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我拖着虚弱的身躯去涂舟区法院报到。院长亲切地跟我交谈了半晌，给我安排了一楼大厅旁边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口挂着“民庭”的牌子，这让我很不适应。房间里有两副桌椅，没人。我坐在安排给我的位置上，像个客人一样打量四周，心想就要在这里工作个一年半载的了。在这里没有邢勇，没有人大代表，没有那么多的血腥和争斗，只有离婚、欠款纠纷、劳动争议和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等等让人想起来就头疼的民事案件。我随手翻开散落桌上的民事案例选，漫不经心地浏览起来，一目十行，心情沮丧。
老陈适时地打电话来安慰我。我趁机向他抱怨了我的不满和愤懑。我一向不喜欢搞民事，也觉得自己不适合搞民事。我认为下派这件事很明显是领导硬塞给我的一双小鞋。老陈赞同我的观点，并对我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他认为，我应当随遇而安地做好工作，民事案件也可以拓展我的眼界，学习另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老陈说：“涂舟区法院民庭的名声很响亮的，去年好像还获奖了的。据说他们的调解率极高，有一个季度还达到了惊人的零判决。”
我鄙夷地说：“零判决？这是好事吗？都不用出判决了那还要法院干吗？要调解，再资深的法官也比不上居委会大妈。干脆把法院检察院都撤了吧！民事案件都交给居委会来办，刑事案件公安和纪委侦查，政法委断案，实质和现在差不多，程序更简化，更专业，更高效。”
老陈被我逗得直笑，说：“你这个想法很不错，跟领导建议一下，干脆把你下放到居委会去锻炼得了。”
我说：“那也成，反正差不多。总比现在挂法官之名，行居委会之实要好得多。”
我继续说：“刚才我来报道，院长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炫耀过他们的调解率如何如何高，怎样案结事了。他还举例说很多法官为了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自己掏腰包来解决纠纷，有些法官甚至为此举债。我听着像神话，他还挺骄傲。”
老陈说：“是有这样的，现在各个法院都有这样的事情。”
我骂了一句：“妈的，现在是什么世道啊，这是要走什么路线？在我看来这他妈都是病态的司法！”
老陈慢吞吞地说：“你说得都对，但你又能怎么办呢？”
我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理解，也赞同你的看法。”老陈说，“我年轻时跟你一样，为身边的事感到不平，对现实不满，于是我抱怨。这是一种良知，一种责任。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抱怨根本改变不了任何现状，也就是说，于事无补。反而，会使自己和身边的人陷入消极。于是我学会了沉默，坚守自己的立场，做好手上的事情，这样，至少我改变了我这一部分。我想，如果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你说呢？”
我说：“嗯，你说得对，我也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老陈笑了：“呵呵，你能这么思考，并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就是好的。抱怨的话谁都会说，但能坚持去做的人，少之又少。”
老陈顿了顿，继而少有的严肃地说：“对于中国的法律人来说，现在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并且这个环境正在日益恶劣着。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切都只是个过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并不理想的体制下坚持理想，不妥协，不放弃，那么终有一天，会是黎明。”
直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的另外一个人才回来。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制服，戴着法徽，人模人样的。他进门来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友好而热情地跟我握手，介绍说自己姓茆，一上午开了八个庭，刚忙完回来，下午还有六个庭要开。
