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小双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回到涂城了，问我在哪里呢。我说我在北京出差。
小双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说：“快则一星期，慢则半个月。估计是要等两会结束才能回去了。”
小双的语气变得埋怨起来，说：“哎呀，你怎么还要那么久才回来啊，早知道我就晚点来了。”我都想得到她在电话那头撅起嘴唇使性子的样子。
我安慰她说：“别闹，我这是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和谐，你懂吗！你这样一闹，就不和谐了。”
她听了好像有点小郁闷，喃喃地说：“那我回公司住去了哦。”
我说好。
她不挂电话，闷声闷气地说：“可是……可是……我还有好多东西在你家里呢！”
我说：“找你们朱总，他有我家的钥匙。”
小双低声说：“哦……那我拿了我的东西就走。”
我心里暗笑，装作很发愁地长叹一口气，说：“你就住我家里吧，比公司暖和，反正不收你房租。”
小双开心地叫道：“好！谢谢桂哥哥，我给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出门，因为院里又来了几个人增援，接访的人手足够了。牛庭长觉得我的长项是动嘴而不是动手，于是让我留守宾馆候着，他们出去抓到人了再带回宾馆，由我来游说，尽量把人劝服，让他心甘情愿地回去，如果其油盐不进屡教不改，再强制拉回去，这也算先礼后兵。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宾馆房间里。连续好几天他们没能带回来任何一个上访户，结果我除了上网和看电视没其他任何事情可做。常常看着窗口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很想出去走一走，又怕牛庭长突然带人回来却找不到我，只好在QQ上像个怨妇一样跟朱舜尧抱怨自己的工作任务居然是独守空房。
朱舜尧说：“啊，你这是被重用了啊！”
我问道:“此话怎讲？”
朱舜尧说：“在那年代久远古老又神秘的母系氏族原始社会里，地位低下的男人们都要出去狩猎，流血流汗，而只有地位高高在上的妇女才守在山洞里，等候着胜利的果实。”
我骂了一句“滚你丫的”，问他：“小双有没有去你那里拿钥匙？”
朱舜尧说：“昨天就拿走了。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啊，她是我的员工，却不给我干活，死心塌地住你家了，我可还在给她开工资的。”
我说：“嗯，按道理来说你还应该给我房租的，看在多年的交情上，我就不提这个事了。我知道你想给，你这个人就是太客气，不给你心里过意不去，但咱俩这么多年的手足了，你也知道，提钱伤感情，我不提，你也就不要提了。”
朱舜尧憋了半天，说：“哎，你一跟我提感情吧，我就伤钱。”
我说：“你钱多，人傻，不怕这点磕磕碰碰的小伤。”
他还挺得意：“那是，别的不说，捧个把明星的钱还是有的。哎，跟你透露个内部消息，曹卉卉接拍了一部电影，大片，导演、男主角，那都是腕儿！这下曹卉卉肯定上位了。”
我说：“祝你成功啊！不过我是肯定不会糟蹋钱去看那电影的。”
朱舜尧笃定地说：“没关系，我请你看！”
我就这样百无聊赖地过了快一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晚上在餐厅里看到老陈，才结束了我无所事事的生活。
当时我正端着一只大盘子，在自助式餐厅的菜品陈列桌上一片接一片地夹西瓜，并耐心细致地将它们排列整齐。我以专业级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手法来从事这项事业：瓜瓤冲里瓜皮冲外，大片在下小片在上，在每层西瓜中间涂上沙拉酱以黏合加固，确保每片西瓜间充分结合，并保持整体重心的稳定。我以永不满足现状的精神对付面前的这盘西瓜，在已经高如小楼的西瓜片上继续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块又一块。我一边投入地工作着一边想：“杯具啊，我已经无聊到这个地步了。”
然后我的肩膀就被人轻轻拍了一下。由于我全神都贯注在西瓜上，所以被这一拍惊了一下，不禁虎躯一震，盘子里的一摞西瓜轰然倒塌，在台面上摔了个稀烂，场面甚惨。
我又尴尬又心痛，情绪复杂，一时恼羞成怒，猛地回头就要发作，不料却看到老陈微笑的脸。
我又惊又喜，抛下盘子，在裤子上反复擦沾满西瓜汁的双手，问：“老陈！你怎么来北京了？”
老陈笑眯眯地看着我把手擦干净，跟我说：“你来干什么的，我就来干什么的。”
我说：“你也是来接访的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接访的？”
