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封亚的斯亚贝巴儿童权利与安全办公室主任给孤儿院院长的信。信中通知她，他将派代表“对阿贝巴·特梅思根的死因进行调查，其在被领养以及后来死亡之前在您的孤儿院生活，此举的目的是确认孤儿院内有无与此案相关联的信息”。跟每个文件夹里的所有行政文件一样，这封信也被一家私人服务商翻译成了英文，附在阿姆哈拉语版本后面，不过英文版短了很多。
* * *
我能够推断出一些信息。孤儿院的一名社工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接受过培训，她既能履行行政职能，又善于同收容机构里的儿童交流。她的工作不仅仅包括处理跨国领养所带来的大量文案，还需要确保每一份必要文件都存放至正确的资料库和文件柜，或是提交给相关的部委、办公室和政府部门，并且经常要去孤儿院的游乐区、宿舍和自助餐厅同孩子们交流，邀请他们去她的办公室接受咨询，或者同他们在私密的角落里坐一坐，聊聊天。
埃塞俄比亚政府儿童权利和安全办公室那位负责调查孤儿院有无与阿贝巴·特梅思根死亡相关信息的代表找到了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要求她提供一份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书面报告。于是特斯法耶在报告中写道，通过她“与死亡儿童做过的相关咨询和社会工作”所知，阿贝巴·特梅思根1998年出生在贝尔省，母亲在她18个月的时候去世，于是由父亲特梅思根·阿迪苏照顾。特梅思根·阿迪苏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亚的斯亚贝巴，但是在他的三个儿子被杀之后，他逃到了贝尔，当时如果他不离开，他自己也会被杀掉。他去贝尔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那儿，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兄弟已经死了。特梅思根在一家工厂里工作了不少年，制造砖块，运输、安装和拆除脚手架，最后买下了一个有七间客房的旅馆。在阿贝巴的记忆中，那个旅馆脏兮兮的，位于一个十字路口，不发洪水的时候，那里烈日炎炎，干旱得很。她的父亲在这间破败的旅馆里修了一个泥地露台，顶上用长长的波纹马口铁遮挡，在那里为客人提供茶、咖啡、面包、瓶装软饮、瓶装啤酒、爆米花和坚果，还放了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永远开着。
阿贝巴的父亲雇了一个驼背而且脊柱侧弯的女人——是从乡下丈夫身边逃出来的——她在旅馆里既当厨师又当女佣，每天晚上就跟阿贝巴睡在一起。那个女人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个新的，然后又换了一个又一个，阿贝巴跟她们一起在厨房里消磨时光，给她们打下手，直到可怕的事件开始发生，阿贝巴在孤儿院时，那些事依然清晰地留在她的脑海里。她告诉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最后一名女佣跑掉之后不久，也是在炎热的旱季即将来临之前，她开始听见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有时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有时会间隔几个小时——从山的那边隐约传来枪声或爆炸声，或是一阵越来越响的连续炮火。几个星期之后，枪声近了，带着孩子逃难的人开始零零星星地步行经过，有些人面无表情，有些人低着头，背着很多东西，以至于阿贝巴都看不见他们的脸，还有人骑着山羊，有人或靠或瘫坐在卡车后面，有人坐着驴车，甚至还有一个男人牵着一头骆驼，骆驼的嘴唇上被套了一个圆环，绳子的一头系在环上，另一头则被他抓在手心，逼着骆驼往前走。父亲允许所有在旅馆门外停留的人进来，让他们坐在露台的阴凉处歇息，水免费喝，还可以买英吉拉饼和炖豆泥吃，但是如果想过夜，房钱是一定要付的（反正房间也是满的），所有人天黑之前必须重新上路，正如阿贝巴的父亲反复对露台上的人说的那样，因为他们要是不走，他的生意就没法做了。没有别的法子，只能请大家理解。夜幕降临，他把最后一批绝望的逃难者赶了出去，还把旅馆的屋门和大门都锁上了。他还不放心，隔着窗户又观察了几个小时。