我一直不是很了解基层法院的工作情况。虽然我知道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大家工作繁忙，但还是无法理解一个上午八个庭是怎样的概念。要知道，我一个上午能完整地开完一个庭而不用拖到下午继续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跟他客套了几句，忍不住问他：“茆……茆兄……”
他笑着说：“叫我名字吧，我叫茆磊。”
我问：“茆磊，你是如何可以做到一个上午开八个庭的啊？一个上午也就是三小时而已，我最多就能开一个庭。”
茆磊说：“你们中院肯定没必要这样啊，我们不行，案子太多。就拿我来说吧，一年三百多件案子，审限管得又紧，不赶时间根本来不及啊。”
我说：“那你都是怎么开庭的啊？”
茆磊说：“把一些程序简化掉就可以了。比如上午八个庭，先把当事人集中起来，一起告知诉讼权利义务，询问是否申请回避，然后让他们都出门等着，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来呗！反正关键就是分配好时间，不能让当事人啰里啰唆个没完。反正案情都简单，几句话就搞定的事。……哎，饭点到了，走，我带你去我们食堂。”
我听得很新奇，和他并肩走向食堂的时候又继续追问了他一些问题，就像是个初来乍到的小实习生。茆磊很耐心地回答了我，又把法院的大概情况跟我介绍了一遍，拍着胸脯说：“有什么不清楚的，就问我好了。”
涂舟区法院的食堂比中院的小一些，但菜色倒是不少。吃饭的时候很多人过来跟我这个新同事打招呼，茆磊挨个给我介绍。我一个劲地冲他们笑，一直憋在心里的委屈感被新同事们的热情融化了许多，感觉到很温暖。遗憾的是我向来不大擅长记人名，往往是刚刚介绍完，转脸遇上了就光觉得眼熟干着急叫不上名字来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不用心或不尊重别人，实在是使不上劲，天生的不是那块料。每每遇见想不起姓名的人跟我热情打招呼，我就很尴尬。惭愧过，自责过，努力过，尝试改进过，刻意去背过，甚至偷偷记在纸上过……都以失败而告终。记下了名字却对不上号啊！我总不能每认识一个人就给他或她拍张照再写上名字编成备忘录吧！
我不得不佩服朱舜尧在这一点上的天赋和造诣。只要介绍给他认识过的人，哪怕只见过那么匆匆一面，在若干年后遇上，他照样可以大声叫出别人的名字，满脸兴奋地和人握手，亲热得像从未分离过的亲兄弟。他曾经很得意地跟我炫耀过这项本事，并且告诉我说这是成功学中罗列出的成功人士必备本领之一，可以使自己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事半功倍。我告诉他：“你算是白瞎了，浪费了，知道不？你有这等天赋异禀，就应该去做公务员。在中国的官场上，人脉就是进步的阶梯。你这么会跟人打交道，人际关系不成问题。再加上你无知且无畏，胆子大又舍得不要脸，天生就是当官的好料子。如果你的嘴能再甜一点，马屁再拍得高明点，再练出八两以上的酒量，给个县委书记当都是委屈你了！”
我只恨自己没有朱舜尧慧眼识人过目不忘的本事，只好一边低头吃饭一边在心里暗暗下功夫，反复默念刚认识的几个同事的名字。有人打开食堂里的电视，新闻里正在直播玉树地震灾区的情况。说笑的声音渐渐就小了，大家都抬着头看电视。地震后的灾区满目疮痍，灾民流离失所，这些场景让人心情沉重，电视机前的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很想多看一些玉树的现状和救援的场景，多看看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战士和志愿者们的脸，但这些镜头就像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里的吻戏一般往往一闪而过。终于看到一个伤者被担架抬出来，镜头前的女记者激动地说：“救援队员刚刚营救出一名男子，该男子已经被掩埋了七十二小时以上……”
接着女记者风风火火地冲到担架前，掀开蒙在伤者脸上的布，摄影机的强光立刻打在他脸上。那男子呻吟一声，我估计眼睛是要报废了。
女记者饱含热泪，把话筒伸到灰头土脸的伤者嘴边，用带着哭腔的煽情嗓音问道：“请问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们看了很久，大部分时间只是看到体恤民情的领导和感激涕零的灾民，歌颂英雄，呼唤爱心，场面和谐，催人振奋。看不到想看的内容，大家纷纷离开了。
下午茆磊继续去开他的庭，留下一对找上门来闹离婚的夫妻让我调解。我笨口拙舌地劝了半天，两人越吵越凶，有大打出手之势。我看见那个膀大腰圆的彪悍女人目光游梭，似乎正在周围寻找凶器，只怕再调解下去就要在我报到这天闹出人命。于是我大喝一声镇住二人，义正词严地告诫他们说法院是个严肃的说理的地方而不是用来吵架的，言外之意是你们如果想吵就等出去了再吵。我严厉地训斥了他们一番，又拉开架势苦口婆心地劝解了一通，“夫妻没有隔夜仇”、“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把会说的谚语俗语歇后语全都说了一遍，“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吧！”说完就把横眉冷对的两人打发走。我听见他们一出门就厮打在一块了。
