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何时起，我被当成了处理尸体方面的专家级人物。一旦遇到特别事态下死亡的尸体，马上就会请我到场解决，因此我经常去各种现场。
现在，对于我来说，即使不到现场，只要告诉我地点，基本上就能判断出尸体大概是什么状态。
比如，如果是在电车轨道沿线或铁路道口，死者想必是被轧死的，而如果是港口或海岸边，死者可能就是溺水身亡。我会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判断，带上与尸体状况相合的用具赶往现场。
一般交通事故的死者都会被救护车送往医院，那些需要把棺材送到事故现场，就地入殓的，大多是需要警方处理的特殊情况。
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让我带棺木马上到场。地点是海边，我就想当然地认为有人溺水而亡，稍事准备后就出发了。
当时已近黄昏，一靠近现场，就看见几辆警车。车上红色的警灯旋转个不停，灯光闪烁。海岸边的松林里停着一辆私家车，四周有几个警察。我凭直觉断定这是一起汽车尾气自杀事件。吸尾气自杀的尸体，如果发现得早，算是死尸中最漂亮的了。但如果是夏天并且发现迟了，就会成为根本无法碰触的腐尸。
我在私家车旁边将棺木卸下后，一个警察走过来用手往上指。原来松枝上还吊着一具尸体。
按说在这类案件中，警察会在棺木送到之前验尸完毕，并用毛毯或别的东西将尸体掩盖好。但今天我好像比法医更早到达。等了一会儿，才见一辆装有梯子的货车型警车开了过来。
谁都不想碰触这种尸体。
然而肯定得有人伸出手去做。到最后我发现，每次主动做这种事的，几乎都是几张熟脸。
年轻警察煞有介事地又戴手套，又戴口罩，最后却只是拿手电筒帮着照明，自始至终根本就没碰尸体。
前几天收拾卧轨自杀者的死尸时，也是这样。最后拿着塑料袋边走边收殓死尸的人，只有资深验尸官S先生和我。那位死者的头盖骨已被轧得粉碎，脑浆如大头鱼的鱼白一般，喷溅在枕木之间。我们从铁路旁折来树枝当筷子，一点点地夹拾。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只剩下S先生和我还在坚持。
其实我大可不必做到这个份上。只要把棺木送到现场，再把已经装殓了尸体的棺柩送往大学的法医解剖室，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到了现场，我就会不自觉地出手帮忙。
Death
白隐慧鹤
凌晨一点，公司值夜班的人打来电话，说有一户人家的棺材爆开了，让我马上赶过去看看。
这户人家是我昨天傍晚负责装殓的。我到达时，整座房子灯火通明，所有人都站在门外的大路上。
我问：“怎么回事？”
他们情绪激动地说：“棺材爆开了！”
我心想，这怎么可能？探头看看作为灵堂的房间，鲜花和器具散乱一地。我靠近灵位一看，棺材果然因爆开而毁坏了，死者的手臂也从棺木缝中露了出来。
死尸已腐烂，臭气熏天。我强压着呕吐的冲动仔细勘察了一下，发现棺木周围缠过胶带。
导致棺木爆裂的就是这些胶带。那家人说，守夜时觉得尸臭太熏人，就决定把棺材的接缝处堵上。他们用胶带缠裹棺材，把它彻底地封实。死尸和干冰散发出的气体涨满棺木，最终导致棺材爆裂。
我不得不在凌晨两点重新纳棺。
死者是为救溺水的孩子而淹死的父亲。
孩子获救了，这位父亲却失踪了。大约一个月后，尸体被冲到新潟县的亲不知海岸。尸身已高度腐烂，面部几乎难以辨认。
死者的大女儿从东京赶回来，像是个大学生，哭着喊“爸爸”，要求我把棺材盖打开。母亲一开始还劝女儿别看，后来可能是被女儿歇斯底里地搂着棺材痛哭的阵势给弄糊涂了，让我开棺给她看一下。
我一打开棺材盖，那位女儿只看了一眼就瘫坐在地，连声喊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这是前一晚的事情。
我把尸体纳入新棺材，重新简单地布置了一下灵堂，交代他们“等天一亮就会有人过来处理”，然后才离开。
出门一看，天快亮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仍觉得身上有股尸臭，难闻得很。到家后，赶紧从头到脚冲洗身体，换完内衣裤后才躺到**，然而还是觉得身上残留着一股尸臭味。
我很想睡着，可是那股尸臭味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
辗转反侧之际，我突然想到，也许臭味附在鼻毛上了，于是跳起来清洗了鼻毛，甚至用剪刀修剪了一遍。果不其然，尸臭味消失了。