老陈说：“你们每个中院来接访的名单都报给高院的，我早就看到你的名字了，只是前几天忙，没联系你，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我说：“你也住这里？你在哪个房间？”
老陈说：“610。”
我说：“我510，你就在我楼上啊，哎，要是早知道我早就去找你了。”
老陈慢悠悠地说：“现在也不晚啊，走，去我那坐坐？”
我说：“好啊！”放下盘子就要走。
在走之前老陈瞄了一眼满台面的碎西瓜，揶揄地说：“怎么，小伙子很有钻研精神嘛？”
我羞惭得无话可说，挺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笑。老陈就是这样，一直微笑着轻声慢语，一副沉稳不惊的样子，相比起来，我就像一只蹦跶个不停的猴子。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事就往老陈的房间跑。老陈曾经在省高院立案庭工作过，接访经验非常丰富，跟我讲了很多上访户的故事。他说这几年的信访状况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变化，以前的上访户没现在这么多，而且无论是因为法制不健全还是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操作等原因，以前的上访户确确实实都是受害者。他们大多是有道理、有冤屈的，所以在接访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得到这些人是值得同情的。而现在呢，虽然还有很多不足，虽然前路依旧漫长，但法制毕竟在逐步走向健全，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现在的上访户非但没有减少，却是一年比一年多。
老陈叹了一声，说：“现在这些上访户啊，真让人没法跟他们讲道理。很多都是无理取闹，说到底，就是图个钱。有道是无利不起早啊，这些人都指望着靠上访一夜暴富，胃口大得吓人，动不动就要几百万上千万的，真以为法院是开银行的。”
我说：“是啊，现在有些上访的真是气人，让人没法同情。”
老陈说：“现在的信访，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职业化了。好多人什么都不做，全职上访。对于他们来讲，上访就是他们的工作，好比一锤子买卖，想着后半辈子就靠息访换来的钱过好日子。最近两年还出现了上访代理，我们前两天刚抓到送回去一个。”
我问：“啥叫上访代理啊？”
老陈说：“就是代理别人上访的呗。”
我很诧异，因为上访在我的理解里一直是个蓬头垢面风餐露宿的辛苦活，还有人有钱去雇代理人？
老陈说：“上访属于普通的民事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代理的。有些人想靠上访发财致富，自己又没时间或者不想吃那个苦，就花钱找人代替自己来上访。他们找的代理人，一般都是会闹的，胡搅蛮缠不讲理的，我们遇到了也很头疼。”
我说：“以前还真没听说过。是不是就像我老家农村里那些专门替人哭丧的人一样，有人家办丧事了，就花钱请这些人来哭。他们哭得那叫一专业，时间又长，调门也高，感情真挚，台词丰富，不做作不单调，听着比真正的亲属哭得还悲痛，不知道的真以为全是孝子呢。这真是哭成艺术了。”
老陈说：“对呀，他们也是上访成了一门艺术了。上访户之间是有自己的小圈子的。这些做上访代理的一般也是之前自己上访过，访出名声来了，所以人家才会找他们代理。说他们不懂法吧，他们背起法条来比你们这些科班生还熟；说他们懂法吧，他们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法条讲，断章取义，业务稍微差点的还真能被他们唬住。而且这些人又会哭又会闹，敲锣打鼓拉横幅，拐棍血书汽油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当真是无理胡搅三分，有理吃倒富翁。前两天我们送回去的那个，上访了二十七年了，代别人上访也有十几次，那叫一个能闹！思维偏执，容易激动，根本没法沟通。据说他靠上访已经挣了三百多万了，包括他自己的案子法院赔了二百多万，还有代理上访的佣金。在上访户的圈子里，每个人都认识他，大家都喊他‘老师’。这样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两个，就能闹得一整个部门鸡犬不宁，要是他们再搭上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什么的，那法院可真是焦头烂额了。”
