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我基本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和爸妈一起走亲访友，在各个亲戚家串门了。茶余饭后也没其他消遣，无非就是打个麻将斗个地主。我不善于此道，几天下来输了不老少，但都是家里人，所以也并不以为意。
这几天手机也没消停过，从腊月二十九开始，祝福的短信一条接着一条。我觉得这种短信群发的行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显得态度很不诚恳，有的仓促转发的短信甚至连署名都没改，常常闹出A发来短信满纸喜庆地祝福语最后署名“B君敬祝”的笑话。这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敷衍，一种流于形式的应酬。所以我下定决心绝不流俗，绝不群发，如果真要拜年就打电话。
但手机提示音响个不停，短信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不安。人家给我发短信至少表示人家的电话簿里还记有我的号码，还觉得值得在我身上浪费10分钱。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个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被频频祝福的我却无动于衷，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后来连邹庭长也率先给我发来一条祝福短信，我更觉得自己是耍大牌耍过头了，不但没有先给领导拜年，还让领导抢了先机，这可真是太被动了。于是赶紧选一条流传不算甚广尚有新意的短信，署上名字，群发之！连续发掉两百多条，直到手机电池耗尽自动关机了。
于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里，想要不从众、不流俗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啊。记得大学的班主任曾经跟我们说过，人不能没有一点个性，但也不能太有个性。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想有一点点的个性都真的好难啊。我们的环境总是要求我们只能有共性，不能有个性，因为集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比如小潘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公务员很难做到洁身自好。我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如果你和领导们一起出去办事，当事人给你们塞红包，领导们都拿了，你拿还是不拿？”
这个问题很让人为难，尤其让小潘这种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和天真理想的孩子更是为难。拿了，就是堕落，而且到了出事的那天，多半你还要做个替罪羊，因为数你的职位最低；不拿，就是不和谐，自命清高，给领导难堪，今后量身定做的小鞋是穿定了。
小潘想了很久也没能回答出来，从此不再问这样的问题。而这是我工作第一年时的亲身经历。看到领导们将信封装进口袋时一脸心照不宣的笑意，我知道这钱我是非拿下不可的。钱不算多，一千块，领导们的信封明显比我的要厚实些。在那之前我的角色只是个出差时倒茶拎包的小跟班，但从那以后领导们就认识了我，记住了我的名字，像是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一般。我甚至都不知道那算不算领导对我的一次考验。所以说环境改变人是个真理，而人改变环境只是个幻想。整个体制和氛围像是一座大山，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撼动不得的。
正月初五的晚上，各路亲戚们都在我家里团圆。我一边打麻将一边群发又一批的祝福短信。这时候高阳给我打来电话，语气焦急，说让我赶紧给他打两万块钱。
高阳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在涂城干律师。他的职业生涯命运悲惨，经历曲折。由于国家规定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必须在律所实习满一年才可以申请律师执业资格证，高阳同学在毕业第一年就顺利通过司考，然后找了家律所就开始实习。没想到遇人不淑，每次实习到十个月左右就被扫地出门，因为律师们只想找廉价的助理，而不想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高阳拿着不到一千块的助理工资，如此折腾了三年多，才终于在一家律所善终，干满了一年，开了实习证明，领到了执业证，正式成为了一名律师。我忘不了领证的那天他激动的泪水顺着满脸的横肉自由流淌的感人场景。
