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乡愿，乡里所称谨愿之人也。《孟子·尽心》篇以孔子谓乡愿为德之贼问，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②明堂，古者施政、行礼之所也。辟雍，古者教人之大学也。历律，历数乐律也。封禅，古者祭天地而纪功于山石之事也。
③《吕氏春秋》篇名。
④齐宣王曾问孟子曰：“人皆问我毁明堂，毁诸已乎？”见《孟子·梁惠王》篇。
⑤本孟子语。见《孟子·公孙丑》篇。
⑥武帝武后皆信儒臣之言，模拟古制，兴作明堂，为发施礼乐政教之所。
⑦辟，璧也。辟雍形圆，像圆璧，故名。泮之半也。泮宫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水，故名。
⑧见《论语·八佾》篇。
⑨此曾子寝疾告孟敬子之语，见《论语·泰伯》篇。所谓“所贵乎道者三”者，“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⑩本《书·尧典》语。钦，敬也。若，顺也。
?本《书·舜典》语。璇玑玉衡，测天文之器也。七政，月、日、五星运行之法也。
?司马相如有遗札言封禅事。
?孟子为陈相述古事，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下即此五目。见《孟子·滕文公》篇。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墨子的义与仁，乡愿的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戮，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又该听谁的呢？况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没有考查识别，假如国家要造明堂，建学校，制定立法乐律，进行封禅大典，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中说的‘生而知之’，就是义和理。比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这些事，也要等学习之后才能验证其是否可行。这句话可以说是公理了。”
你所说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区别，同前面说到的舜和武王的事类似。至于对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在谈论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的比喻解释过，这里也无须再多说了。造明堂、建学校等事，似乎还不能不讲。但是这些事说来话长，姑且根据你信中的话讨论一下，这样你的疑惑可能会减少一些。
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六经”“四书”中没有详细的记载。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见识超过三代的圣贤吗？齐宣王时，明堂有的还没有被毁掉，那么幽王、厉王的时代，周朝的明堂应该都完好无损。尧舜时期住茅草屋、垒土台阶，明堂的制度未必完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幽王、厉王时期的明堂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一样，但这并不能帮他们挽回天下大乱的情势，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正说明，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那么茅草屋和土台阶也可以起到明堂的作用。以幽王、厉王的心来行暴政，那么即使是明堂不也成了施行暴政的地方吗？汉武帝曾经与大臣讨论建设明堂，武则天毁掉乾元殿修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如何呢？
天子建的学校叫作辟雍，诸侯建的学校叫作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然而三代时的学校，是以昌明伦理纲常为目的的，不是以它的样子像不像璧环、是否建在泮水之畔为标准。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礼又能怎么样呢？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乐又能怎么样呢？”制作礼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品德，只有声音可以作为音律，身高可以作为尺度的人，才能做这样的工作。至于礼乐器具的细节与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们的职责。所以曾子说：“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行礼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则由相关官员负责安排。”尧“命令羲和遵从天道，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重点在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舜“观侧北斗七星的运行”，重点则在于“安排好七种政事”。这些都是念念不忘以仁爱之心推行养育百姓的仁政。制定历法、明白时令的根本就在于此。