阿贝巴跟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说，可能就是因为锁了大门，所以激怒了西边两公里小镇上的人和东边一公里半的小村庄的村民，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她并不理解的其他原因，反正不管怎么说，难民们对她父亲的意见越来越大，后来还威胁他，接着就公开起了冲突。在这过程中，山上的战斗还在继续，于是父亲夜里也没法睡觉了，因为有人朝旅馆扔石头，扔碎的水泥块，在黑暗里朝他大喊大叫，还用砖头砸旅馆的外墙。这些时候，阿贝巴躺在**，也睡不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露台上的电视机一直播着新闻，直到有一天电视没了信号，枪声也离他们越来越近，于是阿贝巴睡到了床底下，躲在父亲堆的一层层沙袋后面。不过，事实证明这样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后来来了一队吉普车和卡车，车里跳下来一群没穿制服的男人，他们或提或背着自动武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还拿着大砍刀和镰刀，直接叫阿贝巴和她父亲滚蛋。阿贝巴的父亲对此一劫倒是提前做了准备，他把现金藏在隐秘的地方——有的藏在鞋里，有的缝在裤子里，有的缝在衬衫里，还有的藏在一个用麻绳捆起来的手提箱里。他们离开时，阿贝巴试图把养的山羊也赶走，但是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山羊被一个男人霸占了，那个男人朝阿贝巴的后腰踢了一脚，她摔倒时撞上了残存的电线桩子上的一个尖角，前额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头立刻疼了起来，左眼也看不清楚了。
当时，阿贝巴8岁。她用一只手捂着额头，飞快地往前跑，她的父亲则把手提箱扛在肩膀上。他们去了最近的镇子，想搭巴士离开，至于去哪儿已经无所谓了。父亲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在形势恶化之前赶紧离开这里。于是乎，巴士的位子突然之间变得紧俏起来，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谁出钱最多，谁才有资格，这就意味着阿贝巴的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很多钱。三小时后，他们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城镇，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要付高价才能坐上巴士——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离之前的动乱远了一些，阿贝巴的父亲选择了保留现金，重新步行赶路。于是他们先是穿过一个阿贝巴从没到过的小镇，那里的学校还开着，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也都开着。父亲还买了饼干，他们在靠近河堤的小巷里吃完，然后又往北走，穿过蜿蜒的街道，来到了一片垃圾堆，四处都是干枯的杂草和散落的垃圾。阿贝巴在这里看见一只山羊的尸体，尸骨上还残留着一点点灰白的肉。有肉的地方，到处都是绿头苍蝇。
途中，阿贝巴头上的伤口一直在渗出脓水。她一有机会就清洗伤口。他们在烈日下赶路，抽空休息。他们快要走到一个小村庄时，四个男人将他们围住了，要他们付买路钱，阿贝巴的父亲说自己没有钱，他们就嘲讽他，把他摔在地上，扒掉他的鞋子，父亲藏在鞋子里的那部分现金被发现了，那群人把钱拿走，不过其中一个人可怜他们，扔了一把零钱在地上——也许，够他们之后买点罐头或是包装食品吧。
