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舟漫游于佛罗里达海岸，钓鱼令我很愉快。我不再为股市而操劳，心情很放松，享受着美好的假日时光。一天，我的几位朋友坐着摩托艇来到棕榈滩。其中一人带着一份报纸。我已经很多天没看过报纸了，也没有想看的欲望。我对报纸上的任何新闻都不感兴趣，但还是扫了一眼朋友带来的那份报纸。我看到股市大幅回升的消息，股价上涨超过了10个点。
我告诉朋友们，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中等程度的股价反弹不时发生，这是合理的。但熊市仍未完结，无论是华尔街的专家、愚蠢的大众还是绝望的多头，有人无视货币市场的条件，不合理标高股价，或者示意别人这样做。我受不了这种行为，必须观察一下市场的状况。我不知道自己可能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但我迫切需要看到报价板。
我所在的经纪行是哈丁兄弟公司，他们在棕榈滩设立了分部。我一走进那家公司，便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大部分人都在讨论做多，他们是喜欢根据纸带上的报价速战速决的类型。这种交易者不关注未来的趋势，因为他们习惯做短线交易，没有必要在意很久之后的情况。我说过纽约交易所的人称我为“赌鬼小子”。当然，人们总是喜欢夸大别人的盈利水平和交易规模。这个交易大厅的人们听说我在纽约通过做空赚到了一大笔钱，现在，他们期待我再一次选择做空。他们认为，股价仍将持续上涨，但他们以为对抗多头已经变成了我的责任。
我是来佛罗里达度假的。一直以来，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给自己放一个假。然而，当看到价格回弹程度的那一刻，我便不再需要假期。刚上岸时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如今则知道必须做空股票。我是对的，必须用老办法来证明自己，这也是唯一的方法——用真金白银进行交易。做空整个大盘是恰当而审慎的做法，也是有利可图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我在报价板上看到的第一只股票是阿纳康达（Anaconda）公司，它的股价已经超过了300美元。这只股票的价格一路飙升，显然，它的背后有一股强劲的多头势力。我有一套古老的交易理论，当一只股票的价格第一次超过100美元、200美元或300美元等整数限额时，它的股价不会就此止步，而是会继续上涨到高位。这样一来，假如你在股价刚越过整数线时便买进，就一定会有盈利。胆小鬼们不喜欢在一只股票打破新的价格纪录时买进，我却从不担心，因为成功的历史案例在指引着我的行动。
阿纳康达公司股票的面值只有普通股票的，也就是说，它的票面价值只有25美元。400股阿纳康达公司股票的价值等同于100股面值为100美元的其他股票。我估计它在股价超过300美元后会继续保持涨势，甚至可能会迅速涨到340美元。
别忘了，我是看空整体市场的，但我同时也是一个擅长解读纸带报价的交易者。我了解阿纳康达公司的股票，根据构想，它的价格波动会非常迅速。快速变化的事物总是令我着迷。我已经有了耐心，学会了静观其变，但我还是更喜欢迅疾的运动。阿纳康达公司的股票当然不是慢性子。我之所以在它的股价超过300美元时买进，正是出于内心这股强烈的冲动，我要证明自己的观察是准确的。
正当此时，纸带上的报价显示多头势力超过了空头势力，因此，这股上涨的趋势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持续下去。为慎重起见，我最好耐心等待卖空的时机。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也应该给自己一点儿奖励。我可以利用阿纳康达股票迅速赚到30个点的利润。我虽然看空整个市场，却唯独看好这一只股票。于是我买进了3.2万股阿纳康达公司的股票，一共相当于8000股普通面值的股票。这样做有点儿冒险，但我对自己的设想深信不疑，估计这笔利润可以增加我的本金，从而在随后的做空交易里发挥作用。
第二天，受到北部暴风雨的影响，电报线路中断了。我在哈丁兄弟公司等候消息。交易大厅里的人们发着牢骚，谈论着各种话题，当股票作手们无法做交易时就会这样。然后，我们收到了那天唯一的报价：阿纳康达，292美元。
和我在一起的人是我在纽约认识的一名经纪商。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整股，我怀疑他自己也做多了一些股票，因为当我们收到那条报价时，他显然大吃一惊。他不确定此时此刻，阿纳康达是否已经继续下跌了10个点。根据阿纳康达的涨势来看，即使下跌20个点也不奇怪。可我对他说：“约翰，别担心，明天就会好起来的。”我真的这样想。但他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他是那种以为自己懂得更多的人。我只是笑了笑。我在交易大厅等候消息，也许还会收到新的报价。但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们只收到了那一条报价：阿纳康达，292美元。这表示我承受了近10万美元的账面亏损。这就是我为快速行动付出的代价。
