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我就给张计打了电话，让他查询户籍登记，想碰碰运气，看有没有邢智和邢勇的登记材料。毕竟想翻案就要有证据，而网上找到的那张表格是远远不足以作为改变判决的证据的。我总不能在裁定书里写“邢智的犯罪事实，有在谷歌香港的搜索引擎上人肉到的表格证实，证据充分，足以确认”吧。
张计说：“桂子，我很为难啊，不知道户籍管理科的会不会让我查，局里的规定是不能因私查档的。”
我说：“我是因公。如果查到有他们俩的材料的话，我再给你开介绍信和调查函。快去，你为难什么啊，户籍管理科的小姑娘不是跟你熟得很吗？”
张计马上澄清说：“哎，我说桂子，你别信口开河啊，我跟谁熟啦，我告诉你，我可是有家有室的人啊。”
我说：“你那次酒后吐真言，我和朱舜尧还有小双可全都听到了。别磨唧了，快去查，查了我就给你保密，不查我就给你老婆告密。你看着办吧。”说完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把电话挂了。
小潘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把邢勇那个案子的卷宗翻出来啦？我都打好包准备退卷了的。”
我说：“先别退了，跟我出去调个查。”
小潘一边收拾笔录纸一边问我：“哎，去哪调查啊？调查谁啊？”
我说：“去第一人民医院，查邢智。”
小潘眼睛瞪得溜圆：“这个案子不是过年前就结掉了吗？还查什么啊？”
我看着眼前这个言行举止都跟六年前的自己如出一辙的孩子，他干净的脸上写满了单纯和求知欲。我很喜欢小潘，不仅仅是因为他手脚勤快工作认真。我知道他跟我有同样的理想和信仰，同样的原则和坚持。
在路上，我把情况跟小潘全盘托出。看得出他有点吃惊，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皱着眉头，很投入地一直听我讲完。之后他沉吟半晌，跟我说：“桂审，你做得对。但是这样的话，你……”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担心这样做无异于公布我办了件错案。我打断他，说：“没什么但是，做得对就行了。既然我们都觉得这么做对，就继续做下去。”
小潘点点头。
我再次来到了第一人民医院。和上一次不同的是，昨天来是看望牛庭长的，既是公事也是私事：于公是代表法院，于私是出于交情；而今天来调查邢智，这算公事还是私事？我也说不清楚。案件已结邢勇已判，此行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解开我的心结。
外科在医院的二楼，值班台坐了个眼睛圆圆的小护士。我走过去问她：“请问邢智邢医生的办公室在哪边？”
她回答说：“噢，你们找邢主任啊，他现在不在啊。”
原来邢智真的竞选上外科主任了。我继续问小护士：“邢主任今天不上班？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
小护士睁着溜圆的眼睛说：“邢主任休假了，最近都不会来上班了呢！”
我的心一沉，赶紧问：“什么时候休的？休到什么时候？”
小护士看我着急了，表情很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他休到什么时候啊，过年前就休了，听说出国去了，领导的事情我们怎么好多问啊……对了，你们是？”
我不吭气，转头就走。小潘跟上来，问我：“怎么办？”
我也没主意，顺着走廊一边走一边想：邢智出国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国？他还准备回来吗？
小潘拉住我，说：“看。”我转头一看，旁边的办公室门楣上写着“副主任办公室”，门边的墙上贴着两张照片，其中一人额头宽大，白白胖胖，正是邢智。
看来，这是邢智的办公室。门关着，但不知道有没有上锁。我握住门把手，轻轻一拧，门开了。房间里没有开灯，看来没人。
我左顾右盼了一下，走廊里只有几个坐在椅子上候诊的病人，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迅速将门推开一人宽的缝隙，像做贼一样闪身进去，对还在门口发呆的小潘招招手：“愣什么，快进来！”
小潘进来后就赶紧把门推上，一脸紧张地问我：“干什么啊？”
我把灯打开，一边开始观察这间办公室，一边回答他：“不要紧张，随便看看，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
办公室中间有两张办公桌，面对面靠在一起的，桌上有电脑、打印机、一堆医学书籍，还有很多文件数据，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桌上，看来外科医生也不一定都是井井有条型的。我走过去看了看，朝窗户的那张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下压着几张照片，全是邢智的单人照，有在海边沙滩上的，有在瀑布前的，还有一张穿着军装的，看样子他还当过兵。
小潘做贼心虚地说：“你看，那台电脑还是开着的，这办公室另一个人肯定没走远，说不定就要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我一边翻邢智桌上的材料一边说：“怕什么，真来了给他看执行公务证，说我们在查案。”
我在邢智的桌上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想查看抽屉却发现锁上了，拉不开。我使劲拽了几只都拽不动。小潘在旁边还在絮絮地念叨：“这里不会有什么发现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
