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提审过后，哈维夫妻获得保释。保释条款之一是他们俩之间不得交流，也不能见孩子——孩子们现在住在寄养家庭——所以德尔文·哈维就回了斯通巷的家，而贝琪·哈维去了埃弗森郊外的娘家，靠近加拿大边境。12月，我开车载父亲去了一趟。路途很远，风很大。贝琪·哈维的父母住在一个双宽的移动住宅里，家里摆满了塑料花。屋子后面是一大片桤木林，旁边是一辆黄铜色的面包车，车身上印着条纹。我把车停在它旁边，父亲让我进去以后“发现什么情况，就录下来”，我说我尽量。
我们踏上门廊。贝琪·哈维开的门。她穿了一件超大号的连帽衫，下身是一条带大口袋的牛仔裙，长度到脚踝，脚上拖着莫卡辛软皮鞋，没有化妆。她的两颗门牙形成一个夹角，就像两张扑克牌互相支撑那样。她呆呆地瞪着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捂住嘴巴，说：“这是谁？”
“他吗？”父亲一边说，一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我一下，“他是我儿子。”
“你为什么要带他来？”
“因为要录音。”
贝琪·哈维隔着玻璃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在这儿等一下。”她说。
她把门关上了，彻底关上了，咔嗒一声。我们在风里站着，风里带着一股潮气，冷飕飕的。“贝琪这个人，”父亲说，“不信任别人。还有一件事，卫生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我跟你说这个，是告诉你不要去跟她握手，因为她是不会跟你握手的。她不会握你的手，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害怕有病菌；另一方面，是怀疑。她不知道怎么看待你。她看了一眼，认为你是个自由主义者。然后她又会想，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你所支持的这个体系又对她不利。而如果你支持的体系对她不利，那你就是导致她被捕的阴谋的一分子。世界上的人被她划分成两类，她自己是被迫害的那一类。”
贝琪·哈维开了门——事实上，她是用纸巾隔着手开的。“把脚擦擦。”她说。
我们进去了。屋里有地毯清洁剂的味道。我们跟着贝琪·哈维进了客厅，她的父母亨丽埃塔和卡尔·胡伯两口子坐在椅子上，电视开着，但是没开声音。我看见他们在看一部戏剧，至少有部分剧情讲的是警察坠入爱河的故事。胡伯先生的腿上坐着一只迷你贵宾犬，胡伯夫人的椅子旁边还有一条狗，我没看出是什么品种，它正卧在一张羊毛**打着呼噜，边上还有一根橡胶骨头。我仔细看了看：这条狗应该有雪纳瑞的血统。我还发现胡伯夫人是坐在轮椅上的，虽然我是过了一会儿才看出来的，因为轮椅上放了好几个靠垫，几乎跟客厅的家具融为一体。她穿了一身红褐色的套装，头发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短版。这个发型给了她一些阳刚气，让她有了一种不怒自威的神色。简而言之，她还是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
胡伯夫人拨了两下轮椅扶手上的操纵杆。轮椅转了个方向。她的目光与我相会。“我闺女跟我说的是来一个人。”她用电视遥控器指着我。
父亲也指指我。“这是我儿子，”他说，“他写书，所以平时要做采访，那，因为他做采访，所以就知道怎么用手机录音，所以今天他就是来干这个的。他是来录音的。他录完音，然后我们就走。我们会回到我的办公室，把文字记录整理出来，这份文字记录可以帮我准备这个案子，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为贝琪辩护。我希望我说的这些您能认同。”
胡伯先生直起身子。有那么一瞬，我以为他要说点什么，但是最后他什么也没说。也可能他只是决定不在我们面前懒洋洋的。总之他一直板着脸，一手抚在贵宾犬上，然后咳了两声。“他写书，”胡伯夫人说，“什么样的书？”
“小说。”父亲回答。
“什么样的小说？”
“普通的，”父亲说，“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胡伯先生又动了动。窗外的光线照在他毫无表情的脸上，我注意到他眼镜的镜片是淡淡的黄色。脑袋上只残存着几根沙褐色的头发，没有梳过。他大着嗓门儿开了口，声音有些嘶哑，说话好像有点吃力。“我叔叔莱斯特跟路易斯·拉穆尔在3622军卡中队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说。