那几个男人走后，阿贝巴的父亲从尘土里爬了起来，头发和一侧的脸上都沾着尘土，脸上还有在鹅卵石上轧过的印子。他用右手托着左腕，说感觉自己被打倒在地的时候摔断了胳膊，事实的确如此，他的手腕仿佛只被松松的绳子拴在了手臂上，那只手再也没法跟身体的其他部位协作，成了一个脱了节的累赘。阿贝巴的父亲在路边找了两截硬塑料，把断了的骨头夹住，那两截塑料可能曾经是椅子的零件，他又把捆手提箱的麻绳切下来一段，在阿贝巴的帮助下，把左手从手掌到肘部上下左右绑好，父亲手脚并用，连牙齿都用上了。经过这番处置，如果没有阿贝巴帮忙，他还是没法将手提箱托到肩上，或是重新放回地面。毕竟他是50岁的人了，脖子上已经有了深深的皱纹，两只耳朵从皮包骨的脑袋上支出来，由于全身性关节炎和年轻时的佝偻病，他的关节都有点肿大。他身高大约1.75米，体重却只有50公斤，瘦得像根麻秆。父亲扛着手提箱，但由于断了一只胳膊，加上天气又潮又热，于是不得不经常到阴凉处休息，整个人瘫倒在地上，除了喘气，连说话和动弹的力气也没有，只有胸口一起一伏。阿贝巴则一会儿摘点野草，一会儿看看蚂蚁，一会儿挠挠被蚊子咬过的地方，一会儿揉揉额头上的伤口，还有一次，她把捆着手提箱的麻绳解开，打开已经锈蚀的铰链。箱子里的衣物中间躺着一个信封，信封用塑料水瓶的切割片压平固定了，好保护里面的七张照片。她仔细看了那些照片，是父亲住在首都时家人的照片。照片里的人已经都死了，他不止一次告诉过她。他的妻子阿姆萨拉死于肾病。他最小的孩子穆卢贝特死于发烧。贝耶内曾经在德雷达瓦开往吉布提的火车上工作，后来因为火车出轨而遇难。贝鲁克、费克鲁和伊扎克在街上被枪杀。阿贝巴把照片收好，扶父亲站起来。那天晚上，他们躺在路边一处洼地里休息时，三个一伙的劫匪过来跟他们搭讪，抢走了手提箱，箱子里除了那七张照片，还有另外一部分钱。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几乎没吃东西，阿贝巴的父亲除了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几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经过三天的艰难行走，他们到了一座城市附近。在跟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讲述自己的经历时，阿贝巴还记得这座城市的名字，叫沙舍默内，她至今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觉得这个名字很美。在沙舍默内城外，他们在蓄水池旁的一棵树下休息，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左右两个方向都有毛驴被男孩用树枝拍着屁股，驮着水往回走，阿贝巴朝其中一个男孩呼救，想讨点水喝，他停下来跟他们坐了一会儿，他的驴子也跟着在树下乘凉，男孩从裤子里掏出一团阿拉伯茶，塞到嘴里含了一会儿然后吐掉，问他们饿不饿，接着便拿出一袋煮过的意大利面和几块快要变质的山羊肉，分给他们一半，自己吃掉另一半，然后重新上路。阿贝巴对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说，这就证明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
她和父亲在沙舍默内的旅馆里住了一夜，房间里有蚊子，电力供应也不稳定，断断续续的，即使亮了灯，屋里的蟑螂也不会逃走。早上，他们花了手头将近一半的钱，买了向北开往兹怀的巴士车票。他们在兹怀下了车，并且非常幸运地几乎立刻又搭上了一辆货车，坐在堆得高高的货物下方，跟其他搭车的人一样，紧紧抱住那堆麻袋。麻袋里装的是某种粉末，压得非常紧实，即使人坐上去，麻袋也不会变形。货车在阳光下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麻袋里的粉末就散发出一种腐蚀性的气味，时间一点点过去，阿贝巴说那种气味让她胃里直泛恶心。货车往南朝布塔吉拉开时，她和父亲便爬下车，往北走。
他们一分钱也没有了。她的父亲开始搞不清位置，也辨不清方向了，他头晕得厉害，淋巴结也肿得老大。不过，走了三天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一片休耕的干犁沟，一个男人胳膊下面夹着一只鸡，告诉他们说，这条路的确是通往塞贝塔附近的。他哄他们去了一个警察局，阿贝巴的父亲在那里询问了弟弟所罗门·阿迪苏的住址。几个小时之后，所罗门牵了一辆驴车来接他们，还带了一个水壶，一个装满香蕉、杧果、鸡蛋和饼干的袋子，还有一盒烤玉米。
* * *
半年后，阿贝巴的父亲去世了。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浑身乏力，还干呕。阿贝巴发现父亲经常感到疲惫，喘不上气，不得不坐下来休息，还经常犯恶心，后来，等到雨季来临，他就一直喊头疼。有一天早晨，父亲醒来突然就看不清东西了，接着左手也失去了知觉——就是之前被强盗打断手腕的那只——大白天也只想在**躺着。第二天晚上，他的身体蜷向左侧，面朝着墙壁，就这样死去了。
