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问题最终是这么解决的：我来到涂城最大的连锁超市的办公室，跟他们说我要买购物卡。虽然政策明令禁止发售购物卡和购物券，但这些经营出色的地方性超市总是有足够强硬的后台的。
热情的售货员带领我来到位于偏远角落里的购物卡发售窗口。窗口的玻璃上醒目地贴着一张告示，上面温馨地提示道：“亲爱的购买福利卡、券的顾客朋友们，我们可以提供以下类型的发票：1.食品2.家居用品3.办公用品4.电脑耗材5.其他方便您入账的开销形式。”
窗口的生意很是不错，在我前面等候了好几个衣冠楚楚的男子。窗口里坐着个戴眼镜的姑娘，不停跟外面的客户核对发票开具的单位、用途和金额。我从中得知前面几位分别来自国安局、地税和发改委。我很是不忿，不是都声称自己彻底阳光了吗？尤其是发改委，不是还整天标榜着要“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阳光一样透明”的吗？
发改委的同志买了二十万元的购物卡，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发改委在编的总共也不过二十个人。他把卡装进信封，然后对窗口的售货员说：“我买了这么多，你们都没有什么活动啊？”
戴眼镜的姑娘说：“什么活动？”
发改委的同志说：“没有优惠、奖励或者回扣什么的？”
姑娘说没有。发改委的同志很不满，说：“别家超市都有，就你们没有，你看我下次还来不来你这买了。”
里面一个主管模样的妇女走过来，对窗口的姑娘说：“发改委是老客户了，给点优惠吧。”两人商量一下，返还给男子五百块现金。
发改委的同志很得意，把钱装进自己的皮夹里，回头对后边的人说：“你们看，无奸不商啊。你不主动找他要，人家就自己得着了。其实这都是行业规矩，我一直做这个的，我懂。”
等了好一会才轮到我。我对姑娘说我买一万块的购物卡。
姑娘收过钱，问我：“开哪个单位的？”
我说：“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只要一万？”
我点头，心想自己肯定代表法院被鄙视了。
她说：“开什么用途啊？”
我说开食品就可以。
然后清点卡片，签字，拿发票，走人。在超市大厅明亮的灯光下，我细细端详手中这张来之不易的发票，感慨万千。不管上头有多少的政策，下面总会有各方各面的力量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地提供方便快捷的对策。超市赚到了钱，我拿到了发票，同事们可以领到过年费，单位会计可以把账做平，领导不用担心被曝违反纪律——这就是传说中的共赢啊，各取所需，一举多得，当真是非常非常的和谐。
第二天我把发票拿到财务室报掉，拿了一万块现金回来发给同事们。众人拿钱时感觉像遭受了羞辱，拿了嫌少，觉得丢人，不拿又心有不甘。我跟思想斗争剧烈的人们说：“拿着吧，大过年的，就当图个彩头。”
我这事办得邹庭长很满意，赞赏了我几句，接着说明天省高院纪检监察室来人，检查春节前干警们的廉洁自律情况，让我陪同一起接待一下。
我推辞说我不擅长应酬，酒量也差，还是算了吧。
邹庭长不容分说，说：“差才要锻炼嘛！不然以后怎么办？”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邹庭长驱车到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省高院的领导们姗姗来迟。一共两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腆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啤酒肚，胳膊腿脖子样样都短，只有脸长，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如同一只肥胖的种马。还有一个小姑娘，很年轻，应该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到底是大衙门来的，气度不凡。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忍不住要笑，这姑娘拥有一个奇特的脸型，底部丰满，顶部尖锐，脑后扎了个朝天辫，视觉效果很像一个带把的柚子。
胖马脸下车来跟我们握手，抱怨路途遥远，路况不佳。邹庭长赔笑说：“领导长途跋涉辛苦了，咱们赶紧吃饭休息去。”
午饭档次不低，郭院长出席陪同，邹庭长和胖马脸推杯换盏，不时眼神示意我出动出击敬酒。我敬了一轮后就假装看不见，只顾埋头吃菜。柚子姑娘坐在我的身边，突然转过脸来问我：“我们住的宾馆安排好了没有？”
我说：“安排好了，昨天晚上就给你们订好了。”
柚子叹了口气说：“嗯，我也不要条件太好的，有室内游泳池就可以了，我最近在健身。”
我差点被一口气噎住，想了想，镇定地对她微笑点了点头，转身出门给内勤打电话，让她给重新安排宾馆。
打完电话回到包间，看见邹庭长正手忙脚乱地指挥服务员：“你们这没有？出去买啊？……哎，小桂，正好，你赶紧出去到附近超市看看有没有卖矿泉水的，要……什么牌子来着？”
胖马脸矜持地说：“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邹庭长说：“啊，对，刘主任要喝这个水。你出去买几瓶过来。”