“安静。”胡伯夫人说。
开场白结束了。父亲拎着公文包，问胡伯夫妇俩是否有人愿意出庭做证。这时，胡伯先生竖起了食指：“公开演讲啊，我不擅长，我老婆可以，她能对付那些最能言善辩的人，我闺女也可以——她的公开演讲不错。母女俩都能搞定，但是我，我反应不够快。说实在的，你要是把我放到现场，我很可能会打磕巴的，所以我还是留在后台吧。你们都知道的。”他对妻子和女儿说。
胡伯夫人一点也没有回应丈夫的话。相反，她用电视遥控器指指沙发，说：“你们两个坐到那边，说给我们听听。”
我和父亲坐了下来。父亲把公文包放下。“我想要做的，”他说，“胡伯夫人，是在我们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先用你们可能会被反复问到的问题来模拟一下。你同意吗？”
胡伯夫人毫不掩饰地笑了——她似乎有那么一点兴趣——脸都褶了起来。“你想看看如果有人想找我的破绽，我会怎么样。”她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这么看。”我父亲说。
“他们总想把人当傻子。”
“谁？”
“律师。”
“我就是律师。”
“那就做你的律师吧。干活儿。”
* * *
我不太想让胡伯夫人把我的手机放在嘴边对着麦克风说话，于是，我坐在沙发一角，尽量小心翼翼地让话筒对准她的方向。父亲说：“好吧，那咱们开始。胡伯夫人——我能叫您胡伯夫人吗？”
“你这话语法不对。你的意思是，你可不可以叫我胡伯夫人。”
“胡伯夫人，”父亲说，“您有没有给过女儿女婿一截水管，用来体罚他们的孩子？”
胡伯夫人：“我没有。”
父亲：“您有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用来体罚孩子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时候给的？”
胡伯夫人：“我没有。”
父亲：“您有没有见过阿比盖尔被腰带、水管、胶棒或者其他任何工具体罚过？”
胡伯夫人：“我没有。”
父亲：“用手呢？”
胡伯夫人：“没有。”
父亲：“您见过家里有人打阿比盖尔吗？”
胡伯夫人：“这个问题我刚刚回答过了。”
父亲：“您知道家里有一个便盆是专门给阿比盖尔用的吗？”
胡伯夫人：“他们那个便盆是给大家用的，这样如果孩子们在外面玩的时候想上厕所，就不用进屋把地板踩脏了。”
父亲：“您有没有见过圣诞晚餐、复活节晚餐或者任何节日的晚餐时，阿比盖尔被跟其他家庭成员分开？”
胡伯夫人：“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情况。她跟其他所有孩子的待遇是一样的。”
父亲：“您有没有见过给阿比盖尔的食物和给其他孩子的不一样？”
胡伯夫人：“我记得有一次，她拿到的是火鸡三明治，而不是花生酱三明治，因为她感染了一种菌，吃花生会出问题。”
父亲：“您记得哪一次给阿比盖尔的是冰冻食品吗？”
胡伯夫人：“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是，她吃得很多，而且如果她想吃，还可以再吃第二份、第三份。”
父亲：“阿比盖尔受到的待遇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吗？”
胡伯夫人：“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跟他们都一样，没有任何不同。”
父亲：“阿比盖尔被关到屋外体罚的时候，您有在场过吗？”
胡伯夫人：“当然。我自己也会把孩子关到外面。你儿子——你从来没把他关到过外面吗？”
父亲：“胡伯夫人，被律师问询的时候，表现出攻击性并没有帮助。”
胡伯夫人：“你从来没把他关出去过？”
父亲：“如果您这样咄咄逼人，我就没法让您出庭做证了。”
