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牛庭长已经转回到涂城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了，老陈特地从省城赶来探望。我们买了个果篮和一束鲜花，邹庭长从车队派了辆车，跟我们一起去医院。
邹庭长在车上说：“这次的事情，院领导也很痛心啊。郭院长早就说要来看望牛庭长的，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一大早又赶到省高院去汇报案件去了。”
我们都问什么案件这么重要，让院长亲自去汇报。
邹庭长说：“老案子了，医疗事故。手术失误了，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家属要医院赔偿，医院不愿赔。关键是那外科主任是省人大代表，所以一审二审死者家属都败诉了。他们又申诉到我们院来，拖了两年了一直不敢判，审限扣除在那里。这次省里两会，这个代表又向省院提意见了，省院让我们给结果。院党组研究了几天，自认倒霉，这钱我们法院掏吧。好在家属要的也不算多，十万多块。”
我和老陈都“哦”了一声，我说：“破财消灾，破财消灾。”想了想觉得不对，改口说：“花钱买平安吧。”
邹庭长修正道：“是花钱买稳定。”
老陈总结说：“花钱买和谐。”
我跟邹庭长表示赞同。
刚工作那会儿，我对法院自掏腰包解决纠纷的做法十分不理解。因为在教科书上以及我的认识里，法院只是个居中裁判的机构，虽然不指望靠解决纠纷赚钱，却断然没有赔钱的道理。但现实再荒谬也总是现实，理想再实际也终究是理想而已。不知何时开始，解决社会矛盾的重任落到了法院的头上，随着法院门口聚集的上访户远远超过了信访局，法院就慢慢习惯了做花钱买和谐的冤大头。
邹庭长继续说：“郭院长今天就是去省院汇报这个处理方案了，准备把钱赔给死者家属，给那个代表写个汇报材料，赶紧把案子结了了事。不然总是个人大代表交办案件摆在那，多难受啊。”
我们点头称是。
不一会到了医院，值班的护士长告诉我们牛庭长被安排在四楼的特护病房里。我们提着鲜花和果篮往楼上爬，都没有说一句话，看来感觉忐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一进病房看到牛庭长，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心痛。牛庭长仰面躺在病**，头上层层叠叠地缠满了纱布，只露出了一张嘴，一道溃烂后结成的疤痕从纱布里延伸到上嘴唇，人中已经扭曲变形了，整个脑袋看上去像一只露了馅的粽子。牛庭长的妻子正坐在病床边，看到我们进来，俯下身子在牛庭长耳边说：“老牛，你同事看你来了。”
我过去喊了声“嫂子”，她点点头，把我手上的花束接过，摆在墙边的五斗柜上。
邹庭长问：“孩子呢？”
牛庭长的妻子哑着嗓子回答说：“上学去了……我去打水，你们跟老牛说说话吧。”拎起暖水壶出去了。
我们围着病床坐下，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老陈轻轻拍了拍牛庭长的肩膀，说：“老牛啊，感觉怎么样？”
牛庭长露在纱布外面的嘴唇动了动，说出一个字：“疼。”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牛庭长的双手上也缠着绷带，应该是捂脸的时候把手也烧伤了。邹庭长和老陈把手搭在牛庭长的胳膊上，絮絮地说了很多宽慰的话。“好好休养，早日回来”、“大家都很担心你”之类的。虽然我们都知道牛庭长的回归可能是遥遥无期，但这样的话还是不能不说的。
牛庭长说话比较吃力，只能默默地听。邹庭长把我们院接访工作受表彰、牛庭长立功的事说了，意在让牛庭长知道他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牛庭长听后没作任何的反应。
牛庭长的妻子打水回来，要给我们倒水喝，我们赶紧说不用了。邹庭长说：“老牛，嫂子，你们放心，凶手肯定会被严惩！狗日的蔡志华和他带的那几个农民，还有泼老牛硫酸的老女人，现在都在看守所里押着，就等着检察院起诉了。这个案子还不知道会在哪家中院办，现在在等省高院指定管辖的裁定下来，但不管是在哪审，他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名肯定逃不掉了。我看他们以后还他妈的上访，在监狱里上访去吧！”
牛庭长的妻子一直看着牛庭长满是纱布的脑袋，轻轻点了点头。出事后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
我跟她聊了一会，她低声跟我说：“老牛伤得很重，已经完全毁容了，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我现在就盼他能康复得快一些，好一些，医生说等伤口基本痊愈后，要去大医院做植皮整形手术。”
我说嫂子你受累了，我相信牛庭长肯定能康复的，他一直是一条刚硬的汉子。