第二天，电报线路恢复了，我们可以像往常一样接收报价。阿纳康达的开盘价是298美元，随后涨到了302.75美元，但很快它开始下跌。并且，大盘里的其他股票也没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我断定，如果阿纳康达的价位重新回到301美元，那么这一系列波动一定是假象。正常来说，它的股价应该不间断地上涨到310美元。如果价格反弹，意味着我根据先例得出的结论是错的。一个人犯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买进了8000整股，预计会上涨30～40个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阿纳康达的股价果然跌回了301美元。就在股价到达这个价位的那一刻，我便让电报员帮我接通纽约证券交易所，我对他说：“卖掉我持有的全部阿纳康达股份，一共8000整股。”我不想被其他人听见我的交易，于是压低了声音。
他抬起头，几乎是用惊恐的表情看着我，但我点头说道：“我的全部股票！”
“利文斯顿先生，你的意思不是按市价卖出吧？”他的表情很特别，仿佛他就是那个即将因为券商的操作失误而损失几百万美元的人。我只是对他说：“卖掉就行了！别和我争论！”
交易厅里还有两个布莱克（Black）家族的年轻人，即吉姆（Jim）和奥利（Ollie），他们应该听不到我和电报员的对话。布莱克兄弟来自芝加哥，习惯做大额交易。他们在芝加哥凭借对小麦的投机交易而打下了名号，如今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客户。他们家财万贯，并且挥金如土。
我离开了电报员的柜台，准备回到我在报价板前的座位，这时，奥利弗·布莱克（Oliver Black）对我点了点头并露出微笑。
“拉里，你会后悔的。”他说。
我停下脚步，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明天，你会再买回来的。”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那名电报员，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操作。
“阿纳康达，”他说，“你会以320美元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对你来说可不是明智的操作，拉里。”他再次露出微笑。
“什么操作？”我在装傻。
“以市价卖出8000股阿纳康达，并且坚持这么做。”奥利·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应该是个聪明人，他总是根据内部情报进行交易。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的操作一清二楚。我能肯定这家公司的员工没有出卖我。
“奥利，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笑了一声，然后告诉我：“是查理·克拉兹（Charlie Kratzer）告诉我的。”这是那个电报员的名字。
“但他从没离开过他的位置。”我说。
“我听不见你和他在嘟囔什么，”他笑着说，“但我听见了他帮你发给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电报中的每一个字。几年前，我曾因为电报里的一处错误而跟别人大吵了一架，后来便学会了发电报。在那之后，每当我像你刚才那样通过对电报员口述指令进行交易时，我都要确认电报员发出的电报与我的指令是否一致。我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了什么样的内容。但你会后悔卖出阿纳康达的，这只股票会涨到500美元。”
“这一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可真自大。”
“自大的不是我，是纸带。”我说。这里没有自动报价机，当然也没有纸带。但他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听说过你这种人。”他说，“你们在阅读纸带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由股票组成的列车时刻表。但这种人都是住在精神病院里的疯子。”
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就在这时，杂工为我送来一张便签。他们以的价位为我卖出了5000股。我知道这里的报价比市价略慢一些。当我向电报员发出卖出股票的指令时，棕榈滩交易所的报价板上的价格是301美元。我十分确定，在那一刻，这只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实际成交价会比这个价位更低，如果有任何人出价296美元购买我的股票，我一定会喜不自胜地接受这笔交易。这件事说明，我采用从不限价的交易方式是正确的选择。假如我将卖出价格限制在300美元，永远也不可能卖掉这些股票。当你想要离场的时候，就干脆利落地离场吧。