胡伯夫人：“你知道吗？你是西雅图人。在西雅图，他们把共产党人选进了市议会。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但其实跟共产主义是一回事。西雅图被蒙了眼，被人骗了，就是那些制作电视广告的人。你意识到了没有？那些公司的人问自己，利润在哪儿啊？利润就在于把黑人放到广告里，把同性恋放到广告里，把女人放到广告里，还有那些关于女性权益的废话。因为他们就是想卖东西。他们想把东西卖出去，就这一个目的。所以他们就在电视上做广告，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变成正常的。你要知道，这些公司在背叛我们。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只要他们能赚钱就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广告里到处都是黑人的音乐。你都不能称之为音乐。跟音乐有什么关系？难听死了。他们把孩子们都洗脑了。所有的广告里，那些人晃来晃去，都不嫌丢人，就为了卖给你一部手机。还在你家里装上小音箱，偷听你说话，然后想出更多的法子来赚你的钱。情况越来越糟。所有这些人都把‘觉醒’二字挂在嘴边。说的话连语法都不对。反正很蠢。就好像他们醒着，我们其他人都睡着了似的。其实他们才是吞Kool-Aid(8)的那些人。还叫别人醒醒。啥意思？醒来被洗脑？他们才被洗脑了。孩子们像黑人那样到处瞎晃，说话也用黑人的词儿，即便如此，还会遭到殴打，就因为他们是白人。这是作为白人最倒霉的一件事。白人现在处在底层了。骂我们，打我们，还跟我们说问题都在我们身上，然后又跟我们说咱们应该成为盟友。我听到‘盟友’这个词，‘白人盟友’，我只想笑。盟友。你知道什么是盟友吗？都是暂时的。就像‘二战’期间的我们跟苏联一样。不是朋友。跟朋友完全不是一回事。黑人只会利用白人来往上爬。现在每家公司都得尽可能多地雇用黑人，不管他们能不能胜任工作，只要雇了黑人，就可以拿出去说，然后大家就都喜欢他们，买他们的产品。哦耶。我知道西雅图的那些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犯罪，可以违法，然后等警察进来履行职责时，警察反而会被吐口水，好像警察犯了罪似的。警察啊！警察的活儿最吃力不讨好。黑人违法犯罪，警察说一句话，大家就把视频拍下来，跟警察说他是人渣。没有警察哪儿来的我们？你要做的，不过是有一些基本常识，给人最基本的尊重，然后把手举起来，让你干吗你就干吗，然后就没事了，可是呢，他们偏不，他们非得吵，非得表现出不尊重，还威胁警察，最后等他们被按在地上铐起来的时候，他们还责怪警察尽责，真是笨蛋，真是气人。关于女权的废话也是。‘赋权’。我要是再听见谁说这两个字，我就要把他勒死。你记得‘二战’诺曼底登陆那天，他们把登陆艇的后面打开，那些男孩子跳出来送死吗？那会儿女人在哪里呢？她们也在那儿送死吗？下一场战争肯定还是一样，男人在外面送死，女人很开心有男人替她们送死。真是太开心了。为那些真正的男人而开心，而不是你在广告里看到的那些小东西。现在广告里的那些男人甚至都算不上男人。要是把一个真正的男人放到广告里，他反而会被取笑。阳刚之气有毒。我也听他们说过这个。呵呵。等下次打仗的时候再看吧。等到打仗了，她们又会尊重男人，因为是男人让她们免受强奸和劫掠。神奇女侠。你见过吗？现在，每部电影里，女人都会对男人拳打脚踢，或者炸毁坦克，那都不是现实。现实是，你看足球场上，女人呢？女人更弱。我们没有男人那么强壮，跑得也没那么快。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说都不用说。那那些关于神奇女侠的废话有什么意义？一回事。还是在骗你。我知道这个说法不大被认可，但其中有很多都是犹太人。这些事都是他们推动的，就是因为钱。他们把钱放在第一位。他们知道怎么赚钱。现在是用女人做文章。他们想把詹姆斯·邦德变成女人。女版的詹姆斯·邦德？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或者他们想把他变成黑人。黑人版的詹姆斯·邦德？只要这样能赚钱，他们就会这么干。他们才不在乎。让社会垮掉。让基督教的价值观垮掉。我们会不会丧失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是不在乎的。就算这一切全都垮掉，然后我们都没法保护自己，因为都忙着把头发染成粉色，忙着搞同性恋，或者甚至都没有这些，只是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男是女，就算这样，他们也不在乎。还有一件蠢得不能再蠢的事。你看，我们甚至都不能说，你生来就有两个X染色体，或者一个X染色体一个Y染色体，句号，到此为止——你已经不能再这么说了。他们还想为此制定法律。他们想说，你可以想去男厕所就去男厕所，想去女厕所就去女厕所，一切取决于你那天的心情，自己是男是女，随意，这也太无厘头了，简直毫无道理。我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太胖，太快乐，一切都这么唾手可得，也不打仗，也不是困难时期，一切都很好，所以愚蠢的白人就决定，嘿，我们的钱太多了，分一点出去吧，然后他们就转动钥匙，打开大门，而大门一旦打开，自然而然地，各种人就进来了，现在他们把手勒在了我们的脖子上。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都拿过去。他们什么都想要。”
