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曆譯書處倦遊歸來，我那時又失業了。為了生計問題，我不能空閑無事。幸而我以賣文所得，少有積蓄，家用又極省，雖然蘇州的生活程度，漸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譯寫一部書，得百餘元，足供數月之用，亦頗優遊。那時蘇州興學的風氣已開，但私塾還是未滅，且有人勸我設帳授徒的，我再做教書先生嗎？無論如何，這隻冷板凳坐不住了。
東來書莊那時已成暮氣了，自從我到南京去後，我們勵學會的諸同人，除了戴夢鶴故世外，大半亦都離開了蘇州，如汪棣卿、李叔良、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學法政，有的學師範。祝伯蔭到上海，到了大清銀行為行員，後改為中國銀行後，他一直在那裏。
因此東來書莊無人管理，不知哪一位股東，介紹一位經理先生來，是位鎮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錢業中做過事，對於書業，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來問他：上海新出版的什麽書有嗎？他也不說有，也不說沒有，隻是昂起頭想。想了半天，再去翻書，實在他不知道這書到底有沒有，因為當時不流行把新出版的書，擺在外麵，須在書架上去尋。顧客看到他這種態度，早已等不及拔腳跑了。東來書莊資本小，不能多添書，別的書坊，也漸漸帶賣新書了。加以觀前街漸趨熱鬧，房東又說要加租，因此感覺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興趣也已闌珊了。我們於是加以商議，就此關門大吉，便把這個書店結束了。
關於蘇州興學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幾位開明的紳士發起的。那時候，清廷還沒有明令要叫各省開學堂咧，各省自行發動，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蘇州本來私塾最多，讀書人靠此為生，現在要把那些私塾廢止，改成小學堂，第一就是沒有師資，不要說那些冬烘先生無所適從，便是那班翰林進士出身的大紳士，對之亦覺茫然。於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氣的人，到日本去學習師範，回來可以當小學教師，這一班人大約有十餘位，而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