我以300美元的价位买进了阿纳康达公司的股票。现在，他们在美元时帮我卖掉了500股，当然，我指的是整股。接下来的1000股成交价是美元。之后的100股、200股和200股的成交价分别为美元、美元和美元。最后剩下的股票以美元的价位成交。哈丁兄弟公司最精明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卖掉了最后的100股，他们不想把裂口撕得太宽。
我拿到最后一份交易报告后，便开始着手操作，以达到这次上岸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做空。我必须这么做。疯狂上涨后的市场正迫切期待着有人来做空。人们又开始讨论做多。然而，市场的发展规律告诉我，涨势已经接近尾声。我甚至不需要思考便知道做空是安全的选择。
第二天，阿纳康达的开盘价低于296美元。期待着新一轮上涨的奥利弗·布莱克一早便来到交易大厅，想要亲眼见证股价超过320美元的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做多了多少股，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做多阿纳康达股份。但他在看到开盘价时没有发出笑声，后来阿纳康达的股价持续下跌，棕榈滩交易厅收到的报告说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这只股票，他一整天都没有露出笑容。
当然，对任何人来说，这些情报都足以验证一个人的判断是否准确。我的账面利润每个小时都在不断增加，这也在提醒着我，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自然卖出了更多股票。每只股票都可以做空！这可是熊市啊。所有股票的价格都在下跌。第二天是星期五，也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我不能继续待在佛罗里达钓鱼了，因为我已经建好了十分满意的空头头寸。有人在纽约等我，而那个人正是我自己！棕榈滩的位置过于遥远偏僻，来回发送电报的过程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滩，动身前往纽约。星期一，我不得不在圣奥古斯丁逗留3小时，等待火车到来。那里有一家经纪行，在候车期间，我当然必须去看看市场的走势。阿纳康达比上个交易日下跌了几个点。事实上，这只股票的下跌一直持续到那年秋天的股市大崩盘。
我来到纽约，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做空。市场像过去那样频繁发生反弹，我不断地重复着平仓和建仓的过程。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坚守自己的立场。还记得吗？我从旧金山地震引发的股灾中赚到的30万美元已经输得一分也不剩了。尽管判断是正确的，我依然破产了。现在我变得谨慎了，因为人在经历逆境之后会特别享受一帆风顺的感觉，即使还没有登上顶峰。赚钱的方法就是脚踏实地地努力。赚大钱的方法则是在准确的时机进行准确的判断。在这一行，一个人必须同时兼顾理论和实践。投机者不能满足于学生的角色，必须在学习的过程中从事投机交易。
现在我明白了自己的策略尚有不完善之处，不过我做得还算不错。到了夏天，股市变得疲软。我断定，在秋天之前不会有值得做的大额交易。我认识的所有交易者都离开了。有人去了欧洲，我想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我也平仓离场。当我坐上前往欧洲的轮船时，我的盈利刚超过75万美元。对我来说，这才算得上收支平衡。
我在艾克斯莱班(1)度假，这是我应得的假期。我带来了大笔钞票，在这里度假很舒服。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相伴，每个人都想在这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华尔街远在天边，我从未想起过它，如果我身处于美国的度假胜地，恐怕就很难像现在这样了。在这里，我不会听见有关股市的讨论，不需要做交易。我带来的钱足够生活一段时间，并且回到美国之后，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赚到更多的钱，那会比这个夏天在欧洲花掉的钱更多。