我口干舌燥疲惫不已，端起茶杯才发现热水瓶空了，于是拎着空水瓶想去过道打水。迎面冲过来一个满面怒容的老汉，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说，暗号是什么？”
我有点莫名其妙：“什么暗号？你找谁啊？”
老汉提高了声调：“就是你们法院的暗号啊！谁知道你们规定的什么暗号，一面让俺们上诉，一面还不告诉俺们暗号！”
我看着他气愤的脸，愣了半晌，琢磨着基层法院是不是有些我不知道的内部程序啊。
老汉看我一脸茫然，恨铁不成钢地跺了跺脚：“嘿！就是俺去中院上诉，他们找我要的暗号啊！说没暗号不给立案！”
我又好气又好笑：“老伯，你说的是案号吧？是你案件的编号，不是法院规定的暗号！”
老汉脖子一梗：“俺不管你们是什么暗号，你告诉我就成！”
我有点不耐烦地告诉他我不知道，打发他去了立案庭。老汉非常不满意，瞟了我一眼后转身走了，我听见他一边往出走一边在问候我的母亲。
我心里堵得慌，刚回到办公室座机就响了，接起来“喂”了一声，就听见一个女人像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一样开场道：“你好，我是××县的××X，感谢你接听我的电话，我的问题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她接下来的话会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滔滔不绝，又会像打翻了一筐子臭鸡蛋一发而不可收拾，赶紧表明身份：“你好，茆法官现在不在，我是实习生！”
无奈对方已经迅速进入状态，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一个劲地现场直播早已烂熟于心的内容：“我的案子是去年十一月份起诉的，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我再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我听得烦躁，兜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对话筒里抑扬顿挫的女声说：“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接着放下听筒，接起手机。
内勤黄娟娟说单位正在组织给玉树灾区捐款，考虑到我毕竟编制在中院，问我是不是跟中院一起捐。
我说那就一起吧，捐款是应该的，早就想捐了。
黄娟娟跟我贫：“哟呵，看不出来，觉悟不低嘛。对了，领导通知了，科级干部最少五百，处级干部一千。”
我一阵恼火，这个还有硬性规定？虽然即使没有这个规定，我的捐款可能也不会低于五百，但这么一规定，整个事情就变味了。仿佛我们都是觉悟低下，需要领导们强制提醒我们要高尚一般。刚刚要被无私奉献鼓励起来的那一点点自豪感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我差点冲口而出“老子就不捐了又怎么地！”从感情上来说，我非常不能接受连献个爱心都要被行政命令绑架。没错，我有捐款的道德义务，但我也有一毛不拔的人身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堕落的权利，凭什么轮到你来提醒我要高尚？凭什么总有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为什么处级一千科级五百科员只能是二百五？谁规定的？
黄娟娟见我半天不做声，在电话里问：“喂？怎么了？”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她说：“哦，那我捐五百吧。本来准备捐一千的，结果发现没那个资格。”
挂掉手机，从桌上拾起座机听筒，那女的还在兀自喋喋不休。我配合地“嗯”、“哦”了几声，就把听筒继续扔在桌面上。技术处的小伙子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内网用户名已经设置好了，我谢了几声，打开电脑登陆到个人系统，发现名下已经分配了四十几件案子。我大致看了一遍案由，大部分都是离婚纠纷，不由得一阵头大。我暗想从我的面相哪里可以看得出我擅长调解感情纠纷了？把活的说死好的说离我还有点信心，要我劝人和睦相处导人和谐向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真是要了我的亲命了。
印象中在大学时我曾经这样劝过一个伤心欲绝的姑娘，结果却是相当的令人扼腕。