羲和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才能，皋陶和契未必能有，大禹和后稷也未必能有。尧舜的智慧不能通晓万物，即便尧舜也未必具有这些才能。可是现在，按照羲和的方法，加上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即使一知半解略有智慧的人、浅薄的术士，也能正确推算节气、占卜天象。难道是后世一知半解略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尧舜还要贤明吗？
“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诞无理，这是后世的阿谀奉承之徒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好献媚，怂恿鼓吹，迷惑君心，浪费国力之举，可以称之为欺天惑人，是最无耻的行为，君子是不屑于言说的，这也正是司马相如受到后世天下人嘲笑的原因。你却认为这些是儒生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大概是没有仔细思考吧！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们生而知之。然而诠释《论语》的人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如果礼乐名物之类是成为圣人的功夫，圣人也必须学习然后才能通晓，那么圣人就不能称作“生而知之”了。说圣人是“生而知之”，是专指义理而言的，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因此礼乐名物之类的事物与成为圣人的功夫无关。那么，“学而知之”的人也只是应该学习通晓义理而已，“困而知之”的人也只是应该努力学习通晓义理而已。如今学者学习圣人，对圣人能通晓的义理不去学习掌握，却念念不忘探求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并把它们当作学问，这不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吗？以上这些就是针对你的困惑稍加分析解释，还不是从根本上澄清问题的论述。
正本清源的学说一天不昌明于天下，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就会日渐觉得烦琐艰难，甚至沦为夷狄、禽兽之类，却还自以为学的是圣人的学问。即使我的思想暂时昌明于天下，也还是刚解开西边的冻，东边又结上了坚冰，拨开前面的雾，后面又涌起云。我就是凭着死志喋喋不休地进行宣讲，也丝毫不能拯救天下。
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他看待天下的人，没有远近内外之别，凡是有生命的都是兄弟儿女，都要教养他们，使他们安全，以实现他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念。天下人的心，最初同圣人的心并没有区别，只是后来夹杂了私心，被物欲蒙蔽，天下为公的大心变成了为自己的小心，通达的心变得阻塞了，人人各有私心，甚至有人把父子兄弟看成仇人。圣人对此非常担忧，所以推广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来教育天下人，使人人都能克制私欲，清除蒙蔽，恢复他们与圣人相同的心。圣人教化的主要精神，就是尧舜禹一脉相承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圣人教化的具体细节内容，就是舜让契教化天下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个方面而已。唐虞夏商周的时代，老师只教这些，学生也只学这些。那时，人人没有不同的观点，家家没有不同的习惯，能自然实践这些内容的就是圣人，通过努力做到的是贤人，违背于此的人，即使像丹朱一样聪明，也属于不肖之徒。就是在田间市井从事农工商贸的普通人，也都学习这些内容，把成就自己的品德当作第一要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乱七八糟的见闻，没有背诵的烦琐，没有数不胜数的诗词文章，更没有追逐名利，只是孝顺双亲，尊敬兄长，对朋友忠信，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良知。这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而不是向外求来的，谁又不能做到呢？
学校里主要是培养人的品德。人的才能各有不同，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治教化，有的擅长水利农事，这就要根据他们的德行，因材施教，使他们的才干在学校里进一步提高，根据各人的德行让他们终身担任某一职务。用人的人只知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只看被任用的人是否称职，而不以身份高低分出轻重，不以职业不同分出好坏。被任用的人也只知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如果所在的岗位适合自己，就是一生都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不认为辛苦，一生从事低下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贱。当时，天下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亲如一家，那些才能低下的人，则安于农工商贸的职业本分，兢兢业业，互相为对方提供生活必需的事物，却没有攀比、羡慕的想法。那些才能像皋陶、夔、后稷、契一样卓越的人，则出仕做官来发挥他们的才能。