刘主任倨傲地补充道：“我胃不好。我只喝这个水，其他的水我是从来不喝的。”
邹庭长连连点头道：“嗯，这就叫生活的品位。真是不好意思，刘主任，您看我们之前也不知道，不然提前就给您准备好了。下次我们就晓得了呵呵……”
我转身出门，顺着街道溜达，路过转角的一家超市，买了瓶绿茶，打开瓶盖几口喝完，然后把空瓶狠狠扔进垃圾箱，愤恨地想：“妈的，丫就可着劲儿装吧！只喝5100，之前没5100的几十年丫是怎么活过来的？贵族不是装的，孙子才是装的！”心里骂完往回走，在路边看了一会两个老头下象棋，一老头苦思冥想举棋不定半天动也不动，我急了，指点他把早就忘记了的卧槽马跳出来，几步之后马后炮把对方将死了。对面的老头抬眼谴责了我几句，我灰溜溜地离开棋局，慢吞吞走回饭店，上到最后一截楼梯时快跑几步，气喘吁吁跑进包间，说真是抱歉，跑遍了附近几条街，还是没找到卖的。
刘主任的脸拉得更长了，嘴上说没关系，反正饭也吃得差不多了。邹庭长连连赔不是地说不好意思刘主任我们小城市高档商品卖的少一会我找人一定给您买到送宾馆房间里去。
邹庭长说下午还要陪他们去市里的几个景点游玩一圈，准备些给带走的特产和纪念品，晚饭安排在城南一家渔港，附近有足浴和桑拿。我悄悄地说我就不去了，下午我安排了当事人来谈话。邹庭长说：“好吧，你回去吧，工作要紧。对了，刚才你出去的时候那个小姑娘说你太闷，嫌你光知道吃不说话，要我给换个有意思的人来。我就说我把你赶走了，哈哈！”
第二天我跟邹庭长请了假，说要提前回去过年。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老爸老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理论上，我们的假期从正月初一才开始，也就是说，班要一直上到大年三十。但一般来说，最后几天大家都无心工作了，各自找借口请假，领导也懒得管，毕竟要讲人性化。
邹庭长说：“这么急啊，明天是全庭一起聚餐呢。”
我说：“算了，我就不去了，好一阵子没回去看爹娘了，年货也没买，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邹庭长说：“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最近邢勇的案子你操了不少心，年后你可以多歇几天。嗯……你过完元宵节再来上班吧，反正之前也没什么正事。不算你休假，我特批的。”
我感动得差点涌出眼泪来，连说几句“谢谢，谢谢领导关心”。事情就是这样，领导偶尔给予的些许关怀就能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那全都是意料和常理之外的。
我到商场里买了一大堆年货，给老妈买了一套雅诗兰黛，给老爸买了两条中华和两条苏烟。我将一堆东西搬出超市，站在路边等出租车。街上一片新年景象，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等了二十分钟都没有见到一辆空车，我掏出手机，给李小元打去电话。
“嘿！桂哥！有什么指示？”李小元很热情。
我说：“我在大洋百货，我买了一堆东西，打不到车，你忙不忙？不忙的话过来接我一下。”
李小元爽快地说：“不忙不忙！桂哥你开口了，院长叫我都不理他。等着啊，我马上到！”
我笑笑挂了电话。李小元是我们法院车队的司机，跟我关系不错。这小子跟我同一年进法院，比我小两岁，一起出过几次差就熟悉了，后来我每次出差都点名要他的车。他车速很快，开得又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酒量极大，跟他在一起，酒桌上我会轻松很多。关于他的酒量，有一个传说，在法院系统内广为流传。
据说在某一个**雨霏霏百无聊赖的夜晚，李小元年轻的心里**漾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具体的缘由已经无从考证，总之为了消遣心中的郁闷，他来到一家烧烤摊，点了二十串羊肉串和一瓶白酒，准备借酒浇愁。酒是二两装的红星二锅头。他很快地喝完了整瓶酒，又招呼老板送来一瓶。后来他又要了第三瓶、第四瓶……不到半个小时，他面前的桌上已经排列了十个空酒瓶。他抬起头来准备结账，却发现自己已经引起了围观。周围桌上的客人都放下手中的烤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目光中有震惊，有崇拜，更多的是期待。烧烤摊的老板往李小元的桌上又放了五瓶二锅头，说如果喝掉，就让李小元免费吃一个月。
李小元不是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人，也从来不爱出风头。但是那天他没有让所有的人失望。那个夜晚的天空很低，风很轻灵，雨很稀疏，满天的乌云遮住了星月，李小元左右眼视力都是一点五，在炭堆上飞扬的火星的照耀下，映入双眼的是老板挑衅的嘴角和周围食客期许的眼神。如果说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注定要成为一段传说，那只能怪都是月亮惹的祸。