我对此是深有体会，赶紧应和说：“哎，可不是嘛，这些人大代表没几个懂法的，上访的还就爱给他们写信寄材料，这些人也看不懂，随便批示个依法办理就转来法院，偏偏领导还特别重视，可苦了我们这些办案子的人喽。还得向这些代表汇报，他们也心安理得地觉得这都是应该的，一身正气地说自己是为人民说话的。奶奶的，他们让法院判他们自己的公司胜诉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为人民说话的？我现在是看到这些代表就头疼。老陈，你看，马上两会就要开了，这些代表、委员不知道又要给法院提多少意见。平时正事不干，一开会一堆牢骚。”
老陈说：“提意见是难免的，法院总是面对相互冲突的两个利益体，不管怎么裁决，都至少会得罪其中一方的。这些代表委员的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那点小利益或者背后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是对法院没有意见才是怪了。”
说笑了一会，老陈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你们涂城那个重点上访老户，叫蔡志华的，露面没有？”
我说：“没呢，我们邹庭长和牛庭长带队天天就等他呢。”
老陈说：“你们这个蔡志华也算是个上访代理了，听说他们村每家每户都出钱供他上访的。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物，胆子大点子多，煽动性强又敢于出头，你们得小心应付。上次在我们省高院门口，他就跟法警打起来了，结果把法警打住院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我说：“你们那法警也太没用了吧？”
老陈说：“哪儿啊，那法警根本没敢还手。省院制度严格，之前就有法警动手被开除了的，这小伙子被几个人围着打都没敢动，旁边的人也拉不开。”
我说：“这……最后怎么处理的？”
老陈“哼”了一声，说：“怎么处理？蔡志华他们到省委门口去闹，说法院干警殴打上访户，写了一堆举报信给省委、省人大、省政法委、省纪委，想把事情闹大。我们院长去省委把情况汇报了，政法委书记说让我们安抚。结果我们法警队长给蔡志华他们赔礼道歉，蔡志华这还不乐意呢，还说要我们赔偿医药费。最后赔没赔我不知道，反正是挺丢脸的。这之后再有上访户在门口闹，法警都躲在岗亭里不肯出来了。”
我心想是挺丢人的。不过这事儿没法说。法院被人打了还要给人赔礼道歉，说出去谁信哪？大家都知道，法院多横啊，那叫一个牛叉，法院不欺负别人就万幸了，还有人敢骑到法院头上？如果不是在法院摸爬滚打了这些年，我最多也就当笑话那么一听。但这不是笑话，而是让人难以消化的事实。其实法院一直被人骑在头上，只不过是以前不习惯，现在习惯了而已。
跟老陈聊了几天之后，我的生意变得好了起来。可能是因为两个会开幕在即，大量的上访户也陆续拍马赶到。牛庭长每天都会带回房间一两个，让我做思想疏通工作，叮嘱我说：“一定要像接待客人一般接待他们。”这句话让我很不满，因为听起来好像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接客一样。每一天我都会接到新的客人，可惜我的服务不太到位，基本上没有成功疏通过，往往是越做越堵。不过这也怨不得我，疏通思想就像疏通下水道一样，堵了一天两天的还好打理，堵了十年八年的，基本上就可以宣告报废了。
两会如期召开了，窗外上访的人群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这天牛庭长和小于又送了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过来。我跟牛庭长抱怨：“这思想都堵得死死的，你让我怎么疏通啊？”
牛庭长微笑着告诉我：“没指望你疏通，主要是因为咱们的车不够用，需要你稳住他们，等车回来。”
我说：“原来我就是一摆设啊。”
牛庭长在外套外面又披上一件风衣，对我笑笑，说：“外面风大雪大，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要真想干脏活累活，明天就让小于替你当摆设，你跟我出去跑。我得走了，蔡志华随时都可能来，回头再说。”说完转身就出门了。
于是我也就放弃了做工作的念头，跟工作对象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他的脸被北方的风吹得通红，低头坐在椅子上，话不多，回答起问题来相当简略。
我问他：“你为什么事来的啊？”
他瞟我一眼，说：“跟你说也没用。”
这句话把我噎住了。他说得对，确实没什么用。我也就不再问他，自顾自地上网。过了一会，他开口了，说：“我知道你们一会要把我送回去，但我还会来的。”
我心说他还真什么都清楚。我对他说：“你要是真有道理，在地方上就给你解决了，你要是没道理，来北京也解决不了。再说了，最高院就算受理了你的申诉，还是要转到下面去处理的。”
他说：“我坐了七年冤狱，妻离子散，我就不信没有能申冤的地方了。”