阿贝巴告诉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接下来的两年，她的生活还挺稳定的。她住在叔叔家，她会在院子里追小鸡玩，把小母鸡抱在怀里或是裹在衬衫里，只露出头来，她还会在水龙头旁边帮着表姐们洗衣服，或是在园子里拔杂草，她还会在木工棚、粮仓或是厨房周围晃悠，厨房在屋子外面，用茅草搭了个顶。有时，她会跟邻居家一个叫坦萨亚的男孩一起玩。他们跪在水龙头旁边，把黏土搓成球，然后抛到篱笆外面。他们会去邻居家串门，在小溪上筑坝，踢烂泥，扬撒尘土，在灌木丛里捣乱，有时还踢一个已经没什么气的足球。只有一条原则是他们必须遵守的——不要过河。但是在水位足够低的时候，他们还是过了河，去对岸的山上游**，那里零零星星地散布着几片树林，有刺柏、橄榄和罗汉松，还长着红色的老鼠筋和野无花果。有时，他们会跟随羚羊穿过密密的金合欢树丛，只为听听它们的鼻息声，或是看它们吃草。
要想上学，阿贝巴必须得有一套校服、一个书包、一些练习本、一盒铅笔，还有租课本的钱，这些都是她叔叔提供的，她上的是客西马尼小学，在通往季马的那条路北侧，归一个修会所有，由修会里的修女们负责日常管理。每天早上，阿贝巴都和邻居坦萨亚一起步行去客西马尼。他们站在一排低矮的教室外面的泥地上，每个班级在地上的标记后面排成一排，一个大喇叭播放国歌，埃塞俄比亚国旗和奥罗米亚地区的旗帜一同升起。接下来，一位老师大声朗读新闻。然后他们进教室，开始上课。每天有七节课，每节课45分钟——英语、阿姆哈拉语、科学、数学、体育、美术和音乐——授课的都是穿着修女装束的修女老师，多数时候，她们是很严厉的，修女就是那样。她们每天早上穿着凉鞋、袜子、束腰外衣和肩衣，头上还戴着风帽，住在学校上坡的修道院里，孩子们从没去过那儿。
阿贝巴有时会有家庭作业，有时候没有，但最重要的是，她告诉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在学校里，她的阅读能力得到了提高，所以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回到家后，手头有什么，她就读什么——报纸、《圣经》，还有从邻居那儿借来的书。相比于在外面玩，她更喜欢读书，并且开始把自己读完之后的感想记录下来，也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她没有装订好的日记本，就在练习本的纸上写写画画，然后撕下来，保存在一个盒子里。
有一件事让阿贝巴印象深刻。一天晚上，就在马路上，在所罗门叔叔家和长着金合欢树的小山脚下之间的地方，一群鬣狗闯了过来，在一片吵闹声中咬死了一头小牛，小牛的肉、血、内脏和骨头都被吃掉了。所罗门叔叔前去一看，回来通报说这些野兽正忙着吃，一时顾不上攻击别人，于是全家都壮着胆子出去了。现场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像在竞技场里那样围成一圈，血腥的场面就在他们眼前上演，每个人都被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围观的人群足足有四五层，阿贝巴这样的小孩子根本看不清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于是所罗门叔叔把她扛到肩上。人们在原地又叫又跳，还挥舞着火把和砍刀。小牛已经侧倒在地，后腿歪在那里，鬣狗露着带血的尖牙，正朝它咆哮。过了一会儿，阿贝巴便扯扯叔叔的头发，说她想要下来。叔叔便抱了她一会儿，她对叔叔说，她觉得，鬣狗吃小牛的时候，大家不应该这么看热闹，应该把视线移开。说到这里，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打断了阿贝巴，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阿贝巴说，她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鬣狗吃小牛的场景体现出一种恶。大家为什么想看这个？为什么如此兴奋呢？在她的内心深处，这样的画面只会带来悲伤。她感到难过，她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她匆匆跑回了家，不管后面的其他人，她一边跑，泪水一边流了下来，模糊了她的双眼。她对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说，你会觉得，人不应该这么坏。
* * *