李小元站起身，从酒柜上又拿下五瓶二锅头，和老板拿来的五瓶并排放在桌上，一一拧开瓶盖。接着他从料理台上取来一只大号的搪瓷杯，将十瓶酒一齐倒入杯中。他吃下最后一串羊肉串，端起搪瓷杯，在几十号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转身就走，空留给呆滞的人群一个惊为天人的背影。我常常忍不住去想象那个经典的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一米六八的李小元昂头痛饮，在众人的仰视中变成了参天的巨人。总之，从那之后，那一片的烧烤摊上都流传着一个小伙子用二十串羊肉串喝下四斤白酒的故事，而那个赢得了一个月免费吃喝权的小伙子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李小元对此的说法是：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对此传说的事实是否确凿，我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予以证实。当事人没有口供，只有无数的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证明效力有限，且细节诸多出入，无法相互印证。但是从内心确认的角度来讲，我足以认定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因为我同李小元出差几十遭，经历大大小小的酒场上百次，我从没见他喝醉过。他永远是我这一方的绝对主力，有万夫不当之勇，以一敌百之势，敌方的绝大部分精锐都在他的手下消耗殆尽。战况激烈之时他一天两场，每场少则一斤，多则二斤有余，我从没见他有过醉态。酒罢出席他从来都是面不改色，呼吸均匀，连酒后驾车都是稳稳当当，绝不让人有丝毫放心不下。
有李小元开车出差，我是不用喝多少酒的。他一个人就能让一桌人趴下。我需要做的，就是在次日大家酒醒之后，跟他们娓娓道来那个美丽的传说。因为一般来说，在酒席开始的时候，接待方的主要目标是我，或者是我这边更大的领导，但最后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司机喝倒了，从内心来讲，这让他们很难接受。所以，我必须告诉他们李小元的这个传说，让他们知道，他们并非败给无名之辈，而是输给了一个传说中的男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耿耿于怀，而是彻底地心悦诚服，五体投地。于是，随着我们出差次数和地点的增多，李小元的传说逐渐传播到了整个省法院系统的每个角落，正是所谓声名远播。每次只要听说驾车的司机是李小元，接待方就如临大敌，紧急整合全院的能喝善饮之士，必要时还要借调外援，务求不要输得太惨，从而被人耻笑院中无人。
有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又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才，注定是不会被埋没的。很快院领导们就发现了天赋异禀的李小元，没想到手下还有这样一个喝酒如水的奇人。院领导在惊喜之余不免对李小元器重有加，将其随身携带，作为居家旅行、出差开会、饭桌酒场上的必备凶器。
十分钟后李小元就将警车开到了商场前。我将东西放进后备箱，然后坐到副驾驶位置上。
我说：“今天没被领导征用啊？”
李小元一边发动车一边说：“嘿，别提了，今天刚刚消停。上个月陪戴院长去省里开会，连续喝了半个月，上个星期又被郭院长拉着，去各个基层法院收贡，一顿没少。纵是铁人，也经不起这么喝啊。我现在放个屁都是五粮液的味儿。”
我说：“小伙子，不错啊，院长收贡都带着你了，这是把你当自己人了你知道不？”
李小元说：“哎，我跟你说，我还真看不惯这个。年底了，到基层法院转一圈，说是去听年终汇报，意思明摆着，就是要进贡啊。上级去下级单位打秋风，我都觉得挺丢人的。”
我说：“你小子得了便宜卖乖，你跟院长一起的，能少了你那份？”
李小元说：“哎，塞红包肯定是偷偷的啊，我也就得点礼包什么的，谁稀罕啊，我不缺那点东西。”说着他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只是没看出来啊，郭院长也是个好色的货。还吃着饭呢就猴急了，看到服务员就伸手往屁股上摸。”
我说：“那不是正合你意，你这回爽了不少吧？”
李小元一脸得意地说：“那是，开大荤了，桑拿、推油、按摩、双飞都上了，那姑娘们都是高品质的，啧啧，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那胸，那屁股……”
这个小伙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我看他一脸陶醉的样子，打断他说：“行了，你小子，酒色全沾，以后身体好不了。”
李小元嘿嘿一笑，说：“谁管那个去，不趁着年轻好好玩玩，老了想玩也玩不动了啊。”
我说：“既然你今天没工作，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直接把我送回老家吧。”他之间送过我几次，跟我爸妈都认识。