我问他：“大过年的，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他说：“你快点把钱打给我，急用！等会再跟你解释！”
我心生狐疑：“你是骗子？”
他急了：“靠！我是高阳啊！”
我考他：“我是谁？”
他说：“你是桂公梓！快点，别玩了。我急死了。”
我说：“再考你一个，你外号是什么？”
他骂开了：“妈的你耍我啊，快点，你不借我我就找别人了！”
我不急不慢：“现在骗子那么多，我得谨慎一点。不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答出来我就去给你打钱。我们同学平时叫你的外号是什么？”
他骂骂咧咧地说：“妈的，你们叫老子痔疮！行了吧，快点！”
我乐了，说：“我满足了，马上就去。”
高阳由于大学时每次霸占公用茅坑时间巨长，导致厕所拥堵，且如厕时喜爱大声哼哼以配合用力，故被众人怀疑患有严重痔疮，并因此得名。我手机通讯录上他的名字至今还是“痔疮”二字。
我跑到最近一条马路上的ATM机，给高阳卡里打过去两万块，然后溜达着回家。不一会，他又打电话过来，说：“谢谢啊，我过阵子还你。”
我说：“不急，倒是你这么着急用钱干什么啊？”
他说：“刚才不方便跟你说，现在完事了。刚才在陪你们法院民二庭的两个审判长打麻将。”
我说：“哦？业务麻将？”
高阳说：“是啊，最近接了个买卖合同纠纷的案子，风险代理，标的有三百多万，谈好40%的代理费。”
我说：“那就是一百多万啊，你发了啊。”
他说：“不一定能成呢，有风险啊！所以现在在活动，今天晚上就是联络感情。”
我说：“输了多少？”
他说：“十多万。”
我吓了一跳，说：“你还真下本钱！”
他哼了一声，说：“哪啊，我也没想到。我只带了五万块现金，以为足够了，谁知道那两个审判长胃口大得很，上来就说要打两千块一番的。两圈下来五万块就输光了，后来就开始记账。我多少次大牌忍住没和，就指望这个案子回本了，不能黄啊！最后输掉十几万，出来取钱发现卡里一共也没那么多，还差将近两万，就想起你来了。”
我说：“嗯，等你案子成了，除了还我钱，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他说：“那当然，不用说。……谢谢了兄弟。你们刑庭的我不知道，不过民庭那些法官，真不是好伺候的。”
我说：“哪里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一样的游戏规则，大家玩法不同而已。好好混吧你。”
回到家里，电视里正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我一向以看春晚和国足为耻，所以扫了一眼就继续坐回到麻将桌上。没想到突然就听见了一阵熟悉又陌生的旋律。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
我飞奔到电视机前，果然是小虎队——或者说是老虎队更合适。这三个老男人一如青春年少时一样的白衣飘飘，在舞台上用尽全力地绽放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承载了太多人太多的青春回忆，三个人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这一点也没影响他们在这个不合时宜的舞台上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一代人。我在“蝴蝶飞呀”的歌声中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最纯真最懵懂的童年，那个每天在笔记本上抄满歌词，对着电视学三个大男孩手舞足蹈的童年。
在那些岁月里，我曾经梦想未来能够像蝴蝶一样展翅飞翔，快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还是一事无成。看着老迈的小虎队高声歌唱，我忍不住湿了眼眶。
“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
我的心情在此之后很久都没能平复下来，一直处在一种缅怀和伤感的情绪之中。其实我并不追星，这三个人随便单独摘出来一个我也不喜欢，但是他们一旦站在一起，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唤起了每个人的一段青春，这是让人很抵抗不住的。我一边打麻将一边分神，心里琢磨着我现在的事业，和年少时那个最初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奶奶问我：“小桂啊，你什么时候上班啊？”
我回答她：“过完十五再走，领导特批的，让我多休息几天。”
正说着电话又响了起来，是邹庭长。我心想邹庭长真是太客气了，多给了我一周的假期，还要主动打电话来拜年。我酝酿好情绪，按下接听键，语气欢快高昂地“喂”了一声。
邹庭长在电话那头说：“小桂，赶紧准备准备，明天跟我去北京。”
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谷底，尚且不甘心地问了句：“去北京干什么啊？”
邹庭长简洁明了地回答我说：“接访。”