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在记录中写道，阿贝巴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在操场上，她被蹒跚学步的孩子所吸引。她牵着他们的手，帮他们擦鼻子，在他们哭的时候安慰他们，帮他们**秋千，在滑梯底部保护他们，他们在游乐设施上面玩，她会在下面做好准备随时接住，防止他们摔下来。她会帮他们提裤子，把衬衫塞进裤子里。她指着图片，读书给他们听。她让他们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们搂在怀里轻轻地摇，还给女孩编辫子，帮他们掸去腿上和胳膊上的灰尘。她让他们追着她玩，然后故意被他们捉住。她唱歌给他们听，还跟他们玩了一个叫作“瓶盖盖”的游戏。阿贝巴向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解释了一下：你把瓶盖摞起来，如果倒了，就得靠墙站着，让孩子们朝你扔足球。
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写道，阿贝巴是冷静的，这里的冷静指的是成熟和理性，她不会在其他孩子面前发脾气，她遵守纪律，而且被大家认为是有天赋的读书人，她会为了读一本书而拒绝玩游戏的邀请，会为了读书而退出游戏，她在**读书，在自助餐厅里读书，在操场上也读书。她从不跟别人争吵或是发生冲突。她觉得吵来吵去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数学是她最薄弱的科目，因为她的心思不在数学上。不过，她的公民学和英语都非常出色。她足球踢得不错，跳绳也还行。她对来孤儿院的那些外国人很是好奇，他们都是志愿来这里从事专业工作，或是义务来做慈善的。大部分时间，她看着他们来来去去，有时也会试着与他们交流，如果发现来访者说的是英语，便会用自己学到的英语跟他们说话；如果对方说的不是英语，那就只好观察他们的举止、声音、肢体动作和服饰，观察他们爬楼梯时的步伐和方式，他们背的包、钱包、双肩包，拿的手机，头发上戴的夹子或发带，他们用的小管的洗手液、防晒霜和驱虫剂，戴的太阳镜，打的遮阳伞，他们的手链、手镯、项链、文身、妆容，脚上的鞋子，笔记本电脑，脸上的表情、手势，有时候还留意他们的笑声。她跟着他们四处游逛，远远地听导游跟他们说的话——说孩子们通常11点钟睡觉，夜里有一个保姆，床单和衣服每周洗一次，定期洗澡，早餐吃得很健康，每个人不但有两条床单、一条毛巾、一个枕头和一个床罩，还有一个捐赠的毛绒玩具。导游会把孩子们介绍给来访的人，告诉他们孩子们的姓名、年龄、之前住在哪里，比如“这是梅隆，9岁，贡德尔人”“这是玛尔塔，11岁，哈勒尔人”。时间合适的时候，那些外国人就去自助餐厅里喝点饮料，导游就在那里长篇大论地解释，说孤儿院曾经为了省钱，买了奶牛回来宰杀，然后把肉冻起来留着吃，结果发现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经常停电，而且发电机用的燃气有时会供应不足，所以肉还没来得及吃就解冻变质了，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大的备用油箱和更加高效的发电机，因为现在这台发电机经常出故障，而且已经用了很多年。在餐厅休息完毕，来访者便被领到楼上的一间屋子，屋里的椅子被摆成半圆形，婴儿床沿着墙壁排开，每个来访者会被分配一个婴儿和一个奶瓶，婴儿就躺在墙边的婴儿床里，还有蹒跚学步的小宝宝坐在塑料坐便椅上，导游会重点介绍几种典型情况——例如，她说，在这个房间里，曾经有一个特别瘦小的小孩，小到可以躺在她的手心，原本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下来，但是后来来了一位荷兰的女士，她想在我们的孤儿院做志愿者，并且下决心让这个男孩活下来，她相信自己有办法，她把他抱在怀里，一直搂在胸前，于是后来那个男孩活下来了，现在已经1岁多了。导游介绍说，其实那个男孩此时此刻就坐在现场一位女士的腿上，就是坐在她右手第三把椅子上的女士。然后所有人都沿着过道走到特殊需求室，那里有一些坐在捐赠轮椅上的孩子。
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还记录道，在孤儿院的志愿者中，有一位法国女士很擅长编织。阿贝巴经常和她坐在一起，看她打毛线。她们俩没法用语言交流，但是法国女人善于演示，最后她把针放到阿贝巴手里，自己站到她身后，指导她操作那些针，让她亲自上手尝试。阿贝巴很喜欢，但这也很不好，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写道——当然她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阿贝巴自己没有针线，尽管那个法国女人把针和线都送给她作为礼物，但在孤儿院里，这样的事就比较麻烦，因为孩子们必须是平等的，谁都无权比别人得到的更多。