* * *
我们上了车。“我不能让贝琪的母亲出庭做证，”车门还没关上，父亲就开口了，“蔑视法庭会出问题的。”
胡伯家在我们的身后渐渐远去。到处都是水田，森林都是光秃秃的。多刺的灌木和交错缠绕的光秃秃的藤蔓从黑漆漆、一望无边的水面上伸出来，让修剪过的草坪有了新的模样。从这里路过应该是挺美的——秋天和冬天都有水——但是对我来说，在听完胡伯夫人那番激烈的长篇演说之后，这些被水漫过的冷飕飕的牧场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也高兴不起来。他一边摇头，一边揉了揉太阳穴。最近这三个月，他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好公文包，穿上大衣，然后走到公交车站。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我感觉他是不服老的，岁月会让人们慢下来，让原本习以为常的努力变得吃力，但他认为自己能够在同岁月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他不会服输的。他要继续前进。“先不谈贝琪母亲的言论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此刻，他说道，“我是她女儿的律师。我正在尽我所能，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这，她反对吗？她反对根据案件事实来判断有罪还是无罪吗？她其实是可以上法庭帮女儿做证的。她可以向陪审团多多地介绍关于贝琪的事，让他们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但她没有这么做。相反，她一肚子的愤怒。在她的心目中，世界就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很糟糕很可怕的人，这些人做的任何事都百分百是错的。我到她跟前，问她：‘您能不能帮我把事实摆到陪审团面前？’她从头到尾说的就是这些。除了愤怒，别的什么都没有。而且，她对你也不友好，而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也很不舒服。”
下雨了，因为有风，雨是斜的——在我们的挡风玻璃上敲出切分音的节奏。在一阵一阵的风中，汽车朝左侧摇晃，雨刮器全速工作。这样的天气和胡伯夫人激烈的言辞让方向盘后面的我感到焦躁。不过，父亲却睡着了，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他的右手搭在左手上面，双手都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他的裤腿卷到了上面，使得两条长腿看着比平时更加瘦削。能看见他长袜上的螺纹，擦伤的小腿也露出来差不多两英寸。他垂着头，隔着一绺一绺梳到脑后的花白头发，我能看见他的头皮，头皮上有像结节那样鼓起来的、粗糙的斑块，有黄褐斑，有疤痕，还有凹下去的缺口和裂缝。是啊，睡吧，我心里想。你需要多睡一会儿。
那天，在我把他送到家之前，父亲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东西，拿给我。“你把这个叫作什么？”他问。
“U盘。”
“这个U盘，”他说，“把阿比盖尔送到哈维家的那个寄养机构寄来的邮包里有这个，他们的资料肯定在里面。”
“我明白了。”
“处理起来麻烦吗？”
“不麻烦。”
“把资料弄出来很容易？”
“是的。”
“那，”父亲说，“你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让我看看里面都是什么？我不想把你的时间都占满了，所以如果你不想做，就直接跟我说。”
“一分钟就能搞定。”
