笔记一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占地近100英亩。体积是4.75亿立方英尺。是不是让人大开眼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来得不是很多，但是我每次来，都忍不住惊叹，哇哦！”
那里当然是有飞机的，都还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些只是骨架，还没有外壳，有些则已经钉上了锃亮的铆钉。我看到一架机身的剖面，就好像有一侧被剥掉了一样。我还听见气动铆钉枪的声音。有人爬到机翼上，还有人在尾翼里里外外地忙活着。我根本看不懂，太复杂了。这使得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闭门造车显得尤为荒谬。我正这样想着，吉姆·利特把我们带到过道，也可以叫生活区，或者叫休息区，或者随便你怎么叫都行。技术工人们现在都在那里，我被交给了布莱恩·克莱斯特，他同意带我转转，或者说照看我。他跟吉姆和莱斯利耳语了几句，接着那两位便坐车走了。布莱恩剃着光头，看上去有点像演员伍迪·哈里森，浓眉，鹰钩鼻。我走进被他称为“豆荚室”的房间，有十几个技术工人正坐在一张长长的、伤痕累累的、有凹痕的桌子旁边，都是男的，大部分看上去都没精打采，只是程度不同。当时，“第二班”刚刚开始，也就是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工人们喝着咖啡，嚼着薯片，看着报纸，盯着台式电脑，手里握着鼠标。那张桌子上有几个圆圆的老式热水瓶，还凌乱地放着塑料护目镜、牙签、盐瓶和胡椒瓶。空气里有浓浓的咖啡煮煳的味道。布莱恩解释了我的来意，但是并没有就此发表意见。我感觉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得镇定，并且在考虑要不要给我一些回应。所有人都选择了不吭声。我拿着笔记本坐在那里。到了2点半，布莱恩·克莱斯特发出工单，工人们便离开了。我跟着布莱恩。到了“豆荚室”外面，他叫了一声：“喂，过来。”有两个人过来了，接着有另外三个人转过身来，似乎在琢磨是不是也叫了他们，然后这三人当中的两个也走了过来，所以最后一共是六个人——布莱恩、我、拉尔夫·吉布森、韦德·兰茨、杰里米·巴雷特、罗恩·理查森。布莱恩说：“好吧，这家伙是个作家，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今天需要跟着大家。所以拉尔夫、韦德、杰里米、罗恩，他就跟着你们，不管干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你们回答他的问题就行。”布莱恩转向我，“所以，你就跟这几个人一起。”
拉尔夫、韦德、杰里米和罗恩的一个工单是做一个封闭舱。（封闭舱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今天他们要做的这个是用来装线缆的。）这个封闭舱需要有一个带架子的4英尺推拉窗和一个4英尺的推拉门。还有一个工单是做货架，货架应该是10到16英尺高，用来存储机身的栏杆。拉尔夫、韦德、杰里米和罗恩为这些任务去找合适的工具和材料，我就跟在他们后面，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突破口是杰里米，我想从他那儿打听点关于德尔文·哈维的信息。我近乎讨好地关注着他，并在心里想着记者珍妮特·马尔科姆在一本关于谋杀案审判的书中所写的：每一个记者（此刻的我本质上就是记者）只要不是太笨或是太过自满，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我。观察了杰里米差不多45分钟之后（我心里还是有点内疚的），我对他说——假装是听别人说的——“我听说这儿有个工人因为涉嫌谋杀被抓起来了。”
杰里米留着一头显眼的长发，是灰色的，有点像鬃毛。他还留了小胡子。浓浓的眉毛还没有灰白，眉峰有点上扬，看起来有点凶凶的。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有几个纽扣没有扣上，于是深V的领口露出浓密卷曲的胸毛，也是花白的。他还穿着我上小学时称作巡逻靴的那种大靴子。他的肚子圆圆的，声音很尖，肩膀很窄，马鬃似的长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戴着塑料护目镜，用一根勒进头发的皮筋固定在脑袋上。“谋杀？”他说，但并没有表示怀疑。
他们聊了一会儿，拉尔夫、韦德、杰里米(6)和罗恩回忆起往事——其实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们在做那个用来装线缆的封闭舱时，一起比画着挠头，气动设备发出震耳的噪声，机器来回操作，直到终于有人想起了德尔文·哈维是何许人也，然后他们便踊跃地坚持要告诉我关于他的事，还给厂房其他区域“能帮我了解那家伙”的工人发短信。在这里，我会最大限度地承认我刚才所提到的（记者们心知肚明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告诉他们我会如何使用他们告诉我的信息。大多数人，如果做好了准备，是愿意跟作家聊天的，即使原则上他们是准备拒绝的。你在新闻学院里会学到这些。或者更宽泛地说，在关于销售的课程中都能学到。等到午餐时间——第二班的午餐是下午6点——我已经毫无愧疚地在录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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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工人：“哈维是个有趣的人，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但是有时会突然说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话。我记得，有几次，他说起了内战。他是个历史迷，一聊起内战就眉飞色舞。