* * *
美国是什么样的呢？她的领养程序刚一启动，阿贝巴就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不得不说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因为美国比埃塞俄比亚大很多，所以那里的文化和地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肯定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就跟这里一样——有人富足，有人贫困，有人拥护政府，有人讨厌政府，还有人说不上是拥护还是讨厌，这些方面都跟埃塞俄比亚是一样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美国肯定跟埃塞俄比亚不一样。对于这些差异，艾尔莎贝特也帮不了她——因为她所知道的也只是从新闻和报纸里看到的——至于阿贝巴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餐厅里看到的视频，她认为不应该认定那就是美国人过的生活。艾尔莎贝特断定那些视频是假的，而且从中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些节目肯定跟其他节目一样——都是幻想和娱乐——并没有表现真实的美国。艾尔莎贝特可以说自己在孤儿院履职的过程中遇到过美国人，觉得他们与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或是英国人没什么不同，跟德国人或荷兰人也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她觉得美国人跟任何来访过的西方人都差不多，没有穿得更好，没有嗓门儿更大或是更小，没有更礼貌也没有更粗鲁，没有更无知也没有更聪明，没有在哪方面与众不同——除了一件事。她注意到，美国人当中基督徒的比例更高，不是像埃塞俄比亚的那种基督徒，但是总归也是基督徒，他们说话的时候会提到上帝和耶稣。这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艾尔莎贝特从其他地方的访客那里没怎么听到过这样的字眼。总而言之，阿贝巴要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国家。除此之外，艾尔莎贝特不想再推测什么。不过，尽管如此，阿贝巴还是可以想象一下的。她可以梦想自己去到很好的国家，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要别幻想过了头，免得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你带着梦想和期待离开，结果事与愿违。最好是带着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未来，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艾尔莎贝特是这么告诉阿贝巴的。这是很中肯的建议，是基本乐观的。但是在我心里，当我在八千英里外的阁楼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文字——在一个12月的夜晚，窗外的电线杆上亮着节日的彩灯，院里的灯也亮着——我只感到讽刺，感到悲哀。
* * *
阿贝巴很难跟孤儿院里认识的人道别。有一个叫卡塞奇的女孩，阿贝巴认为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卡塞奇没有家人，因此星期天其他孩子的家人来探望时，没有人来探望她；还有一个女孩叫卡尔基丹，她睡在阿贝巴旁边的**；还有一个叫埃梅贝特的女孩，也喜欢读书；还有一个叫萨姆瓦里特的女孩，她也从塞贝塔来，也上过客西马尼小学。她们都住在同一间寝室。她们都经历过其他孩子的离开，参加过他们的告别派对，望着面包车载着他们离开。孤儿院里还有一个阿贝巴很喜欢的保姆、一个借书给她看的老师，以及一个在院子里晾衣服的女人，她也喜欢读书，还向阿贝巴推荐了哈迪斯·阿勒马耶胡的一本小说《爱到坟墓》（Fikr Eske Mekabr），说这本书非常有名，每个人都应该读读，还说这本书太美了，美得让她流泪。