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曰：“伊川⑦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来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常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⑧。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⑨。’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⑩”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注释】
①文中子，为隋代王通，字仲淹，龙门人。教授河汾之间，受业千数。尝仿《春秋》作《元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独传世。及其卒，门人溢曰“文中子”。韩退之，名愈，唐昌黎人。为文宗经籍，成一家之言，今有《昌黎先生集》。
②（左讠右尧），náonáo，指争辩、喧嚣。——编者注
③《周礼·春官》云：“天下……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传说《连山》为伏羲所作，《归藏》为黄帝所作。一说《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
④传说文王叠八卦而成六十四卦，于每卦作卦辞，于每爻作爻辞（或谓爻辞系周公所作）。孔子赞《易》，则又据以《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篇。
⑤《典谟》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书》之首数篇也。《二南》为《周南》《召南》，《诗》之首二辑也。《九邱》《八索》传说皆古书名。
⑥言《春秋》系孔子所作，时代最先者为孟子。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见《孟子·滕文公》篇。
⑦伊川，宋程颐，字正叔。与兄颢同受学于周敦颐。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世称伊川先生。有《易传》《语录》《文集》。
⑧《论语·阳货》篇云：“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⑨齐宣王问孟子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答以此语。见《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原文“门”作“徒”。
⑩此语本《中庸》。《中庸》论圣人之德，谓“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见《论语·卫灵公》篇。
?见《孟子·尽心》篇。《武成》，《周书》篇名，记武王伐纣之事。策，竹简也。
?《三坟》，传说为古书名。
?《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远宗之也。宪章，近法之也。
?语出《孟子·离娄》篇。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如何评价王通、韩愈二人。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雄才，王通是大贤的儒者。后人只因为文辞的原因，推崇尊敬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多了。”
徐爱又请教：“王通为什么会有仿作经书的过错？”
先生说：“仿作经书是对是错不能一概而论。你认为后世儒者编著经书的做法，跟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呢？”
徐爱说：“现在儒者的编著，并不是没有追求名誉的意思，然而主要还是以阐明圣贤之道为目的，而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名利。”
先生说：“通过编著经书进而阐述经典，又是效仿的什么呢？”
徐爱说：“效仿孔子删述‘六经’，从而阐明圣贤之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王通仿作经书，就不是模仿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经书就是对其中的经道有所阐释。仿作经书，似乎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恐怕对于经道没有什么进益。”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贤之道是使得道理返璞归真，在实际做事当中表现，还是讲求堆砌辞藻，哗众取宠呢？天下大乱，是从重视空虚的文论而轻视实际的行为开始的。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那么也就不必删述‘六经’了。删述‘六经’，孔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演卦、周公作辞，这期间有论述《易经》的著述，像《连山》《归藏》这些，众说纷纭，不计其数，使得《易经》的道理变得混乱。孔子发现天下爱好虚文的风气逐渐盛行，知道不约束这种言论就会没有底线地发展，所以推崇文王、周公的学说，认为只有这些才阐发了《易经》的宗旨。于是纷繁复杂的学说都被废弃了，天下论述《易经》的言论这才得以统一。《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的情况都是这样。《尚书》自《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像《九邱》《八索》这样大量**逸邪**的诗词，有成百上千篇。《仪礼》《乐经》中关于事物以及规则的解释更是多得无法数清。孔子对它们都做出了删改矫正，这样其他的学说才被废除。在《尚书》《诗经》《仪礼》《乐经》中，孔子何曾增加一言半语？现在《礼记》中的解说，都是后来儒者的附会之语，已不是孔子的本意了。至于《春秋》，虽然被说成是孔子之作，其实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所谓‘笔’，就是照抄旧文；所谓‘削’，就是删繁去复，这样是有减无增的。孔子删述‘六经’，是担忧繁文缛节祸乱天下，所以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他要求人们对‘六经’要轻文句，重内涵，因为并不是要用文句辞藻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华辞越来越盛行，天下越来越混乱。秦始皇焚书而开罪天下，是出于他的私意，更不应该焚毁‘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在阐明圣贤之道，把所有离经叛道的书籍，全部焚烧，也正暗中与孔子删述的本意相合。自秦汉以后，繁文华辞又兴盛起来，要想彻底抛弃废止，完全不可能了。只应当效仿孔子的做法，收录并赞扬那些与经道最接近的，那么其他各种荒诞的学说和悖论，渐渐就会自行消失。虽然不知道王通当时仿作经书的本意是什么，但我对这件事深表同意。我认为圣人即便重生，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就是因为繁文华辞兴盛，而践行实事衰落。人们坚持自己的看法，以新奇观点相互争斗，以花哨俗丽博取虚誉。这样只会混淆天下人的视听，蒙蔽天下人的耳目，使得天下人颓靡地争相修饰表面文辞，借以闻名于世，而不再知道还有敦于本分、崇尚实践、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都是受那些自己著述经书的人启发的。”
徐爱说：“著述也有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便很难看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懂，那就是歇后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辞章？《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它才能看懂，孔子何必要删削它？”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件，‘六经’是判断。’比如《春秋》记载杀死了某位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恐怕也难以判断正误。”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往世儒者的学说，而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如果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详细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了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删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除去私欲。对于存养天理、除去私欲的事，孔子曾经说过，有时根据人们的提问，依他们各自的情况作答，有时也不肯多说，唯恐有的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研，所以说‘我并不想多谈’。如果是一切纵容私欲、吞灭天理的事，又怎能详细给人解说呢？这就成了长乱导奸了。因此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以后世也就没有流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世间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片功利的私心，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正相反，怎么能思考明白呢？”