“接访”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术语，主要是指一种以粉饰太平为目的，以谈判、诱骗、威胁、强迫等为手段，将进京上访的当事人遣送回原籍的行为。这个词在不同的主体间有不同的说法。法院称之为“接访”，这个“接”可以理解为接待，也可以理解为接受，或者更为直观地理解为接送。春运期间就有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说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农民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扯起一张硬纸板，写上“上访”二字招摇过市，很快就被接访单位开车送回老家，一路上还管了两顿饭。老农万分感动，感谢不已。
但在上访户的口中，这个词被称为“截访”，更有人称之为“劫访”。我个人觉得，从贴近事实的角度来说，上访户们的用词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正月初六的上午，我陪同邹庭长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同行的还有立案庭的牛庭长和一个姓于的小伙子，还有两名法警，一个姓洪，一个姓叶。
在飞机上邹庭长简单跟我讲了这次接访的工作任务。这次接访是为即将到来的“两会”服务的。邹庭长说，很多上访户瞅准“两会”时机，闻风而动，纷纷去最高院和国家信访局上访。现在最高院对每个省的上访户数量有个排名，以此作为衡量各地区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的标尺，据内部人士透露，最近本省的排名一路飙升，为此省高院的院长非常生气，后果非常严重，下令各中院纷纷派人驻扎北京，力争在正月初七最高院信访接待室正式上班前，将上访人员拦截并送回。
立案庭的牛庭长算是个接访专家了。他跟我们介绍说，立案庭在正月初四就派了两个审判员去北京了，带了四名法警，开走两辆大巴车。他们将分成两批，一批守候在北京南站，一批在进北京城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蹲点。两个审判员都是专门搞信访接待的，熟悉涂城的每一名上访老户，只要看到熟悉的脸孔，立刻拉到大巴上送回涂城，一个也不放过。
牛庭长说：“这算是我们对上访户们布置下的第一道关卡。第二道关卡是我和小于，我们的任务是在信访接待室前巡逻，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他看我一脸茫然，问：“第一次接访？”
我说是的。
牛庭长挺和蔼地笑了一笑，说：“最高院的信访接待室在永定门幸福路，离北京南站很近，大部分上访户也是坐火车到南站的。从南站到接待室大概有五百米的距离，中间有道天桥，南站的同志不可能拦下所有的上访户，我和小于就在这段路上守着，来北京上访的我都熟，平时都盯着他们不让往北京跑的，手头也有名单，等到了北京，我把名单给你一份。”
邹庭长说：“老牛，那这次你可没盯好啊，是你的责任。”
牛庭长呵呵一笑，说：“话不能这么说，上访户都不傻，前几年还能拉去办个学习班，搞个政治培训什么的，现在不行了，到敏感时期都躲，上门都找不到人。再说了，我们又不能去逮捕别人，人家还是有人身自由的。”
邹庭长说：“要是我就不躲，学习班多好啊，说是学习，其实就是公家出钱旅游。去年去的海南，奥运会的时候集中在黄山，前几年还有去张家界的，吃得好，住得好，干吗要躲？”
牛庭长说：“你看看你这点追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其实谁不想省心过日子，上访户也是被逼上梁山，就像古时候告御状一样，冤屈无处申，只好往京城跑。他们每个人都有坚定的目标，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偏执，但在他们来讲那就是最高的理想，所有的追求，可以放弃一切。我搞了半辈子信访工作了，在这一点上，我是理解他们的。”
牛庭长一字一句说得很诚恳，不像有的干部满嘴官腔，说一套做一套。我看着他锁紧眉头时额上簇拥的皱纹，心想这是个好人。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个好法官，因为接访似乎不是一个好法官应该做的事情。但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不能不做，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
牛庭长继续说：“就比如这次，最高院那边反馈说，还没正式上班呢，涂城现在信访值班室登记的上访户已经超过三十个了。其中有个叫蔡志华的，之前是个著名的钉子户，涂城这几年搞城市化开发，当时要在蔡志华家那一片建个高架桥。他不愿搬，带了村民反抗，最后给强拆了。后来他就一直上访，省里解决不了，北京也去了好几趟了。这次他带了十几个人过去，是我们要应付的大头。”
我问：“是补偿没到位还是怎么的？”
牛庭长说：“该给的补偿当时都给了，他们不满足，最近两年房价涨得厉害，蔡志华提出要按照现在的补偿标准来赔给他们。”
我说：“这不可能啊，明显无理取闹啊！”