李小元说：“桂哥你这话就见外了，你就是不说，我也要把你送回去啊，难道还让你自己打车不成？”
我家在涂城下面一个名叫云梦的小县城，离市区70公里，没有高速，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当初我放弃了很多高薪外企和更高级别的公务员，回到涂城，我的导师和同学都表示了不理解。我对他们的解释是：“双亲在，不远游。”这也是我唯一能为父母做的一点事情了。
李小元说：“是应该回去孝敬父母了。你刚才往后备箱里塞那么一大摊，都买了些什么了？”
我说买了烟，化妆品，一些年货。
李小元说：“我记得你爸有高血压啊，医生不是说不能抽烟吗？”
我说：“唉，都这个年纪了，想抽就让他抽吧。不抽更难受。”
在柜台买烟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无论我买或不买，老爸的烟断然是戒不掉的，虽然每次抽烟都要被老妈说一通，他还是躲起来偷偷地照抽不误。快六十的人了，也没其他不良嗜好，就好这一口，既然如此，还是让老人家抽几条好烟吧。每次回家看到老爸一脸享受地抽着几块钱一包的烟，我心里就酸酸的，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听到过很多说法，说80后是不幸的一代，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比如上小学时大学免费、上大学时小学免费，毕业不分配，结婚不分房，当我们踌躇满志地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时，却发现这已经是个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的年代了。没错，这些都被我们赶上了。但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烙印，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幸与不幸。在我懂事之后，曾试图追溯父辈们走过的路，发现那些崎岖的道路和父辈们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不用经历动乱浩**的十年“文革”，也无法想象上山下乡对正值青春的人生会造成怎样深远的影响。我们不理解父辈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像我们也不理解90后的自私与叛逆一样，不同的生活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
我常常痛恨现在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是因为自己生活的疲累，而是因为无法尽孝的惭愧。我曾经立志工作后不让父母操心我的生活，却发现现实让这个志向变得毫无可能。当攒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时，我怎么可能说服我的老爸和老妈对此袖手旁观呢？父母的心永远是在孩子身上的。为了我在城里有一套小小的安身立命之所，老人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为我支付了房子的首付，还安慰我说：“没关系的，我们的钱迟早都是你的。”在那之前我不记得有多久没有哭过，但接过老爸老妈手中的存折的时候我哭了。我忍不住地号啕大哭，我羞愧，我自责，我打内心深处鄙视我自己！
为父母，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已近而立，却仍然不能真正为他们做些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让自己体面地生存已属不易。我们的父母所要求的是如此之少，在绝大部分时候，孤独守候家中的老人们需要的只是我们偶尔的陪伴而已，而被工作和生活搞得焦头烂额的我们却让这点小小的愿望都变得奢侈。
离家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兴奋。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老妈接的。我说我半个小时后到家。老妈的声音掩饰不住地喜悦，连声说好，还责备我说：“你这孩子，要回来怎么不早说，我菜也没买。”
我说：“不用特意买什么菜，随便吃点就可以。”
老妈开玩笑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可能用馒头咸菜招待大法官呢！我让你爸买菜去，做好等你。”
我挂了电话，心想平时老爸老妈在家是怎样粗茶淡饭地凑合着的。最近被邢勇的案子搞得连轴转，算起来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回过家了。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啊，我真应该多回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