她对我笑了笑，眼望着病**的牛庭长说：“没错，我家老牛一直是个标准的男子汉，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变。”她的笑容苦涩，但语气坚毅，望向爱人的眼神充满深情，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牛庭长的妻子，但我已经确定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妻子，好女人。因为好女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质，能够让人信任，让人安心。牛庭长的妻子就有这样一种气质，让我觉得她对牛庭长的感情真挚而炽热，也肯定会将牛庭长照料得无微不至。被毁容的牛庭长或许是不幸的；但身畔有这样一个善良贤淑的妻子，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邹庭长在临走时跟牛庭长的妻子说院领导将会来看望牛庭长的，院里也会负责住院和整容费用，让她不用为花销担忧。走之前我又看了一眼牛庭长。不久前他还在风度翩翩地跟我们畅谈民生，一吐胸襟，现在却被包裹得像只木乃伊一般来掩住那张被硫酸变得可怖的脸孔。牛庭长肯定不曾想到，他最关心的上访户，却把他视为最可恨的敌人，他最想了解和帮助的人群，却将硫酸泼到了他的脸上。也许一切都因为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以及这项工作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宁愿相信，即将面临牢狱的蔡志华一干人等，他们的愤怒不是针对小于和大张，他们的硫酸也不是为牛庭长而准备。也许他们的诉求毫无道理，但他们应当享有诉求的权利。他们想与之抗争的是枷锁，而不是手执枷锁的佣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牛庭长和蔡志华之间、上访户与接访人之间原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针尖对麦芒，牛庭长被毁掉的面孔和蔡志华即将失去的自由，都是无从归责于自身的一种牺牲。
出来后大家心情沉重，话都不多，唯独老陈说了一句：“下星期我要去北京参加大张的追悼会了。”
我回到办公室，坐着发了会儿呆，没什么心思做事，打开电脑，发现内网信息系统里发布了通知，题为《关于两会期间舆论宣传工作情况的通报》，实际上就是总结我们这些五毛们在两会期间写的用以引导舆论的评论文章。通报里对网评员们的辛勤工作表示了肯定和表扬，声称“广大网评员们兢兢业业，第一时间发布评论文章，抢占了舆论高地，给法院工作带来了积极、正面的评价，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我倒是在论坛里看到了几篇出自网评员的文章，例如《法院工作报告闪耀的人性光辉》、《公正司法人民福祉》、《天平在心中》等，满嘴跑火车，我都看不下去。我真想告诉他们正常的帖子没有这么写的，这样的文章只适合发在机关的主页上，而且是不容许跟帖评论的那种，否则很容易被骂到狗血喷头——当然我估计楼主发完了这样的文章自己也没兴趣再去关注跟帖了。我看了看跟帖，果然满是“兰州烧饼”、“楼主五毛”之类的鉴定结论，看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想要利用网络的人的智商永远低于使用网络的人呢？
通报里给评论文章评了奖，当然也批评了一些没有完成任务的同志，比如我。我特意拜读了一下荣获一等奖的评论文章，内容是关于“三保”的，新意不多，没能耐心看完。这样的文章太多了，我八分钟能拼凑出十篇。
我关掉了那个获得冠军的文章窗口，心想：“倒是能写，改天让你丫也去接个访试试！”
老陈来办公室跟我聊了会儿。我留他吃饭，他说不了，一会就回省城。我送他下楼，走到审判楼的阶梯前，他说：“哦，对了，你办的那个邢勇杀人分尸的案子，我们庭复核完了，估计下周就报送到最高院去了。这案子影响很大，也很受关注，你抽空写成个案例吧，我给你发表到我们院的刑事案例选里去。”
我说好。
邢勇的案子从开庭那天起我心里就不踏实，邢智那双精致的手总在脑子里晃来晃去。但一来结果是领导定的，我想得再多也是徒劳；二来之后事情不断，我一直无暇去仔细思考个中的问题，所以判决后就将这个案子放下了，也没有过多深入地去推敲心里那个隐隐约约的不安感。现在老陈提起了这个案子，我心里忍不住又咯噔一声，欲言又止，要不要把我的质疑告诉老陈呢？
老陈走下阶梯，司机已经将警车发动等候。老陈坐进副驾驶位，关上车门，按下车窗跟我挥手告别。我也挥了挥手，决定还是把疑问烂在自己的肚子里。现在判决早已作出，并已经上报核准，而且被告人自首认罪，供述能够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公正，各个方面看上去都没有问题。整个案子唯一的瑕疵就是被害人的骨头没有找到，但这不妨碍犯罪事实的认定。这似乎是一件标准的铁案。
仅仅因为内心的一点没来由的怀疑，是不足以推翻这样的铁案的，看样子我是过分敏感了。虽然老陈毫无疑问是值得信任的，但如果把这么不成熟的质疑告诉他，那我未免也太没谱了。
下班前接到朱舜尧的电话，说晚上一起吃个饭。我知道这是拆迁的事成了。但他不会也用不着对我说感谢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是很含蓄的，大部分时候在兄弟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比上百句的感谢更令人满足，而一个“谢”字就会毁了这种默契。