有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了纽约的一则消息，斯梅尔特公司（Smelters）宣布将派发额外的红利。这则消息自然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假期。它的意思很明显，多头集团仍在对抗市场环境、基本常识和公理正义，因为他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他们依赖这种手段来炒热市场，目的就是在风暴击中他们之前出清手头上的股票。他们可能真的不相信股灾会像我认为的那般严重，也不相信危险近在咫尺。华尔街的大鳄与政治家和失败者一样很容易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当然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对投机者来说，这样的态度是致命的弱点。或许只有证券发行商和新兴企业的孵化者，才有条件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之中。
无论如何，我知道在熊市里，无论多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他们都注定面临失败的下场。我在读到这则消息的那一刻便知道，我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卖空斯梅尔特公司的股票。这些内部交易者在货币危机即将爆发时增加股息率，这种行为无异于跪在地上乞求我做空。这就像童年时玩过的试胆游戏一样令人恼火，他们在挑衅我，看我敢不敢卖空这只股票。
我用电报发出了卖空斯梅尔特股票的指令，并建议我在纽约的朋友们也做空这只股票。收到交易报告后，我看到成交价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价格低6个点。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我的计划是在这个月底回到巴黎，然后在3个星期之后乘船返回纽约，但我在收到这份交易记录后便立即动身前往巴黎。我在抵达巴黎的同一天打电话给轮船公司，得知第二天就有前往纽约的快船，于是，我乘上了那艘船。
我几乎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回到了纽约，因为这里才是最适合做空股市的地方。我拥有超过50万美元的现金，可以作为保证金。我不是因为看空股市才回来的，之所以回到纽约，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逻辑。
我卖出了更多股票。随着银根逐渐收紧，活期贷款利率变得更高，股票价格走低。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切。过去，我的“先见之明”曾令我破产。但如今我是正确的，并且我正在获得盈利。然而，真正的快乐在于我意识到作为一名交易者，我终于走上了正轨。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不再挣扎，不再采用半吊子的交易方法。解读纸带上的报价是股市投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恰当的时机进场并坚守自己的阵地同样很重要。但我最大的发现是，交易者必须研究整体市场条件，只有掌握了市场条件，才能预测未来各种事件的可能性。简言之，我学到的是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在股市中赚钱。我不再盲目地下赌注，也不再关心如何才能掌握炒股的技术，而是关注如何通过刻苦的钻研和清晰的思考来获得成功。我还发现没有人能彻底避免失败的交易。人可以从失败的交易里吸取教训，没有人能够逃避应该付出的代价。
我所在的交易公司赚到了很多钱。我的操作格外成功，人们开始议论我，他们的话当然是言过其实的，认为是我引起了几只股票的下跌。我叫不出名字的人也会走过来恭喜我。他们都只在意我赚到的钱。没有人提起我最初建议他们做空时，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他们都以为我因破产而心怀怨恨。没有人在意我预测到了货币市场的紧缩。在他们看来，我的经纪行的会计只用了一滴墨水便在我名下的账簿里记上了一笔信用额度，这才是伟大的壮举。
朋友们曾告诉我，哈丁兄弟公司的“赌鬼小子”的故事在许多交易大厅里广为流传，我被视为多头集团的眼中钉。那些多头集团总在市场注定走低的时候想方设法抬高股价。人们至今仍对我的事迹津津乐道。
从9月下旬起，货币市场一直在向全世界发出强烈的警告。但人们依然相信奇迹会发生，而不肯卖掉他们手中剩下的投机产品。一名经纪商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告诉过我一件事，这件事几乎令我对自己的节制感到羞愧。
那时候，金融贷款可以在交易所的货币柜台进行办理。那些收到银行催款通知的经纪商大体知道他们需要重新借入多少钱。银行当然也清楚可贷资金的额度，那些有闲钱可供借出的银行便会把钱委托给交易所。银行的这笔资金由主营定期贷款的经纪商进行管理。当天的短期利率会在中午公布，这个数字通常代表着到发布时间为止的平均贷款利率。一般来说，这项交易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了解交易的细节。在正午到下午2点之间通常很少发生货币交易，到了下午2点15分的交割时间，经纪商便会清楚地知晓他们当天的现金头寸，然后他们可以在货币柜台出借多余的资金，也可以借入他们所需要的金额。这项业务也是公开进行的。