今天又碰到一件异常的事情。
警察通知，让我带着棺木去一趟。我急忙赶过去，发现现场是一间破旧的平房，房前站满了警察和附近的居民。
大门和窗户全都大开着。
我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说，里面有一具情况很糟糕的尸体，人没法进去。原来是个独居老人，死了好几个月才被发现。
我从其中一扇窗户望进去，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中央铺着被子，尸体好像在被子下面。
也许是错觉，我看到稍稍隆起的被子好像在颤动。不仅如此，房间的地面上撒满了很多像豆子一样的白东西。
仔细一看，原来是蛆虫。它们从被子里爬出来，散布到整个房间，甚至蔓延到房前的走廊上。
我后背发凉，问旁边的年轻警察怎么办。他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最后拜托我说，请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尸体纳棺。我用警车上的无线电通话器联系公司，让人送来笤帚和簸箕，以及装尸体的塑料袋。
总之，如果不先把蛆虫清理掉，就无法靠近尸体。
首先把大门口到走廊的蛆虫扫到一起，用簸箕移走。再往里打扫，一直到棺木能放到被子近旁为止，整整花了一个小时。
放下棺木，掀开被子的一瞬间，我感到毛骨悚然。我身后的警察连忙别过脸后退了几步。而公司派来送笤帚的家伙，竟然夺门而出。
无数的蛆虫在尸体的肋骨中间，像微波**漾般蠕动。
我和一名警察各抓着被子的一头，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倾入棺中。棺材被运往大学的法医学解剖室。而我仍然留下来清扫蛆虫。邻居妇人也拿来笤帚和簸箕，一边帮忙，一边为自己住在附近却没发现老人死亡拼命辩解。说什么老人以前住过医院，以为最近又住院了，又说老人在东京有个养子，还想着是不是搬去跟养子一家一起生活，等等。
其实我根本没必要在这里清扫蛆虫，但想到这里可能会用来办丧礼，还是帮着打扫一下为好。
渐渐地，一只只蛆虫在我眼前变得鲜亮起来。我注意到，这些小小的蛆虫为了不被逮到而拼命奔逃，有的甚至试图爬上柱子逃生！
蛆虫也是一种生命。这样一想，我似乎看见蛆虫们发出光芒来。
人都想死得美丽，但都不太清楚到底怎样才算死得美丽。
是没有痛苦地死去，还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地死去？或者说，是死后的肉体形态美丽，还是死的形式好看些？
人们连在意的究竟是死法还是死后尸体的状态都拿不准，要是和死后尸体的处理方法结合起来考虑，就更难说明白了。
在医科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我因宣传遗体捐献活动而与筹委会的M先生熟识。M先生是解剖学教授，为了凑齐开设医科大学所需的遗体捐献者登记人数，他日夜不停地埋首工作。
一个经我介绍参加遗体捐献活动的人，在教授那里登了记。那天，教授向我表达谢意之后，突然兴致勃勃地说：“有件事很奇怪啊！在‘白百合会’注册登记的会员中，百分之五十是基督徒。但他们在本地的宗教信徒中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说‘当我闭眼之后，请把我的身体扔进贺茂河里喂鱼’的，是亲鸾(1)吧？净土真宗的信徒，在北陆地区可是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呢。”
M教授以学者惯用的方式列举数字，兴奋地谈起这件事。
后来，那位登了记的捐赠者去世了，他的葬礼筹备会出了问题。
当时死者的亲属说死者登记过要捐献遗体，问我这种情况具体怎么办。虽然已是深夜，但我还是给M教授打了电话。他接到电话就乘出租车赶了过来，详细地解释了具体程序：葬礼仪式可如常举行，只是出棺时，棺木不是运往火葬场，而是运到大学里；三年后遗体火化，骨灰奉还给家人，其间大学方面每年会为捐赠者举办供养佛事；等等。最后，M教授郑重其事地恳请死者亲属：“希望大家为医学的发展和培养未来的医生共同努力！”说完双手触地深行一礼。
这时候，在场的一位女士突然变脸，哭着喊道：“我反对！绝对反对！不许把爸爸的遗体……”说着便扑到棺材上号啕大哭。
其他亲属聚在一起悄声议论，最后的结论是：不同意捐献遗体。
M教授失望而归。他离去时垂头丧气的背影，我一直记忆犹新。