这次没在金地大酒店，而是在涂城最著名的烧烤一条街，也就是当初李小元一战成名的地方。这片烧烤摊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初具规模，我和朱舜尧小时候就常常来这里宵夜。至今换了不少老板和摊主，其间也经历了数次市容整顿，但这片烧烤摊仍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且阵容越来越庞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已经成为了涂城的一道夜景，是晚饭宵夜、闲人聚会的首选胜地。比起一些所谓高档酒店装腔作势的高雅格调，我还是更喜欢这里不加粉饰的市井氛围。
我带了小双一起过去，到了我们常去的那家“老九烧烤”的时候，看见桌上已经摆起了一大堆的烤羊肉串、羊腰子和三瓶开了盖的啤酒。朱舜尧和张计二人坐在桌边正巴巴地看着桌上热腾腾的美味。朱舜尧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操，你还知道来啊，我们等你老半天了，流口水都快流到脱水了！”
我说：“我不是得先回家接小双吗，你们先吃不就得了？”
朱舜尧说：“那怎么行，肯定要等你来啊，我是个很讲究的人，今天请你吃饭，你不来我们不能动筷子，这点规矩还是要讲的。”
我们坐下来。我问朱舜尧：“曹卉卉怎么没来啊？”
朱舜尧面带得色地说：“小卉现在是大明星了，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游手好闲的啊，她很忙的，今天晚上去上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了。”
大家嘴里嚼着东西，用剩余的面部表情表示惊叹。
朱舜尧对我们的反应很满意，继续说：“最近她都不能跟我们一起鬼混了，日程都排满了，没档期了。你们不关注娱乐圈，不知道她现在火成什么样了。这么说吧，就前几天，韩国媒体还在说曹卉卉是韩国人呢！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哈哈！我们都请好律师准备打官司了，这也是个炒作的好机会嘛。”
大家瞪着眼珠子频频点头。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哎，你就不怕她出名了，火了，把你蹬了？”
朱舜尧自信地摆摆手，左右看了一圈，俯下身子，压低嗓子，神神秘秘地跟我们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跟小卉……已经订婚啦！”
我们都停下手里的动作看向朱舜尧，他昂首接受我们的目光，满脸的幸福和甜蜜。我腻歪极了，捶了他一拳，说：“靠，看你那副德行！”
张计也说：“我是看不惯他这一脸贱相。跟怕找不到老婆似的！”
小双拍着巴掌，大声叫到：“噢……恭喜朱总！一坨好牛粪终于找到鲜花插喽！”
朱舜尧连忙阻止：“低调，低调。你们知道的，明星可以有绯闻，但坚决不能公布结婚的消息的。我只告诉你们几个，千万别声张啊！”
张计说：“你把心放腔子里，我们才不操心你那点事。”
我说：“是啊，我听完就忘了……你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小双不爱吃肉，于是叫了碗砂锅，而朱舜尧、张计和我都是肉食动物，吃个百八十串烧烤不在话下。我们边吃边聊，吃了一个多小时，桌上就堆满了竹签，地上也躺满了空酒瓶。
朱舜尧酒量不行，最先犯迷糊了。他对我们提出：“喝完这杯不……不喝了吧，差不多都……都吃饱了。”
我没意见，张计不乐意了，他酒量大，也好酒，这似乎是公安的职业特点。他说：“老朱，这才喝多少啊，就萎了？是不是条汉子嘛？”
朱舜尧口齿已经不清了，但还死要面子，磕磕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能喝了，……主要是这两天……身体不好，医……医生说了，不能喝……喝酒。”
张计不信，问：“生病了？什么病啊？”
朱舜尧挥起右手朝下半身比画了一下，说：“唉，痛……痛经。”
小双“噗”的一声把刚喝的一口汤喷了一地，我们都愣住了，半天没人敢吱声。
朱舜尧咽了口唾沫，定定神说：“操，说错了，是痛……痛风。”说着用手指了指膝盖，“一喝酒……关节就疼。”
张计不失时机地挖苦了一番：“你看你个病秧子样，才多少岁啊，就痛经……不是，就痛风了？你小子肯定就是纵欲过度导致的。”
我说：“既然痛……风就不要喝了，都是自己人，不需要像在场面上应酬一样。我看也吃得差不多了，要不今天就这样，改天咱们再聚吧。”
朱舜尧说：“好。……但是这阵子我也要忙了，我老爸在城东那片地要开始拆迁了，我得去帮忙。”
张计说：“小伙子行啊，也算是个搞房地产的了。你都去干什么啊？开推土机啊？”
朱舜尧说：“主要是帮我爸跟居民谈补偿，动员他们迁走。我们委托的城东区街道办事处借了市拆迁办的资质，要是遇到不肯迁走的就他妈的强拆。”
张计说：“最近强拆出了不少事，要注意点，特别是要小心那些钉子户啊，他们宁要房子不要命的。”
朱舜尧说：“狗屁！什么要房子不要命，他们都是他妈的要钱不要脸的！去调查的公司的人说，那街上的人为了多拿补偿款，不但抢盖违章建筑，还有好多家搞假离婚假结婚。”
张计很感兴趣地问：“假离婚假结婚？有什么用？”
朱舜尧说：“补偿面积是按户口本上的人头来算的，好多人家为了增加人口，夫妻先假离婚，再各自找人假结婚，这样可以多补偿一些。”
