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的时候才五点，房间里光线昏暗，淡淡地飘着昨晚用过的沐浴露的香味。我赤脚走到落地窗边，把厚厚的深色窗帘拉开一条缝隙，月光冷冷淡淡地照射进来，北京的天空中正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
我把窗帘重新拉上，整个房间又重新没入黑暗里。我很喜欢这种厚实宽大一拖到地的窗帘，以及这种窗帘创造出的封闭感，这让我觉得很安全。没有人会在暗中窥伺我，也没有人能破门而入，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而一旦我出了这个房门，我就会失去自由。
我走进浴室，又冲了个澡。在有充足的热水的时候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洗澡，而且我实在是很懒，懒到不想按部就班地刷牙洗脸，我就那么叼着牙刷站在花洒下面，一步到位。
刚穿戴整齐，牛庭长就在外面敲起门来：“小桂，速度，出发了！”
我一开门牛庭长就皱起眉头，说：“小桂，你怎么还穿着制服的裤子？你看你还系着法院的皮带。你穿得太正式了，不要穿正装，我不是让你们都带了一套便装吗？”
我说带了。我带了一套大学跳街舞时穿的套头衫，很HIP-HOP，下摆拖到膝盖，穿起来像是个大鸡罩子。
牛庭长说：“带了就穿，这就到了用的时候了。穿的太正式上访户会起戒心的。一定要穿便装，越便越好。”
我换上那件好几年没有穿过的便装，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还是俗话说得好：“女人靠脸蛋，男人靠衣衫。”穿上这件鸡罩子，我明显比刚才年轻了好几岁。
记得刚工作那会儿，我还经常穿着从学校里带出来的各种运动服和休闲装上班，导致门卫经常会把我拦下来盘问。后来经前辈指点，机关里须着正装，不可以像我这么随便，这样会显得很不成熟，办事必然不牢靠，轻易就失去了领导的信任。我听得一头冷汗，连连点头多谢指点，当天下班就跟章小璐一起去商场，直奔商务服饰专柜，专挑衬衣和西装，抢购了几套看起来很正式的“正装”。第二天就喜滋滋地穿上，感觉自己摇身一变俨然是个成功人士，仰首挺胸地走进法院，门卫屁都不敢放一个。电梯里遇到院长，毕恭毕敬地问了声院长好，院长扫我一眼，皱起眉头，问：“你是哪个律所的？”
后来又经前辈指点，乃知道章小璐给我挑选的所谓“正装”实在是很不正经，甚至可以说是臊气逼人。衬衫是暗花加钉子扣的，西装是燕尾加收腰身的，这样的休闲正装是穿给年轻人看的，当然入不了领导的法眼。在领导眼里，穿成那副模样的只能是来办事的三流律所的律师，而不能是正儿八经的法院工作人员。于是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敢穿制服上下班，反正制服有两套，一洗一换。我就那么一天接着一天地穿制服，大概穿了有两年。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院里那么多人爱穿制服了，领导都很挑剔，可能看不惯我的长相，我的身材，我的口音，我的做派，但至少不会看不惯我穿的制服。于是终于有这么一件我不用因为领导的喜好而操心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从此跟同事们都穿着雷同程度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衣服。走在院里大家全是情侣装，不同的也就是衣领的宽度或者纽扣的花纹而已。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80后。但我改变不了别人，只能被人改变。大学时烫卷的头发早已长直了，打过的耳洞也已经长实了，一大堆印有稀奇古怪的涂鸦的大号衣衫也被塞进了衣橱的最深处。我终于成功地变得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了。
在出门前我最后又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愤懑地心想：老子这些年丢掉了多少个性啊！
邹庭长已经去和南站门口的同事会合，我和牛庭长、小于一起简单吃了早点，牛庭长说：“我得先去一趟信访接待室，跟最高院那些人打个招呼，到时候办事方便些。你们俩跟我一起，到幸福路的胡同口守着。那是必经之路。”
清晨六点，冬末春初的北京还是一片漆黑。天上雪花飞扬，路上的积雪还不算厚，地势凹陷的地方结上了冰，小于大大咧咧地走在最前面，不留神踩到冰上，立马滑了个趔趄。我和牛庭长都伸手要扶，无奈距离太远，鞭长莫及。还好小于反应灵敏，猛扎马步稳了下来，没有一屁股摔在地上。他长出一口气，惊魂甫定，不知道怎么的灵光一闪想到了《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台词，开始摇头晃脑地唱起段子来：“幸好我当时护住了脸，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全！……”