小潘说着说着就停住了。我感到奇怪，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冲着门对面的墙角发怔。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发现那是整个房间光线最暗的角落。在那个角落里，竖着一个衣架般的物体，白花花的。
我眨了眨眼，努力把目光在那个物体上聚焦。慢慢适应了昏暗的背景后，那东西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副骨架。人体的骨架。这副骨架并不完整，少了颗头颅。
我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如果说邢勇案有什么明显的漏洞和不足的话，那无疑就是至今没有找到被害人梁素梅的骨头。被发现的只有那一包又一包触目惊心的人肉和令人作呕的内脏，而除了头骨外的全身的其他骨头，都不翼而飞。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瑕疵，我曾经想过，如果要翻案，这副骨头也必然要成为案件的关键所在。但要找到骨头谈何容易？公安动用了那么多警力，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找，都没能找到，我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而现在，就在疑似真正凶手的邢智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这么一副没有头颅的人骨头！
我和小潘对视了一眼，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步步地走近那副骨架。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除了脑袋，骨架看上去是齐全的，盆骨的位置插入了一根不锈钢支架，固定在底座上，脚是悬空的。我目测了一下骨架的高度，从底到脊椎的顶端大约有一米五，如果加上头颅，整个身高应该是一米六几，这差不多是正常女性的平均高度。
我和小潘在骨架前看了半天。小潘摸了摸前臂上的骨头，叹口气，跟我说：“唉，是塑料的，这是个模型。”
我也伸手去摸了摸，确实，太光滑了，重量也比真的骨头要轻。我用指甲刮了一下锁骨的表层，牙黄色的涂料随之剥落。看来确实是我想多了，如果真是梁素梅的骨头，邢智怎么敢光明正大地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呢？
确定了这副骨架只是塑料模型，我心里说不上是大失所望还是如释重负。一方面，我急切地希望能够找到证据来证明邢勇的无辜；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真的找到了这样的证据。我不能说服自己不去证实每一个合理的怀疑，又害怕这个怀疑在突然间真的得到了证实。我想，如果一切并没有出错，杀人犯确实是邢勇，那该多好啊。
一个穿白大褂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看见我和小潘，他一下子愣住了。我赶紧对小潘说：“走，我说了不是这里了，这是人家办公室。”说着就往门外走，送给还没反应过来的男子一个憨厚的笑容：“不好意思啊，走错了。”迅速出门，快步下楼逃离。
走出医院的时候张计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找到邢智的户籍登记了。
“户主是邢智，家庭成员只有一个邢勇，是户主的弟弟，两个人是双胞胎。这两人都这么大了，还没分家呢。”张计在电话里说。
这就是证据。人肉可以得到真相，但不能得到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但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我心里有底了。我跟张计说：“我知道了，如果需要的话，回头我找你出个证明。”
张计说：“没问题。”
我说：“谢谢啊，等这事完了以后，我请你吃饭。”
张计说：“行了，跟我还客气啥啊。”
我说：“我真不是客气，我本来没抱多大的希望，只是想让你查查看，碰碰运气的，没想到还真给你查到了。哎，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张计问：“什么结论？”
我说：“你跟户籍管理科的小姑娘确实有一腿！”
张计笑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我跟小潘说：“走吧，回院里，这下真的要向领导汇报了。”
回到院里我直接去找了邹庭长。
我走进邹庭长办公室的时候，他正盯着电脑在打字。看到我进来，邹庭长很高兴，招手跟我说：“你来得正好，过来帮我看看这个表格怎么弄，我搞了半天了，总也搞不好。”
我走过去，从邹庭长手里接过鼠标，帮他在word里绘制表格。邹庭长在一边说：“小桂啊，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件事，我又跟戴院长说过了，戴院长说提拔年轻人是好事，同意给你个锻炼的机会。”
我知道邹庭长说的是让我做庭长助理的事，心里挺感激的，于是说：“谢谢邹庭长，只要领导信得过，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邹庭长继续说：“呵呵，年轻人有**，有冲劲，这是好事啊！我们老喽，以后法院还是得看你们的！”
我说：“邹庭长您这话就太谦虚了，论业务水平，论能力，论经验，我们年轻人都要向您这样的前辈学习呢。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没有您给我把关，我还不知道要犯多少错误呢。”场面话我也会说，而且说得不差。