我劝他：“想开点，已经出来了，干点什么不好。人要向前看，不能再把以后的生活都浪费在这上面，你说是不是？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刑庭七年了，就没见过几个能翻案的。”
他沉默了。我从桌上拿起烟盒，递给他一支中华，他伸手接了过去。我拿出打火机给他点上，他歪过身子把脸凑过来深吸一口，然后重新坐正，眉头紧锁，慢慢吐出烟雾，抬眼问我：“你是中院刑庭的？”
我说是啊。
他说：“我认识你们庭的好些人。”接着就开始念叨当年二审是某法官判的，后来申诉到某某法官那又复查过，合议庭都有谁，某某庭长说这案子确实有问题……当事人说起这些来往往如数家珍，口若悬河。我摆弄着手里中华的烟盒，低着头让他尽情倾诉。我平时不抽烟，这盒烟还是邹庭长留下给我专门招待上访户的。等他说完，我告诉他，他说的几个法官都已经调走了，某某庭长已经下到基层法院当副院长了。
他听完给我们下了个定义：“你们刑庭的法官都很黑，不调查，不阅卷，开庭走过场，跟检察院的穿一条裤子。”
我问他：“在你眼里，法院有不黑的部门吗？”
他想了想，说：“也就审判监督庭好些吧。”
我心说那当然了，审监庭是给你减刑的。不过估计他再继续申诉下去，再被审监庭驳回一次，也就彻底对整个法院绝望了。
老陈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他也要出去接访了。他旁边站了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冲我咧嘴一笑，一说话满嘴地道的京片子：“小桂战友，我们又见面了。”
我惊喜不已，他是最高院刑一庭的审判长，满清后裔，祖上镶黄旗，可以说是贵族之后，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大伙儿都叫他大张。与他的相识是在去年7月份，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最高院组织了一场刑事专题研讨会，地点在乌鲁木齐，我代表涂城中院去参加。7月5号上午报到，结果晚上就发生了那场著名的骚乱。
暴乱发生之后我们的一切通讯全部被切断了，手机打不通，网络也没了信号，唯一可以使用的固定电话线路也被暴徒破坏了。我们被困在会场里一筹莫展。到6号中午的时候暴徒砸毁了马路对面的派出所，里面的民警都跑到我们的会场里来避难。大家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知如何是好，连警察都抖得筛糠一般。这时候大张站了出来，他指挥众人将门窗关紧，然后拎着半截钢制水管杵在门前，冲所有人高声喊道：“拿出法官的正气来！拿起武器来！外面不是人，是一群野兽！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法官都是真汉子！要玩，我们陪他们玩！老子玩死他们！”
一米八五的大张攥着不到九十公分的水管站在三米多宽的大门前，用一百二十分贝的大嗓门鼓舞了所有人的勇气，十秒钟后我们感觉浑身豪气顿生。大家纷纷拆桌腿、折教棍准备工具。后来会场管理员从地下室找出一堆派出所以前收缴的砍刀、三棱刀和自制枪械。大家全副武装，虎视眈眈地盯着门口，就等不要命的送上门来。
大张自始至终都站在第一线，巍然不动。我端着一把双管猎枪站在大张的身后，两手不停发抖。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那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恐惧。大街上杀声震天，血泊满地，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很多人，有的在痛苦地挣扎，而有的已经僵硬了。门外不停地跑过疯狂的追杀者和绝望的逃亡者，他们沾血的面孔都令人惊惧地扭曲着。其实除了少数几个部队转业的，在场的法官大多是一介书生，莫说这样真刀实枪的血腥打斗，普通的争吵都经历得很少。后来我想，如果那天没有大张，我们可能不会有拿起武器抗争和死守的勇气。
骚乱分子发现了我们，开始死命地撞门，用砖头砸玻璃。大家顿时都紧张起来。在暴徒们兴奋的叫声中，门很快被砸了一个窟窿，最前面的一个维族小伙子探出脑袋，恶狠狠地朝我们看来。大张毫不迟疑地抡起水管，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棒。
这一棒打得非常结实，那个脑袋发出一声惨叫，赶紧侧着脑袋想往回缩，大张又是重重一棒，正砸在他右侧太阳穴上。他闷哼了一声就瘫软下去。
大家发出一阵欢呼。那个晕菜的家伙被同伙拉了出去，其他人开始更加疯狂地砸门，并用维语大声叫骂。大张招呼一声，靠得近的都围拢到门前，见脑袋就砍，见手就剁，只听门外惨呼不断，哀号一声接一声。
这些暴徒已经陷入了癫狂，身上的伤痛让他们更加亢奋和疯狂地往里冲，眼看门已经被砸得千疮百孔，支撑不了多久了。外面人多势众而且丧失理智，一旦冲进来我们必然全军覆没。
大张已经俨然是战时最高指挥，他手一挥，冲后面的喊道：“还犹豫什么？拿枪的开枪！”
