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之榮
我插隊在雲南，剛去時，被安排在邊疆傣族村寨中一戶貧農家暫住。他家是三代貧農，根正苗紅，兒子是副社長，管理全村的生產安排，稱得上是村裏的紅人。
兒子雖然結了婚，可按傣家風俗，仍跟父母同住一個院子，同吃一鍋飯，但在飯桌上卻是等級分明。老爺爺坐堂屋正中，四歲的長孫坐左邊，其次才是兒子和奶奶。我這個來接受“再教育”的女知青，卻被安置在老爺爺的右邊，接受女主人的服侍。盡管工作組的漢人多次交代過，知識青年是來請他們改造的，換言之，可供差使；可政治宣傳哪能敵得過古老善良的傣家人樸實與寬厚的好客心。我們語言基本不通，飯桌上的優待便是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
使我感到良心不安的是：這家的媳婦從來不能上桌跟大夥一塊兒吃飯，隻能等在廚房，吃殘湯剩飯。盡管我多次用我那半不拉熟的“傣話”強烈呼求：“大家一吸吸哦。”（“大家一齊吃嘛。”）他們的反應尤其使我失望：這家的媳婦驚慌失措地避開了我，其餘人等卻泰然地回答：“你吸，你吸，勿管她。”（“你吃，你吃，不管她。”）她也出身貧農，當時的階級地位決不亞於夫家，本該平起平坐，可傳統勢力在一個遙遠的山寨卻是占絕對優勢的，媳婦的地位幾乎為零，她們的存在隻在於創造，不在於分享。連她們也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規矩。我自分配到她家後，隻見她起早貪黑，拚命幹活，農活、家務、帶孩子……卻從來沒聽見她大聲講過一句話，直到她一語驚人的那天。
那天，傍晚收工回來，正想躺到**舒展一下疲憊不堪的筋骨，卻聽到村裏小道上有人在鑼聲中嚷嚷著：“今晚開批鬥會，缺席的要扣工分。”我們這些城裏來的學生對批鬥會早已不感興趣，但說到要扣工分，可有些緊張。初幹農活，體力不行，本來掙的工分就少，再一扣，年底分到的糧食還夠填肚子嗎？再過幾個星期，所有的知青都要搬到知青房去獨立生活了，批鬥會是例行公事，無非跟著喊喊口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