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論》不滿於佛家的出世人生觀，以為“佛家畢竟是出世的人生觀，所以於此性體無生而生之真機，不曾領會，乃但見為空寂而已”。“佛家語性體，絕不涉及生化”;“隻是欲逆遏生化以實現其出世的理想”。《新論》雖以為佛家確是有所證見的，但終於說：“佛家原期斷盡一切情見，然彼於無意中，始終有一情見存在，即出世的觀念。”
佛家的空寂，確乎與出世有關；如不能出世，那裏會發明非一般玄學所及的空寂!出世或者戀世，這由於時代、環境、個性不同，本是不能強同的。戀世，也許有他的長處；出世，也未必如《新論》所見的“根本差謬”。
儒家的文化，代表庸眾的人生觀，缺乏出世思想，局限於平凡的淺近的現實。代表庸眾心境的儒家，於天地間的生生不已，雖也感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雖然終究是不了了之——未濟，但到底傾向於生之愛好，覺得宇宙間充滿了生之和諧，一片生機!因此推想到擬人——有意的——的天或天地，於人有莫大的恩德，歌頌為“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有說“上天有好生之德”。
於是，物種的“仁”,即被解說為道德的根源，即生生之機了。老子的觀點即不如此。他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萬物的產生又滅亡，存在又毀壞，一切在如此的過程中；假定天地有心，那確乎未免殘酷!老子不滿現實，即有些出世思想，所以說：“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由於不滿現實而來的出世傾向，也並不稀奇，孔子在心境不順時，也會想到“乘桴浮於海”的。
從法爾如是的緣起法界看：儒與道，可說各有所見。儒者欣賞那生生不已的生機，所以說“仁”;老子領略到滅滅不已的殺機——《陰符經》說：“天發殺機”——,所以說“不仁”。這都是經驗於現實不同觀感。現實即是如此：有生也有滅，有愛也有恨，有和平也有戰爭。歌頌生生不已而以仁為本體的理學者，可以說：有所見而有所不見。依《阿含》來談談佛法：在如實的自證中，世間與出世，都是閑話。在一般心境，安於現實的世間，不滿現實的出世，都是情見。愛著世間是“有愛”,厭毀世間是“無有愛”。佛家從出世的情見——涅槃見——中，開發出“空相應緣起”的智見。真能有所契合，應該不但是出世，而更是入世——不是戀世——的。佛家說“緣起”、“緣生”,並不歌頌生生不息的至德；生與滅是平等觀的。由於從無限時空——流轉不已去觀察，覺得世界是成而又毀，毀而又成；眾生是生生滅滅、哭哭笑笑、忽進忽退、相愛相殺，如此這般的“恒轉”下去，真是莫名其妙的大悲哀!於此有徹底的覺悟，所以生出離心，生悲湣心。這可以說：天地雖不妨無心而成化，聖人卻不能不與眾人同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