邹庭长很是受用，哈哈大笑起来。说话间我已经把表格做好了，邹庭长看了看，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不错，不错，还是你们小年轻电脑玩得好。我刚才搞了半天了，怎么也搞不好，你一来两下就搞好了……对了，你来找我有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刚才的对话让我差点失掉了说出真相的勇气。我想着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看着邹庭长笑眯眯的脸，心想对不起了，肯定要破坏你的好心情了。
我低着头说：“邹庭长，那个邢勇的案子……我们可能判错了。”
出乎我意料的，邹庭长哈哈大笑起来。我很疑惑，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抬起头看了眼邹庭长，发现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邹庭长说：“哈哈，我说小桂啊，你以为只有你们小伙子小姑娘过洋节，我们老头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今天愚人节嘛！想骗我，你要想点更高明的点子喽！”
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今天果真是四月一号。我都忘了今天是愚人节了，邹庭长倒提防得挺牢！
我很郁闷，怎么这么巧，看着邹庭长得意地笑，我心里只想要哭了。不行，今天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很难讲我还有没有勇气再提这事。
我表情凝重地说：“邹庭长，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那个案子，最近我发现确实有点问题……”
邹庭长看着我的眼睛，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他往椅背上一靠：“说。”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从开庭时看见邢智的双手产生怀疑讲起，到我上网查到的登记表格，再到张计查到的户籍证明，从头到尾地讲给了邹庭长。
邹庭长一声不响地听完，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问我：“所以呢？”
我被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所以什么？”
邹庭长说：“你说你查到邢智其实是邢勇的哥哥，所以呢？”
我说：“所以我们原来认定的事实就有问题啊！”
邹庭长说：“有什么问题？我怎么看不出来有问题？”
我急了，说：“肯定有问题啊。邹庭长您看，本来邢勇就是个精神病人，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都跟正常人不一样。在侦查阶段和我提审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他不是凶手，人是他哥哥杀的。当时邢智自称是他弟弟，所以我们都没有怀疑到他。但开庭时我发现，邢勇的手很粗糙，是干粗活的，很难让人相信那双手有那样的手艺，能把尸体切割得那么细致。邢智就不同了，他是外科医生，还是副主任，平时就是拿手术刀的，手艺精湛。从那时候起我就怀疑他了，但只是怀疑而已，没有什么证据。而现在有证据证明其实他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弟弟，而是邢勇的哥哥，这难道不令人怀疑吗？邢勇口中反复说的杀人的哥哥，可能就是邢智啊！再说了，如果邢智不是心虚，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是邢勇的哥哥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案子判决之后就跑到国外去了呢？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邹庭长抽着烟听我讲完，慢悠悠地问了句：“有证据吗？”
我又被问得一愣神：“证据？……有啊，公安局那有户籍登记啊。”
邹庭长说话还是慢条斯理的：“户籍登记，能证明什么呢？”
我说：“证明邢智是邢勇的哥哥啊！”
邹庭长继续问：“哦，好吧，邢智是邢勇的哥哥，那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邹庭长又追问一句：“这就能证明邢智是杀人凶手吗？”
我老实回答道：“不能证明……但是非常可疑，不能排除他是真凶的可能。而且从内心确认上来说，我相信邢勇就是凶手。”
邹庭长整个人都靠在椅背上，左手捏着烟头连吸几口，脸都被青色的烟雾罩住了。他对我笑了笑，不过我看出这个笑纯粹就是礼节性的了。
邹庭长说：“小桂啊，首先你的态度是很好的，法官吗，对自己办的案子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你有自我怀疑的精神，不是说结案了就把案子扔在一边，这很好，说明你工作很认真，很负责。”
我心想您直接说但是吧。
邹庭长果然说：“但是啊，什么事都要有个度，不能过，知道吧？你这就过了。你别急啊，听我慢慢跟你说。可能这个案子影响太大，而且侦查机关也没把工作做到位，所以你压力有点大，这个我可以理解。但你也不能乱怀疑啊。哦，邢智是哥哥，那他就是杀人凶手啦？这说得通吗？说不通啊！”
我说：“可是邢勇一直说……”
邹庭长对我摆摆手，说：“邢勇说是他哥哥杀的，所以你觉得是在说邢智，是吧？”
我点点头。