我和牛庭长纷纷表示祝贺：“小伙子平衡能力不错。”
正说着，旁边啪唧一声，我们扭头一看，一个老太滑到在地。
牛庭长和小于赶紧过去将她扶起。不知怎么我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南京的徐老太，不禁迟疑了一下，再想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在两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她龇牙咧嘴地直吸冷气，看样子摔得不轻。我在心里狠狠地鄙视了一下自己。
牛庭长问：“老人家摔伤没有？”
老太太说：“么得！么得！多谢你们哒。”
老太太一头银发，看样子有六十多岁了，穿着厚厚的花布棉袄，衣襟和手肘处有几个补丁。胳膊上戴着袖套，右手拎了只环保袋。
牛庭长问：“老人家一个人啊？天这么冷，来北京干什么来了啊？”
老太太没回答，对我们上下打量了一遍，犹犹豫豫地说：“么得事，过来耍的。谢谢你们哒。”说完就走掉了。
牛庭长掏出手机打电话：“一个老太过去了，听口音是你们四川的，留点神。”
我忽然有种做特工的神秘感。
在距离信访接待室百米之外，路两边的警车已经排起长龙，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车都有。我们走到幸福路胡同口，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几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接访工作者排在巷子两边，把信访接待室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这也算是个奇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狭长的巷子里挤了这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上访户想走进接待室要经过重重的盘查，不停被两边的人揪住问话。我听见嗓门最大的一个在喊：“你是不是吉林的？你是不是吉林的？哎，说你呢！身份证呢？把判决书拿出来给我看看！……老唐，这是你们黑龙江的！”
那个叫老唐的汉子立刻过来接管了这名黑龙江的上访户。看着他们井然有序配合默契地布下一道又一道关卡，我很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人能走得进接待室的大门。
牛庭长说：“有的，有那种打死不肯说一句话的，还有硬冲的，这样的就没办法了。之前还有人从后面翻墙进去的，现在有人看守了也就翻不了了。”
我们走到接待室门口，果然有不少上访户已经成功抵达了这里，正排起队来等待填写登记表。牛庭长进去和工作人员谈话，我和小于在门口等。
小于说：“这些人真是挺可怜的。”
我说：“是啊。”
小于接着说：“大冷天的，还下雪，千里迢迢要来北京，来了还不一定能进得了接待室，进了接待室还不一定能被接待，被接待了还不一定能遇到好法官，遇到好法官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小于又说：“我们也挺可怜的。”
我看着簇拥在胡同里的接访法官和法警们，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人，觉得可疑就得上去搭讪，从白眼和咒骂声中分辨此人是否属于自己的辖区。
我说：“是啊，我们也挺可怜的。”
这时候一个穿着法警制服的人走到接待室门口，对排在队伍末尾的一个上访户说：“周××，跟我们回去吧。回去给你解决问题还不行吗？”
那周××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说：“我这个官司打了十年了，你们说过多少次给我解决了？不去！除非叫你们院长过来，亲自给我保证！”
法警在旁边说了半天，周××都不再搭理他。法警无奈地走开了。过了一分钟，又来了一个穿便装的。他对周××说：“同志，你是麻城来的吧？”
周××警惕地看他一眼说：“我不认识你。”
那人说：“不认识不要紧，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周××打断他，说：“不要介绍了，你只要是来接访的，我跟你就没话好讲。我来北京这么多次了，每次都被你们生拉硬拽地带回去，这次我一定要把问题反映上去，我倒要看看，中国到底还讲不讲法律，这法律到底还有没有用了！我就不信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了！”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那人说：“你不要激动，你听我说啊，你越级上访，最高院不会受理的。你跟我们回去……”
