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過：我們的勵學會同誌有兩個誌願，一是由勵學會出一種月刊，一是開一家小書店。現在東來書莊成立，開小書店的誌願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發生麻煩的事，因為蘇州沒有鉛字的印刷所，除非編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這有多麽不便呀！這時候，杭州倒已經有印刷所了，而蘇州還是沒有，向來蘇杭是看齊的，不免對此抱愧呀。
後來我們異想天開，提倡用木刻的方法，來出版一種雜誌。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來出雜誌，隻怕是世界各國所未有，而我們這次在蘇州，可稱是破天荒了。可是蘇州的刻字店，卻是在國內有名的。有許多所謂線裝書，都是在蘇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蘇籍的名公巨卿，告老還鄉後，有所著作，總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詩集，遺傳後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頗為不惡，而且很有幾位名手。
於是我們和蘇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覺得這是一筆很大的長生意，也願意接受。我們所出的那種雜誌，名為《勵學譯編》，大半是譯自日本文的。因為同社中有幾位對日文也看得懂，對於國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還征求留學日本的朋友，給我們譯幾篇，是一種幫忙性質，我記得楊廷棟（翼之）、楊蔭杭（號補堂，又號老圃，無錫人）都幫過忙，他們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那些譯文，都是屬於政治、法律的。至於稿費一層是談不到，大家都是義務性質，而青年時代，發表欲也頗為強盛。
《勵學譯編》是月刊性質，每期約三十頁，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日報，無論時事雜誌，都沒有兩麵可印字的紙（日報的兩麵印，是上海《中外日報》創始的）。所以我說三十頁，若以今日洋裝書的說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時洋裝書在上海還少得很，何況是蘇州呢。當時，稿子是要一個月前交給他們的，可以讓他們馬上刻起來。好在那些稿子，並沒有什麽時間性，都是討論傳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頁，不過兩萬多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