张计说：“妈的，真有办法！你对付这些人可不容易。”
朱舜尧打了个酒嗝，说：“放心，我搞得定，我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张计说：“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就给我打电话，兄弟带队伍去给你平事！”
朱舜尧醉眼朦胧地乜了张计一眼，说：“你……行吗？靠……靠得住吗？”
张计说：“放心。警察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我在一边笑呵呵地听着他们俩对话，直到听朱舜尧说“智勇双全”的时候，脑子突然变得一片混乱，之后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见了。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这个词：“智勇双全……智勇双全……智勇……智勇……”
我一直觉得不对劲但说不上哪儿不对劲的念头被朱舜尧这句话提醒了。智勇双全、智勇双全，智勇……为什么不是勇智？先智后勇，先智后勇……先有智，后有勇啊！
耳边忽然闪过提审时浑身发抖的邢勇不停重复的那句话：“是我哥哥……是我哥哥杀的……不是我……”
邢智和邢勇，究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我没有回家，直接载着小双向法院的方向飞驰。
十点多的办公大楼已经人去楼空，我快步走在一片漆黑的大厅里，感觉血往头上涌，耳边只能听见太阳穴突突地跳动和四面回响的急促的脚步声。我在心里直嫌电梯的速度太慢，门一开我就冲了出去，一头撞进办公室，将已经打包装好的邢勇案的卷宗拆开，急切地翻阅起那堆厚厚的侦查卷来。
小双一路上都没有多问，这时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杯茶，就坐在一边看我忙碌了。
我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公安机关对邢智和邢勇两人的问话，心中的那个疑惑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不安和惊惧。在侦查阶段，唯一能确认邢勇是邢智兄长的证据就是邢智的证人证言，而邢勇本人根本没有说过！
我想起了邢勇说过的那些似是而非又莫名其妙的话：“我哥哥没有死……他说他要保护我……我也会保护我哥哥的。”
我努力回忆着当时邢勇的表情和每一句话，脑子又嗡嗡地乱成一团。如果，只是说如果，根本不存在那个死掉的三胞胎哥哥，邢勇口中的“哥哥”，指的就是这个有着一双精致双手的外科医生邢智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法官一生中难免会有错案，但唯独刑事法官绝不能有错案。因为刑事法官的错案后果是常人无法承受之重。就像现在我手中的这件案子，如果那个假设被证实，那就不止是一件错案，更是一条人命。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心烦意乱。小双凑上来说：“桂哥哥，喝口水吧。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慢慢来，总能处理好的。”
小双这个似乎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却总能敏锐地发现我情绪的每一点点波动，看来情商真的比智商重要得多。我对她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心情慢慢从躁动中平复。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别在这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了，还是先查清楚了再说吧！”
于是我站起身，抓起车钥匙对小双说：“走，回家。”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问题是，怎么查呢？
我躺在**，瞪着眼睛看天花板，琢磨着现在最大的两个疑问是：第一，邢智和邢勇出生时究竟是双胞胎还是三胞胎？第二，他们二人中间，究竟谁才是哥哥，谁是弟弟？查清这两个问题，基本就可以确定这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判了。但是，这两个问题都不好查。虽然说户籍登记制度从1958年就开始施行了，但涂城在九十年代初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县城，这样的小地方大多没有严格地执行户籍登记制度的规定，所以，能不能用户籍查询的方式查明邢智、邢勇二人的出生登记情况还是个疑问，我对此很是没底。而且两人的父母早亡，多年来相依为命，没有可以了解情况的亲戚朋友，无法从侧面获得证人证言。我总不能直接去审问邢智吧，案子已经结了，无凭无据地去讯问证人，不符合常规程序。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此举无异于打草惊蛇。