书里讲的是一对恋爱中的年轻人，男主人公是老师和诗人，女主人公才华和美貌并存，两人不顾父母的反对和舆论的谴责走到了一起。洗衣女工把《爱到坟墓》送给了阿贝巴，给她的时候还提醒她说，这本书是写给大人看的，而且是个悲伤的故事。因为收到了预警，所以阿贝巴并没有翻开这本书，而是拿到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那里，征求她的意见——她应该读这本书吗？艾尔莎贝特回答说，当然是要读的，因为即便它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那又怎样，你仍然会从中吸取一些东西。还有，即使故事是悲伤的，那又怎样，你已经知道悲伤是什么滋味了，那本书里不可能有什么比你已经知道的更悲伤了。
* * *
最后一件事是跟所罗门叔叔告别。在阿贝巴要动身去机场的那天，所罗门叔叔来到艾尔莎贝特·特斯法耶的办公室，摘下帽子，在阿贝巴旁边坐下。艾尔莎贝特望着面前的两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一家人：两人的眼睛都大得出奇，细细的手指，窄窄的肩膀，都表现得平静而又矜持，说话都是轻声细语，表达都很清晰。所罗门给阿贝巴拿来了一条项链、一对耳环和一个信封，信封里都是照片，她父亲的、他自己的、他的儿子和女儿们的、曾经跟阿贝巴一起玩的邻居家那个叫坦萨亚的男孩的，还有她和所罗门一家住的房子外景，最后是阿贝巴本人的一张照片，穿着塑料夹脚凉拖蹲在他们院子里的水龙头旁边。所罗门说，要是我有更好的照片，我就拿给你了，可是我只有这些。然后他把每张照片都翻过来，给阿贝巴看他记在上面的日期，还有照片里的人的名字和年龄，接着便把所有的照片都塞回信封，递到她手里。
所罗门叔叔握着阿贝巴的手。他说她从小的事，他都知道，原先不知道的也从她父亲那里听过了，他记得他们在贝尔停留后，他在警察局里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他说他当时看到阿贝巴遭了这么多的罪，身体还很好，没有垮下，感觉是个好兆头。他记得她在去他家的路上抠额头上的一大片痂，在驴车里吃香蕉，还有她一开始喝了很多水，睡了很长时间，把他们放在她面前的所有食物都吃光了，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她似乎就恢复了，可以去外面玩了，在园子里东瞧西瞧，伸着鼻子闻来闻去。所罗门叔叔说，总之，我们都立刻喜欢上了你。怎么能不喜欢呢？在我的心目中，你跟我的其他女儿一样，都是我的女儿。我对你的感觉和对她们的感觉一样，没有一点不同，完全是一样的。我看着你穿上校服去上学，看着你喂鸡，捡鸡蛋，给花园浇水。我老是生病，你对我特别好。但我最想说的是，要是我的境况更好些，我是绝对不会把你送到孤儿院来的。我会把你留在家里，因为我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你，而且，出于私心，我也觉得你是我们家的好帮手。从长远来看，把你留在家里对我来说可能更好。我想来想去，还去祈祷，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只有眼前的各种困难，让我感觉你以后也会不得不像堂姐们那样去科威特打工，过那样的生活，被那样对待，被吐唾沫，被殴打。当我想到这些，然后又发现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得到她们没机会得到的东西，于是我便开始接受了。我不能自私，如果我爱你，我就必须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原因。阿贝巴，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我不想让你带着我不爱你，或是我抛弃了你这样的想法离开这儿，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心里没有你，想丢掉你这个负担，把你送过来就是因为这样对我来说可以简单方便地减轻压力，让我自己活得更轻松点。其实，把你送到这儿，我感觉是我背叛了你。我已经批评过自己了。我想知道自己做的究竟对不对。对你来说，是拥有现在所拥有的、去另一个国家的机会更好，还是与永远爱你的人在一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