“我给你添麻烦了，”父亲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了。我半夜头晕的时候，你妈妈也是把你叫过来。”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正看着午夜的电视节目，突然听到卧室里传来“砰”的一声。她冲进去（她所说的“冲”其实是一瘸一拐地过去，因为她的脚浮肿，而且长了鸡眼），发现父亲倒在床和墙壁之间的粗毛地毯上。他就在那个空隙里，龇牙咧嘴地打手势——“抽搐，”她说，“因为又一阵眩晕。”母亲说，这种情况她搞不定，因为她没有地方下脚——即使有，她也知道自己没那个力气——她没办法用力把他拖到床垫上，即使有地方，她也做不到，因为力气不够。但是眼下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所以她试着扶他起来，而这个动作就“稍稍”踩到了她的丈夫。于是面对眼前的现实，她决定放弃，并且给我打了电话。不过她还是先打开床尾的雪松木箱，从里面拖出一条上了年头的被子，盖在父亲身上（我猜没准儿还带出了一片尘土），然后又趴在床垫上，很不容易地在他的头底下塞了一个枕头，然后又喘了口气，才抓起床头柜上的绿松石色公主电话听筒——那团电话线永远是缠成一团的——母亲给我打电话时，父亲还在地板上挥着胳膊朝她喊：“别打扰他！大半夜的！”我在电话这头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的声音。于是挂断电话后，我告诉艾莉森这通电话是关于眩晕的，所以我要去父母家一趟，于是她问：“我要不要跟你一起去？”人们预感到死神将至时，就会问这种问题。我理解她的想法，但我当然也会跟大多数人一样，说“不需要，你不用去，我很快就回来，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然后我就去了。当时是10月份，虽然大城市的夜晚光照充足，但还是可以看见星星，那天夜里，一切都闪着银光，冷飕飕的。我超速驾驶着我和艾莉森平时用来处理家务的那辆很破的四缸小卡车，但是我们每次开车，都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西雅图的交通糟糕透顶，连我们以前秘密绕行的崎岖小路上都能塞满车，让人非常恼火。（这座城市的一切变化都让我和艾莉森感到烦恼，即使我们一直在对自己也对对方说，这就是生活，我们有什么资格抱怨？在你身后，总会有人希望你从未来过，你也从来无权画上一条线，要求那些不断的、令人不安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在你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家门口停下来，不，世界不是那样运转的，我们都是过客而已。）
等我到了父母家，发现门前的草坪上已经结了霜，台阶旁边柱子上的灯也坏了，我知道这处损坏需要我来修缮。屋里，母亲把暖气调到了能蒸桑拿的温度，给父亲的脚套上了暖和的袜子，父亲躺在地上，原本苍白的脸色发灰，或者至少在我看来他的脸是灰色的，主要是因为他被裹在厚厚的棉被里，被子上的玫瑰花蕾图案已经发黄，闻起来有一股陈旧的樟脑丸味。“他的牙齿在打架。”母亲对我说。父亲的声音从他床边那个空隙的某个地方传来，含混而又夹杂着锉刀摩擦一样的声音：“我的牙齿没有打架。”
我掀开被子，发现父亲身上只有一条平角短裤，其他什么也没穿，他朝右侧蜷缩着，两只胳膊抱着肩膀，发黄的皮肤下面能看见三根肋骨。我挤进他躺着的那条狭窄的通道，后背抵着墙，像过去新郎抬新娘进门槛那样，或者说，像广告里消防员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跛脚的孩子们那样，把父亲抱起来斜放在**，然后又帮他把两条腿拉过来，直到他的身体差不多跟床的边缘平行，接着，我又爬上爬下几次，把他一点一点挪到床的中央，这样他就不太容易再摔下去。躺在那里，他看上去比在地板上还要瘦小，而且在完成这些动作的过程中，说老实话，我绝望地发现他摸上去就像一罐在厨房台面上放了一小时的牛奶，谈不上凉，但也没什么温度。不过呢，不管怎么说，盖了两条毯子和一床被子之后，他看着就像一个光滑的棉质重物下面的一根细长条，并且用母亲的话说，似乎“稳定了”。母亲当时双手叉腰在一旁站着，一如既往地令人敬畏，不过也有点被吓着了。我呢，我看似乎没什么事了，便在夜色里开车回了家，路上脑袋里还想着父亲那温吞吞的皮肤。
我到家时，艾莉森醒着——她亮着灯，正坐在**读《星河：与谢野晶子诗选》——她听我讲了事情的大概，说：“我很高兴他没事，只是因为眩晕。你妈妈肯定又熬夜看电视了。所以，你觉得他们没事？”
“我觉得应该没事吧。你手里这本书怎么样？”
“‘全神贯注于彼此，’”于是艾莉森读道，“‘我分不清我们：你，白色的三叶草，和我，柔软的白百合。’这就是整首诗。完整的一首。就这样。”