踌躇啊，踌躇。挠头啊，挠头。
像是黑暗中闪了道火光，忽然间我有了个主意。我翻身下床，打开电脑。既然是常规程序之外的调查，就用常规方法之外的手段！我点开浏览器，键入google.hk.老子要人肉邢智！
我在google的搜索栏里输入“邢智邢勇”，搜出6万多条网页，我翻了几页，全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新闻和评论，对我来说没有价值。我想了想，把“邢勇”删了，改成“邢智涂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次出来的相关结果不多，而且第一页的第一条就相当有用。
那是一个名为《参加本院外科副主任职位选拔候选人个人情况公示》的网页，链接在涂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网站里，时间是2008年。网页的下方有很多候选人的名字，其中第二个名字就是邢智。
我点开邢智的个人情况登记表，那是个word文档，右侧附有邢智的标准照。我逐项往下看，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线索。当我看到“家庭成员”一栏时，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在这一栏上赫然填写着：
姓名：邢勇关系：孪生弟弟
在那一瞬间，好像有一声惊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轰隆隆地回声响个不停。惊恐！无比的惊恐像一股巨浪一样迎面袭来，眼前的屏幕一下子模糊起来，我的身体僵硬得动弹不得，思维也变得一片空白。邢智就是邢勇口中的哥哥！无意中搜索到的这张表格，我最担心的事情几乎就要被证实——我杀错人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还只是个模糊的怀疑让我感觉不踏实，有些许的忐忑的话，现在就是不可置疑的事实摆在面前，而这个事实就要证实我的愚蠢和轻率。我知道我将为此付出代价。被惊恐和焦虑淹没的我找不到一点心存侥幸的理由。
不知道怔了多久，也许二十分钟？也许只有几秒。我仿佛灵魂出窍一般，时间的概念已没有意义。直到小双推门进来，我的灵魂才回归肉体。
小双手捏着门把站在门口，疑惑地看了我一阵子，开口说：“桂哥哥，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我能有什么事。”
小双“噢”了一声，说：“没事就好。”轻轻把门关上，嘴里小声地嘀咕：“我好像觉得你出了什么事一样呢……”
注定一夜无眠。
在这一夜里我想了很多。首先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了下来。我劝自己，即使邢智是双胞胎中的哥哥，也不能直接证明他就是杀害梁素梅的真正凶手，毕竟事实尚未明晰，证据尚未收集，真相尚未可知，结论尚未定局。虽然从内心确认上来讲，我没有办错案的可能性已经比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概率还要渺茫，但无论是从法律还是社会认定的事实来说，这起案情严重影响恶劣的杀人分尸案的凶手仍然是邢勇，至少现在还是。并且，他可以继续是。
邢勇将继续是个故意杀人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我停止调查，闭紧嘴巴。我所要做的就是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杞人忧天，我的无端的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杀人犯就是邢勇，有口供也有证人证言，无可置疑。这是一件毫无瑕疵的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我将把它写成一篇典型案例，发表在省高院主编的案例选上。
然后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顺当当的了。省高院将会把案件上报到最高院复核，大约三至六个月后，最高院将作出复核裁定，核准对邢勇的死刑判决。无依无挂的精神病人邢勇将被枪决，行刑时我会到场。到场的可能还有邢智，因为他是邢勇唯一的亲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关注邢勇的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会因为邢勇的死而产生哪怕一点点的波澜。哦，可能还有媒体记者，他们会拥挤在刑场的门外，在我出来时争先恐后地想让我说几句，当然我会按照院宣传处要求的那样保持沉默。电视和报纸等媒体会重点报道杀人恶魔邢勇被正法的新闻，他们很热衷并善于用妖魔化阶级敌人的手段来拍老百姓的马屁，当然他们也会大肆歌颂司法机关的执法严明，他们同样也很热衷并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借题发挥来拍领导的马屁。邢勇的死会让市民们兴奋上好几天，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热点论题，网络上也会讨论得热火朝天，但是跟以往的热点讨论不同的是，这次不会有太多的争论，因为邢勇的死刑是顺应民意的，是大快人心的，是令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欢欣鼓舞的。