她是章小璐的室友，和其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同学一样，在毕业七年后我早已忘记了他们姓甚名谁了。她长得很清秀，不算漂亮但尚可远观，身材高挑气质淡雅，宛如一枝含蓄的雏菊。大二时她交了机械专业一个面容猥琐的男朋友，因为一封让她怦然心动的情书。她第一次将男朋友带给我们看的时候，那男的两只贼溜溜的三角眼盯在章小璐的身上转来转去。我当时就跟章小璐说那是个标准的好色之徒，章小璐的回答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结果半年后这位君子被我们捉奸在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当时他正昂首挺胸双手叉腰地矗立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颇具绅士风度地跟一个肥胖的女生操练后进式，而一个星期前雏菊姑娘刚为他打过胎。
我当场怒火爆发，一脚踢在他的作案工具上，将这个人面兽心的君子按在地上暴打一顿。他抱住我的腿说自己对雏菊是真心的求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章小璐心软了跟我说劝和不劝离，拉着我去跟雏菊姑娘促膝长谈。我昧着良心说了些温言软语的劝诫，我还记得说“哪个男人不犯错呢”的时候章小璐还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看了我一眼。雏菊姑娘梨花带雨地哭诉，悔不该当初施工不带安全帽，全因他说没有橡胶阻碍的接触才能交流最诚挚的爱情。结果我一腔柔情蜜意全化作愤慨，指挥朱舜尧带了一群小兄弟再次暴殴了猥琐男。
这次劝解之后是二人彻底的分道扬镳。伪君子真风流的面具被揭破，那小子在学校里再也抬不起头来。而雏菊姑娘成了舆论的牺牲品，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被演绎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结果到最后她果然成为了一个**，水性杨花，招蜂引蝶，像一朵庸俗并艳丽着的黄牡丹。据说全校半数男生与她有染，声名远播以至于外校浪子常常慕名前来朝拜。到后来长期夜不归宿，堕胎习以为常。在大学毕业前一个月的一个凌晨六点，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从教学楼的楼顶一跃而下，手中那封撕得粉碎的情书纷纷扬扬地从漫天飘落。起床后的我们赶到现场，只看到空地上留下的一大朵绽放的血色牡丹和散落一地染成殷红的碎纸屑。
我常常后悔，当初是不是应该劝他俩重归于好？但理由呢？为了什么？爱情？那爱情又是什么？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相匹配，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过所谓的爱情。每当我怀念起这个已经忘记姓名的曾经像雏菊后来像牡丹一样的女孩，我都会觉得恍惚，究竟哪个才是她？是那个不施粉黛人淡如菊的背影，还是那个浓妆艳抹嘴叼香烟的皮囊？她不断地对自己放纵，不断地透支着俗媚的快乐，是出于前情时刻苦铭心的忠贞，还是对背叛变本加厉的报复？在她独自坐在顶楼栏杆上的那一个夜，也许曾经衡量过这一切的值与不值。那件在风中飞扬摇曳过的白裙，我一相情愿地将它理解成这个人尽皆知的**在固执地诉说自己清白的灵魂。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常自责，情不自禁地将她的死亡的责任归咎于我，至少有那么一部分，我觉得是我不可推卸的。那段时间里我不断向章小璐表达我的自责与忏悔，导致她一度怀疑我也在这盆公用火锅里动过几次私人筷子。其实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当时劝得更艺术些，把话说得更高明些，把事情做得更完满些，或许她就不会走上后来的绝路。所以从那以后，我从不掺和协调和解感情的工作，像是屁股上长出的疖子留下的伤疤，一遇到这样的场合我就无法安坐。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一直这样坐立不安地从事调解工作，见识了各种年纪各种性格各种理由各种手段要闹离婚的夫妻，说尽了所有谚语所有典故所有好话所有道理也往往无力回天。看着那些为了一点鸡毛蒜皮争执得面红耳赤的男女，我忍不住想起和章小璐争吵不断的那段时光。一份又一份的离婚判决书在打印机吱吱呀呀的呻吟声中流畅地接踵而出，我仿佛见证了一段又一段或许也曾无比美好过的爱情在眼前不可挽回地消逝，并最终由我来宣告死亡。每每念及于此，我心里就无可救药地充满了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