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所記之如瑤貢舶事，明清人記載極多。日人記載則多據中籍迻譯，雖間有疑其支離者，亦僅及派使者之為征西或幕府，對於事實本身，則均一致承認。
關於胡惟庸通倭之明清人記述，其主要事實多根據《實錄》及《大誥》，《明史》和《實錄》更不過詳略之異，大體一無出入。文中洋洋灑灑據口供敘述胡惟庸的罪狀，於通倭投虜事，僅有二句：
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34)
惟庸誅後數日，在宣布罪狀的演詞中，亦未提及通倭一字：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豈意奸臣竊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蠹，皆就殄滅……”(35)
於罷中書省詔中，亦隻及其枉法撓政諸罪：
癸卯，罷中書省，詔曰：“……丞相汪廣洋、禦史大夫陳寧晝夜**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賄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36)
即在十六年後，太祖和劉三吾的談話中，胡惟庸的罪狀，也不過隻是擅作威福和僭侈：
二十八年十一月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僭亂如此，殺身亡家。”(37)
惟庸誅後七年，始於所頒《大誥》中提及林賢：
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誥於臣民曰：“……帝若曰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劫倭舶，放居倭，惟庸私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賢將輔人亂，不寧於黔黎，誅及出幼子。”(38)