然后，再然后，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半年，一切归于沉寂。总是会有新的热点和新的话题出现，人民的注意力总是很容易被吸引和分散的，而偏偏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话题。无论是矿难也好，地沟油也好，博士自杀也好，艳照门也好，哪怕是明星离婚或者领导包小三都好，它们都会取代邢勇，成为新的话题。而邢勇，注定将慢慢被人遗忘。
可能多年后偶尔还会有人无意间提起这桩惨绝人寰的杀人分尸案，用来作为一个话题，或者一个故事。但那已经是一种演绎，或者说是一个传奇，而不是真相。唯一能还原事实真相的，就是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里的那几册卷宗，里面的每一页材料都经过我的整理。如果有人再翻起它，首先就会在封皮上看到我的名字，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一声：“噢，原来这个案子是桂公梓办的啊！”那时候的桂公梓可能已经做了领导，至少也是老资格的审判长了。大家议论的时候会说：“年纪轻轻就连续办了几件大案，高玉虎、邢勇的案子都是他办的。案子办得漂亮又扎实，业务能力强，也难怪领导都信任他。”那时候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卷宗里记载的，不是真相。
似乎结局很完美，一切都很正常。我要不要这样的结局？我要不要保持沉默？？我要不要忘掉怀疑，删掉表格，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很犹豫，犹豫了很久很久。我想沉默，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我又不愿沉默，因为毕竟我知道真相。
我年纪尚轻，有文凭有能力，业务扎实，工作努力，成绩卓越，同事喜爱，领导信任。我有大好的前途，光明的前景。我想要保持现状，保持进步，那就绝对不能有错案。至少，不能让人知道有错案。我想起在北京接访时，邹庭长闲聊时似乎无意间给我透露说，因为邢勇案办得迅速爽快，赢得了舆论好评，一把手戴院长很赏识我，庭里正考虑提拔我做庭长助理，给我个锻炼的机会。
好吧，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这么对自己说。反正邢勇自己都承认杀人了，我还在这较什么劲呢？为了安抚自己那点可怜的良知，搭上美好的前途，值吗？大不了下次加倍审慎就是了。也许隐瞒了这么一次，我就有机会在法律审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为我所钟爱的司法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呢！
“是啊，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份事业，这份我寄托了太多的热爱和期冀的中国司法事业！”我在心里如是说，试图以崇高的理想来迫使自己下定决心。但发了几次狠心，使了几次猛劲，总是无法让自己坚定起来。好像总有一个很微弱但很坚定的声音在威胁我：“别这么做，否则你将迷失自己。”我默默发了几次力，试图将这个异议者打败，但每次刚一触碰到它，就立刻会感觉到彻至心扉的剧痛。我这才发觉，原来这个声音就来自我的内心深处，那一块最柔软又最坚硬的地方。那里承载着我的理想，我的浪漫，我所有的原则和价值。那里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我想起大学毕业时，我最尊敬的班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以后要叫你桂法官了，记住你肩上的责任。”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恐怕我的肩膀还不够强壮，怎么办呢？”
他也笑了笑，然后板起脸孔，严肃地对我说：“你真正要强壮的，不是肩膀，而是你的心。”
从来身无长物，一介书生；
苦熬廿年寒窗，终有所成；
读破万卷律法，心系苍生；
若能掌公扶平，了无他恨。
想到此我心里豪气顿生。有什么好犹豫，有什么好权衡，我为之前的瞻前顾后感到羞耻。我爱我手中的法律，因为它的核心价值——公平、公正。虽然在现在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坚持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但既然已经选择法律作为我的信仰，哪怕只能浪漫地坚持，在任何情况下我也绝对不会动摇，更不会妥协！对，我决不妥协！
愿得铁肩担道义，
誓铸侠胆映乾坤。
但露棱角君莫笑，
水无波澜镜无痕。
我决心已定，决不转弯。望向窗外，天色已然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