整个天下的事就像一个家庭的事务，有人负责衣服、食物方面的劳作，有人经商互通有无，有人制造器具，大家群策群力，来实现赡养父母、教导子女的心愿，都只怕自己承担的事务做不好，因而尽心尽责。所以后稷在农业劳动上勤劳，而不以自己不知教化为耻辱，他把契的善于教化看作自己善于教化。夔负责礼乐，而不以自己不明白礼仪为耻辱，把伯夷的通晓礼仪看作自己通晓礼仪。因为他们心地纯明，具有完全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所以他们的精神心气流畅贯通，没有彼此的区别和人物的差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持、足行，都是为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眼睛不会因为自己不能听而感到耻辱，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眼睛一定会去看。脚不以不能拿东西为耻辱，手向前伸出去拿东西时，脚一定会向前迈进。这是由于人体元气充沛周行，血脉畅通，所以痒痛呼吸都能被感觉到，并且做出神奇的反应，有不言而喻的妙处。圣人的学问之所以最简单也最明白，容易通晓，容易实践，容易学成，正是因为它主要在于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天理，而对于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加以论述。
夏商周三代以后，王道衰微，霸道兴盛。孔子、孟子去世之后，圣学晦暗，邪说横行，教的人不再教圣学，学的人也不再学圣学。讲霸道的人，偷偷用与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知识技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世人都纷纷尊崇他们，圣人之道就荒芜阻塞了。世人互相效仿，天天探求能够富国强兵的学说、倾轧欺瞒的计谋、征伐兴兵的策略，以及一切瞒天过海，有可能得逞一时并获取功利的手段，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多得不计其数。长此以往，互相争斗抢夺，祸害无穷，这些人沦为夷狄、禽兽，连各种霸道之术也不能推行了。
于是，世上的儒者感叹悲戚，搜寻过去圣王的典章制度，从秦始皇焚书余下的灰烬里拾掇修补，其目的也确实是恢复先王的圣道。然而，圣学距今已经太久远了，霸术流传造成的影响很深，即使是贤明睿智的人也免不了受到污染。他们对圣学进行宣扬修饰，并且希望圣学发扬光大，实际上这只能增加霸术的影响力，至于圣学的踪影却再也见不到了。于是，产生了解释古书字义的训诂学，传诵授课来求得虚名；产生了记诵圣言的学问，满口圣言来装作博学；产生了作诗填词的学问，铺排夸张追求文采。这种人吵嚷喧嚣，在世上群起争斗，又不知道有多少家！他们流派众多，使人们无所适从。天下的学者好像进入了民间百戏的表演场，只见欢呼跳跃，争奇斗巧，献媚取悦的戏子从四面同时涌出，令人前顾后盼，应接不暇，以至于眼花耳聋，精神恍惚，日日夜夜在里面沉溺游弋，就像心智狂躁失常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当时的君王们也沉迷于这类学问，终生从事无用的虚文，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偶尔，有人认识到这些学说空洞荒诞，杂乱不通，于是发奋努力，想以实际行动干点实事，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像春秋五霸那样富国强兵，建功立业，追逐功名的霸业而已。
圣学离我们一天比一天远，一天比一天昏暗不明，追逐功利的风气却一天比一天兴盛。这中间虽然有人被佛教、道教的学说所迷惑，然而佛教、道教的学说到底也无法战胜世人追逐名利之心。虽然有人试图用群儒的学说来调和折中，但是群儒的观点最终也战胜不了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认可。到了今天，追求功名利禄的流毒侵蚀人们的灵魂，积习成性，已有数千年。人们在知识上互相夸耀，在权势上互相倾轧，在利益上互相争夺，在技能上互相攀比，在名声上互相竞争。那些做官的，管理钱粮的还想兼管军事和司法，掌管礼乐的又想参与吏部的事务，在郡县做官的则想到省里当主管人事、财政和司法的大官，位居监察要职的则窥伺着宰相的位子。本来应该是没有某个方面的才能，就不能做某个方面的官，不通晓某个方面的理论，就不能获得相应的荣誉，可实际的情况却是：记忆广泛，正好助长他们的傲慢；知识丰富，正好使他们能够作恶；见闻广博，正好使他们肆意诡辩；文采富丽，正好掩饰他们的虚伪。所以，皋陶、夔、后稷、契都不能兼做的事，现在初学的孩童都想通晓那些理论，探究那些方法。他们打出的名义幌子，何尝不是说想要完成天下人共同的事业，但他们的真实想法却是，认为不采取这样的手段就无法满足自己的私欲。
唉！以这样的积习影响，以这样的心思，又讲求这样的学问技能，当他们听到我说的圣人的教诲时，当然就将它看作累赘和迂腐的学说了。他们把良知当成短处，把圣人的学说当成无用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的啊！唉，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怎么可能寻求圣学呢？怎么可能谈论圣学呢？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想成为学者不也太艰难辛苦了吗？不也太困难危险了吗？唉，可悲呀！
万幸的是天理自在人心，终究不会泯灭，良知的光明万年如一日。所以，听了我的正本清源的观点，有识之士一定会悲伤痛苦，奋然而起，就像江河决堤的洪水一样无法阻挡。如果没有英雄豪杰不期而至，我还能寄希望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