他会说，在查塔努加战役中，如果盟军将领向左而不是向右行军，把炮兵安排在侧翼——这家伙在说什么啊？不过，主要是，你没法跟哈维开玩笑，跟他扯不起来。你知道，他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他有12个孩子，也可能是16个，或者50个。我猜，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基督徒没有任何意见，其实我对任何人都没意见。我只想着顺其自然地过日子。但哈维不是这样，因为当他较起真来，他会认为：我是对的，没有第二种可能。但我跟他从来没红过脸。我无所谓，不是什么大事，随便。不过，问题就在这儿。你没办法说哈维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因为我认识他二十年了，差不多，我也不知道，我是28岁认识他的，我现在48岁了，人是会变的。我能记得哈维，他其实聊过不少关于孩子的事，就像你跟他一起在那边，他会跟你说周末他的孩子如何如何，他会说个不停，好像打开了话匣子。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些人里，有些人不会记得这个，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哈维都被认为是土得掉渣的乡巴佬。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超大的大胡子。你们记得吧？有些人叫他史密斯老兄，因为他看着就像史密斯兄弟止咳糖浆上的家伙。大家会说‘史密斯老兄在哪儿呢’，类似这样的话。毛茸茸的大胡子。有一阵子，哈维会在午休的时候吹长笛，像长笛，反正大家把那个东西叫作长笛。我反正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像是长笛，反正他吹那玩意儿。所以呢，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留着史密森兄弟大胡子的家伙在角落里吹长笛。这是干吗呢？我会觉得他当时看起来有点像阿米什人。挺怪异的。
“他吹的是什么曲子？我要是知道就怪了。我猜是些小曲儿吧，《当约翰尼迈步回家时》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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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工人：“那玩意儿叫陶笛。他带着它的原因是它比长笛小，可以直接放在口袋里。史密斯老兄隔着他的乡巴佬胡须吹陶笛。他的胡子也被叫作暖手筒怪。随你怎么叫吧。有一次，史密斯老兄跟我说，他正在用木头做一些小东西，准备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孩子们当礼物，就不去K玛特超市买了。我跟他说过我会用木头做一些东西，因为我确实会。简单的东西，积木啊，玩具之类。德尔把这些木头枪做得像BB枪一样，还做了一些小的牛栏。他会雕刻。我记不记得他跟谁红过脸？记得，他是跟人红过脸，但是跟他红脸的那些家伙本身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是他主动惹事的。有一阵，他去工厂里的其他地方做事，比如检查起重机电缆、检修电梯什么的，但是后来又回来了。我记得8-7飞机出来的时候，我和德尔有个活儿，我们俩要把机库大门轨道里所有的橡胶清理出来，他当时心情很不好，他很信奉上帝，认为‘上帝自有安排’，我不大信这个。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让我去参加《圣经》夏令营，三周过后他们来接我，我跟他们说，明年我不会再去了，因为夏令营的人想吓唬我，但我没跟德尔说过这些，因为他虔诚得很，不能跟他说这些。他非常非常虔诚。他认为都是‘上帝的安排’，记得吧？所以他有话要说。有一段时间，他是管事的，有些人不喜欢他的方式。他们认为他会把活儿顶回去，看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让你感觉自己很渺小。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是有些人是这么想的，不理解他。不过，加班他从来不推托。有一次，德尔和我，因为7-7线坏了，我们俩连续工作了24小时。当时，用来安装机翼桁架的起重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俩一直加班赶修。还有一个东西叫作‘机身部位转向夹具’，你在这儿的时候应该看到了，这个装置能让机身转动，方便检查。因为这个东西，它总是需要维护，所以我们就得检修，很费工夫的。还有什么？你想知道我们还做什么吗？哈维和我还做了什么？我们还研究履带式起重机。我们给起重机安装吊臂。有一个夏天，我和德尔，我们整个夏天都在电梯坑里，他们在那儿安装起落架，我们俩在门上安装螺旋起重器。德尔，他连续三个月几乎没说两句话，对我来说倒是挺好，因为我想的是专心把活儿干完，然后下班去玩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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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工人：“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样的书。我猜你是想找点奇闻逸事之类的。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哈维突然就会侃起政治。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人，这些家族，他们控制着一切，他们秘密会面，他们控制着银行，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他们让它发生的，我们其他人都是小虾米。对于这个观点，我什么也没说，随它去就好了。