人们对死的认识非常顽固，不容易改变。这种顽固还影响了人们对死后情形的认识。
最近我看报纸，说国外一些地方，政府发出通告，禁止土葬，一律改为火葬。结果由于认为火葬后不能升入天国，老人纷纷自杀。
读了这则报道，我对人们的“我执”之心深感震撼！竟然有人如此执着于死后尸体的处理方式，并为之烦恼，甚至不惜赌上性命。
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各地的风土、文化和宗教习俗，在死尸的处理方式上采用过土葬、火葬、水葬、风葬、鸟葬等。
“葬”是象形文字，上下各一个“草”字，中间夹着“死”字。“死”是由“歹”（散乱了的骨头）和“匕”（人倒立的形状）两字组合而成，由此可以推断，在“葬”字产生时，埋葬死者的方式，也许仅仅是把死了的人放在草丛中。
总而言之，概念一旦固定下来，就很难改变。
对于“美丽的死”的认识也是如此。
所谓美丽的死，也因人们各自的世界观、宗教观和审美意识而各不相同，并且与每个人所处的风土习俗和社会环境关系密切。
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规定什么是美丽的死。然而在某个时代，某种社会环境下，美丽的死可能表现为某种倾向。
以前，人们错误地赞美《叶隐》中“所谓武士道，就是寻找死亡”的思想，认为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勇敢赴死，如此即被称颂为大善大美。
但随着日本战败，这种思想体系土崩瓦解。人们开始认识到，活着才是最好的，而死亡不论是什么形式都变得丑陋。
就在“生”被赋予绝对价值的社会风潮中，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由纪夫在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切腹自杀，对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三岛由纪夫在《忧国》中曾解释：
我始终无法释怀的，是年老的永远丑陋，而年轻的永远美丽；年老者的智慧永远模糊，而青年们的行动永远清晰。人越是活下去，就越走下坡路，人生就是直线式下落的过程。《忧国》中，那对中尉夫妇在悲境中不知不觉地达到了人生最高的瞬间。我试图将他们肉体极致的解脱和无以复加的痛苦，统括于同一理念之下，以期实现最高境界的幸福。因此我才会把“二二六”事件设定为他们死亡的背景。
在《镜子之家》一书中，三岛还说：
即使我们把人的肉体假设为一件艺术品，恐怕也无法阻止它被时间侵蚀而日益老化。
因此，他在作品中让年轻的主人公殉情了。
同样是与其苟且偷生不如选择死亡，深泽七郎在《楢山节考》中表现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楢山节考》中的阿玲婆婆也认为与其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死了好，自己已经到了该去“弃老山”上等死的年纪，如果迟迟赖着不肯上山，会非常可耻，于是她让儿子早日带她到山上。
对于阿玲婆婆来说，在楢山山顶上迎接死亡是美丽的死法。
这部作品参评“中央公论新人奖”时，三岛由纪夫是评委之一。他的评语是：“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拖入黑暗潮湿的泥沼底层，虽然觉得很美——也许是我个人的感觉，但又觉得有些恐惧，就像我读《说教节》《赛之河原》《和赞》等作品一样，整个人像是要沉溺了。”
深泽七郎的作品描述的世界，应该不是三岛由纪夫能够接受的。
阿玲婆婆的死是一种牺牲自我的爱，和“生”息息相关；三岛的死，则是对自我的“爱”，是切断与“生”的一切关系的“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玲婆婆的死是社会共同体中个人的死，而三岛由纪夫的死，则是一个被社会遗弃了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的死。
事实上，没有什么死法会比自杀给社会造成的困扰更大。自杀这种行为，就是被社会疏远的人孤独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而言之，自杀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