牛庭长摇摇头，说：“虽然是明显没有道理的，但有个问题是，当时负责强拆的是涂舟区政府。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只有市级和县级政府有拆迁权，区一级政府是没有拆迁权的。”
我对行政法不是很熟悉，听牛庭长这么一说，我也感觉不妥：“政府行为明显违法啊，这应该赔的。”
牛庭长说：“赔什么啊，蔡志华一审、二审都败诉，后来几次申诉也都被驳回了。”
我感觉很疑惑，问：“这是为什么？条文很明确啊？”
牛庭长苦笑着说：“强拆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拍板的，他天天跑到工地上去督办，看见房子还在就生气，说怎么还不拆掉。最后涂舟区政府就开了推土机过去了。在强拆过程中还逮捕了个钉子户，一老头，在看守所里自杀了，当时影响很坏。”
我沉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市委书记现在已经是省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了，升迁之时这座洋溢着现代气息的高架桥也算是他的政绩中光辉的一笔。难怪这案子翻不过来，法院怎么敢判呢，除非是院长不想混了。
牛庭长说：“现在蔡志华他们就抓住这个不放，政府违法是明摆着的，他也知道我们不敢判，就放心大胆地要钱，现在他们六十多户人家一共要价两个多亿，把信访基金掏空了也远远不够。省里也给不起这个钱。这个案子最高院的意思是让我们按下来，拖下去，所以我们也一直重点关注蔡志华。这人特别能闹，蛮不讲理，再加上这个案子他抓住了政府的小辫子，嚣张得很，到时候你们跟他打交道要小心。”
我们都说知道了。我忽然想起什么，问牛庭长：“刚才您给大家都布置了任务，但没说我到时候要做什么啊？”
牛庭长笑着说：“小桂你啊，是机动部队，暂时不给你分配明确的任务，但是你放心，到时候肯定轻松不了，哪里需要往哪上。”
中午时分，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我们乘坐机场大巴到西单，大家都饿了，找了个馆子吃了碗牛肉面。牛庭长说：“都吃饱啊，下午就要开始干活了，任务很艰巨啊。”
吃完面我们打车去北京南站。一上车，司机就问我们：“哪来的啊？”
我说：“涂城。”
司机问：“哦，涂城人民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啊？经济发展如何？”
我们都傻了，心想这司机莫非是中央领导人乔装改扮体察民情来了。结果没人敢出声。司机见大家反响不够热烈，有点失望，停顿半晌后自顾自地说起来，把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侃了一通，又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挨个评头论足了一番，一路说到目的地。我们赶紧付钱下车。久闻北京出租车司机能侃，连乘客放个屁都能搭话问“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今日亲见，没想到一能如斯！
一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观赏咱们伟大首都的火车站，因为新闻和报纸上说首都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这里就是政治文化交汇的圣地，是可以代表伟大祖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一看之下我就彻底惊到了，因为我终于见到了比上下班高峰时的公交车里密度更大的人群。人杰地灵的首都火车站广场上挤了不下数万人，像雨前满地搬家的蚂蚁队伍，正不停蠕动着。一刹那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很多小学写作文时常用的形容词：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我为小时候由于生活经验的匮乏而轻率地使用它们感到脸红。我看着眼前壮观的场景，不由得感叹道：果真是一派盛世之景啊！
由于订的酒店在广场对面，所以我们不得不勇敢地将自己投入人流，在人肉间艰难穿梭。其中我看到了几个外地人因为拥挤和踩踏而发生争吵，互相用粗鄙下流的语言辱骂，并很快大打出手的场景。这让我非常心痛。太不和谐了！与周围的环境太不协调了！看来我们的人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我扭过头去不看他们扭曲的脸，转而观察其他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有素质有觉悟的中国人民当身在首都的时候，应当是充满幸福感的，特别是还处在这样一个喜庆祥和的新年里。但我失望地发现，每个人都是无精打采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无奈和焦虑。我的耳边充斥着吆喝、争吵和小孩子的啼哭声。