他也明白了我的回应。但是后来，好像我错失了良机一样，就好像我是另一只小虾米。他会发表一些观点。比如，我知不知道他们想要将世界人口减少到5亿？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他说，那就意味着世界上没法有更多的基督徒。就是看着吧，他们就是这样控制世界的。我没回应，没上钩。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吗？分化，然后征服。’他们要把世界瓜分掉。他们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你们有没有人听史密斯老兄说过这些？我就把耳朵关上了，随他说去。但是再说下去，我就不得不开口了——听着，伙计，我想保持礼貌，但是我对这些不感冒。咱们聊点别的吧。后来就没什么了。他干了件很酷的事。他组装了坚固的钢脚轮。这样就可以让托盘货架滚起来，用叉车推动。有一次，我们要移动这台地毯切割机。史密森老兄操纵我们的台车。55号楼那边想要一台新的桥式起重机，还有新的分段门。哈维和我，我们俩做了分段门。起重机轨道差不多24英寸长，重900磅。每边有七根。我刚才说了，他干活儿是一把好手。我们以前经常拆棚车。我们要把棚车拆装得更高一点，或者更矮一点，反正是为了方便运输。我跟史密斯老兄拆过很多的棚车。我跟他还焊接过一大堆护栏。我们还做过新泽西护栏，做了得有几百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要我们必须把车间从56号楼搬到23号。唉。因为我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想跟工会的工人签合同，因为他们比我们便宜。我们就沦落到只做脏活儿。哈维从来不抱怨。他不想抱怨这些，他只抱怨乔治·索罗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比特币。我甚至都不知道货币操纵是什么意思。我也无所谓。一辈子就这么长，而且你也做不了什么。所以还不如把嘴闭上，看看美好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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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录音的最后一个工人做了总结，也可能是我采访到他就停止了，因为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总结陈词的味道：“我感觉，哈维谈论宗教是有原因的。好像有什么事在折磨着他。丈母娘和老丈人会让女婿烦恼。每到危急时刻，人们就会更虔诚地祈祷——这就是他们的方式。而且还会教导其他人——上帝这个，上帝那个的——因为他们压力很大，所以必须说服自己。但我不是心理学家。伙计，你能看得出来，哈维心里有事。我妈经常说：‘孩子，你的眉头干吗皱成一团？’哈维的眉毛就是那样拧着的。午餐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跟他老婆通话。这边吃着饭呢，电话响了，他就走到边上去接。能看见他的手在动。人们这样做的时候挺好笑的。戴着耳塞走在街上，一边说话，一边比画，就好像电话那头的人能看见似的——我能笑掉大牙。德尔文是在跟他老婆通电话，肯定是他老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们收养的那个丫头得了肝炎，我老婆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这样’，我的理解是，她是那种过分讲究卫生的类型，我老婆也是，比如要用洗手液啊，好像用了那玩意儿就能包治百病似的，不过呢，要是用了能让她心里踏实，那就让她用去好了，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哈维呢——碰巧在他被抓走之前，我经常跟他一起干活儿，就像我说的，他打电话的时候都快把头抓秃了。我当时感觉，他这婚可能要掰了，因为我见过男人分手，种种迹象就摆在那里，朝着离婚去的。没想到我错了，不是离婚，是别的事。但是他被抓走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啊？’。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惊呆了。没有哪个男人会往死里打孩子的。你想象不出哈维无缘无故对一个孩子动手。我甚至都没听见他抬高过嗓门儿。我简直不敢相信，对他来说绝对是反常行为。他们所说的他的行为，完全不是他的风格。总而言之，他们来抓他的时候我也在场，把我的魂都惊掉了。就在外面的停车场那儿。他自己好像也料到了，都没争辩，也没干吗，就伸手让人家给铐上了。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经常会看到这种故事，有人把地铁炸了，或者在商场里刺伤了人，然后他的邻居会说：‘万万没想到啊，这家伙看起来跟别人没什么不一样。’亚当·桑德勒的这首歌以前经常听得我哈哈大笑。有这么个人，他会买学校里的糖果棒，他会给你的车接电，你去度假的时候，他帮你拿邮件，合唱的时候？他喜欢唱《莫伊达》(7)。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没法确定德尔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的确对孩子下了手，谁知道呢？我看纳粹照片里的那些纳粹分子，他们看起来也很正常，所以，也许，德尔文回家以后就露出了恶魔的那一面。说不定他有一根棍子，或是一截鞭子，会打小孩，坏得一塌糊涂。然后他穿上外套过来上班，在这里你什么也不会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他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厂里，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