邹庭长说：“邢勇也承认过是他杀的人啊。两种口供都有，看你采信哪个了。我们采信了他的有罪供述，为什么？能跟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嘛！每个罪犯一开始都否认自己犯罪，你还都信啊？说是哥哥杀的你就对号入座，这太武断了吧。邢勇要是说是他姐姐杀的呢？是大姑二舅三叔杀的呢？你还去找他有没有姐姐，有没有大姑二舅三叔？他是精神病人，说话不过脑子的。小桂，你是个法官，法官看案子最重要的是看什么？证据嘛。证据是案件之王，口供是证据之王，这你们都学过的。现在我们判邢勇有罪，有口供，有证据，还要怎么样？有问题吗？一点问题没有嘛！哦，你现在张嘴就说你怀疑邢智，证据呢？就算他是哥哥，就算他证言里对他们兄弟的关系说谎了，这就证明他杀人了？他出国就是跑路了？我觉得不能证明吧，你说呢？”
我刚要说，邹庭长又继续说了：“所以说，没有证据就不能瞎怀疑嘛，怀疑是要有根据的！还内心确认，不要跟我说这些理论上的东西，这是在法院，我们是法官，法官只看证据，不看内心确认！”
我知道邹庭长是不打算相信我了，但我还要坚持说出我的话：“邹庭长，我确实是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现有的证据的确不够证明邢智有罪，但靠我是不可能找到更多证据的。”
邹庭长看着我说：“哦？那你的意思是？”
我说：“侦查是公安机关的事。如果我们都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可以建议公安重新侦查，调查邢智。另外向最高院那边把情况汇报一下，先中止核准死刑，等查清楚再说。如果真的判错了，就提起再审，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
“嗵”的一声响，邹庭长拍了桌子，桌上的茶杯跳了一下，溅出不少茶水。邹庭长大声呵斥道：“胡闹，胡闹！”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闭嘴，不敢吱声。
邹庭长气呼呼地说：“这么大的案子，多少眼睛在盯着，啊？你说重新侦查就重新侦查，说中止就中止？你当儿戏啊？小桂，你简直是胡闹嘛！”
领导生气了，后果很严重。虽然我没觉得自己是在胡闹，而且我挺认真的，来之前还琢磨了好半天怎么开口邹庭长会容易接受些。我虽然知道邹庭长不会轻易同意，但也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领导发火的时候，就是表示你该歇火了，即使再有道理也不能说了，否则就是火上浇油。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的话语权就像在游戏里爆了怒气一样处于无敌状态，说什么都是真理。说我胡闹，那我肯定就是胡闹，哪怕把清一色说成诈胡我都得点头承认。
我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地说：“邹庭长您说得对，说得有道理。”
看我态度不错，邹庭长的语气稍有缓和：“小桂，不是我说你，你到法院也有……已经有六年了吧，对，今年第七年了。怎么还这么天真呢？哦，你看到问题了，怀疑了，自己去还求证了，这算什么啊？你是法官，不是侦探。好，就算我承认你的怀疑有道理，那又怎么样？还真能去翻案，去改判不成？”
我抬眼看着邹庭长，没敢说话，但眼神热切，向他传达一种“您说，您继续说，我就爱听您说”的意思。
邹庭长继续说：“这案子肯定动不了。第一，你没有证据，也不可能让公安去重新侦查，人家之前侦查没问题；第二，就算你有证据，这案子也不能再改了。你不是不知道，这案子影响多大，多少人在看着？之前判得挺好的，认定事实、证据什么都没问题，庭也开得漂亮，老百姓反映都很满意。现在法院有几个案子能让老百姓竖起大拇指夸我们判得对，判得好的？难得现在有这么一个，别人没提意见，我们自己倒要改？一改老百姓都说了，哦，原来这又是个冤假错案啊！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法院形象不要了？别说我不同意了，院长会同意？省高院会同意？政法委那边能同意？”
我木讷地一直点头，什么也不说了。
邹庭长叹口气，说：“唉，小桂啊，我了解你，你这人就是太追求完美，怕办错案，心里又藏不住事。这不能说是缺点，但是钻牛角尖总是不好的。今天这些话，幸亏你是跟我说的，你要是去跟院长说，或者让他们知道了你想动这个案子，院长们对你会有什么看法？你想过没有？你以后还想不想在法院混了？啊？我看啊，这事你跟谁也别提了，自己也别琢磨了，没什么好琢磨的，都是你自己瞎想想出来的。”
我站着不说话。
邹庭长说：“你回去想想是不是吧。”
我还是站着没动。
邹庭长提高声调说：“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咬着下嘴唇，拿捏了一下说话的分寸，用尽量让他听起来不是在唱反调的缓和语气说：“邹庭长，我想了想，心里还是不踏实……您看，能不能跟郭院长汇报一下？”
郭院长是分管刑事的副院长。案件改判必须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而上审委会前必须经过分管院长的许可，向分管院长汇报又必须经过庭长的同意。内部程序就是这么复杂，一步都乱不得。越级汇报跟越级上访的后果一样：达不到目的不说，还要从此被定义成刁民一个。
邹庭长惊奇地盯着我，半晌没说话。我心里有点慌，但面上一点没怂，用内涵丰富的坚定眼神跟他保持对视，试图传达“我这是为了工作可不是针对您哪”的意思。
很遗憾，邹庭长没能领会我眼神里的深意。他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恨恨地说了一句：“行，你回去等着吧。”说着低下头不再看我，朝门的方向挥了挥手，示意我滚蛋。
我默默地滚出了邹庭长的办公室，心里知道自己从此将被他定义成一个刁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