我很难接受，这一切跟我的预想和期待实在相差太远。我总觉得这不对劲，肯定有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新闻是不会骗人的，思考后我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我心里。于是我深呼吸一口气，调整心态，闭上双眼，两张和蔼可亲的脸庞浮现在眼前，一男一女。他们五官端正，嗓音柔和。他们说道：“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
不得不感叹《新闻联播》的神奇功效，不一会儿我就感觉神清气爽，阴霾一扫而空。眼前的人们都可爱起来，无论是在争吵的还是打闹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呵！就连来上访的，也是民主法治的监督者呵！新北京需要你们，新中国也需要你们，你们都是最最可爱的人！
到酒店办好入住手续，我进房间放下行李物品，简单洗了把脸，收拾妥当，然后到大厅和大家集合。牛庭长安排道：“老邹，你带小于和法警小洪、小叶先去天桥上守着，小桂你是第一次来，我带你去认认门，熟悉熟悉情况。”
大家分头行动。我和牛庭长穿过拥挤的站前广场，汇进一条一条的人流里。正月初六的北京火车站门口大多是年后返城的白领和民工。其实白领也是民工，最多是贴着小资标签的民工，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的民工的区别只是他们坚持要喝咖啡并鄙视吃大蒜的民工而已。除了各种民工，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户们。
上访户分两种，外向型和内涵型。外向型就是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是来上访的，比如我前方就走着一个老妇女，棉袄外面套着一件白色大汗衫，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冤”字，手里还拿着一张硬纸板，上书：“敬爱的温总理，您在哪里？湖南人民想念您！”这样的一般是新手，大部分是第一次进京，不懂得隐藏身份，如此惹眼地走在街上，肯定走不到信访接待室就要被接访的抓走。内涵型的一般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将自己打扮得和民工无异，手上也不拿任何诉状和材料，一直很低调，直到杀进信访接待大厅才脱下马甲表明真身，让接访的无从下手。
牛庭长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然后说：“天桥上有个你们湖南的，快来。”
两分钟后对面过来两个穿便装的，拦下前面那个老妇女，说了几句，那女的掉头就跑，两人眼疾手快一把拽住，连拉带拖地带走了。
牛庭长对我解释说：“我们各地来接访的都有联系方式，互相方便。其他人发现涂城的也会通知我们。这一路上到处都是接访的，几乎全国每一家法院都有，他们看到像上访的就会上去问，听口音就知道是哪里人，然后就通知当地接访的来接走。”
我“哦”了一声。此后我特别留意地观察了一下散落在马路两旁的人，那些装作无所事事却又绷紧神经左顾右盼的，我猜他们全是来接访的。他们大多身着便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站在路边的角落里努力不让人注意到自己。他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停地跺着脚，北京刺骨的寒风吹得他们缩头缩脑的，看上去很是有点猥琐。我心里有点可怜他们，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法院干警们啊，不说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卖毛片的。
走进小胡同，前行几十米就是传说中的“幸福路18号”，低矮的门脸上挂着一个落满灰尘的国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的牌子贴在门边。这个看上去像是某县城汽车站候车厅的小房子就是中国最高审判机关的信访接待点，就是中国数万怀揣着判决书的上访户最后的希望所在。在上访户们的心目中，这里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麦加，他们的终极圣地。
胡同里没有人，接待室的门关着。牛庭长说：“明天才上班，上访户今天也不会过来，但是明天这里就会非常热闹。这里早上七点上班，上访户从五六点钟就会聚集了，很多坐夜班火车来的可能更早。我们明天早上六点过来，到时候你们要随时注意这里的情况。不管用什么手段，不能让涂城的上访户进到这个房间里去。”
我说：“不择手段？”
牛庭长说：“对，不择手段。跟他们讲道理是没用的，到时候法警小叶会来帮你，只要把人弄走，其他的以后再说。明天起这里都是各地法院来接访的，什么场面都会有，混乱得很，没人会管你的。最高院的也不会管，大家都清楚得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走出胡同，牛庭长指向北边，对我说：“你看。”