周××大声说：“我不跟你们回去！我不信我的冤没处申了！最高院不受理，我就去中纪委！去全国人大！去找温总理！去找胡主席！你想抓我回去？我就看你怎么把我抓回去！你找法警来拉我啊！你们不是会来硬的吗？”
那人往前一步，说：“哎，你不要这样讲……”
周××看样子是个老江湖，经验丰富。他伸手一指，大声喝道：“你别过来！你再过来一步，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打你！在这里你敢跟我还手？”
那人一愣，连连后退几步，说：“好好好，你不跟我们回去，你别激动啊，别激动。你慢慢排队吧。”说完转身就走。
周××余怒未平，转头对前面围观的人说：“这些法院的人都坏透了，欺上瞒下，每次想尽办法要抓我回去，他们就是怕我把事情兜出来……”
他正说着，不料穿便装的那人已经回转来偷偷接近了他。旁边的人正要提醒，那人一把抢过周××胳膊下挎着的皮包，掉头撒腿就跑。
周××遭遇此偷袭，不禁一怔，想到包里的东西十分紧要，丢了包就无法上访，焦急之中无暇分辨，立马追了上去，嘴里大骂道：“操你妈逼的，还我的材料！”
他果然掉入了陷阱。追出不到二十米，就从两边杀出几名法警，把他一把摁住，往胡同口的车上拽。他在几个大汉的拖拉下手舞足蹈，奋力挣扎。看得出他愤怒异常，额头青筋暴出，声嘶力竭地大骂着：“操你妈的，你们现在敢明抢了啊！操……”
一巷子的人呆呆地目送他被塞进车里呼啸而去，心中暗暗敬佩便衣男子智勇双全文武兼备，不由得看得痴了。待回过神来，接访众人纷纷摩拳擦掌意欲效仿，现场气氛顿时剑拔弩张起来。
这时，接待室里最高院的一个法警出来喊道：“闹什么闹！都安静点！不然都赶走！”
瞬间就安静了。
牛庭长从里面出来，对我们说：“走。”
我们走出小巷，牛庭长说：“我们院今天还会来好几个人，现在各个点的人力差不多足够了，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去上访村。”
小于问：“去上访村？干吗？”
牛庭长说：“上访村里有好几个涂城的上访老户，在这住好几年了。我每次来都要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能劝回去最好，就算劝不回去，我们也得去劝，这个工作我们至少得去做。”
这个我能理解，在很多时候我们决定不了事情的走向和结果，明明知道做了没用的工作，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做，就为了以后领导问起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这个工作我做过了”。就好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差距巨大犹如天上地下的案件，明明知道不可能调解，还是要反复地调，反复地做工作，就是这个道理。调不成不是我的错，但根本没调就是我的不对了。虽然领导只关心结果，但只要我有一堆厚厚的调解笔录，领导也不好把气撒在我的头上。
息诉息访也是如此。如果换成我是上访户，我绝不会因为接访的几句话就放弃诉求乖乖回家。但由于我不是上访户，只是个接访的，所以不管我怎样理解他们，领导让我做的事我还是必须去做的。
我们跟着牛庭长走进了上访村。
进村前，牛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数码相机递给我，低声叮嘱我们说：“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是记者。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我和小于愣愣地点头。
这里到处是低矮破败的平房和窝棚，横七竖八地杵着，没有一点秩序。到处都是小路，又好像每条路都走不通。我和小于像是走进了迷宫，分不清方向。牛庭长轻车熟路，带领我们转过一个又一个狭长的弯道，在泥泞的小路间穿行。
牛庭长说：“马上见到的这个人，你们就叫他老王。他在这里上访十二年了。”
我和小于一起问：“什么案子？”
牛庭长说：“他儿子被人打死了，一审判凶手无罪，二审判了缓刑。老王想不通，去省高院申诉，省高院复查给驳回了。老王在省高院门口上吊，被救了下来，之后他就来北京了。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我问：“为什么不判？”
牛庭长说：“具体情况不清楚，听说那凶手是个太子党，判决之前省里领导就批条子下来给意见了，法院按照意见判的。”
我们都无语了。
牛庭长在一个红砖砌起的平房前停下来，转头对我们说：“到了。”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里一个女声问：“谁啊？”
牛庭长说：“我啊！”
这是个顺理成章的回答。我心想谁知道你是谁呢。里面果然没动静。牛庭长补充道：“我找老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妇女站在门口，警惕地打量着我们，问：“你是什么人？”
