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齋譯書處的不能維持下去，就是它的經濟基礎不曾打好。當時一班有誌之士，提倡新文化事業，都是為了開風氣，並不是為了謀利潤，因此便不在經濟上打好基礎，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禮卿先生辦這個金粟齋譯書處，最初的動機，便是嚴又陵向他借了錢以譯稿為抵償，後來又有了葉浩吾的幾種日文譯本，如果不印出來，不是把它們凍結起來，成為死物嗎？所以他籌出一筆款子來舉辦，最低限度也要使嚴又陵、葉浩吾的幾部譯稿，可以早日出版。
這個譯書處，隻有他個人的資本，並非股份性質。而且沒有規定應用多少錢，沒有固定資本。用完了錢向他說話，又像是一種無限性質的，這個基礎就不穩定了。真是當時說的隻能耕耘，不問收獲。蒯先生是世家子，雖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帶點公子脾氣，他不知現代的出版事業，已成了商業化了。還像從前的名公巨子，出一部詩文集，贈送給人的這種玩意兒嗎？
但是我們當時對於這個譯書處，也寄以無限的希望的，鑒於嚴又陵的《天演論》足以哄動中國的文學界，以後關於嚴譯的書，一定可以風行海內，不脛而走。便是葉譯的幾部書，也是當務之急，雖然由日本文中譯出，而日文的譯本，不是現在正風起雲湧嗎？並且我的在日本留學的朋友，聽得我在譯書處，他們也來承攬生意，願意給金粟齋譯幾部書，隻要開哪一種類。如果出版的書，源源不絕，收回成本，繼續出書，不是便可以成為一個永久的機構嗎？
原來他們那些當外官的人，經濟是流通的，尤其像那班候補道。有了差使，可以揮霍；沒有了差使，隻好坐吃老本，那時蒯禮卿的十二圩鹽務差使，聽說要交卸了，繼續有什麽差使，卻還沒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緊縮譯書處的意思。可是金粟齋的開銷也不小，除了關於印書費用以外，我們幾個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還常常要當碼頭差使。有許多當時的維新黨人物，都跑到金粟齋來，是一個文星聚會之所。熱鬧是熱鬧了，花錢也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