* * *
从胡伯家回来之后的那天晚上，我上楼来到已经很久不用的阁楼，坐在黑暗里打开了那个U盘。里面的文件包括标题为“可选儿童”的视频脚本，视频的开头是埃塞俄比亚一家孤儿院里的姐妹俩。她们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两人都跷着二郎腿，左腿在上，右腿在下，都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叫她们笑，她们就都笑笑，看上去有点紧张。她们这样坐着，同时有人在镜头后面用英语夸赞她们的各种优点。接下来是到那里刚刚两星期的一个女孩（“小姑娘不错，没有兄弟姐妹，上四年级，准备上五年级”），后面是一个“在学校成绩很好”的女孩，然后是一个“非常害羞，不怎么说话”的男孩，再后面是刚到孤儿院的俩姐妹（“两个小姑娘太可爱了，估计我们很快就能给她们找到新家”），然后就是阿比盖尔，她的头发紧紧地编成了辫子。“这是阿贝巴，”不知道是谁在介绍，“阿贝巴上六年级，似乎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我们问的所有问题，她都能迅速回答，英语学得也很快。她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亲人能收留她，所以被带到这里来。”
阿贝巴看上去神情低落，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并不关心。她所表现出的镇定也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没了力气。她所表现出的谦逊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深深的挫败。她的脸很瘦，身上的衣服也很破旧，但是外面套了一件带白色流苏领的夹克，想遮住里面的褴褛。有两次，她都垂下了头：一次是在快要开始被介绍之前，好像正在努力适应自己的优点和出身将被作为卖点。还有一次，是之后没多长时间，她被夸赞聪明的时候。后来，她朝右边瞄了一眼，从她的反应可以推断出来——她的眼角出现了褶皱——说明镜头外面有人在催她笑两下。最后，就在镜头关闭之前——在关于她的广告结束，在这段节目完成之时——阿贝巴似乎松了一口气。她的眼睛下方有因为缺觉而导致的黑眼圈，像两个黑黑的月牙——她的眼睛出奇地大，不是说大得让人觉得奇怪，而是真的特别大。
我点开另一个文件，打开里面的第一个文档，里面有一位男士被标明是“所罗门·阿迪苏，最近的亲属”，是所罗门·阿迪苏把阿贝巴带到这家孤儿院来的。那里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在她的接收记录中写道，据所罗门·阿迪苏介绍，阿贝巴现年10岁，没有兄弟姐妹。她的母亲在她1岁半的时候去世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所罗门的兄弟特梅思根·阿迪苏——三年前也去世了。这三年间，阿贝巴就住在所罗门家，所罗门的妻子也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住在塞贝塔镇外。所罗门没有工作，并且患有肺结核，时不时地就会发病，只不过有时候重点，有时轻点。虽然身体不好，但他种了木瓜、画眉草和柠檬，还养鸡，鸡蛋用来卖。他的孩子们只能打点零工，工资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住的房子是所罗门姐姐的，他们渐渐欠下了姐姐的房租，越欠越多。差不多一年前，姐姐告诉所罗门，她长期以来的慷慨不得不画上句号了，因为她的身体出了问题，需要用昂贵的药物，但是她知道有一个办公室可以帮人找工作：是一家雇用女性去中东地区做家政人员的公司。于是，所罗门的大女儿法西卡去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那里的人给她办了护照，把她送去了科威特。
所罗门告诉孤儿院的社会工作者，他们以为家里的财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随后法西卡写信回来，说原本跟她讲的是每天工作8到10小时，只服务一户人家，可是实际每天要工作16小时，服务住在相邻公寓里的三户人家，而且，她的工资也跟原先承诺的不一样。有个科威特人告诉她，她的工资比预想的低，是因为收取工资的埃塞俄比亚中间人从中做了手脚。而当所罗门去找这个中间人理论时，他又说是科威特人少付了工钱。所以事情就僵在这里了，他正在想办法。