牛庭长说：“我是老王的朋友。”
妇女不说话，狐疑地盯着牛庭长看。
我赶紧上前一步，晃了晃手里的相机，说：“我们是记者。”
妇女这才让开身子，让我们进门。
屋里没有开灯，昏暗得很。我一进来就吓了一跳，没想到这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居然挤了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都是眉头紧锁，满面愁容，我脑子里当场就跳出一个成语：“苦大仇深。”正中央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个一两岁的孩子，孩子见到我们进来就开始使劲地哭，老太太轻拍着哄道：“别怕，别怕，不是法院的坏人。”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站在屋子当中，面面相觑。开门的妇女跟我们说：“老王死了。”
牛庭长吃了一惊，说：“啊？什么时候的事？”
妇女说：“死了有小半年了。”
牛庭长问：“怎么死的？”
妇女说：“他们省里来接访的人拉他回去，他不肯走，被打了一顿，在**躺了一星期就死了。”
牛庭长不说话了。我想起办过的一个贩卖毒品的案子，罪犯的老父亲不停在为儿子申诉，我接待过他不下二十次。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年纪很大了，头发也掉光了，两眼浑浊，泪水也浑浊。那案子铁证如山，无可置疑。我很同情他养了个不成器的儿子，但也体会到了父爱的厚重。像这样的父亲为儿子的申诉，如果有停下来的那一天，那原因一定是死亡。
死亡为我们消灭了一个顽固的老上访户。我不知道回到涂城之后，当院领导听汇报时得知一桩多年的上访案件就此了结的时候，是将一声长叹，还是一笑开怀？
牛庭长和屋子里的人聊了一会，他们真的把我们当做是记者，所以毫不忌惮地向我们诉说自己的冤屈。他们展开写着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让我们拍照。
牛庭长问当中的老太太：“你为什么案子上访的？”
老太太说：“我给我爱人平反，他在83年严打的时候被判了投机倒把，枪毙了。”语气异常的平静。
老太太接着说：“我来北京不知道多少次了。每次最高院都是给我开个信访处理意见函，让我回地方解决，地方不给解决，我只能再来北京。二十多年了，我被打击报复过，被拘留过，被地方干部殴打过，被送过精神病院，被抄过家，被拆过房，被罚过款，被强制进过学习班，去年我来北京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走了，除非问题解决，否则我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牛庭长说：“您这也不是办法，没想过其他法子吗？找找律师，或者有名的学者？”
老太太嘴一撇，说：“律师都是认钱的主，前几年被律师骗走不少钱，后来也请不起了。学者也是用钱才能收买的，是不会替我们老百姓说话的。”
她怀里的孩子又“哇”地一声哭起来，开门的妇女过来把孩子抱走。老太太接着说：“我们现在就相信媒体，相信记者，希望你们能把我们的情况公布到网上去，我相信社会上还是明眼人多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喜欢记者，觉得这个行业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却一直没有说过几句像样的真话，而总是会为钱或者为权睁着眼说瞎话。我从来没想到，对上访者来说，记者比法官值得信任得多。我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被动摇了。
牛庭长问老太太：“这屋里的都是您的家人吗？”
老太太说：“不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老家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都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们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不认我了，我也不想牵连他们。我一个人来去也自在，就这样吧，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眼泪也早就哭干了，哪天死就算到哪天吧，也是个了断。”
开门的妇女说：“我们都是来了才认识的，一起租房子住的。”
小于惊讶地问：“啊？这么破的房子还是租的啊，多少钱？”
妇女说：“每人每天3块。”
小于问：“钱花光了怎么办？”
妇女苦笑说：“早就花光了，捡破烂呗！”