先生接着感叹道：“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与他讨论这个很难啊。”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这一本书我认为就只有两三竹简可取罢了。’孔子删述经书，即便关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的事，也不过只留下几篇。删述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就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圣人的本意从中可以看出来，圣人只是删去繁复的文饰，后来儒者却还要添上。”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除私欲，留存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以后的事，圣人并不打算详细地告知世人，也确实应该如此。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都被省略，让人无法得知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年代已经很久远，事迹流传得自然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都是淳朴素淡的景象，重视辞藻的现象是没有的。这就是太古的治世，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删除了它？”
先生说：“纵使有流传下来的，对于当时的世道也已经不相宜了。风气日渐开放，雕饰日渐流行，到了周朝末期，即使想要恢复夏、商时的风俗，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唐、虞时候的，更何况伏羲、黄帝时候的呢？然而虽然统治方式不同，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治世之法，就是尧帝、舜帝的治世之道。但是他们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治世，那些推行的政令制度，自然不同。即使是夏商的政策在周代推行，也已经不合适了。因此周公思考三王的政策，兼收并蓄，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琢磨，夜以继日思考。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怎么能再次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前事的原因。”
先生又说：“一心施行无为而治的措施，不能像三王那样根据时代实情来治世，而一定要推行上古的政俗，这是佛家和道家的学论。根据时代实情治世，不能像三王那样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之心来推行，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治世方法。后世的很多儒者反复论述，都只讲得一种霸术而已。”
【原文】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①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是儒家理想的施行王道政治的社会。——编者注
【译文】
先生又说：“唐、虞以前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照搬，可以删略它了。夏、商、周以后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再效仿，可以删削它了。只有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经略，还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论说三代的人，却不了解当时治世的根本，而只效仿细枝末节，也就无法恢复三代治世的经略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①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注释】
①包牺氏，即伏羲。《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陆德明释曰：“包，本又作‘庖’。”在神话中，伏羲养牺牲以足庖厨，故称。——编者注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论述‘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事件的，恐怕与其他‘五经’的内容和体裁都稍有不同。”
先生说：“讲求事件就叫史书，讲求道义就叫经书，事件就是道义，道义就是事件。《春秋》是经书，‘五经’也是史书。《周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仪礼》《乐经》是夏、商、周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件相同，阐发的道义也相同，怎么会有所谓的差别呢？”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①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②‘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③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见《论语·卫灵公》篇。
②见《论语·阳货》篇。
③语出《礼记·乐记》篇。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的目的是辨明善恶，将经验教训告诉世人。善可以作为示范，可以记录具体的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恶可以被用作鉴戒，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之事的发生。”
徐爱说：“记录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也是存养天理。那么删削恶事本身杜绝邪恶发生，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扼制在将要萌发的状态吗？”
先生说：“圣人著述经书，本来就是这种意图。然而不必拘泥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被用作鉴戒，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为什么唯独不删削《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先儒所说的‘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之志’，正确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经不是孔子原来的版本了。孔子说：‘要禁绝郑声，郑声是靡靡之音。’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郑、卫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所谓的雅乐，既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也可以在乡党群民之间演奏，可以宣讲和平、涵养德行、移风易俗，又怎么会有这些诗在其中呢？那样就是助长**导致奸恶了。这些诗必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当世的儒者附会而成，以补足三百篇的数量。而**靡之词，世间俗人大多喜欢传诵，如今街巷皆知了。‘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之志’，是欲求解释而无法解释，从而为这些恶诗解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