10月初，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经纪商来找我，他说经纪商们虽然有盈余的现金，却不能去货币柜台出借。这是因为几家知名证券经纪公司的会员正在监视他们，随时准备争抢所有出借的现金。公开出借现金的公司当然无法拒绝把钱借给他们。这些公司有偿付能力，也有足够好的抵押物。但麻烦在于，一旦现金被这些公司借走，便没有还款的希望了。只要他们声称无力偿还，无论出借者是否情愿，都不得不为借款续期。因此，任何可以出借资金的证券交易所都不会在货币柜台办理业务，而是派人去交易厅里寻找客户，这些人会对死党们低声说：“想要100块吗？”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想借10万美元吗？”为银行工作的货币经济商现在也采用这种交易方式，以致货币柜台变得门可罗雀。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形！
他还告诉我，在10月的那段时间里，借款人自己规定利率已经成为证券交易所里的不成文规定。年利率在100%～150%之间波动。我想，通过让借方规定利率，贷方或许就会感觉自己不像是在放高利贷，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但我敢打赌他们得到的好处绝不比其他人少。借款者当然不会奢望可以免予支付高额利率，他们会跟其他人一样支付公平的利率。借款者需要这笔钱，只要能拿到钱，他们就会满足。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最终，审判日终于到来了，一开始害怕付出少量代价的多头、乐观主义者、心存侥幸的人和乌合之众如今将承受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1907年10月24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货币经纪商的报告早已表明无论贷方要求支付多高的利率，借方都必须偿还。货币市场的资金量难以满足流通需求。那一天，借贷货币的人比往常超出许多。到当天下午的交割时间为止，聚集在货币柜台周围的经纪商大概有上百人，每个人都希望能为自己的公司借到迫切需求的资金。如果没有资金，他们便不得不出售以保证金形式持有的股票，无论成交价有多低。因为股市里的买方和现金一样稀缺，当时的市场甚至连1美元都很罕见。
朋友的合伙人和我一样是空头，所以他的公司不需要借款。这位朋友便是我之前提到的经纪商，他刚在货币柜台目睹了一张张惨淡的面孔，现在他正朝我走过来。他知道我重仓做空了整个市场。
他说：“上帝啊，拉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总得做些什么吧。在我看来，好像每个人都破产了。你不能继续卖空股票了，市场上绝对没有资金可以支撑空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可他却答非所问：“你记得曾在课堂上做的那个实验吗？把一只老鼠放在玻璃罩里，然后抽走玻璃罩里的空气。你可以看见那只可怜的老鼠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它的肚子就像一个持续工作的风箱，它在努力吸入玻璃罩里越来越少的氧气。你看着它逐渐窒息，直到它的眼球几乎从眼眶中脱落，它气喘吁吁地垂死挣扎。唉，货币柜台前的那群人让我想起了那只老鼠！到处都缺钱，你没办法清算股票，因为没有买家。要我说，就在这一刻，整个华尔街都破产了！”
他的话令我陷入沉思。我已经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但我承认，没想到这会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最终，人们都明白了继续在货币柜台前等待借款也无济于事，这里根本没有钱。地狱之门已经敞开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听说证券交易所的总裁R.H.托马斯（R. H. Thomas）先生知道华尔街的每一家公司都将迎来灭顶之灾，于是他四处寻求援手。他拜访了全美最富有的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这家银行的人曾夸口说，他们的贷款利率绝不高于6%。
斯蒂尔曼听完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的话，然后他说：“托马斯先生，关于这件事，我们必须去拜访摩根先生。”
他们二位都想平息美国金融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慌，于是一同来到摩根大通集团会见摩根先生。托马斯先生向他讲述了情况。他的话音刚落，摩根先生便说：“请回到证券交易所，告诉他们会有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