我看见屋里的角落里有个旧的油漆桶，还有几个方便面的纸碗。妇女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家伙。油漆桶就是锅，刷干净了煮开水，煮从附近菜市场捡来的菜叶子。我给这些所谓的餐具也拍了张照片。
可能是我们的表情看起来比较沉重，那妇女似乎要安慰我们一般地说：“我们这日子过得算好的了！你出去看看，好多交不起房租的，只能在墙角用树枝支几块塑料布睡在里面，还有的身上裹块塑料布就睡在铁路大桥的桥洞里，经常有人被冻死。之前还有收容遣返制度的时候，我们都不敢上马路，半夜经常有警察和联防过来踢门，查身份证，把人带走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老太太补充说：“带回去都关起来了，有的就送精神病院里了。”
谈了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冤情。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好几十人，都是住在附近的上访户。原来大家听说有记者，都想来给记者倾诉自己的冤屈。
牛庭长赶紧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整理整理材料了。要不，改天再来？”
门口的人不允，堵着门不给我们走。
这时候老太太站起来了，我这才发现她的左腿有点变形，看样子是外伤。她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对外面的人说：“你们不要这么急，把人家记者吓到了谁还敢再来？今天时候不早了，就算了吧。人家说了改天来，就肯定会来的。”
老太太在上访户里算是资历老的，应该颇有些威信。她发话后，外面的人也不为难我们了，让开了路。中间有个男的握住牛庭长的手，说：“记者大人们啊，你们一定要再来啊！你们一定要来听听我们这些人的冤屈啊！我们的苦没处去说啊。你看看我，才40岁，就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听到他说他40岁我吓了一跳，他头发掉光，胡须花白，满脸刀砍斧劈般的皱纹，看上去像是70岁。
牛庭长说：“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再来的。”
人群里有人说：“我们给记者大人唱首上访歌吧！”众人哄然说好。
他们站拢在一起，放声唱起来。我举起相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
离开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千叮万嘱：“一定要发表到网上去啊！”我一个劲地点头，不敢正视他们的眼睛。
出来的路上牛庭长告诉我们说：“最高院的信访接待室就要搬到红寺桥去了，这个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上访村的寿命估计也没多久了。”
出得东庄，旁边就是繁华的开阳路，中间只隔着一道矮矮的围墙，仿佛划开了天堂和地狱。不远处的铁路桥上，一辆和谐号动车呼啸而过。这番景像让人感觉是如此的不谐调。
我打开数码相机，看刚才给上访户们拍下的合影。由于是雪天，光线不够，很多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模糊。照片上，他们正张着嘴巴引吭高歌，那首《上访歌》还不停地在耳边回响：“正月里呀正月正，百姓含冤访京城，盼望清官断公平，我说哥们儿呀，盼望清官在京城哪，哎咳哟二月里呀龙抬头，百姓上访有理由，建国已逾五十年，我说哥们儿呀，法律法规很健全哪，哎咳哟三月里呀两会开，年年都喊反腐败，可叹国法无尊严，我说哥们儿呀，追求真理难上难哪，哎咳哟四月里呀有十八，人打官司别想家，贪官污吏掌大权，我说哥们儿呀，秉公执法成空谈哪，哎咳哟五月里呀是端阳，人权入宪心欢畅，百姓有冤向党诉，我说哥们儿呀，党是我们的亲爹娘哪，哎咳哟六月里呀六月六，池塘水沟都发臭，苍蝇蚊子在水沟，我说哥们儿呀，睡着之后它吃够哪，哎咳哟七月里呀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神仙都有团圆日，我说哥们儿呀，告状无钱梦难圆哪，哎咳哟八月里呀月儿圆，百姓上访最艰难，月儿弯弯缺一半，我说哥们儿呀，我与亲人两分离哪，哎咳哟九月里呀是重阳，百姓上访细思量，千辛万苦告御状，我说哥们儿呀，依靠亲人共产党哪，哎咳哟十月里呀十月一，它是国家成立日，千秋功过后人记，我说哥们儿呀，伟大领袖毛主席哪，哎咳哟十一月呀天气寒，雪花纷飞心打战，百姓上访最可怜，我说哥们儿呀，焦点访谈是青天哪，哎咳哟十二月呀又一年，天天上访年年盼，青丝都把白发变，我说哥们儿呀，司法腐败至何年哪，哎咳哟伟大的呀共产党，党是我们的贴心人，儿女有冤向党诉。我说哥们儿呀，党胜我们的亲爹娘哪，哎咳哟……”
在围墙的尽头，我看见一条油漆刷成的标语：“文明上访，共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