所罗门跟社会工作者说，解决法西卡薪水微薄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他的另一个女儿蒂吉斯特也去科威特工作。在那里，她就睡在雇主家的储藏室。她得了脓毒性咽喉炎，有一段时间没法工作，所以他们就没有付钱给她。她还得了结膜炎，患了脚气，后背也痒。夜里可能有些小东西咬到或是戳到了她，留下了伤痕。不过蒂吉斯特还是打起精神重新开始工作，但有一次她的雇主发现她在工作时间打瞌睡，便把她的眼睛蒙上，用一根扁木条打她，作为惩罚。总而言之，所罗门对社会工作者说，尽管他的女儿们做出了各种牺牲，但他们家还是一贫如洗。
所罗门说，阿贝巴是孤儿，因此符合住到孤儿院的条件。所罗门把关于阿贝巴孤儿身份的手续都办完了，填了该填的表，签了该签的名，还让他所在行政区的司法委员会主席在所有材料上盖了章，后者还写了一封证实阿贝巴孤儿身份的正式信函，所罗门现在正在把这封信交给孤儿院。除此之外还有两封信，一封来自塞贝塔镇社会事务经理，另一封来自阿莱姆吉娜地区的一位官员，信上有他的印章，信的内容是应联邦妇女和儿童事务部要求，证明该女孩的孤儿身份。
阿贝巴的身高、体重和头围都有记录。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发育正常。阿贝巴是乙型肝炎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但HIV是阴性。她没有受过割礼。她吃东西很正常，没有焦虑的迹象。她是个明事理的孩子。她对社工没有抵触情绪。她愿意并且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感受。她说她不想住在孤儿院，但也接受这样的安排。她说她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她曾经想当一名医生，可是后来又不想了。她想成为记者或者外交官。她断断续续地上过三年学，一有机会就喜欢读书。她的数学成绩不错，但是并不喜欢数学。以后要是有机会回家，她希望能再见见老朋友，这是她最希望看到的：重回她在塞贝塔的生活。她的伯伯很善良，但是身体很不好，两个堂兄在她看来有点得过且过，没什么上进心，养鸡不认真，做事情也不努力，当然也没做什么事。阿贝巴对他们的态度并不认可，因为她相信努力的重要性。她相信人应该全力以赴。她告诉社工，她是东正教徒，各种神灵的斋日她都庆祝，尤其信奉加百列和圣乔治，她一直向他们代祷，请求他们的庇佑，但即便如此，她仍然相信面对任何一件事，无论怎样都应该始终坚持积极主动，不怕困难。
我面前的文件夹里还有阿贝巴埃塞俄比亚护照照片页的复印件、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在她被领养时签发的出生证明复印件（上面她的名字显示为阿比盖尔·德尔文·哈维），以及联邦第一法院法官做出的司法判决副本，上面写到他“确信养父母的照顾和保护比在上述孤儿院更加有利于该名儿童的成长”，并“确信妇女和儿童事务部已确定并确认养父母的个人、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够很好地抚养孩子”，还补充说“最近的亲属已被传唤至法院，并同意领养事宜”，他现在正依此发布命令，批准请愿人之间的合同。文件夹里还有一封妇女和儿童事务部部长签发的信函，通知该机构“根据最近的网络信息，我们得知儿童阿比盖尔·德尔文·哈维（养父母取的名字）已经死亡，我们在此敦促您提供有关信息，包括事发时的情况以及医学诊断、警方调查报告等其他含有实际证据的关键信息”。三天后同一位部长又发来一封信函，称该机构“急需提交一份包含医疗和警方证据的死亡报告”。又过了三天，儿童权利与安全办公室主任来了一封信，提醒收养机构“最近需要提供关于儿童阿贝巴·特梅思根死亡事件的详细报告”，信中还说“根据规定，我们办公室的一名相关工作人员将同贵机构一起，亲自调查孩子的死因”。然后斯卡吉特县刑事案件首席副检察官给西雅图的收养机构总部写了一封信，其中部分内容是：“关于阿比盖尔·哈维死亡事件的相关情况，请知悉并请转达埃塞俄比亚有关当局，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中，与本国任何其他执法机构和检察官办公室一样，在完成调查之前，我们不会透露或以任何方式讨论与本次调查相关的事实、情况、假设或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