我顺着牛庭长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几百米外簇拥着上千个黑糊糊的低矮的窝棚，又脏又乱地连成一大片，像煤矿坍塌后的废墟。
牛庭长说：“那是东庄，著名的上访村。这里住了好几千个上访户，短的一两年，最长的已经住了十几年了。因为最高院信访接待的规矩是一个月内不许重复登记，所以很多人就住在这里守着，每个月去登记一次。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来这里上访，还有去对面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信访局接访室上访。”
我观望了一阵子那片窝棚，不远处有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正向“上访村”走去，左手的破塑料袋里装着几只压瘪了的塑料瓶，右手拖着一只纸箱。
牛庭长说：“这些人就靠捡破烂为生。他们每天凌晨起床，趁天还没亮就出去捡些废品，拿回住处，然后一天就奔波在上访路上，到傍晚的时候接待室都下班了以后，把废品拿去收购站卖掉，这就是第二天的口粮钱。前几年我跟他们中的一些人深聊过，有的确实是冤，但问题也确实没法解决。你知道的，不是有道理问题就能解决的。他们说的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们说，学不会捡饭吃、捡破烂卖，这官司就一辈子打不赢。他们是打定了主意哪怕赔上下半辈子也要争一个道理啊！唉，不容易啊，都不容易。”
我们开始往回走。走到天桥下面的时候，看见邹庭长和法警小洪正在拉扯一个老头，旁边一个小伙子往上冲被小于拉着，一片混乱。我们赶紧跑过去，小于看到我们就喊：“来帮忙！”
牛庭长上去对老头说：“老张，你怎么又来了？上半年你不是给我写了保证书说不来了吗？”
老张看见牛庭长就老实了，邹庭长和小洪也撒了手。老张脸涨得通红，说：“牛庭长啊，不是俺老张说话不算话，是基层政府太黑啊。之前您说让县政府补偿我该得的青苗费和安置费，我才跟您保证说不上访了，但大半年过去了，县政府硬是拖着不给啊！我去中院找您，立案窗口说不重复受理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去省法院，人家说我越级上访。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啊！”
牛庭长安抚了老张一阵子，说肯定给他处理好。老张不肯，说让牛庭长现在就给县政府打电话。他说：“你市法院的讲话，县政府不敢不听。”
牛庭长着实很犹豫。在行政权远大于司法权的社会里，县政府是不会把法院放在眼里的，不管你是区区市法院还是省法院。牛庭长只好说：“今天政府都还没上班呢，明天，明天我给你催，好不好？你相信我吧？对嘛，你得相信我。”
老张站着不肯动，他儿子也杵在旁边，一脸敌意地看着我们。这时候小叶开着大巴过来了，停在一边。邹庭长一使眼色，小洪拦腰抡起老张就往车上走。老张儿子还没反应过来，小于从后面把他一把抱住。就这样连推带搡地，两人被抛进大巴里，车门迅速关上。邹庭长说：“小洪你上去看着。”小洪跟上了车，小叶把大巴发动了。
老张的儿子在里面踢门，小洪按住他的肩膀，喝道：“撒什么野！老实点！”老张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脸色青紫。牛科长在窗户下对他说：“老张，你们先回去，相信我，我回去给你妥善解决。”
老张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呸”地一声往地上吐了口痰。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小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说：“妈的，真难对付。”
我问牛庭长：“车开到哪去？”
牛庭长说：“回涂城啊。”
我说：“就装这俩人？”
牛庭长说：“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要送回去，留在这里就是麻烦。”
老张和他儿子是我们抵达北京第一天的全部工作业绩。为了做足充分的准备以迎接第二天的大场面，我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我冲了个澡，打开电视，捏着遥控器胡乱换了会儿台，没有爱看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感觉特别孤独。我关掉所有的灯，拉开窗帘，向外看去——远处那一片窝棚里正星星点点地闪烁着灯光。那些人们此刻正在做什么呢？清点今天微薄的收入？准备明天要提交的材料？交流道听途说的信息？评论曾经遇见过的法官？还是回忆这么些年来走过的路？我很想知道当他们回忆的时候是会为自己感觉到有一点不值，还是觉得义无反顾。迷迷糊糊地躺在柔软的**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当期待的目标还在遥远未知的前方时，人们是不会想到要去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