我们几个端着枪的小年轻都迟疑着不敢动，都是中国应试教育出来的人才，谁有开枪的胆子？谁有杀人的胆子？我们连杀鸡都看不得。
大张看我不动，急了，喊：“开枪啊！”接着一把夺过我的双管猎枪，从门上的窟窿里瞄准，冲着一条大腿就是“砰”的一枪。
外面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喊叫和砸门都停止了，变得让人不习惯的安静。
大张又冲地上开了一枪，外面一阵惊呼，接着就听见一阵**，从破窗户里我看见他们狼狈地跑掉了。
之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来复仇，大张带了我们几个年轻人继续站岗放哨，让其他人休息。可是直到傍晚救援到来，那群骚乱分子都没有再回来过。看来，再凶恶的暴徒也是欺软怕硬的。
事后我们纷纷请大张吃饭，大家都说是大张这条霸气的旗人汉子让我们躲过了被血洗的命运。解除战斗状态的大张慵懒又贫嘴，卷着舌头跟我们说了很多足以让手机被停机的黄段子。
事隔半年多重见，我分外惊喜，上去握着大张的手就开始说个不停。大张慢条斯理地跟我说：“待会儿啊桂子，待会儿，你看老陈这拉着我去陪他应付一老上访户呢，还特急。我跟他说现在接访这手段不好使了，现在都讲和谐，咱们要跟人讲道理是不是？老陈就是不信。他这人思想迂腐了，我特不待见他，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回味一下咱们并肩作战的反恐时刻来着。但老陈年纪大了，咱让着点他吧，不然他一着急一上火血压高了还得咱把他往医院送呢。你说是不？你在这等我一会啊，待会我回来咱们好好聊聊。”
老陈一直微笑着听他贫，我也大笑起来，说好，我在这等你，你们先去办正经事吧。
如果我能提前得知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不会放老陈和大张离开。但遗憾的是我并不能预知未来，无法预料他们这一行的血腥和惨烈，更没有想到这会是我见到大张的最后一面。
他俩走后我继续上网查资料。昨天院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着，网民们也在热烈讨论着，为了配合法院的汇报工作，并且给法院系统带来积极正面的舆论导向，我们这批网评员都要撰写评论文章，发表在各大论坛上，据说事后还要评奖。
我打开word对着屏幕憋了半小时连题目都没憋出来，大脑像短路般一片空白，那种非要写点什么不可却什么也写不出来的感觉，相信只有我这样业余的五毛和病入膏肓的便秘患者才可以体会得到。
我是个坚强的人，从不畏惧困难，好在我还有百度和谷歌。上网一搜之下，心花怒放，几十万个搜索结果任我采撷，看来我不入地狱，谁爱入谁入去，我不唱赞歌，抢着唱的人多呢。如果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一首赞美诗，那足够十个唱诗班唱到老死都唱不完。看到这么多同志们精于此道，我很是欣慰。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我赶紧ctrl+c、ctrl+v地忙活起来。这个活儿我很擅长，三万字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半小时内拼起来的。论起剪接的技术，我自信不比任何一个学术砖家或者大学叫兽逊色，绝对有实力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剪辑奖。
百忙中我看了一眼我的工作对象，他正坐着发呆。我一边保存网页一边不经意地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他说：“有三四天了。”
我问：“住哪啊？”
他说：“东庄旁边一个新盖的小楼里。”
我说：“条件不错啊，你自己住？还是跟别人一起的？”
他说：“老乡带去的，没收我的钱。我去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很多人了，都是涂城的。他们都是为同一个拆迁的案子去的。”
我心头一凛，扔下鼠标问他：“有没有一个叫蔡志华的？”
他说：“有，他是带头的。”
我赶紧拨打牛庭长的手机，想告诉他蔡志华早就到北京了。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听。我又打一次，还是没人接。我正作没理会处，手机仓促地响起。我低头看了下来电显示，是法警小叶。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闪过，心好像被一只粗糙的大手一把揪住，胸口堵得喘不上气来。
小叶几乎是扯破了嗓子冲我喊的。他喊道：“桂审，出事了！赶紧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